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讀書》換帥風波看媒體分化
從2001年開始，就有人呼吁《讀書》撤換主編，一直沒能實現，現在終于變成現實了。
6月下旬，北京的媒體率先爆出《讀書》雜志即將換帥的消息。7月初，這一消息得到證實，《讀書》雜志的主管部門三聯書店對《讀書》編輯部進行了改組，原任執行主編汪暉、黃平被解聘，由原《讀書》雜志資深編輯吳彬接任。《讀書》雜志的汪暉時代就此劃上句號。
自從汪暉、黃平于1996年執掌《讀書》帥印以來，圍繞著《讀書》雜志所進行的爭論幾乎從來沒有間斷過，原因無他，在1997年進行的中國知識界“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中，汪暉成了千夫所指的“新左派”。此后的《讀書》獎事件、哈貝馬斯來華等事件中，所有爭議的主要對象都是汪暉，以至于可以說，凡是有汪暉的地方，就一定會有“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這個話題，也就一定會很熱鬧。
這次關于《讀書》換帥的爭議也是如此，所有的批評表面上針對《讀書》，好像是對事不對人的，很“公正”。其中，南方某著名報業集團更是動員了幾乎旗下所有媒體對《讀書》進行批評，理由不外乎三點：喜歡搞新理論，不好讀；喜歡發被認為是“新左派”的作者的文章，有新左派傾向；受眾越來越少，發行量下滑。
批評者由此推導出來的結論是《讀書》必須換帥，甚至有人喊出了“汪暉不下課，就不看《讀書》”的口號。
針對這些理由，汪暉與《讀書》的編輯已經做了不少答辯。關于所謂的發行量下滑，2000年前后，曾經有傳聞聲稱，《讀書》由于汪暉主編的緣故，發行量急劇萎縮，已經下滑到40000冊左右了。而汪暉宣稱，這十年來，《讀書》的發行量一直在9萬份上下浮動（應為9-12萬），其實是《讀書》創刊以來最高的。而與此同時，1980年代發行量動輒上百萬的那些文學刊物如今的發行量卻都不超過1萬冊了。所謂的“不好讀”，《讀書》雜志的一位編輯也說，“不好讀”不是現在才出現的問題，早在1987年，當時的主編就曾在“編輯手記”里提到讀者寫信給編輯部，抱怨雜志喜歡發表新理論、新名詞，不好讀。
這樣，對《讀書》的批評理由就只剩了一條，也就是“有新左派傾向”。但批評者們說并沒有直接這樣說，而是批評道，媒體只是公共平臺，一個刊物不應該只發表一面倒的言論，在“編輯手記”里發表個人觀點是不應該也不能允許的。
不過，有趣的是，在1997年“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正吵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在這次“《讀書》換帥”風波中沖鋒陷陣、立下汗馬功勞的南方某報業集團就已經公開宣布了自己的自由主義傾向，毫不隱諱。在這次讀書換帥風波中，該報業集團旗下的幾家媒體雖然沒有公開說明這是自由主義對新左派的批評，但是他們的傾向也是非常明顯的。這一點在采訪對象上就能看得出來。幾家媒體所采訪的對象幾乎全部是中國知識界有名的自由主義者，而他們在批評《讀書》“不好讀”這一點上也保持了高度一致，而大量存在的反方觀點在這些媒體報道中卻一點也看不到。為了給人一種所有人都認為讀書不好讀的印象，記者甚至不惜歪曲采訪對象的觀點。最早出現的批評《讀書》的報道中，引用了《天涯》雜志主編李少君的話，就在這則新聞見報的當天，李少君就公開在自己的博客上說，他沒有發表過這樣的評論，也沒有批評過《讀書》，李少君還要求發表該新聞的報紙就此特別聲明。但是他的要求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新左派方面雖然也批評過某些自由主義者的言論，但是從來沒有人批評過該報所持的立場，也從來沒有人要求撤換主編，更沒有人說過“不撤換某人，就不看某報”之類的話。難道《讀書》是公共平臺，不應該有立場，而南方某報業集團就不是公共平臺，就可以有立場嗎？這是不是雙重標準呢？
說這些，并不是要為汪暉或者新左派辯護，而是要說明一個現象，媒體分化的時代已經到來了，媒體已經在自己的道路上選擇了自己的讀者，有了自己的傾向。這種多種聲音共存是一種進步，不同的觀點之間應該盡可能地尋求對話和理解，人們應該學著去包容不同的聲音和觀點，而不是相互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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