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2005年8月5日）

       今年4月，中國人民積蘊已久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怒火，終于像火山噴涌一樣地爆發了。日本右翼勢力修改教科書、為侵略中國辯護，并進一步圖謀取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這些都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憤怒，導致了中國反對日本圖謀的全國性群眾抗議浪潮。示威的怒潮不僅狠狠地教訓了日本的右翼勢力，而且也沉重地打擊了國內的賣國勢力。這場偉大的群眾性愛國熱潮已經使政治外交上的賣國主義成為萬眾痛恨的可惡罪行。

       政治和外交上的賣國主義鼓吹“對日新思維”，要中國人民向日本的侵略行徑投降，現在已經遭到全國人民的唾罵。但是僅僅反對政治和外交上的賣國主義還遠遠不夠，我們還應當進一步反對經濟上的賣國主義，因為經濟上的賣國主義更危險、更可惡。

       所謂經濟上的賣國主義，就是犧牲中國人的經濟利益以幫助外國人致富，主張將中國變為受外國人掠奪的經濟殖民地。這種賣國主義的精髓，早被前清的統治者一語道破，那就是“寧贈友邦，不與家奴”，“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而這種經濟賣國主義的具體表現，一方面是放任甚至支持外商和外國企業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投資，將中國的企業都讓與外資經營，讓外商控制中國的關鍵行業、甚至控制整個中國經濟，另一方面則是放棄對中國企業的市場保護，放任甚至鼓勵外國產品占領中國市場，消滅中國國內的民族產業。

現代版的經濟賣國主義已經修改了過去的策略，改而打起了“自由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旗號。但是這種“自由”的旗號并不能掩蓋其賣國的本質。一個落后國家實行這樣的“自由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害處，我在《混亂的經濟學》中已經作了詳盡的論述。那里已經說明，這樣的“自由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會使落后國家在經濟上永遠落后、永遠受發達國家控制。經濟賣國主義者們所說的所有“自由”，實際上都是要讓外國人自由地從經濟上控制中國。

經濟上的賣國主義之所以更危險、更可惡，首先是因為它為讓外國資本家牟取暴利而犧牲了中國人的經濟利益。更為危險的是，經濟上的賣國主義為政治上、外交上的賣國主義提供了論據，不僅支持了政治上、外交上的賣國主義，甚至成了政治上、外交上的賣國主義的一個主要支柱。

近代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始。而英國殖民主義者為他們發動這場戰爭辯護的主要理由就是，要以武力“保護”與中國“通商”的英國商人。當然，英國人要保護的實際上是向中國販賣鴉片的毒品販子，但是為英國政府的這種戰爭行為辯護的人卻說，英國政府的戰爭目標是要爭取與中國在“平等”的地位上進行“正常的貿易”。中國的一些跟著西方人鸚鵡學舌的“學者”，更把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動機說成是“爭取自由貿易”。確實，從經濟賣國主義的立場來判斷，既然 “對外自由貿易”重于一切，英國以武力來教訓教訓不允許毒品自由貿易的中國就是理所當然的，政治、軍事、外交上的賣國不僅無罪，而且有功。

中國人痛恨力圖恢復帝制的袁世凱，因為他不僅想竊國稱帝，而且賣國。一般人指責袁世凱賣國的主要根據，是他于1915年接受了日本的秘密條款“二十一條”。但是，仔細看一下日本人提出的這個“二十一條”，其中有半數不過是要求在中國領土上投資辦企業的權利，如“中日合辦”由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組成的“漢冶萍公司”等等，連袁世凱都不敢完全接受的“二十一條”第5部分，其中有些條款也不過是要求將武昌、南昌、杭州、潮州間的鐵路建筑權讓與日本。按今日經濟賣國主義者們的“經濟開放觀”，“二十一條”中的這些條款只不過是要求允許日本在中國進行投資，這種投資正是中國求之不得的，應當熱烈歡迎才對，怎么能說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呢？接受這樣的“二十一條”的袁世凱更不可能是賣國的了。這樣，經濟上的賣國主義就為政治上的賣國主義作了最有力的辯護。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中國進行了全面的侵略戰爭，這場戰爭開始于1931年的“918”事變。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辯護的日本人至今還強調，日本并沒有想滅亡中國，只不過是由于中國不承認并“侵犯”日本通過“918”事變占領中國東北而獲得的“權益”，雙方的不斷沖突才導致了中日爆發“全面戰爭”；而日本之所以發動“918”事變占領中國東北，也是由于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統領的東北軍閥不尊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經濟權益”，這些“經濟權益”也就是日本在中國東北投資開發資源、建設和經營鐵路、建設和經營工廠等等。

用這些人的話說，日本在中國東北所要求的“經濟權益”，不過就是日本在中國東北投資并開發和出口東北的資源和產品。按經濟賣國主義者的論調，這正是中國人、特別是中國東北人欲求之而不可得的，日本人為保衛這么美好的一切而發動戰爭，“武裝進入”東北，簡直是干了一件天大的好事，何罪之有？張氏父子放縱東北軍以武力阻撓這一切實現，才是罪莫大焉。

平心而論，這種為日本侵略中國辯護的論調，也確實有一些“事實根據”：甲午戰爭之后，日本在中國東北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和經商活動，取得了在今日遼寧的南滿、安奉兩鐵路的控制權。日本當時在沈陽的駐軍，采用的是“保衛日本人擁有的南滿鐵路”的名義。1915年日本人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其中就有要中國政府承認日本在南滿洲開礦、使用土地、經營工商業之權、延長南滿、安奉兩鐵路交還期等條款。張作霖、張學良也確實有將日本勢力排擠出東北的意圖和行為，“918”事變前在東北被東北軍殺死的日本特務，名義上作的也是“調查資源”的商業行為。連“918”事變本身，日本軍方也硬說是因為東北軍炸毀了由日本擁有的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日本軍隊的侵略行為是“自衛還擊”。

當然，現在事實真相已經清楚：“918”時炸毀南滿鐵路路軌的是日本關東軍，其目的就是挑起事端以便侵占東北。盡管如此，日本方面的這種陰謀活動表明，他們還是想把中日之間的爭執說成是“經濟糾紛”，是中國不讓日本在東北自由投資、不保護日本投資者所造成的。按照這種說法，如果中國經濟上完全開放，任憑日本人自由投資、嚴格保護日本來的“外國投資者”，日本就根本不必以武力侵略中國，中日之戰也不可能發生。

而經濟上的賣國主義所主張的，恰恰就是放任甚至支持外商和外國企業在中國自由投資，將中國的企業都讓與外資經營。以他們的主張衡量，日本人當時的要求是完全正當的，中國方面特別是張氏父子阻撓日本在東北的經濟擴張是罪不可赦，挨日本人的打當然是咎由自取。日本“進占”東北乃自全中國都不是“侵略”，而是維護全人類經濟自由的正義行為，是替天行道。你們中國人到現在還控訴日本人“侵略”，那全是因為你們思想守舊、不開放，拒不“與國際接軌”，叫日本人教訓了一頓，死了那么多人，真是活該！

上述這番“論證”絕不是我一個人的發明。我敢保證，你翻開日本右翼為日本侵略中國辯護的書，那上邊寫的肯定就是這樣一些東西。而這套“理論”恰恰是由經濟上的賣國主義所必然得出的結論。正因為如此，經濟上的賣國主義實際上是為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一切侵略行為、特別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作了最有力的論證。

由于經濟上的賣國主義有如此之功效，那些想奴役中國的外國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才熱衷于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培植經濟賣國主義，其主要手法就是宣傳無條件的“自由貿易”、“投資自由”，把一切妨害這種自由的行為都說成是“人類公敵”。利用“自由貿易”和“投資自由”的教條，西方的新老殖民主義者把他們對中國的一切侵略行為都合理化，說成是伸張正義；也正是利用這種教條，日本的帝國主義者們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說成了合情合理的行為。

這樣利用“自由貿易”、“投資自由”來為外國的經濟侵略辯護的觀念，傳到落后國家的洋奴們那里就變成了經濟上的賣國主義。在中國最近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經濟上的賣國主義成了誘使少數中國人賣國的主要因素。循著這條以經濟上的賣國主義來為整個賣國主義論證的思路，中國國內的某些人按照英國人的腔調來為英國發動鴉片戰爭辯護，甚至學著日本人的說法來為日本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辯護。

從經濟上的賣國主義走向全面賣國的思想是如此有力，以致某些中國的學者按照日本和臺灣的“流行”觀點來翻中國古代史的案，把明朝勾結日本人當“倭寇”的海盜頭子、大漢奸王直說成是“推動歷史進步”的英雄，理由是王直的海盜行為是明朝廷的海禁政策逼出來的，王直作倭寇有利于中國轉向對外自由貿易，發展資本主義。連這些倭寇當時在中國沿海的大肆燒殺搶掠，也被說成是有利于推動向著自由貿易的“歷史進步”而不得已之為！經濟上的賣國主義一旦控制了人的頭腦，就會使人像這樣把最大的罪惡當正義，公然為對自己同胞的燒殺擄掠奸淫唱頌歌！

由此看來，今日要保衛中國人民的利益，打倒賣國主義，首先就要反對、批判、打倒以致根除經濟上的賣國主義。在我這個經濟學家看來，經濟上的賣國主義比別的賣國主義更危險、因而更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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