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田

 一些精英階層的喉舌，總是擔心政府搞“殺富濟貧”的政策，北大的厲以寧教授早就呼吁過了。因為“三農問題”在學界和媒體中都備受重視，對政府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輿論壓力，因此前部長級高官劉吉就猜測：最有可能的“殺富”政策會因為要解決“三農問題”而采用，他很擔心這個事情，就寫文章說絕對不能實施“拿城市補助鄉村”的政策，劉先生為了提高文章的說服力，還捏造了一個小小的謊言說歐美等國家都沒有這么干的。不管怎么說，擔心政府剝奪富人，已經在“富貴喉舌”們中間形成了相當共識，成了他們共同的心病。

 雖然這些高人都明白地表達了他們的擔心，也盡力呼吁，這些人也很有些影響，但是以此去防范“殺富濟貧”政策的最終推行，都只能說是“揚湯止沸”的招法，因為窮人特別是龐大的農民群體的貧困問題依然存在，只要這些問題不解決，終歸是要在輿論和政治現實中間表現出來，難免要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影響政府決策的可能。因此要尋求一個釜底抽薪的解決辦法，這個方法必須真正有助于窮人處境的改善，又要避免精英們所擔心的“殺富”政策，以三農問題為例，就是要尋求一個“國家不給錢也能解決農村問題”的方案。只要有這樣的方法存在，想來精英們也不會反對，假如他們的腦瓜子沒有進水的話。

 老田前不久參觀了蘭考，那里有六個農民合作社，這些合作社都有掛職副縣長何慧麗在背后操縱和策劃的痕跡。按照何慧麗的說法，這些合作社不同于毛澤東時代政府推行的人民公社，也不是完全民間意義上的農民自組織，而是“外發內生型”的組織，合作組織的啟動階段有外部的強大介入，主要是人力資源意義上的志愿者影響，而只有很少量的資金扶助。

 在今年五一長假期間，何慧麗“利用”河南大學三農發展研究會的學生，要他們去村子里做鼓動工作，一文錢工資不給，還要學生們堅持“紅軍路線”，用這樣的活人現場表演，去“教化”已經被精英輿論改造得徹底原子化的農村居民。然后就在鄉村尋找有服務公眾事業的“本地精英”，動員他們出來為人民服務，主動擔負組織村民合作的管理事務。這些村子的生產基本上還是嚴格按照改革精英們的意愿，保持原子化的狀態，主要的成就目前還是停留在“文化活動”的水平上，在幾個村子里組織起腰鼓隊和秧歌隊，幫助農村內部的弱勢群體婦女和老太太們組織起來，進行文化娛樂活動，鍛煉身體。據老田所見，這些參加活動的人，他們的精神面貌有很大的改變，在老田的印象中間，農村人本來是相當靦腆的，尤其是羞于在人前作表演，這一次現場參觀看了兩個村子的腰鼓隊表演，很讓老田吃驚，水平高低權且不論，讓他們敢于走出來，就已經是相當了不起的成績。

 在幾個合作社的積極分子座談會上，還有一個中原油田的退休工程師的發言，也很讓我吃驚，他說自己住的大院外面就是一個洋教堂，許多村民老遠來參加禮拜活動，他自己去翻檢過教堂的宣傳材料，除了一點點教人行善的內容之外，大量的都是教人要相信主，是主給了我們一切。他還說到農村人的閑暇時間很多，但是沒有健康的文化和娛樂活動，許多農村婦女老是“傳閑話招惹是非”，還有很多人打麻將混日子，基督邪教也趁虛而入去占領農村陣地。他說自己要在風燭殘年，去參加一場“爭奪農村陣地”的文化戰。他還說自己的退休工資夠花了，無所求，自己走進農村之后，發現農民也非常歡迎健康的文化娛樂生活，他自己是“破鑼嗓子會唱歌”，農民聽了還特別愿意學，他去農村教一些腰鼓和秧歌動作，農民特別熱情還“車接車送”，他說自己越干越有勁，要培養接班人走向全國。

 幾個村子的合作社積極分子，都感到要在經濟上進行合作有巨大的困難，關鍵是在這個精英們控制輿論的環境里，所有的理論和宣傳都是教人自己顧自己，否定集體努力和共同利益，輿論上特別不利。大家都談到合作社的成功，要求一個“堅強的領導班子”，有了這個即使一后沒有何縣長的支持，也不會垮。目前合作社在經濟上的合作還很少，南馬莊合作社準備集體種植“無公害稻米”；最有雄心的是胡砦合作社，已經成功地引種了早熟南瓜，還打算在灌溉等方面實現集體配備機井和抽水設備。根據合作社調查的資料，機械的重復購置浪費很大，胡砦216戶人家，機動車已經購買了195臺，幾乎每戶一臺，水泵150部，每年的使用小時數都很少，造成極大的浪費，如果是進行協作生產的話，只要幾分之一的投資就可以達到更高的機械化水平。

 合作生產的利益空間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基本上不需要國家的資金扶持就能夠解決很多問題，而合作的關鍵問題在于合作過程的管理成本難以解決，合作社在管理上沒有國家的權威賦權和支持，而精英們控制的主流輿論都是瓦解合作并鼓吹個人主義的，這就要求在農村的小環境里去復興合作的文化，這個合作文化還要隨時抵御內部和外部的個人主義，目前合作文化的建設，主要是靠文藝活動來進行的，在集體的文娛活動中間，依據個人的感受，很容易打通個人與集體利益之間的區隔，所以孔夫子最重視“寓教于樂”――不需要說理而只要舉行集體娛樂活動，就可以實現“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當然合作社還要加上適當的內部管理和協調，合作組織才能夠穩定存在。何慧麗很擔心在自己掛職任期結束離開蘭考之后，合作社的前景和發展問題。

 我個人認為，新的中央要建設和諧社會，中國的窮人著實不少而且大量集中在農村，而精英喉舌又反對對他們進行資金上的扶持――“殺富濟貧”――政策，因此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尋求一種“給窮人以不要錢的幫助”。從蘭考農村的合作社實踐看，確實不需要花很多的錢，也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外部資源，通過激發農民之間的合作，就能夠為許多棘手問題提供很好的解決方案。根據戰國時期燕國曾經樹郭槐為榜樣（為他修筑黃金臺）的成功治國經驗，考慮到何慧麗在蘭考掛職期間對合作社的推動作用，建議中央樹立何慧麗為榜樣，并發動一個宣傳高潮，在“保鮮教育”中間作為樣板號召全國的黨員學習她，這樣的政策想必富人和那些為富人說話的人，都是不會反對的。只要中央發起這樣的宣傳活動，想必也能夠吸引更多的“精英賢達”去參與這樣的活動，而不僅僅把“爭奪農村文化陣地”的事情丟給退休工人；同時這樣的宣傳，也是支持各地農村的“本地精英”大膽站出來，為多數農民的利益主動承擔起合作社的管理事務，在合作的道路上去低成本地緩解三農問題，這大概也可以減輕富貴人家對中央的懷疑：他們總擔心中央謀劃著要搞“殺富濟貧”。

 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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