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 打 《 萬 科 》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家》編輯部）
《萬科》是我比較喜歡的雜志。盡管《萬科》并未公開發行，然而拜“萬科”房地產大名之賜，這本裝幀精美的雜志不知是否有如其老板一樣能吸引公眾的眼球？不管怎么說，在我看來，比起不少“用真名說假話”的八股期刊，《萬科》的文風清新、幽默，比較率性而且前衛，可讀性強，其中也不乏有深刻的佳作（我就比較喜歡郭梓林和縹緲先生的文章）。作為同行，我對這本刊物期許較高。當然，期許較高，故而有所挑剔。以2005年第4月18日出版的《萬科》為例，我對其中的幾篇大作就不敢恭維。由著性子寫下來，不成體統，話語也難以“中規中矩”，是謂“散打”。如有得罪，還請海涵。
曼德威爾“徹底改變”了什么？
在專題文章《精英的聚會》中，作者告訴了我們一個驚人的消息：“自基督教早期以來，有錢人一向是經濟理論中的反派”（11頁），然而“這種把旨在國家財富歸功于貧窮階級的說法，一直到1714年終于被打破。那年春天，倫敦醫師曼德威爾出版了《蜜蜂的寓言》這部以韻文探討經濟議題的作品，以此徹底改變了一般人對貧富階級的觀察”（10頁）。這本書證明，“國家的繁榮是富人的功勞，窮人只扮演了無足輕重的工具性角色”（11頁）。
《蜜蜂的寓言》真有這么大的力量？我深表懷疑。據我淺薄的歷史知識，早在曼德威爾降臨到人世上的很久很久以前，不僅已經有人“徹底改變了一般人對貧富階級的觀察”，而且有錢人也并沒有被打入“反派”行列。比如：
在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就斷定：“很明顯，人類確實原來存在著自然奴隸和自然自由人的區別，前者為奴，后者為主，各隨其天賦和本份而成為統治和從屬”。（亞里士多德：《政治學》18頁）
古代印度的《摩奴法典》規定：窮人（首陀羅）“為了天，也為了[今世和來世]兩方面的目的，須服役于婆羅門（富有階級）”，俯首貼耳地服從是窮人“最好的職業”。（周一良等：《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上古部分》222頁）
瞧瞧，有錢人哪里是什么“反派”人物，簡直就是一個“正面人物”形象嘛！古羅馬皇帝卡里古拉（公元37-41年）說得更直白：“君王都是神明，或者說，人民都是畜生”。（盧梭：《社會契約論》11頁）看來這位皇帝的觀察比曼德威爾還要“徹底”。有關的文獻俯拾即是，我就不再一一列舉了。
如果說直到《蜜蜂的寓言》出版前，比曼德威爾還要“徹底”的看法一直都是居于主流的觀察，那么不知曼德威爾“終于打破”了什么？又“徹底改變”了什么？其實，真正“終于打破”、“徹底改變”了統治世界兩千多年之久的主流觀察的，并不是18世紀的倫敦醫師曼德威爾先生，而是19世紀的猶太人馬克思同志。為了節省編輯、讀者以及我本人的“交易費用”，我就不再重復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了——我建議作者在欣賞為富人辯護的《蜜蜂的寓言》之余，也讀一讀為窮人辯護的《資本論》。
有錢人才是“社會上真正有用的人”？
在《精英的聚會》中，作者以贊賞的心情寫道：“曼德威爾認為，……社會上真正有用的人其實是富有階級，因為他們的消費為其他階級的成員提供了工作機會，讓社會最弱勢的成員得以生存。如果沒有富人，窮人要不了多久就得入土為安了。”（10頁）
讀到這里，我差點暈過去，如此露骨地為富人辯護，就連當今西方的主流經濟學都不屑以為（比如，不論主流經濟學怎樣與時俱進，怎樣強調資本的作用，也不敢把“勞動”從創造價值的要素中剔除），不知《精英的聚會》的作者為何如此津津樂道。按作者的敘述，好象勞動階級都是一群垃圾廢物，只有靠富人的施舍才有資格活在這世界上。對此，我就不再重復馬克思關于“誰養活誰”的常識了，免得有人說我思想僵化不與時俱進。
我只想請教作者的是：既然勞動階級對富人而言只是多余的包袱，對社會財富只是一種無謂的浪費，為什么富人非得雇傭他們不可？難道是吃飽了撐的？為認真貫徹作者的邏輯起見，也為了讓愚笨如我輩者心服口服，我強烈建議富人從此不要再“為其他階級的成員提供工作機會”，這樣就可以保證：其一，富人的財富從此可以源源不斷地從地下自動冒出來，從天上自動掉下來；其二，無用的窮人可以早日“入土為安”，讓這世界只剩下“真正有用”的富有階級；其三，既然都是富人，從此可以“天下無賊”，一派和諧。
有錢人“可能根本上就比較優秀”？
在《精英的聚會》中，作者還宣稱：“在采取精英制度的社會里，人人稱羨的高薪體面的職務可以透過個人的才智爭取而來，因此財富便顯然足以代表品格的高尚程度。富人不只是比較有錢而已，他們有可能根本上就比較優秀。”（15頁）
在當下的中國，有錢人的財富是否“足以代表品格的高尚程度”，“高薪體面的職務”與個人的才智究竟是何關系，恐怕是一個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識，我不說也罷。當然在有些人看來，當下的中國是不是合格的“精英制度社會”還是一個疑問，也就是說中國的有錢人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所以中國的富人對“原罪”呀、“腐敗”呀、“兩極分化”呀，十分敏感，前一段時間，有個叫郎咸平的不就搞得“富人很生氣，后果很嚴重”嗎。
不過，即使在已經“很”精英制度的發達國家，老外們也未必認可有錢人“根本上就比較優秀”之類的高論。比如當代西方著名社會學家迪韋爾熱就說：“下層階級天資特別聰明的個人，經過巨大努力可以擺脫原來的階級地位，但不可能爬到社會階級的頂端，爬到頂端一般要經過好幾個世代，而且相當罕見。上層階級降到下層階級也并非不可能，但這種情況就更加罕見和有限了。”（迪韋爾熱：《政治社會學》150頁）另一個社會學家羅斯則明確指出：“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被迫處于困苦之中，而不是因為他們不如掠奪階級有能力、有干勁。”（羅斯：《社會控制》301頁）
回到《精英的聚會》，作者最后教導我們：“在這個精英主義的時代里，不僅財富的分配合乎公平，似乎連貧窮的分配也合乎公平。地位的低落不但令人遺憾，也成了個人‘應得’的懲罰。”（17頁） 恕我直言，這段話真讓我感到不寒而栗：這不就是腐朽的“血統論”在現代市場經濟下的“翻版”嗎！嗚呼，真是“不知今日何世，今夕何年”了。可笑的是，這個“翻版”比起正版的“血統論”來說，也僅僅是個低級的“盜版”而已——盜版的東西畢竟有些心虛，否則，作者也就不會說出貧窮的分配“似乎”合乎公平這樣沒有底氣的話，并對窮人“應得”的懲罰表示假惺惺的“令人遺憾”了。
自由選擇何以可能？
在專題文章《為未來做好準備》中，作者說：“20年的改革使中國人的個人權利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人們可以選擇居住地，可以遷往他鄉甚至出國，可以自由擇業，買東西不必再用政府配給的票證，領導和老師也不敢像過去那樣未經允許公然拆開你的信件……這種發展的直接后果，就是作為個體的中國人不再是俯首貼耳的‘臣民’，而是被解放出來，變成了有較大自主選擇能力的‘公民’。”（17頁）
作者對改革20多年來國人“可以做這做那”的微觀敘事，我想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大概也是沒有異議的。但我認為還有必要補充以下幾點：
——今天的人們的確可以“自由”地選擇出國、遷徙，想買什么就買什么。但不要忘了：有了錢你才有選擇的資格，才可以想買什么就買什么；沒有錢你就什么都不是。在市場經濟下，自由一旦離開了金錢，就注定要出丑。理解這一點并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看看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看看今天你周圍“公民”們的現實生活，恐怕就清楚了。
——今天的領導的確不敢像過去那樣“未經允許公然拆開你的信件”，但是他一定敢“未經允許公然砸了你的飯碗”。“不再是俯首貼耳的‘臣民’”固然很值得自豪，但為了飯碗計，在老板面前這種自豪感恐怕是要大打折扣的。
——對于“擇業自由”，我就沒有作者那樣興奮，因為我很難把下崗工人和失地農民的“無業可就”與“自由”聯系到一起，如果這種“無所事事”就是精英們所標榜的“自由”，不知那些高喊自由的精英們是否愿意自己也享有這樣的“自由”？至于浩浩蕩蕩、東奔西突、背井離鄉的農民工們，除了進城打工一途，他們能有別的選擇自由嗎？對于他們來說，“自由”意味著就業出路和社會保障，而不僅僅是掛在嘴上的擇業、遷徙和土地買賣的自由。高尚的道德訴求必須靠“形而下”的物質保障來落實，否則，享有了擇業、遷徙和土地買賣“自由”的破產小農，至多也“不過是從農村貧民窟遷到了城市貧民窟而已”。
補充以上幾點并不是要為改革開放抹黑，也不是要有意與作者過不去，只是覺得看問題還是“一分為二”好，這樣可以在我們從“臣民”變成“公民”后，不至于頭腦發熱忘乎所以，以為我們從此步入了人間天堂。
怎樣“微笑著上升”？
順便說說《束腳的快樂》。作為該期打頭的文章——請原諒我的淺陋，《束腳的快樂》單看標題就不知所云。至于“20年來，我們面對的，是對國家和公共域場一連串事件和名詞的自省和探求”（2頁），作者從改革20多年來的歷史一路說開去，東拉西扯，用一大堆時尚的廢話，小心翼翼地按摩著白領精英的頭皮，大概是想喚起他們的道德責任感，以期實現“我們身處其中的世界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擺脫惡的侵擾，在事件和話語的音量中微笑著上升”（3頁）。
懵懵懂懂地想了半天，“在事件和話語的音量中微笑著上升”或許就是全篇的“文眼”吧？問題是：話語的音量可以用分貝來衡量，只是“事件的音量”不知如何把握？作為這世界中的一粒塵埃，我極愿意身處其中的地球“微笑著上升”，但我怎么也不明白，為什么我腳下的地球一定要在“事件和話語的音量中”，才能“微笑著上升”？難道這樣就有了“束腳的快樂”？
說句不中聽的話，在一大堆華麗辭藻的包裹下，我能看見的只有蒼白和貧乏。如果作者是在“自娛自樂”，倒也罷了。然而《束腳的快樂》似乎擔當著“微言大義”的雄偉抱負，這就多少讓我感到了作者力不從心的尷尬——當然，除了文章的標題之外，因為我到現在也不明白什么是《束腳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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