“棍子學術”的前生今世：以吳敬璉為例

作者：老田

棍子學術在中國廣為人知，就是指那些不靠“以理服人”，專門用各種強制手段壓服不同意見的學術樣式。一般而言，棍子學術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為依托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強勢。許多人把棍子學術的存在，僅僅歸結為權力的需要和權力對不同意見的排斥，這掩蓋了很多重要方面。根據老田的考察，棍子學術也常常贏得許多“專家”發自內心的酷愛，因為這樣的學術樣式意味著“以最低的投入和風險獲得話語權壟斷地位”，有些人就把棍子學術堅持了一生一世，例如吳敬璉先生就是這樣一個光輝典范。

一、棍子學術為什么可能

棍子學術為什么可能？這當然是因為人世間存在著各種權力，一些人就千方百計地去攀附權力，并把權力的作用引入學術研究領域，去追求高產出低投入。

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有非常深刻的認識，他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的頤年堂的講話中間說“教條主義是沒有力量的，它所以滋長，原因之一是共產黨當了政。馬克思、恩格斯批評杜林，列寧批評盧那卡爾斯基，所以要下工夫，駁倒了他們。斯大林不同，他當了政，所以他們批評不平等，很容易，象老子罵兒子。‘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批評不要利用當政的權力，需要真理，用馬克思主義，下功夫，是能戰勝的。用教條主義不能批評人家，因無力量，請看一下列寧是如何寫《經驗批評論》的。斯大林后來就不同了，不是平等地討論問題，不是搜集大量材料發表意見。有些東西寫得好，有些東西只是坐在山崗上，揀起石頭打人。”

其實毛澤東的認識，跟人們的常識一個樣，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那些“坐在山崗上揀起石頭打人”的，就跟那條跟在老虎屁股后頭的狐貍一樣。

二、棍子學術為什么難以根絕

根除棍子學術，就要求在說理的時候多下功夫，要費心費力去搜集證據和材料，要勤于思考，這就加大了意識形態工作精英們的勞動量，所以他們不是那么愿意和自覺，按照他們的本能，就是追求投入最小風險最低的棍子學術。

同時，即便是那些意識形態工作精英，愿意花時間和精力去鉆研，也還有一個是否能夠達成正確的認識的問題。西方人喜歡把一切學術技術化，或者理性化，認為僅僅是一個技術性的成長和積累問題。但是中國人積累了幾千年的認識經驗，知道正確認識一個最常見的障礙，反而不是技術性問題，而是個人主觀意志的自我遮蔽，所以總結出一個口號并留傳了上千年之久――“去私欲之蔽，見天理之明”。按照中國的經驗，認識不能實現，主要是由于自身的遮蔽。一般而言，西方人在認識上的看法大致上適用于自然科學領域，這個方面的認識錯誤，多半與知識積累不足和深層結構未得到揭示相關；而在中國，自然科學知識問題不是認識的主要對象，在社會問題上存在的各種主要錯誤認識并長期得不到糾正的原因，有且只有可能是利益和立場的遮蔽，而不可能是任何別的原因。

毛澤東時代棍子學術長期存在，意識形態工作精英們的立場是一個根本原因。由于他們自身利益最大化方向與時代主潮相反，因此不可能不對這一制度持敵視或者冷漠態度，一個方面使得他們不愿意花功夫深入研究“別人的問題”，另一方面他們由于自身的立場遮蔽也確實無法突出自身的視野遮蔽去完成認識進步，即便是經歷了毛澤東時代長期的群眾運動沖擊，也未能真格觸及他們的靈魂改變他們的立場。

馮友蘭自己很形象地述說了這個問題，他說在思想改造運動期間，自己去看那些人是怎么寫文章的，最后他總結的奧秘是找幾個馬列的句子，然后就開始演繹。在馮友蘭晚年的時候，他認識到自己確實沒有能夠改變自己的立場，真正把馬克思主義“化”為自身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所以他就再轉回自己的立場。在最后的轉變完成之前，馮友蘭的文章就是“假”的，在馬列的語匯下面造假，真實的思想和認識不是他發表文章所寫的那樣。馮友蘭究竟是研究中國哲學起家的，良知水平高于主流經濟學家們，他最后寫文章承認毛澤東當初寫信勸他“做學問以老實為好”是對的，毛澤東不是認為他不老實，而是認為他不可能很快實現“去私欲之蔽”。與馮友蘭一比，那些自我標榜“一貫正確”“長期受迫害”的精英們在良知上不無瑕疵，他們總是抱怨說自己是在壓力下說違心之言，或者在壓力下去搞棍子學術的。馮友蘭則坦承是自己境界不夠。

除了馮友蘭晚年的坦白之外，吳敬璉先生也是很坦白的，他在《吳敬璉》（陜西師大出版社出版）一書中間說，自己打一開始就“與49年之后的體制不融洽”，他還代表孫冶方說話，說孫冶方也跟他一樣。曾經發現胡風要一些人象孫行者鉆進鐵扇公主肚子里一樣，鉆進共產黨內部去等待時機，胡風那一批人沒有成功，但是吳敬璉成功了。而且在很多時候，吳敬璉還是最積極的棍子手之一，1964年學術大批判中間，彭真、康生等人領導學術大批判，于光遠等人積極行動起來組織批判孫冶方，吳敬璉和張卓元是兩個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學術模式進行對孫冶方的批判。

還有一個問題，棍子學術的危害為毛澤東所熟知，為什么不能除惡務盡呢？其實中間有一個結構性的困難長期無法解決，這一點先秦諸子就認識的很清楚了。韓非子在《外儲說右上》篇用一個寓言故事，非常深刻地揭示了棍子學術和貪官之所以能夠橫行霸道的奧秘：“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涂之，鼠因自托也。熏之則木焚，灌之則涂阤，此所以苦于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于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于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

在毛澤東時代，棍子學術總是把自身打扮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正宗，打扮成為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表，以此實現了精英們以最低投入而實現的最高話語權壟斷。而人們在起而反對棍子學術的時候，就往往被那些棍子手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極大地拉高了人們的反擊風險。

三、棍子學術在新時代的繼續發展

把別人說成是“三反份子”這一棍子學術模式，在新時期不再適用了。吳敬璉們與時俱進，創造新的詞匯，現在吳敬璉行使棍子學術最常見的說法也變了，他現在是把理論對手說成“打擊改革”和“想回到文革的美好往日去”。無獨有偶，著名漢奸馬立誠編了一本書《交鋒》，就是用“改革”和“反改革”的劃分方式，來看待中國的學術界的各種思想和言論的。經過新舊兩個時期棍子學術的對比，非常清晰的共同點就是保持與“官僚精英主流”的高度一致。著名非主流經濟學家楊帆說馬立誠的錯誤是：在九十年代還運用八十年代的問題視野來分析社會，其實馬立誠一點也沒有錯，棍子學術的要害就在這里，是楊帆教授“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在他誤以為馬立誠存在“認識錯誤”的地方其實正是棍子學術的精明所在。

一般而言，作為政府的一個基本任務是實施社會管理，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承擔管理成本終究有其限度，在農業時代能夠承擔的管理成本就很低。無論政府采用何種方式產生和組成，都是具有這樣一個功能性的作用和地位，無論是何種性質的政權――不管是傳統的皇權至上還是今天的政黨競爭――都有一個把政權持久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強烈需要。在這個意義上，管理需要熟練的官員，更需要一種肯定統治合法性的意識形態。

由于運行良好的管理權力結構和意識形態建設，都是要經過長期努力的結果，或者說建設成本很高，因此就難以任意替代，或者說管理技術和意識形態工作的積累總是有一種固定化到特定人群身上的趨勢，這樣精英們的“社鼠城狐”之故智就“千年有效”。在古代存在一個最高統治者，這個人也通常對那些社鼠城狐無可奈何，在今天社會管理高度復雜化的情況下，制約代理人就更加困難了。一個徹底的“換班子”，總是會意味著“控制權”和舊有意識形態后果――認同感――短期失效，這通常是對應著“天下大亂”；這是很高的社會成本，不管是對“最高統治者”還是對“民眾”而言，都不能成為第一選擇；所以精英們就有了選擇“為猛狗”而為所欲為的空間。

無論是什么性質的政府，都要對社會實施管理，管理的實施形式都是一樣的：通過雇傭官員去收集民間信息并執行政策和法令。管理有三種重要的成本：一是要有合適的官僚精英群體充任管理人員，二是通過官僚精英群體去收集管理信息并據以制定合適的政策并執行政策和法令。一個合格的官僚精英群體所搜集的信息，是“最高統治者”或者其他什么人制定政策的基礎，而離開了實現特定的官員群體，所有的“最高統治者”難免都成了聾子和瞎子，這是管理的信息成本所在；而為了實施政策和法令，也必須要通過各級官僚精英群體之手進行。

即便是存在一個最高統治者，由于存在著管理成本和信息成本，他自己一個人的精力是無法掌管全盤事務的，總是得通過雇傭官員地承擔日常管理事務，要雇傭意識形態官員（在古代還不太重要，在今天則特別重要）去告訴人們現實和未來是什么樣子，不要輕易造反。在理想狀態下，官員和意識形態工作人員是沒有自身利益的，這樣他就能夠在自己技術能力和知識所能夠達到的水平上去工作，包括搜集信息和執行政策兩個方面，問題在于官員是有個人利益的，而對于政權本身而言官員也只是一個代理人性質，在選拔僚屬的時候，常常“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害，亦猛狗也”，為了自己的利益建立各種利益同盟關系搞各種性質的“獨立王國”，把上下級關系變成父子貓鼠關系，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

為了降低官員和意識形態工作人員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風險，除了與上下級結成利益同盟關系之外，還需要把自己的利益打扮成為“國家利益”的化身，說自己就是“最高統治者”的代表，把個人私利與政權捆綁在一起，把風險轉嫁給整體政權，使得反對他們自己私利的時候就需要面臨強大的政權本身，從而加強自身的追逐利益的能力，同時降低風險和成本。而站在體制外的角度去攻擊腐敗官員和意識形態工作者，確實就有質疑政權合法性的問題和困難，因為對方就是利用被賦予的權力謀私的，而且也難以從官僚精英群體的結盟關系中間把貪官單獨分離出來處理。

對于最高統治者本人而言，他當然不喜歡官員把自己的私利參合到執行行為中間來，但是他有一個現實的困難是：更換并培訓出合格的官僚精英群體需要很高昂的成本，結果最高統治者也只有得過且過地服從“管理成本”難以克服這個巨大的門檻。貪官和棍子手的生存空間，與最高統治者的信息成本、管理成本成正比，“最高統治者”的識別能力越差，合格的候選人越少，貪官和棍子手被更換的可能性就越低。

在管理成本難以克服的情況下，更換官員和強力引入監督機制，總是意味著對管理體系的破壞和管理權威的質疑，必然帶來管理效率的下降和某種程度的失控可能，如果不愿意承擔這樣的成本和風險，貪官和棍子手的安全性總是很高的，這就是為什么毛澤東說要天下大亂才能帶來天下大治的原因，這個話的主要目標是表述愿意承擔更新組成人員的成本和風險。由于通常情況下人們不愿意承擔“大亂”的社會成本，因此棍子學術和貪官的同盟就總是存在，棍子學術和貪官的同盟關系被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間命名為“黨閥”和“學閥”。由于中國今天主流經濟學家們自認為沒有替代他們的人群存在，新的合作意識形態一時建立不起來，政府又絕對不敢承擔“天下大亂”的風險，所以他們有很大的作為空間，對有利于多數人利益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概念，這些棍子手沒有任何熱情，甚至還要反過來以改革話語相威脅，這說明棍子手和貪官的整合基礎只能是：少數人利益最大化或者投入最小化。

個人網頁：xuezhe/laotian

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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