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財經大學研究員、博導趙磊：新自由主義批判三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自由主義反思三題
 
[楊錚] 于 2005-03-22 07:27:54上貼

--------------------------------------------------------------------------------

新自由主義反思三題

--------------------------------------------------------------------------------
文章來源：中國改革論壇 文章作者：趙磊

作者單位：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家》編輯部（主任、研究員、博導）
地址：四川成都
郵編：610074
電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提 要：本文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可以歸結為三個命題：（1）在利益失衡日趨嚴重的社會背景下，新自由主義的吸引力正在被兩極分化的現實無情地稀釋。“科學發展觀”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整合了歷史經驗教訓，其實現“和諧社會”的承諾，已越來越被人們認同。（2）對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化包裝和教條化理解進行解構，是為了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新自由主義在破壞性地解構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分析之后，遮蔽了用歷史和發展的眼光來解讀市場經濟的可能性。（3）科學發展觀中的“全面”和“協調”的要求，并不是對普通大眾的施舍和恩賜，它本身就是建立在“人民大眾是歷史發展主體”這一馬克思主義立場之上的，是人民大眾應有的正當權利。新自由主義抹殺人民大眾的歷史地位是徒勞的。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 改革與承諾 解構與創新 精英與大眾

一、改革與承諾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改革必然伴隨著各種利益集團的爭斗與博弈，而這種爭斗與博弈又總要表現為“話語”的爭論，因此，“改革與爭論形影不離”應當是一個常識。然而，不知從何時起，但凡一種話語貼上了“改革”的標簽，就成了“不爭之論”。不準爭論的“無言結局”顯然有悖于新自由主義歷來標榜的“自由精神”，遺憾的是，新自由主義仍然不能免俗。今天十分活躍的新自由主義不僅給自己的主張貼上了“改革”的合法標簽，而且把異己主張統統劃入了左派的行列。對于新自由主義而言，這種分類的自我感覺一定是極其良好的。一如當年右派的落魄命運那樣，左派現在也成了一個貶義詞。一旦劃入左派的行列，也就意味著被打入另冊，其言行舉止已經異于常人，尚未開口先就矮人一截。若問為何如此悲哀？無它，其左派之稱謂就是謬誤之證據。我注意到，許多被劃入左派的人極力聲明自己不是左派，鮮見有人自定義為左派的。

把論敵打入左派往往具有“一招制敵”的政治優越感和超級殺傷力，于是人人對左派之稱謂惟恐避之不及，也就不奇怪了。然而，第一，從學理上說，左派和右派的稱謂只是立場和觀點的分類標準，并不是劃分真理和謬誤的標準。第二，正如利益集團的區別是一種客觀事實且這種事實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左派和右派也是客觀存在的，有人不喜歡這樣劃分也與事無補，無法改變其現實的客觀存在。第三，劃分左派和右派，學術界并無統一標準。比如有人把左等于激進，右等于保守——按此標準，則指別人為左派的新自由主義倒是應當戴上左派的帽子。其實，新自由主義與左派的確涇渭分明，戴上左派的帽子，想必新自由主義一定會覺得自己比竇蛾還怨。在我看來，左派和右派的區別主要在于：左派的價值訴求集中在平等，右派的價值訴求集中在自由；左派的立場是平民主義，右派的立場是精英主義；左派強調合作，右派強調競爭；左派關注整體，右派突出個體。由此看來，將新自由主義劃入右派行列是符合實事的。

不論左派與右派是如何地水火不容，有一點似乎正在成為共識：在經濟體制改革日見深化的當下，政治體制改革的確已“無法繞開”。但由于對政治體制改革目標的定位相去甚遠，所以左派和右派的共識也就僅僅是“無法繞開”而已了。在我看來，右派的政治主張以構建資本主義憲政為目標，而左派的政治主張則是以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為出發點。無庸諱言，若從全球化的視野考量，資本主義憲政似乎具有可靠的經濟基礎作保證（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因而右派的政治主張與市場化加私有化的改革邏輯是自洽的，吻合的；而蘇東劇變以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似乎正在失去或已部分失去了傳統經濟基礎的支撐（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因而左派的政治主張與市場化加私有化的改革邏輯是沖突的，不兼容的。如果左派仍堅守其主張，那么從理論和實踐上反思現有的市場化改革的邏輯，就必然成為左派主張的題中之義；如果諱言市場化加私有化改革的“政治正確性”，那么左派的主張就可能成為右派恥笑的把柄——在私有制加市場經濟的平臺上能否建立共產黨執政的政治架構，是一個地球人都知道的ABC問題。誠然，市場經濟能否與公有制共存共榮，并由此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提供可靠的經濟基礎，這仍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索的難題。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法則，在此已經表現的淋漓盡致。作為經濟基礎決定性作用的證明，市場經濟的強勢力量比任何一本政治經濟學教材都更有說服力。

改革也是一種承諾。值得注意的是，右派主張的“合法性”不僅在于他們有經濟基礎的保證，而且在于他們給出了糾正市場化改革負面效應的“承諾”——比如對兩極分化和權力腐敗之類的社會矛盾日趨尖銳的抨擊，并堅信“好的市場經濟”一定能“自動出清”這些問題，最終許諾歐美日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未來。有趣的是，左派除了缺乏現有經濟基礎的支持以外，在“承諾”上同樣不乏右派“承諾”那樣的正義合法性。然而，除了對兩極分化和權力腐敗之類的顯性社會問題能夠同聲討伐之外，左派和右派并無多少相同之處，其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本質區別，真可謂是形同冰炭。如果說右派的“承諾”是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邏輯的“繼續做”和“繼續說”，那么左派的“承諾”則必然是對這種市場化改革邏輯的反思和懷疑。

遺憾的是，在市場化改革已經貼上了“政治正確”標簽的當下，由于投鼠忌器的顧慮，左派陷入了顧此失彼、進退失據的尷尬境地。問題的要害在于，倘若缺乏有效的制約，在物欲的泥潭里打滾的權力就只能一塌糊涂，很難出淤泥而不染。換言之，在經濟基礎已經市場化和私有化的土壤中，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已然神圣不可侵犯的社會，上層建筑的“一黨執政”如何避免腐敗病毒對權力的侵蝕，其難度絕不亞于扯著自己的頭發上天。若不能對物欲橫流的土壤翻新改造——這種改造必然觸及市場化邏輯的“政治正確性”，左派的承諾就只能是帶著鐐銬跳舞，說輕點是與虎謀皮，說重點是為虎作倀，橫豎是自取其辱，里外不是人。結果，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中，純種資本主義（即吳敬鏈所謂“好的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所謂“憲政”）能夠“登高一呼，應者云集”，也就不奇怪了。

無庸諱言，新自由主義正居于學界的主流地位，其勢頭炙手可熱，已是不爭之事實。但是，新自由主義的“承諾”并不可靠。誠然，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的承諾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兌現，或容討論，但是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范式分析，這種承諾不過是新自由主義精英編造的自欺欺人的謊言。雖然今天許多人已經不再認可馬克思的這類推論，但我仍然要給馬克思的基本結論投上贊同票。比如，雖然程序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大進步，而且這種民主的短缺的確是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軟肋，但資本主義國家的民選本質上仍是金錢的競選，已不是什么秘密；至于美國這類“好的資本主義”典范，若按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控與大混亂》中的看法，簡直就是在給新自由主義的承諾抹黑。在《大失控與大混亂》一書中，布熱津斯基對當代美國的發展前途表示出了極大的擔憂。從債臺高筑到不合格的醫保制度，從貪婪的富有階級到社會絕望情緒滋生，從道德敗壞到日益彌漫的精神空虛感，書中列舉了美國正面臨的20個嚴重問題。布熱津斯基哀嘆：“在先進、富裕和政治上民主的社會里，物質享受上的縱欲無度越來越主宰和界定著個人生存的內容和目標”，“界定個人行為的道德準則的下降和對物質商品的強調，兩者相互結合就產生了行為方面自由放縱和動機方面的物質貪婪。”總之，由于道德準則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貪婪就是好”、“豐饒中的縱欲過度”使得這個社會正“面臨著解體的危險”。①

在落后國家，布熱津斯基的“危言聳聽”當然還“提不上議事日程”，不過看看當今那些奉新自由主義為圭臬的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新自由主義的承諾能否真正兌現也實在值得懷疑，學界最近頗為關注的“拉美陷阱”的教訓就可作為一例。作為新自由主義的純正試驗場，拉美的表現不僅沒有給右派的承諾長臉，反而成了這種承諾虛偽性的又一證明。2003年12月15日，拉美社的一條題為《拉美尋找代替新自由主義的道路》的電訊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曾被作為推動后現代發展的政策而在拉美大陸各國實施，但平民階層被新自由主義政策所遺忘并深受其害。”拉美社援引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發表的統計數字指出，拉美經濟1960年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例是8%，現在是4%；窮人人數在拉美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已增加到43.3%，其中巴西貧困人口占全國人口的一半。至于阿根廷，“新自由主義使這個遼闊而富饒的國家變成了本地區最貧困的國家之一。”作為實行了十多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結果，阿根廷所欠巨額外債1300多億美元，全國30％人口陷于貧困，失業率超過了20％。結果當然是悲慘的：社會分化、人民貧困，金融崩潰，政府垮臺。可悲的是，面對2001年底以來震驚世界的阿根廷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仍然不知自我反省，自己生病卻要別人吃藥。正如《美國展望》雜志2002年1月1日號刊登的馬克·艾倫·希利和歐內斯特·西曼題為《正統的代價》的文章指出：阿根廷“在繁榮破滅時，正統理論的解釋者們堅持說問題不在于已進行的改革，而在于還未進行的改革。他們許諾說，只要政府能進一步調整，只要勞動力市場能再自由一些，增長和外國投資會重新回來。正統理論不但沒有正視問題，反而使情況變得更糟糕了。他們將危機的首要原因歸結為經濟層面的，甚至是金融方面的。但阿根廷崩潰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經濟，而是由于政治。在面對國際金融集團推動的和國內精英所擁抱的短期追求時，阿根廷缺少的是政治力量、領導和創造力：它所缺少的不是正統的方案，而是放棄已失敗的模型的政治魄力”。如果說“正統的方案”已經變成了右派承諾的一大諷刺的話，那么放棄這個“失敗的模型”豈不是讓新自由主義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經歷了一個從邊緣角色逐漸進入主流話語的過程。然而，新自由主義的主流地位尚未完全坐穩便遇到了麻煩。公允地說，新自由主義的承諾畢竟部分地得到了兌現，比如自由和效率，但這“部分兌現”當然是通過精英的地位來確證的，離開了精英的確證，這“部分兌現”多半也是所剩無幾。至于它怎樣獲得大眾的確認，新自由主義的所作所為越來越乏善可陳。比如以新自由主義最為自豪的“自由”為例，我就很難把下崗工人和失地農民的“無業可就”與“自由”聯系到一起，如果這種“無所事事”就是新自由主義所標榜的“自由”，不知新自由主義精英們是否愿意自己也享有這樣的“自由”？再如人們深惡痛絕的“不自由”的戶籍制度，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只要取消了戶籍制度，給予農民以“選擇的自由權利”，就能解決“三農問題”。這種看法隱含著一個假定前提就是：中國的農民“被用暴力的手段束縛在土地上，他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追求自己的幸福”。新自由主義的高人似乎忘了，進城打工其實并非小農的自愿選擇，而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無奈之舉。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面臨解體的小農除了進城打工一途，他們能有別的選擇自由嗎？正如呂新雨所說：“農民背井離鄉是農業嚴重凋落后無法生存的被迫選擇，出外打工其實是惟一出路。……否則就無法解釋他們為什么要‘選擇’到充滿污染和危險的工廠和礦井，去忍受歧視、傷殘與死亡。”②誠然，風雨飄搖的戶籍制度的消亡已經指日可待，但是它的消亡的積極意義并不意味著小農從此有了選擇的“自由”，而是對于小農經濟不得不走向解體的一種法律追認。換言之，戶籍制度的消亡并不是小農經濟從此具有合法生存權利的證明，而是小農經濟生存權利已經喪失的必然結果。在小農經濟廣泛存在的中國呼吁農民的“自由”權利，或許不無道義上的優勢，對于抑制資本的過度壓迫也不無積極意義（比如在收容制度、民工欠薪等問題上的作用）。但是，自由的訴求必須以真實的經濟權利為基礎，沒有經濟權利的自由不過是畫餅充饑，說說而已，當不得真。在市場經濟下，這個經濟權利就是非農就業的出路和切實的社會保障，而不僅僅是新自由主義掛在嘴上的擇業、遷徙和土地買賣的自由。高尚的道德訴求必須靠“形而下”的就業出路和社會保障來落實，否則，享有了擇業、遷徙和土地買賣“自由”的破產小農，至多也“不過是從農村貧民窟遷到了城市貧民窟而已”。

眼見精英正在不遺余力地挖掘著與大眾之間鴻溝的火熱場面（成功人士的高尚住宅和紙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已經成為這種鴻溝的標志），新自由主義“為民請命”的猛士形象總讓我想起魯迅筆下的奴才批評：“老爺，您老人家的衣服可有些臟，應該洗它一洗”。其滑稽和諷刺著實讓人忍俊不禁。GDP的快速增長雖然為“效率第一”的訴求頻頻打出廣告，但在利益失衡日趨嚴重的社會背景下，新自由主義越來越成了“皇帝新衣”式的做秀，其美好承諾的道義合法性正在被無情的現實稀釋，其吸引力在兩極分化中正在趨向遞減，只剩下干巴巴的幾條空洞的說辭。在壟斷話語權多年后的今天，新自由主義的主流地位開始搖搖晃晃，不再固若金湯。然而，新自由主義的危機并沒有給左派的“出場”提供現實平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化的國際潮流中，任何自外于市場經濟的努力都不過是與客觀規律對著干。于是在左和右之間，最終出現了中派的主張。

中派的主張，在中國以“科學發展觀”為代表。與左派和右派針鋒相對的主張相比，雖然中派的主張邊界模糊，內涵和外延都有較大彈性，其發展前景具有某種不確定性；但是中派力圖超越左右之爭的局限，整合歷史經驗教訓，在改革而不是守成、發展而不是停滯、開放而不是自閉、中庸而不是偏激的平臺上實現“利益均衡”（不是利益平均）的承諾，已越來越被人們認同。在我看來，這種承諾符合當前中國的國情及其內在規律：第一，“用和諧社會替代失衡社會”，這在目標定位上具有現實的針對性；第二，“用以人為本取代以物為本”，這在價值訴求上具有廣泛的人民性；第三，“用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取代單一的經濟增長”，這在路徑選擇上具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必須承認，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運作要求相當高超的政治智慧：靜態中的“一碗水端平”不難（平均主義），動態中的“一碗水傾覆”也不難（兩極分化），難的是既要發展，又要保證“一碗水端平”（全面協調可持續）。因此，我們對科學發展觀所面臨的各種困難和約束條件要有充分的估計。“和諧社會”的承諾能否順利實現，顯然是對決策層“執政能力”的嚴峻考驗。

坦率地說：我尊重左派的主張，因為不論“平等的訴求”具有多少理想主義的成分，其對“兩極分化”的憂慮在當下失衡的社會無疑是一副解毒劑；我懷疑右派的主張，因為不論“贏家通吃”是如何與國際接軌，如何“與時俱進”，其正在日益加深的社會矛盾和利益失衡實在令人不寒而栗；我贊成中派的主張，因為不論科學發展觀將面臨著多少困難和阻力，“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都只能是當下中國的必然選擇。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二、解構與創新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學術界最引人矚目的變化，就在于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理解所進行的反思和解構。所謂解構（deconstruction），是與建構(construction)相對應的概念，具有向傳統的教條和權威展開批判的內涵。“解構”并不是目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化包裝和教條化理解進行解構，是為了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把馬克思主義一并解構掉。這是一種建設性的解構。改革開放20年多來，我國學術界在理論上的發展和創新（比如有關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市場經濟、中國特色、“三個代表”、小康社會等等理論），無不與這種建設性解構有關。然而，雖然解構是創新的基礎，但解構未必創新。若為了“解構”而“解構”，那么解構之后就只能是碎片，剩下的是一地雞毛。在解構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新自由主義精英收獲的就是這樣的“碎片”和“雞毛”。這是一種破壞性的解構。

新自由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解構，大致經歷了“三步曲”：第一步是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文本來解構傳統社會主義的實踐，從而為回歸“市場經濟”提供理論依據；第二步是用“市場經濟的現實”來解構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的推論，從而將馬克思主義打入烏托邦；第三步是用“非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分析”來解構“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分析”，進而從根基上顛覆馬克思主義。客觀地講，如果說解構的第一步還具有“建設性”的話，那么從第二步就開始，這種解構就暴露出了其“破壞性”的真實意圖。當傳統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被解構之后，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推論就成了解構的下一個對象。現實是大多數人的安身立命之處，用現在來解構未來，意味著在理論博弈中總是當下的強者，其勝出的把握自然符合“經濟人”的算計和預期。事實上，大凡對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推論的解構，其依據都離不開當下“經濟人”這個活寶（張五常自詡用“三招兩式”就駁得馬克思“片甲不留”，可謂典型）。在“用現實解構未來”大獲全勝之后（其實這種“全勝”十分可疑，對此我已有專文分析①，不贅述），新自由主義便力圖將戰果進一步擴大深化，于是“用現實來解構現實”便成了學術界的顯學（只是此現實不是彼現實——前者是非馬克思主義眼中的現實；后者是馬克思主義眼中的現實），這種解構在以下兩個實例中頗有代表性。

一是關于“發展勞動價值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勞動外延的擴展、腦力勞動的地位與比重的不斷提高、科技和管理的創新勞動的意義日趨凸顯等等現實存在，要求我們有必要對馬克思原有的個別觀點、結論作出新的認識，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但是在新自由主義的骨子里，“發展勞動價值論”的真實用意是要解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現實分析。然而不知是缺乏學術真誠還是直面馬克思的勇氣不足，新自由主義居然想發展出一個“沒有剝削的勞動價值論”。于是一場以“發展”為名的圍剿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喜劇鳴鑼開場了。可笑的是，這個喜劇以轟轟烈烈的氣勢開場，最終卻以無疾而終的結果收場。為什么馬克思的“現實分析”難以被解構？因為非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分析”僅僅是對現象的刻畫和描述，而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分析”則是透過現象看本質。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分析”比非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分析”更本質、更深刻。遺憾的是，新自由主義并沒有接受歷史教訓：他們的先輩們在殫精竭慮地解構馬克思主義的“現實分析”而一無所獲之后，最終不得不放棄了解構“勞動價值論”的努力。比如，馬歇爾之后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只談價格，至于價值，對不起，無可奉告。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價值”面前保持了驚人的沉默，個中原因耐人尋味。在我看來，這種沉默與其說是一種基于學術自信的蔑視，倒不如說是面對勞動價值論鐵的邏輯時的無奈。然而，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一旦這種解構泛濫成災，“發展勞動價值論”也就異化成了庸俗經濟學的集體表演（比如“效用價值論”和“物化勞動創造價值”）。只不過這次表演披上了與時俱進的外衣，其坐念唱打仍是當年庸俗經濟學的那套路數，并無多大長進。

二是關于“公平”。面對日趨加深的社會鴻溝，為了標榜自己是“大多數人”的代表，新自由主義精英不得不煞有介事地祭起了“公平”的大旗。盡管這很滑稽，卻也說明他們畢竟對“損不足補有余”的政策主張缺乏道義上的底氣。然而，在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破壞性的解構之后，新自由主義并不知道自己應身處何地來完成他們的“公平”任務。比如，在貧富懸殊日益凸顯的今天，新自由主義者時刻掛在嘴邊的“人權”、“公平”就象堂?吉可德揮舞的長矛，其荒謬之處就在于：他們毫不吝惜賜給弱勢群體以話語權利，至于支撐話語權利的經濟權利（這才是人權和公平的基礎和根本），則是不能也不愿給與的。于是，所謂“人權”、“公平”在他們那里只是說說而已，人們大可不必當真。一個眾所周知的疑問是，在“人權”和“公平”的訴求越來越成為強勢話語的全球化世界，資本對勞動的壓迫弱化了嗎？兩極分化收斂了嗎？無需多高的智商，只需常識就可明白：沒有經濟權利墊底，人權和公平等于零！更可笑的是，本來“私產入憲”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其依據是市場經濟生產方式展開的必然性，然而新自由主義卻硬要把“私產入憲”的必要性與保護窮人的權利合二為一，殊不知“無產者沒有什么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①誠然，消滅私有制是未來社會的使命，保護和發展“合法的私有財產”是我們今天的任務。但是，學術界沒有必要用“保護窮人權利”來為“私產入憲”提供理論合法性。這種做法既不客觀，也不科學。馬克思和恩格斯說：“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②對于新自由主義而言，這樣的刻畫同樣適用。

盡管新自由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解構是“自說自話”（歷史必將證明這一點），但這種“自說自話”在我國學術界的影響卻不可低估。正是在這種破壞性的解構下，對“規范化”的強調越來越成了一種文字做秀；對“形式化”的追求已經墮落成“皇帝新衣”式的愚昧表演：表演者“若有其事地念著咒語，因為誰也不懂得他在念什么”③，可憐的聽眾們卻誠惶誠恐地頻頻點頭，因為誰也不敢說皇帝沒穿衣服（比如，復雜的經濟關系的分析已淪為數學模型的自娛自樂，經濟學界中人居然還樂此不疲）。更可悲的是，在解構了“真實”和“本質”之后，看見皇帝沒穿衣服的人也不得不懷疑自己的智商是否出了問題，其結果就是學術界的“集體失語”。至于對“學術性”的追捧，如果不是確認自己精英身份的名片，那也不過是“馬尾巴的功能”般的雞零狗碎；還有所謂的“與時俱進”，除了制造出與政府工作報告沒有多大區別的文字垃圾外，剩下的就只是一堆連作者自己都有“閱讀疲勞”的虛無。問題在于，這種情形已經成為當下學術界的一種病毒復制，體制中人幾乎難以幸免，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顯性或隱性的帶菌者。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批判舊哲學是“郎福德式的淡而無味的雜碎湯”，當今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熬出來的不就是這樣的一鍋“雜碎湯”嗎！

或許不應譏笑當下學術界的雞零狗碎，一旦市場經濟成了供奉在學術祭壇上的“圣物”，學術研究的“碎片化”和“雞毛化”也就勢所必然。或許也不應當過于苛責學者們，倘若“市場神話”已不容解構的話，學者們如果不去搗鼓“雞毛”和“馬尾巴”，又憑什么當專家評教授混博士呢？恐怕也只有在“雞毛”和“馬尾巴”上才能找到研究的“靈感”和“創新”的空間了。問題在于，在破壞性地解構了馬克思主義的終極關懷和本質分析之后，用歷史和發展的眼光來解讀市場經濟又何以可能呢？

三、精英與大眾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我們都有充分的理由把這些變化歸結為“制度的變遷”（改革）的結果。然而，伴隨著這種變化，新自由主義又重新演繹出了古老的“精英神話”：既然制度的變革具有如此偉力，而制度的變革又總是少數精英（在學術界，精英的概念通常包括權力精英、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三個部分）策動的結果，那么只有精英而不是大眾，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主人。于是，社會對精英與大眾的評價也在發生微妙的變化，精英似乎逐漸代替大眾成為歷史的創造者。比如，在腦力和體力、企業家和打工者、富人和窮人、資本和勞動的比較中，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評判已經是非常鮮明，那就是不再承認人民大眾的歷史地位。更有甚者，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某些影視媒體中的成功人士個個都成了勤奮無比、健康并快樂著的英雄和超人；而普通民眾不是愚昧無知的群氓，就是不思進取的懶漢，甚或還有不少牛二似的潑皮。

問題在于，如果我們否認人民大眾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主體，那么，精英在社會中就理所當然地應當享有特殊地位，“贏家通吃”和“利益失衡”就是合理的，“協調”和“全面”發展的要求就缺乏理論邏輯的支持，我們的發展觀就難以理直氣壯地重視普通民眾和弱勢群體的利益。

然而，盡管改革20多年的歷史見證了精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卻難以確認精英推動歷史進程的主體地位，反而進一步證明了人民大眾的歷史作用。改革的實踐大約是沿著這個線索演進的：農村的承包制——城市的責任制——企業破產和股份制，這其中伴隨著人力和物力資源的市場化過程（比如，商品、技術、生產資料、勞動力、土地、資金）。眾所周知，中國20多年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廉價的勞動力（10多億人口為“廉價”的腦力和體力勞動者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保證）。廉價勞動力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是一句空話，它的作用是實實在在的，甚至是決定性的。正是這源源不斷、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提供了：（1）廉價的商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中國制造”在國際市場的表現就是證明）；（2）在資本短缺、技術低下的國情下，勞動力的轉移和替代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從中國經濟20多年的變化來看，如果沒有千千萬萬的廉價的、普通的腦力和體力勞動者，單靠幾個“精英”的呼吁和策劃，基礎設施、公路交通、城市改造與擴建、房地產業、服務行業、加工制造等等發展與變化從何而來？理解這一點不需要高深的經濟學理論，實踐就是最好的證明。我并不否認“精英”的重要作用，但我不能容忍對人民大眾歷史作用的歪曲和抹殺。如果我們從人力資本的角度來分析，人民大眾的歷史作用就更加不容忽視——因為千千萬萬普通勞動者就是人力資本的主體。

即使從理論上看，結論也是如此。按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制約經濟增長的要素是：勞動、資本、技術、制度（對經濟轉型的中國而言，制度因素的作用不可忽略）。在這些要素中，精英和大眾居于何種地位？換句話說，精英與大眾各自同這些要素是什么關系？大眾在勞動中居于主導的地位是不爭的事實，因為任何勞動的主體都是由大眾構成的——即使在白領階層占大多數的社會也是如此，因為此時的白領構成了大眾的主體，如果我們稱白領為精英，那只能說明白領還只是少數，還不能構成勞動的主體。資本、技術、制度似乎與精英的聯系更緊密——迄今為止，資本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也總是由少數精英開始的。然而問題并非這樣簡單。首先，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少數人手中積累的資本來源于勞動，這個勞動的主體仍是大眾（資本所有者的勞動與其相比，只是一小部分）。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是社會勞動的產物。其次，技術的創新與發展雖然往往是個人行為，但從根本上講，技術的創新與變遷來源于實踐的經驗總結，而實踐的主體是大眾。其三，雖然制度創新的直接發動者多半是少數精英，但創新的需求、推動創新的主體卻是大眾。如果一項制度創新背離了社會絕大多數人的需求，缺少大眾的認同和支持，它就只能是“一相情愿”的異想天開，即使強制推行也只能是短命的。精英的創新意識固然要代表著某個階層、利益集團的訴求和主張，但一個能得到社會普遍認同的合理的制度創新絕非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更非來自“神的啟示”，它的背后一定是廣大民眾的利益訴求。

人民大眾的歷史作用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科學分析之上的，要抹殺前者就必須否定后者，這也正是新自由主義極力鼓吹“要素價值論”的真實目的所在。這里所謂的“要素”包括勞動、資本、土地，以及后來所強調的知識。用常識就可以看出要素價值論的荒謬：其一，“資本”這個要素是由什么創造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當然不是，資本是社會勞動的產物。其二，“知識”這個要素也不是天外來客，它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而生產活動是人類社會實踐的根本所在。不要以為知識可以脫離勞動，知識的探索、發明、創新、運用本身就是一種勞動，不僅是一種腦力勞動，甚至于也是一種體力勞動。其三，“勞動”這個要素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雖然否定勞動價值論的新自由主義恨不能地球人徹底遺忘掉它，但也不敢公然把它從要素中剔除。其四，“土地”這個要素其實是一切自然資源的代名詞，它的本質是“自然力”。自然力的確與“勞動”無關，甚至可以說，它的作用與勞動的作用呈反比關系。但自然力并不創造價值，因為經濟學的價值是對“人類貢獻”的評價，是對“有償服務”的評價，自然力的貢獻是“非人的”，是“無償的”。只要自然力仍然不能替代人力，價值的內涵就一定是勞動。因此，只要我們的時代仍然是市場經濟的時代，那么“勞動神圣”就永不過時。勞動價值論是“勞動神圣”的科學依據，而人民大眾構成了勞動主體。一切否定勞動價值論的努力最終都成了可笑的鬧劇，恰恰證明了人民大眾的歷史作用是抹殺不了的。

誠然，歷史證明了精英的“超前”貢獻，但這個貢獻并不能顛覆大眾作為推動歷史發展的主體地位。決定歷史發展方向的是歷史參與者的“合力”，合力的主體不是少數精英而是大眾。表面看，精英是“創新”意識的提出者，他們主宰著歷史的舞臺，扮演著歷史的主角。但是，歷史的導演并非精英，而是潛藏在歷史進程中的“規律”！精英不過是歷史規律正好選中的演員罷了（之所以選中他，是因為他正好符合表演這個規律的條件。如果規律缺位、不到位或失效，縱有天才也成不了精英。中國有句古話：時勢造英雄）。由此可見，科學發展觀中的“全面”和“協調”的要求，并不是對普通大眾的施舍和恩賜，它本身就是建立在“人民大眾是歷史發展主體”這一馬克思主義立場之上的，是人民大眾理應享有的正當權利。

①布熱津斯基：《大失控與大混亂》第75—7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②呂新雨：《“民工潮”的問題意識》，《讀書》2003年第10期。
①趙磊：《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危機》，《經濟學動態》2004年第7期。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6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74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作者單位：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家》編輯部（主任、研究員、博導）
地址：四川成都
郵編：610074
電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