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怎樣才能得出“中國在變好”的結論
冼巖先生在《很難得出“中國在變好”的結論》中說道：“當代中國正站在十字路口和中間地帶：繁榮但潛伏著危機，發展卻未能進入良性循環軌道。向上，可能形成良性發展的內在機制；向下，則將跌入亂世或軍管的黑洞深淵。”
洗巖先生指出中國的發展未能進入良性循環軌道，這一點很重要，但究竟如何使中國的發展進入良性循環呢？
根據中央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新目標，要想讓中國進入良性循環，也就是要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個體的價值體系與社會的價值體系之間形成一種“超循環”，并以這種“超循環”主導社會生活過程。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生活就趨向于和諧，我們也就可以得出“中國在變好”的結論了。
相反的，如果聽任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超循環”控制了社會生活過程，社會生活就只會日益惡化，兩極分化不斷拉大，坑蒙拐騙不斷增加、貪污腐敗禁而不止，如此等等，都是自然而然地必然地要出現的。隨著社會環境的荒漠化，自然生態環境也要日益荒漠化，于是這個地球就越來越不適宜人類居住，以至于余虹先生急于逃離這個星球。
在這種情況下，有人主張道德建設，這也是人們挽救這個荒漠化過程的一種努力。但由于道德沒有深入到人的價值體系深處，不能改變人的行為方式，也就沒有能力打破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超循環”過程，于是便出現了這樣一種狀態，道德的調門越來越高，社會的荒漠化越來越嚴重。
于是，如何瓦解舊價值體系的“超循環”和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超循環”就成了問題的核心。在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任務的面前，人們的表現是各不相同，可以分為這樣四類：
第一類人如余虹，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舊價值體系“超循環”的存在，但卻感受到它的暴虐，于是孤獨地與之抗爭，用生命與之相搏，決絕地表達自己的厭惡。這種做法令人同情，但無濟于事。
第二類人如冼巖先生，也沒有意識到這個舊價值體系“超循環”的存在，也感受到它的暴虐，他們處在這個“超循環”之中，卻把自己當作局外人，發表一些智叟式的空論，沒有辦法改善這個過程，等待著其他人來采取行動。
第三類人也沒有意識到這個舊價值體系“超循環”的存在，但卻對這個“超循環”所帶來的后果感到滿意，安于家居，他們認為這就是人類的正常狀態，于是便堅持認為“中國在變好”，他們所出的主意，都是推動舊價值體系“超循環”過程進一步發展，使中國進一步變壞。
第四類人從舊價值體系“超循環”所造成的惡果中，日益清醒起來，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扮演著愚公的角色，一是努力找到社會荒漠化的根源，二是努力找到救治的辦法。當這一類人越來越多，越來越緊密地凝聚在共產黨的周圍，行動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使之形成“超循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能得出“中國在變好”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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