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分配”能解決兩極分化問題嗎？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家》編輯部）

面對兩極分化愈演愈烈的現狀，經濟學界終于呼吁應“調整收入分配”，連唯“效率第一”的主流經濟學家也不得不承認收入分配結構出了問題（不過他們多半會把問題的原因歸結為“權力”、“壟斷”、“管制”、“政府”、“干預”、“公有制”，而極力為“好的市場經濟”開脫責任，更有睜眼說瞎話者還在拿“平均主義”說事兒）。“調整收入分配”的動機是好的，良苦用心是值得稱道的，但其理論邏輯是有問題的。以為在不觸動生產關系的前提下，通過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就能夠改變兩極分化的結果，是一種極為幼稚的空想。正如馬克思說：“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如果不調整生產關系，調整收入分配的效果就極為有限，并不能根本解決兩極分化問題。這個常識究竟正不正確？近幾年來在市場經濟關系的約束條件下，我們在“調整收入分配”上究竟做了多少事，究竟能做多少事，效果究竟有多大，看看基尼系數的變化和兩極分化的趨勢就清楚了。問題并不在于在現有經濟關系的培育下，兩極分化的發展勢頭如何強勁，也不在于調整收入分配的政策和措施有多大效果，而是在于主流經濟學把分配關系與生產關系完全割裂開來，根本就不承認今日的收入分配問題與市場經濟的內在聯系：

比如，在擴大內需的問題上，經濟學界逐漸認識到“分配結構失衡是內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但分析也就到此為止了。至于分配結構“為什么會失衡”，則要么三緘其口，要么語焉不詳，或是歸結于分配政策，或是歸結于市場化改革還不到位，總之與市場經濟無關，是自外于市場經濟制度的原因造成的。

再如，有學者認為：對于兩極分化問題，“關鍵不在所有制，而在分配制——關鍵在政府如何作為”，因為“私有制不是貧富懸殊的決定性條件”，“如果共同富裕可以通過政府宏觀調控第二次分配來達到，則真正達到了改革的目的”。（莊鴻湘：《關鍵不在所有制，而在分配制》，《社會科學報》2005-4-14）

其實，改革的現階段的目的是“效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這個意思），還不是“共同富裕”（這是終級目的）。改革的最終目的當然是指向共同富裕的，但以為僅靠“第二次分配”就可以實現“共同富裕”，我真不知道他們是真的天真還是揣著明白裝糊涂——或許不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倒寧愿相信他們的天真。僅就分配談分配，如果不是王顧左右而言它，就只能是自欺欺人。問題是有不少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經濟學人也加入了“自欺欺人”的行列，

自“和諧社會”提出以來，兩極分化的問題越來越被人們所關注，于是解決分配領域的問題成了大家的共識。至于怎樣解決，其“正版”的措施無非是“保護合法收入、打擊非法收入”，“擴大中間收入階層、救濟低收入者”云云。其實，收入分配問題只是表象，背后的生產關系才是本質，分配關系是生產關系的反面，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就必定有什么樣的分配關系。實事求是地講，不論你愿不愿意，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分配原則必然是“按要素分配”，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法則。“按要素分配”的靈魂就是“按資分配”，資本的所有權決定了分配必然呈現向“兩極”運動的趨勢。正如恩格斯說：在雇傭勞動關系中期待出現“另一種分配”，“那就等于希望電池的電極和電池相聯時不使水分解，不在陽極放出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6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因此，“保護合法收入”固然正確，資本家的收入只要不是違法的，當然應當保護，但我實在不明白，這種保護與解決兩極分化有何必然聯系？假冒偽劣、制黃販毒當然是非法的，必須在狠狠打擊之列，但打擊了就解決了兩極分化了嗎？至于“擴大、救濟”云云，怎么擴大？如果“擴大中產階級”的動力來自于市場的優勝劣汰，13億中國人中能有多少人勝出？怎么救濟？每個月救濟幾百元就能改變窮人的地位？如果救濟增加到幾千元，且不說政府有沒有這個財力，僅就的市場化改革的內在要求看，就有違背市場經濟的“政治正確性”的嫌疑，這不是在與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規律對著干嗎？按市場經濟的要求看，這個“救濟”說白了恐怕只能是“活命錢”，只能“救急”而不可能“救窮”。活命錢或許能保證窮人不鬧事（機會成本太高，畢竟好死不如賴活），但離真正的和諧恐怕還遠著呢！我并不是說“保護合法收入、打擊非法收入”，“擴大中間收入階層、救濟低收入者”等一系列措施沒有意義——這些措施不僅有重要意義，而且非常必要，我舉雙手贊成。但我認為沒有必要把這些措施的意義上升到那樣不著邊際的高度。

兩極分化是市場經濟背景下的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對于轉型中的我國而言，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無疑是符合現階段國情的正確選擇（在沒有最優選擇的約束條件下，調整分配至少是一種次優選擇），甚至可以說對于當下的社會穩定具有十分緊迫的必要性。但必須明白：（1）今日的兩極分化與市場經濟的確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2）在既定的市場經濟的制度背景下，任何調整分配的措施都只能是“緩解”而不可能“解決”兩極分化問題。如果說市場經濟是符合現階段經濟規律的客觀趨勢，那么對于由此帶來的兩極分化問題，我們當然只能是積極地并不斷地“調整收入分配”，盡最大努力加以緩解。但是我們也不能違背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以為這種調整就可以從此把人們帶入“共同富裕”的天堂。竊以為，這是我們在應對兩極分化問題時，應當具備的起碼的實事求是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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