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決反對國內新自由主義者不切實際的政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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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小林:所有制結構、市場和勞資關系——兼評國內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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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繼東(洛.埠.彩.花) [130044:9987], 03:23:17 06/0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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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結構、市場和勞資關系

——兼評國內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

夏小林

2005年05月24日 來源：《經濟參考報》

　　本文提要：中國改革開放中的所有制結構政策取向，既不同于老牌的資本經濟體，也不同于取消了社會主義方向的轉軌國家，不應該以資本經濟體和放棄社會主義方向的轉軌國家的所有制模式為中國改革的參照系。正確處理發展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關系，關鍵是要在十六大報告和16屆三中、四中全會決定的框架內，討論和處理國有資本收縮戰線、國企改制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問題。國內外的實踐表明，頹勢已現的新自由主義在所有制結構、市場與國家關系和勞工政策上的主張不足取。

　　20多年來，先后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積極實行全盤私有化政策的英國一類國家、轉軌國家和一批發展中國家中，這些年來都出現了政策上、思想意識形態上進行反思或者糾錯的“回頭浪”，新自由主義開始黯然失色。

　　在這種背景下反思中國改革、開放中的所有制政策這個核心問題，可以說，其基本特點就是與全盤私有化和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所有制轉軌選擇相反，與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相反。中國的所有制政策取向，既不同于老牌的資本經濟體，也不同于取消了社會主義方向的轉軌國家，而是采取了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國有資本有所為有所不為，股份制成為國企改制的重要形式，同時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積極發展各種非公有制經濟的所有制結構政策。中國的這種做法，基本上反映了國內所有制結構這些年來的變動趨勢和現狀，吸引了世界的眼球和善意的希望。雖然，這種獨立特行的政策還面臨著許多的問題有待破解，但是，國有工業企業狀況持續的逐步好轉表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所有制結構改革和國企改革是有希望的。改革可以促進國企提高效率和增強競爭力。而各種疑難問題總是處在不斷的解決中。例如，關于國資流失的討論還在進行中國家國資委關于治理國資流失的文件就已經密集出臺，其中包括管理層收購的適用范圍和出了問題要追究個人法律責任的規定。再如，中航油、中行、建行和農行發生問題后，也導致國企管理和監管方式的進一步改進。

　　當然，一些地方發生的一些“賣光”和亂賣國企的案例也在提醒人們，在特定的意義上講，國企的成敗或生死，在目前的體制下取決于政府。如果哪一級政府陷入了新自由主義的產權理念，千方百計甚至違規違法地賣光國企是必然要發生的事情。引入新自由主義的公共選擇理論來看這些政府官員的決策過程，我們看到，他們的行動缺乏程序上的合法性，在這里新自由主義被閹割了：私人產權理論的勝利和公共選擇理論的失敗互為補充，而合法程序的頂替者是某些官員身上表現出來的封建式專權。在俄羅斯和東歐國家，這被學界稱為精英、權貴主導的私有化。民眾是被排斥在決策之外的。所以，國內外的正、反經驗表明，在所有制結構調整、國企改制和出售國資中，完善規則、程序和吏治非常重要。同時，也要防止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在體制內部的思想影響。

　　現在的一個問題是，2004年來圍繞中央政府的所有制結構政策，體制內、外又比較頻繁地發出了另外一種聲音：或者將中國所有制結構的取向定在用15－30年的時間來讓自然人產權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上，或者將其參照系定在歐、美市場經濟中國有成分在7－10％和1％的模式上，或者定在葉利欽時期俄羅斯、東歐國家取消社會主義目標的所有制模式上。這種援引資本模式和失敗的轉軌模式來“啟發”我國的改革和開放是不妥當的。因為，現在中國還堅持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目標。而且，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經驗表明，真要這樣走，中國已經形成的非公有制經濟在總體上也難免不得安寧。因為，在俄羅斯，逆取資產者不善順守，這些人往往是千夫所指的暴發的大寡頭，無助于形成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局面。安分守己的中小企業得不到有秩序和穩定的經營環境。在東歐國家，國資基本賣光，外資主導，民族資本沒有地位。外資銀行對當地企業的貸款利率是一般市場利率的2倍。在謝·格拉濟耶夫寫的《俄羅斯改革的悲劇與出路-俄羅斯與新世界秩序》和卡齊米耶日·Z·波茲南斯基寫的《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中，兩位作者列舉的大量事實刺破了俄羅斯和東歐國家轉軌“成功”的神話泡沫。而更為重要的是，它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提醒我們，處理國有資產存量是改革和開放的真正高風險區。目前中國正在加速步入這一領域。因此，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正確處理國有資本的布局，正確處理國有資產的買賣，正確處理發展公有制經濟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包括外資）的關系。

　　有人建議國有資本退出競爭性領域，特別要從能夠盈利的領域退出，認為國有經濟與社會主義沒有關系，這也是不妥當的。并且，這很容易導致賣光工業類國資的結果。

　　首先，我國的產業集中度低下，競爭關系普遍存在，“退出競爭性領域”可能導致賣光工業類國資。按39個工業行業計算，95％的工業行業都是競爭性較強的行業。唯一處于高位壟斷的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中，國企之間、國企與非國企之間也在激烈競爭。而且，其中的大型國企已經上市成為理論界所謂的“非國有企業”了，賣出部分股權了。唯一處于中位壟斷的石油加工及煉焦業中，國企已經進行了股份制改制，其他非國有企業的產出比重低下，但戶數的比重在85％左右，也存在激烈的競爭。其余37個行業都是競爭性更強的行業，其中包括電力、自來水和煤氣行業。在這樣的市場結構中，讓國資退出競爭性領域，等于基本取消了工業行業中的國有企業。這之后，完全可以依據英國在自然壟斷行業私有化的理論和建議，依據已經賣光競爭性行業中電力等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企業的先例，再輕而易舉地賣光兩個高位壟斷行業中的國有企業。并由此而及其他。最后，工業中的國有資本都“光榮”了，競爭性的流通、服務行業也賣光了，國家還留下其它一些正在競爭中的銀行和電信企業等，這與資本經濟體和東歐轉軌經濟體的區別也就不多了。但這并不是中央和政府的所有制結構目標。

　　其二，競爭性領域中存在的戰略性國企和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國企并不少，例如重要的電子通訊、電器機械、運輸機械、電力企業等。“國資退出競爭性領域”等于國家放棄這些重要的企業。

　　其三，如果在競爭性領域中有一批國企能夠賺錢，反哺于民，有何不可?這還有利于保持社會公平和公正，防止過量的生產性財富在少數人手中集中并導致相應的政治后果，防止政府的二次分配善舉在高速增長的基尼系數后面成為杯水車薪。維護、保持社會公平和公正，這也是國企、國資的一種功能和“控制力、影響力、帶動作用”的體現。1999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37，且增速甚高，對未來構成風險。近期，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香港科技大學的合作調查，大陸地區的基尼系數已經上升到了0.53-0.54左右。當年正是在這種收入差距下，拉美國家開始了“不可持續增長”的局面并延續至今，并在后來激發了新的國有化舉措和工人接管、經營工廠的運動。

　　其四，退出或者賣光了之，這只是一家之論。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十多年來一直公開批評私有產權迷信和市場迷信。西歐國家私有化20多年，國家資本仍然沒有賣光，競爭性領域仍然有國企。德國銀行中的“公有成分40%”。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OECD國家規制-自由市場指數方面高居第三位的芬蘭（擁有520萬人口，相當于我國的一個小地方），目前在競爭性領域仍然存在一批國有企業，它們“是高效和有創新的”。芬蘭的經濟學家認為，這些“國有企業并不是那么糟糕，其存在并不是有害的”。而成功渡過了亞洲金融危機的臺灣地區的銀行中“公有成分”竟達到57%。今天的世界兩極分化加，各種社會矛盾深化，私有化從來不是藥方，倒U型分配改善規律從來是假設，世界合理的未來的取決于大膽的創新，創新的社會主義未必沒有前途。

　　其五，假定全退出、全賣光，錢和管理者從那里來？廉價或無價的MBO？銀行貸款？反正是空手套白狼。而這也正是反映了賣難的困境，以及某些人渴望、追求不付錢或者少付錢的MBO的原因之一。或者，外資主導？這并不是“偽命題”，反而是沉疴難返“拉美化”和“東歐化”。

　　與所有制政策上的不當主張相呼應的還有，在國家與市場關系上對“放任主義”的推崇，認為政府的宏觀調控不如讓市場調節；在收入分配問題上反對政府對初次分配的干預，主張政府停止干預勞動力要素價格的形成，消除所有限制勞動力市場的政策和制度，有人干脆直接抄襲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反對為最低工資立法，說這是“偽善”和“造作”。

　　關于前者，諾貝爾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從古典經濟學的原始文獻中都發現了批評其不合理的根據：“甚至亞當·斯密本人，雖然堅定地注重在市場可以有效運作的情況下使用市場（而且反對一般地否定交易和市場），也毫不猶豫地研究在什么經濟情況下可以合理地施加對市場的特定限制，或者在哪些經濟領域內迫切需要安排非市場機構來補充市場的運作”。

　　另外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根據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也對虛偽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提出了尖刻的批評，提醒中國人注意：

　　“向別人學習包含著比聽取他們所說的更加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要求仔細地觀察他們在怎么做”。如果他們進行正確的宏觀調控、實行產業政策，但不鼓勵你這么做，就要小心了。

　　對于后者，剛剛出版并吸收了新自由主義分析內容的美國的《當代勞動經濟學（第6版）》也持否定態度，并坦稱，首先，在美國存在“政府通過法律和法規對勞動力市場的直接干預”。政府不斷完善有關法律法規，嚴格勞動執法，私營部門工人年均加班時間非常少，加班費和最低工資制度都等能夠落實；1983-2000年，工會成員比非工會成員的工資優勢是15％，并且享有范圍更廣、總體水平更高的各種附加福利。

　　而在2003年出版的《中國私營經濟年鑒》中，全國性的調查表明，在私營部門中已建工會和未建工會的企業的工人待遇差別并不明顯。其它調查反映，工人的合法權益受到雇主的侵犯現象相當普遍，其中突出的問題包括勞工的工資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經常長時間加班，還拿不到加班費，等等。地方基層政府和工會失靈的例子俯拾皆是。這幾年來，關于勞資關系失衡的信息越來越尖銳。中央政府一再強調要加強干預，并直接為農民工討薪就是一例。高法積極準備進一步介入勞資爭議處理是又一例。在這種情況下面，為什么還要求政府不干預初次分配，并“停止”干預勞動力市場？新自由主義的極端理論和英國“鐵娘子”主張完全由市場機制調節勞動市場，取消最低工資、實行壓制工會和降低工資的反勞工政策，在其他學派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首腦中實屬罕見。其結果并沒有提高英國的競爭力，反而成為保守黨下臺的一個重要原因。英國工黨執政后在這方面堅決地進行了撥亂反正，如恢復了最低工資制度，完善了協調勞資關系的法律法規。國內外的經驗表明，通過政府直接干預勞動力市場，建立有效的三方機制，在企業層面處理好勞資雙方的收入分配和其他勞動條件問題，是一個非常大的社會問題，關系到能否在微觀層面的初次分配中奠定社會公平的基本制度保障。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僅僅滿足于以“工業貧困人口”替代“農村的更貧困人口”、以“貧困的就業人口”替代“無業的貧困人口”，并不是富有遠見的政策選擇，也不能實現公平的經濟增長。

　　其次，美國政府還通過大量雇用人員來“參與”勞動力市場，解決就業問題。2000年，在美國政府工作的人員超過了在制造業工作的人數。政府雇員占總就業量的約14％。在50年中，政府部門就業的絕對量是增長的。由于聯邦政府部門雇員工資水平高于私營部門13％-20％，實際上對私營部門的工資水平起到了一種競爭作用。

　　所以，政府對初次分配進行干預，包括對勞動力市場進行干預（和“參”
）是市場經濟中的正常現象。否則，這個領域中的“市場失靈”會導致嚴重的社會沖突。所以，雖然美國有新自由主義者反對最低工資制度，美國政府根本就不理睬，包括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里根總統。道理很簡單，誰也不愿意自家的內院再度起火。1993-2002年，我國勞動爭議案件年均增長36.3％，涉及人員年均增長41.3％，非國有部門是重災區。就業形勢也很嚴峻。政府不干預（和“參與”）勞動力市場將會發生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中國要穩定、要發展，必須反對新自由主義不切實際的政策主張。同時，對在勞資關系中長期存在的偏袒資方的“政府失靈”現象要下力氣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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