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時代的《讀書》事件

雪  風

最近的《讀書》事件引起了一些波瀾。作為讀者，本來并不太愿意相信《讀書》真的會換帥，而且還來得這么快，因為像換帥這樣的說法，好像在幾年前就已流傳了，結果都是不了了之。但這回是真的了，因為此前網上有很多的帖子在，特別是最近看到有汪暉參加的討論會談到這事，就更增添了確切的佐證，不相信也不行了。

我看《讀書》時間已久，一期不拉地訂閱也有十余年，多少也了解一些這份刊物風格的前后變化。汪黃之前比較閑適，有許多優美雋永的小品文，精神風貌“積極向上”，呼應了那個時代的主旋律。想想當時的中國從“十年浩劫”中走出時間不是太久，國家確立經濟建設的工作中心，多數中國人的感受都是歡欣鼓舞的，以為沒多久就可以淺吟低唱，共享榮華了。不料從八十年代后期始，情況發生了變化，而且這種變化以后的勢頭，經過整個九十年代直至今天，也未有稍減，中國人嘗試了各種政策，使盡了渾身解數，以應付種種麻煩。與此同時，在思想界，種種思潮觀念雨后春筍般地或者說如同沼澤地中的氣泡般地涌現出來。無論人們是否意識到，這些新出現的思潮或思想，大多懷揣著某些大抱負，當然也許還夾帶著某些私心，想要解決中國以及自己的問題特別是大問題的。在這種情況下，過去的那份閑適優雅富有文人貴族氣息的《讀書》，作為很少的幾個思想和觀念表達的公共平臺，已經無力承納思想和現實的這種嶄新的面貌。也許可以這樣說，把汪黃帶進九十年代《讀書》并從而決定著此后十余年辦刊方向的，不僅是由于當時三聯的負責人，而且是時代使然。誰也不難想像，在那樣一個已經發生著巨大變革和發展的激蕩的年代，《讀書》如果還是以原來那種看上去四平八穩的思想與觀念的風格和姿態，它到底還能走出多遠。

汪黃主持《讀書》這些年來的情況，想必每一個關心它的人都是有目共睹的。只要不帶偏見，就得承認它至少在激活人們思考方面所取得的顯著成效。這十余年來，《讀書》從來就不缺少各式各樣的批評、指責甚至中傷。它對于社會政治現實及其變遷的深重關切，對于精神文化齊常化的努力顛覆，對于支配性思想和體制的敏銳且不乏深度的解讀，在很大程度上一再刺痛著人們的神經。這就毫不奇怪，那些一度對某些思想舶來品奉若神明的人們，本來還自恃為精神士大夫但不久就轉變為利益和權勢的奴隸的人們，還有一些在《讀書》面前自慚形穢的人們，必定要從各個方向向《讀書》發動進攻。這樣一些攻擊有些時候也許是可以理解的。盡管許多批評只是出于并非惡意的無知，但是，在一個將自己的過去不斷妖魔化的語境中，將自己已經得到的東西持續合法化以鞏固并擴大自身利益，而不問它們是怎樣得到的和得到的是什么，乃是一些人的內在的策略。一些批評，比如像對《讀書》提出價值中立要求這樣一種頗能迷惑人的主張，無非只是一種在實踐中無效在邏輯上錯亂的主張。而所謂人類幾百年來的共同價值這樣的空洞和毫無內容的口號，竟然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仍然還有大批的追捧者。任何一個真誠希望汲取并因此而去切實思考并掌握這些“共同價值”的人，都不會僅僅說出這種不僅無用而且有害的廢話——人們不用走得太遠，只要去讀讀康德——這是一個幾乎所有人都會認為的人類共同財寶級的人物，而且一定再去讀讀黑格爾——即使這是一個曾經被當作死狗的家伙，但如果他們愿意把人類這個字眼稍稍擴大到除了康德哈耶克們以外其他的人的話，他們就不會輕易地說出上面的話。當然，做到這一點的前提必須是如同上面所說的那樣，即他們愿意汲取并能讀懂這些價值。另外一些人拾人牙慧地把一些“價值”對立起來，比如把康德與盧梭對立起來，分別作為自由主義與專制主義的思想代表，并把后者與所謂的“新左”對應起來，以策應國內新時期出現的“大批判”的暗潮。然而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卻絲毫不愿花點功夫去追問一下，為什么康德會說出下面那樣的話：我以前因為自己的知識、以及認為這些知識促進了人類的進步而感到驕傲和滿足，并蔑視無知的賤民。但是是盧梭糾正了我，使我能夠尊重人類。十分清楚，人們從中至少可以看到兩者的某些同一性，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認為的對立甚至是政治上的對立。

人們寧愿把思想上的混亂看成是僅僅的淺陋和無知。但是當知識分子們在堅持不懈地復制混亂的時候，這種看上去是僅僅的無知就很值得懷疑。汪暉們不斷強調思想和學理上的理性的即正常的探討與交鋒，但當他們這樣強調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是錯的，因為沒有人會傻到與這樣幾個思想與學術上的高手在思想與學術上進行正面交鋒。他們只要用一些獨家秘制的令人嘆為觀止的文化政治暗器，就足以使對手中箭落馬。汪暉們過于天真幼稚，以為自己只要像小說故事中的好漢們那樣喝道：放馬過來咱們大戰三百回合，對方就會認真考慮應戰似的。然而他們面對的是無物，沒有誰會按照規矩來出牌。中國流行的是潛規則，它們已經被無比精美地包裝起來并達到了如此撼人心魄程度，以至有越來越多的人要急急忙忙地向它表示敬意。

《讀書》事件將會是一件小到幾乎是微不足道的文化事件。生活在一個善于制造遺忘的時代的人很快就會忘卻此事。無須花費時間認真思考，就會知道關于換人所給出的理由沒有一條能夠站得住腳。當人們用體制的借口把汪暉和黃平趕出《讀書》的時候，卻對買賣書號和版面這種至少相當于是讓外人承包書號與版面的事情，以及更多的國有企事業單位或明或暗地承包或賣給私人這樣的事情視若無睹。另一個借口是汪黃主持的《讀書》不好讀或讀不懂。這種情況大概有兩個可能的原因，要么是《讀書》過深，要么是讀者過淺。不要教導我們這兩個原因僅僅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它們可以是基于不同的立場或視角并會導向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評價的兩個問題，而事實上，人們已經在按照其中的某個立場進行現實操作了。指責《讀書》沒有貼近社會，仿佛社會只是由那些聲稱看不懂《讀書》的人所組成似的。使人感到意外的是，有些一再指責《讀書》晦澀的人，恰恰是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思想內容上不遺余力批評《讀書》的人。對于目前確實還不能讀懂的文字，我們唯一所能做的事只是先免開尊口，然后在切實閱讀和辨識的基礎上真正發現其中的正確或錯誤。但令人困惑的是，現實中很少有人這么做，相反的情形倒是，人們可以十分輕佻地辱罵自己還未弄懂的對象，卻在不會受到任何合理指責的情況下贏得陣陣喝采。對于《讀書》難讀的一個略顯有力的批評是，作為一個公共平臺，它沒有理由由于晦澀而自我封閉。但是，面對這樣一個“晦澀”了業已十年的刊物，以及知道它已經確實“晦澀”了十年的讀者，人們完全弄不明白，這種封閉到底是刊物自身的封閉還是某些自稱是讀者們的封閉，假如這里所謂的讀者還配得上是一位認真或誠實的讀者。此外，套用汪暉所說過的話，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化時代里，已經不會再有什么建立在私人創作基礎上的完全私人意義的媒體平臺了。假如我們撇開《讀書》是否真的隔絕了自身與大眾這一偽問題不論，它的十萬左右的發行量恐怕在中國思想類刊物中少有比肩者，何況還有這十萬數量以外的更多的讀者。當然，如果僅僅談論數量的確是毫無意義的。量除了代表它自身以外不能說明任何東西，要么只是把《讀書》唯一地當作牟利的工具。但如此一來，中國還能有引發了各種主張注意力的《讀書》嗎？更何況這份雜志經過汪黃的努力已經開始被帶向世界？

之所以會有今天的《讀書》事件，想必對于主事者來說是慎重的而不會是輕率的。但也可以說是輕率的，而且我們或許還可以更確切一些說，是輕易的。盡管有合謀一類的說法，但恐怕誰也不會找到這方面的確切證據。想要去尋找這種證據，或者哪怕僅僅提起合謀這一些肯定是不著邊際的話，就已有足夠的證據說明中國的知識界幼稚到可愛了。中國的事情經常只是謎，它并不那么需要證據，除非是覺得也許可以稍稍垂青于他人的話。一些人正在善意地預測《讀書》的未來。但《讀書》還有未來嗎？當它的靈魂人物黯然離開的時候，期望它也許還能保持原本的銳利和深刻，這無異于一個美麗的幻象。也已有人在思索后《讀書》時期我們該怎么辦。那些所謂各自練攤的打算，不禁令人想起布羅代爾曾經描述過的幾個世紀以前的歐洲市場及其以后的情形。但那是個早就逝去并已成為歷史陳跡的斑駁故事，它的大幕久已關閉。現在，在全球化和消費主義時代，另一扇大幕已在我們面前徐徐拉開，呈現出來的是智力測試題。問：蘇格拉底對于那條有關自己的著名的德爾菲神諭是怎么說的？答：他是這樣說的——好像是條繞口令：因為我對自己是有知的還是無知的一無所知，所以我是全希臘最有知的人。然后主持人將會作驚訝到興奮狀沖你喊道：完全正確，加十分。

然后你就會有熱烈的掌聲，然后你只要像這樣堅持下去，你就還會得到一份不算過于菲薄的物質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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