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改革觀的大討論（讀南方周末文章有感）
韓強
2004年8月在網絡上出現了國企改革大討論，反映出廣大人民群眾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某些人打著“改革”旗號賤賣國有資產的擔心，同時許多網友對那些“著名經濟學家家”鼓吹的“靚女先嫁論”、“冰棍論”、“吐談論”進行嚴肅的批評。2005年又出現了對“醫療市場化”、“教育市場化”的大討論。于是有些著名經濟學家和學者宣稱這些討論是借“反思改革”否定“改革”。
從認識論的觀點看，“反思”是人們對理論和實踐的總結，總結正確的，改正錯的，進一步發展理論和實踐。我們要成績，爭取更大的發展！
那么，經過“反思”，我們應該得出什么結論呢？應該說在我們改革的過程中，一直存在著兩種改革觀。一種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的“完善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發展成果人民共享”的路線。一種是要改變社會主義制度（補資本主義課）、取消共產黨領導（軍隊國家化）、宣傳全面私有化的路線。
我們說，在改革中存在著兩條路線，有何根據呢？
（一）鄧小平論兩種改革觀,為我們指出了社會主義的大方向!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我們貫穿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就是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一，是我們國家的階級職能的客觀要求，是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的。我們國家的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核心的政治職能，也只有通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國家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得到實現。
早在1979年3月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小平同志受中央委托，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指出：對于極左思潮“我們過去已經進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還需要繼續開展這種批判，不能放松。現在，我想著重對從右面來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進行一些批判。”1983年10月12，鄧小平同志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針對“精神污染”的泛濫，指出：“對于造成思想混亂和精神污染的各種嚴重問題，也必須采取堅決嚴肅認真的態度，而且要一抓到底。”并且強調：“應當明確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45－46、47頁）
鄧小平同志在1989年9月16日是這樣回答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4頁）
鄧小平同志講：“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2、297頁）可見，我們今天的爭論并不是多余的，而恰恰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同主張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爭論的繼續。我們只有通過爭論，才能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界限，使改革開放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二）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同志談兩種改革觀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同志，2004年在《人民日報》上多次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說：“四項基本則須臾不可忽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必須持之以恒”。1989年政治風波過后，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般表現不是直接發動社會動亂，而是把主要功夫下在意識形態領域。……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過理論創新的旗幟，成套地搬用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論家鼓吹的方向和軌道上去。”（《人民日報》2004年8月27日第6版）此前，他還指出：“在2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中，黨中央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那種把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一些詞句和個別結論當作教條的傾向，在黨內和社會變革中的影響日漸式微”；而“另一種教條主義，是迷信西方發達國家反映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把西方某些資產階級學派的理論甚至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主張奉作教條。這種傾向在意識形態領域以及經濟社會變革中的影響正在上升。”“假如我們忽視這種教條主義的危害，‘全盤西化’的威脅就會向我逼近，改革的方向、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都將受到挑戰，我們黨難免步他人的后塵，犯下歷史性的錯誤。”（《人民日報》2004年 4月 20日第 9版）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現在右的傾向的“影響正在上升”，特別是新自由主義思潮、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泛濫，己經成為“危害”、“威脅”黨的事業的突出傾向，假如喪失警惕，“我們黨難免步他人的后塵，犯下歷史性的錯誤”。
　　鄧小平同志講：“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2、297頁）可見，我們今天和該文的爭論并不是多余的，而恰恰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同主張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爭論的繼續。我們只有通過爭論，才能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界限，使改革開放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三）解放思想,澄清某些精英歪曲鄧小平理論,是當前理論戰線的主要任務

近兩年來，我們經常從看到不少學者經常引用鄧小平同志的一句話：“不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其實在鄧小平著作中，這句話的完整表述是：“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2—373頁）
某學者斷章取義的引用，在邏輯上混亂的，而且是很難自圓其說的。因此，我們有必要重申：完整準確地理解鄧小平理論。
第一，從經濟學家內部看，有位教授說有兩種市場經濟，一種是好的，一種是壞的，“市場經濟”是全稱概念，“好的市場經濟”、“壞的市場經濟”是特稱概念。因此反對“壞的市場經濟”并不等于反對“市場經濟”。廣大人民群眾對虛高醫療費、教育費、房價的批評，是反對“壞的市場經濟”，因為把醫療、教育等公益事業泛市場化，不符合當前國際上發達國家的慣例，房地產的虛高價格，不但普通百姓難以承受，而且造成了大量長期貸款，影響了產業結構的調整。更重要的是這“三高”影響了內需，造成了經濟的瓶頸。
第二，梁小民說“姓資姓社”是一個偽問題，這是公開歪曲鄧小平理論，因為鄧小平同志只說過市場與計劃都是手段，不是“姓資姓社”問題，對于改革的大方向，鄧小平同志一貫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三個有利于”。
為了搞清這個問題，我們看一看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講話：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嘛！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有的人認為，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三資”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我國現階段的“三資”企業，按照現行的法規政策，外商總是要賺一些錢。但是，國家還要拿回稅收，工人還要拿回工資，我們還可以學習技術和管理，還可以得到信息、打開市場。因此，“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對大家講這個道理。（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2—373頁）
第一，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是說，不要空泛的爭論，要在實踐中檢驗，特別強調“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
第二、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這就是說，必須是公有制為主體，才是社會主義。
第三、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手段是操作方法，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由此可見，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發展的方向和目標。
由此可見，方向路線上確實有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具體方法要靈活，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堅定的原則性與策略靈活性的高度統一。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鄧小平同志并沒有把“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對立起來，而是說，“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既然都是手段，那么兩種手段都可以用，可以同時用，所以才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關于這個問題，我將另寫文章分析，而且我們首先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計劃性究竟是什么？表現在哪方面？因為早在在1891年，恩格斯在《愛爾福特綱領批判》中，就指出資本主義已經向計劃性發展了，后來列寧也多次指出這一點。這說明計劃與市場二者不是對立的。但是，這里必須注意，“經濟計劃”（準確說應該是經濟計劃）與“行政命令經濟”是有嚴格區別的，我的基本觀點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計劃性”主要是宏觀調控和國家推行的產業政策，有計劃、有組織地引導企業進行科技創新，一系列的公共政策。
我們再看鄧小平同志的論述：
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9頁）
這就更清楚了，鄧小平同志說，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同志強調堅持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并且精辟地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200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我們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胡錦濤指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始終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切實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是我們事業能夠經受風險考驗、順利達到目標的最可靠的保證。要堅持把一個中心和兩個基本點統一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任何時候都決不能動搖。
因此，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我們貫穿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四）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最后的牽掛
2007年2月8日《南方周末》刊登了《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最后的牽掛》我們看到其中有些理論工作者已經在進行撥亂反正的工作，這就是解放思想,澄清某些精英歪曲，恢復鄧小平理論的真意,實現鄧小平同志講的：“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
《南方周末》記者：我們注意到，這次鄧小平改革與發展思想學術研討會的一個熱點話題是“共同富裕”，這跟當前公眾所關心的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問題有很多交叉點。請問，現在的貧富懸殊跟初期小平理論所強調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否有一定關系？
楊春貴(中央黨校原副校長)：鄧小平所說的“先富后富”，指的是富裕次序、富裕程度的差別，是共同富裕的一個捷徑，而不是富的愈富、窮的愈窮的兩極分化，當時之所以強調先富后富，是針對當時“大鍋飯”和平均主義思想還很嚴重的情況。
李占才(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部副主任)：鄧小平文選三卷翻下來，小平自己講了很多注重效率的話，但沒有說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話是一個中央文件說的，那話在當時情況下也肯定是對的。鄧小平提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因此他主張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發展快一點的帶動發展慢的，加快發展，是“共同富裕的捷徑”。
記者：公眾和學界思考的是，中國社會目前所出現的貧富懸殊現象是怎么逐漸形成的？
楊春貴：分配中出現的問題是實踐中的問題。其主要表現是：在第一次分配中，一些人靠非法致富；一些行業靠壟斷致富；以及國家公務員在不同地區不規范分配，等等。這些都是違背鄧小平所主張的按勞分配和按經營好壞分配的原則的。還有就是在第二次分配中，稅收制度不夠健全，政府在教育、醫療等方面公共投入不足，同時也由于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致使一部分群眾未能同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這些顯然都不是鄧小平所主張的。相反，鄧小平主張，要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大力增加教科文衛的費用”。
記者：小平同志是在什么時候注意到兩極分化和分配不公問題的？
許新三(浙江工商大學人文社科部教授)：1985年和1986年他曾經有段時間集中講過防止兩極分化的問題，但那時他對中國能否防止兩極分化，既充滿自信，又不無擔憂。他告誡大家：“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上邪路了”。1992年時還說“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但是等到1993年，他的話里面就沒有“如果”了，“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看得出，他的擔憂在增加。
李占才：鄧小平對兩極分化從始至終一直很警覺，但辯證地看，小平也是有個認識過程的。1986年9月接見美國記者華萊士時他還很自信地說，“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但他晚年時就意識到了分配不公要出問題，1992年底時他說，“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等到1993年跟鄧肯談話時，就意識到“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他對此很擔憂，“分配的問題大得很……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大問題……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少。”應該說，這時候收入差距問題還不是很嚴峻，但鄧小平還是很敏銳。
（五）看看某些著名學者宣揚什么
鄧小平所說的“先富后富”，指的是富裕次序、富裕程度的差別，是共同富裕的一個捷徑，而不是富的愈富、窮的愈窮的兩極分化。但是某些經濟學家只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講共同富裕，甚至宣稱貧富差距大，促進經濟發展。報刊上出現貧富差距越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基尼系數時，他們有的說沒有那么嚴重，有的說基尼系數有問題。天天喊“與國際接軌”的著名學者們，怎么又“不與國際接軌了”，這不是典型實用主義，雙重標準嗎？
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部副主任李占才說：鄧小平文選三卷翻下來，小平自己講了很多注重效率的話，但沒有說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話是一個中央文件說的，那話在當時情況下也肯定是對的。他主張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發展快一點的帶動發展慢的，加快發展，是“共同富裕的捷徑”。 鄧小平對兩極分化從始至終一直很警覺，但辯證地看，小平也是有個認識過程的。
我們認為，李占才老師的說法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檢驗是一個過程，作為領袖人物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而且鄧小平沒有說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個話是一個中央文件說的，那話在當時情況下也肯定是對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隨著改革的深入，實踐的發展，我們的認為也應該發展。
我們注意到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提出了改革成果全體人民共享。某些經濟學家卻依然斷章取義地宣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談共同富裕，對不提“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耿耿于懷。為什么呢，我們可以說某些著名經濟學家只是“改革”的同路人，當我們的改革進一步深入，從“讓部分人先富起來”到“共同富裕”，改革成果全體人民共享時，他們不愿意了。他們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90年代，甚至有的學者思想發生了倒退。
有著名經濟學家說，經濟改革的代價付出的比英國圈地運動要小。著名經濟學樊鋼說：“歷史上最先出現當然是西歐、北美，工業革命工業化導致了圈地運動、農民進城，大量的吸收勞動力，勞動力充分供給，血汗工資，最近網上有人說仿著《英國工人的狀況》寫了一本《中國工人的狀況》，那比我們的現狀還嚴重，這個確實引起了社會的差距拉大，引起了思想界大量的討論，18世紀、19世紀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那個環境產生的，大量的社會思潮的沖擊，包括我們現在所謂輿論也是很正常的現象，在這個階段很正常的現象。”《樊綱：國際國內經濟合作與發展》2007年1月24日《新浪財經》
這個比喻是什么意思，是資本原始積累！按照他們的比喻，我們可以說，他們要拿三百年前的例子相比，竟然說“在這個階段很正常的現象”，好象“血汗工資”是正常的。主流精英是最大的倒退主義者，開歷史的倒車！
這位學者好像不懂社會主義，也不懂現代資本主義，他的思想還停留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
現代資本主義有一大轉折，這就是美國羅斯福時代，朱大碌在《解放大眾消費力是走向富民強國必由之路》（2007年01月10日 09:34 光明網）一文中說：
　　今天的所謂“發達國家”是來之不易的。當年美國總統羅斯富，為了強制資本家提高工人的工資待遇，在遇到資本家的強力抵抗時，動用了包括軍隊和法庭在內的全套國家機器強力壓制，甚至不惜被資本家們指為“共產黨”，這才為資本主義打開了富裕發達之門(“羅斯富新政”成為資本主義走向發達的分水嶺)。
　　當年美國總統羅斯富，正是在美國經濟最困難的時候(股市崩盤、企業倒閉、工人大批失業、財政入不敷出)，推出了保障勞工權益的新政(其中最著名的“瓦格納法”，即“勞工關系法”，保障了勞工的權益，使工會獲得與老板平起平坐的地位)，“用馬克思的方法管理國家”，從而使工人階級挺直腰桿，與資本家平起平坐，共創輝煌，開啟了資本主義通向富裕發達的新時代。
　　實踐已經說明，國家的富強和勞動者的地位和尊嚴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今天世界上，沒有一個發達國家沒有強勢的勞工組織，也沒有一個勞工弱勢的國家能夠跨入富裕發達行列。
　　勞動大眾是國家的基石，馬克思主義“勞動創造財富”、“勞苦大眾解放”、“勞動者共享財富”的宗旨，“放之四海而皆準”，永遠也不會過時。
　　邁向富強之路的社會主義中國，怎么可以拋棄馬克思，一味尋求老板的歡心？
　　今天的所謂“發達國家”是來之不易的。當年美國總統羅斯富，為了強制資本家提高工人的工資待遇，在 遇到資本家的強力抵抗時，動用了包括軍隊和法庭在內的全套國家機器強力壓制，甚至不惜被資本家們指為“共產黨”，這才為資本主義打開了富裕發達之門(“羅斯富新政”成為資本主義走向發達的分水嶺)
著名經濟學家們沒有一個敢把這個歷史事實講出來，而是一味強調壓低中國工人工資，保護所謂的“競爭力”。這正是他們不懂現代市場經濟的原因。
提高工人工資，一方面可以促進社會的購買力，另一方面可以增加生產成本，促使產業更新，促進新技術革命，只有新技術才能降低人工成本，同時淘汰那些高成本低技術的企業。現代資本主義正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用壓低工人工資的方法經營，只能延緩產業的創新，只能停留在給國際資本打工，生產初級產品的階段！
我很欣賞哲學家賀麟說過的話，他在美國、德國都留過學，他說過一句經典的話，“要想學習西方就要徹底地了解西方，決不能被動地學習，奴隸式的模仿”。
什么叫“徹底”，就是要全面、客觀，不要裁剪事實，不要一知半解，片面宣傳，什么叫“不能被動地學習，奴隸式的模仿”，就要一分為二，真正把好東西拿來，結合中國的實際。由此看來，那些用英國圈地運動來為所謂“改革代價”辯護的精英們，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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