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為什么日本人在伊拉克被劫持是給政府“添麻煩”
不久前報道的多起伊拉克劫持人質事件中，中國人也許對日本3個志愿者被劫持之后的情況頗多不解。我們看到其他國家的人被劫持，往往是政府趕緊出面協調，民間也舉行很多要求和平、爭取人質釋放的活動。但在日本，自己的國民被劫持了，民間也有些要求政府撤軍的援助活動；但據報道，不少日本人并不同情自己的同胞，有些主流媒體甚至指責這些人質是給政府添了麻煩，搞得人質在國內的家屬要頻頻對日本社會道歉。后來那3個日本人總算被釋放，財大氣粗的日本政府連機票都不付！
這次來日本北海道開會，才知道他們給政府添麻煩的背景。
這3人中有兩個是經常參加北海道扎幌市“自由學校（游）”學習的普通群眾，其中一個還是個正在上高中的學生。他們之所以去伊拉克，意在與日本政府向海外派遣“自衛隊”以參與國際“維和”為名而實際上改變和平憲法的圖謀相對立。由于日本民間這種歷來堅持反戰立場的組織反對政府向國外派遣軍隊，他們的志愿者去伊拉克，不僅僅是日本民間援助戰后伊拉克老百姓恢復正常社會生活的志愿者，而且含有對于政府派兵反其道而行之的意義。這些既反戰、也反自衛隊向國外“派遣”的人被當作人質，當然會引起日本極端右翼勢力的指責，政府如果沒有救回他們的姿態和行為還說不過去！這大概就是說他們給政府“添麻煩”的原因吧……。
不久前看到日本主流媒體大量報道自衛隊參與伊拉克“維和”一周年，日本的報紙電視都有很多日本軍人搞周年慶典、與伊拉克民眾友好相處的畫面；那是為了讓公眾對政府繼續在伊拉克駐軍予以支持。與此相對，民間組織也時常有些小規模的反戰和反對繼續駐軍的活動，盡管媒體對這些反戰活動幾乎沒有什么象樣的報道。
此時，我得到了扎幌那個“自由學校（游）”的邀請，去參加他們成立15周年的會議。這個會開幕的當天晚上雖然是周末，雖然大雪滿天，扎幌市的多個NGO仍然舉行了要和平、反自衛隊長駐伊拉克的市民游行，大約上百人參加；我臨走時又趕上下大雪，也看到有人迎風冒雪站在大街旁邊的宣傳車頂上作反戰演講……。
一、民間的日中關系
民間日本，內涵的是我們的媒體很少反映、我們中國人也很少了解的另外一面。與民間日本接觸，尤其是下鄉去與農民相處，我這樣的普通中國人感覺很融洽。
過去雖然幾次到日本，但大多是正式的國際會議，住大飯店、打“波音的”，來去都是匆匆忙忙，沒有和民間社會接觸的機會。這次則根本不同。我參加的這個名為“東亞另類市民教育”的會議規模不大，討論的也是各國NGO們都關心的話題，無外乎老百姓與可持續發展、有機農業與環保、全球化對農民生計帶來的挑戰等。參加者幾乎沒有誰西服革履，也沒有什么大人物到會，不過是當地的“小職員”、“小業主”、農民、工人和青年學生等普通百姓。會議前后，主辦者還應我的要求帶我去參觀農場、走訪農戶，到普通市民家庭吃飯住宿。這就給我提供了一個接觸民間日本社會的前所未有的機會。
日本民間有很多對中國十分友好的人。這次在扎幌，出席會的市民中有位日本母親告訴我的故事就很感人。她有兩個女兒，大的31，小的23。大女兒喜歡中文，去年到臺灣的社區大學去做志愿者的時候病倒了；臨去世的時候在母親身邊最后說的話,竟是母親聽不懂的中文。小女兒接著邊打工，邊繼承姐姐的遺志學習中文，才學了半年就能簡單地用中文對話了。由于她十分努力學習又熱愛中國文化，成為唯一被當地日中友好協會推薦到中國去學廣東方言的學生。
離開北海道之后，東京農學院的大野教授帶我到本州的山形縣參觀一個農民合作創辦的農業綜合企業，那個在當地頗有名氣的農民企業家伊藤幸吉自我介紹說，他去過很多國家，但最喜歡的國家還是中國，至今他已經去過中國86次了，在他的企業里還為8名從中國來的日本二戰遺孤子女安排了工作。伊藤能用標準的中文說“一衣帶水”，這是前中日友協會長張香山給他解釋過的話，讓他至今銘記在心。盡管80年代他在北京投資辦的養雞企業似乎并不成功，卻至今仍然執著地希望中國的農村能夠使用他們低成本建立的立體生態循環技術來開展有機農業生產。
我們的翻譯西吉塔Hikita是個自愿從東京來嫁作農婦的知識婦女，講一口標準的美式英語。她謝絕了讓她兼職做有薪的英語教師的邀請，卻寧可業余做志愿者，為中國嫁到日本農村的50多個婦女教日語，盡力幫助初到者解決具體困難。
訪問山形縣長井市的第二天，當地農民自己組織的聯合會為了配合我們的訪問，特意把年會提前，好讓我給20多個農民會員介紹中國農民的情況。我講完了，農民們使用雙方都能夠看懂的中文借助紙筆跟我“聊天”；其中一個從農民中選舉出來的町長（相當于我們的鎮長）把大野教授送給他的著作拿來讓我寫上句話，我寫了“世界農民是一家”，他哈哈大笑，高興得滿屋子給別人看，說這也是他心里想的話。然后，我和農民們一塊去泡當地有名的“大蛤蟆溫泉”。夜深了，大家煙足酒醉，也聊累了，就在榻榻米上打地鋪睡覺，頓時，鼾聲四起……。
回來的路上大野教授告訴我，這個農民聯合會的所有會員都立誓永遠不再參戰。日本的農民曾經是二戰的主要兵源；現在的農民則是堅決反戰的社會群體。
二、民間的反戰人士
從山形縣農村回到東京后，我到早稻田大學做一個關于中國三農問題的講座。來參加的人中間有一位滿頭白發的老人，是個長期堅持反戰、反天皇制的建筑師，叫天野惠一。也許談他這方面的思考已經是一種習慣，一開始交談就直接進入了反戰的話題。
天野當年也是個“60一代”，參與過那時的激進左翼學生運動。他介紹說，反對天皇制的人都認為天皇是戰爭罪犯，到70年代末期甚至有無政府主義組織打算刺殺天皇，大約2－3個這樣的小組，全部有10多人，后來都被捕了。天野并不同意這些小組的作法，但認同他們的觀點，他認為，更為重要的工作是應該讓普通群眾更多了解天皇制的意識形態作用。因此，20多年來他們的主要精力在于反對日本的帝國主義制度。
在日本，各種類似的小的斗爭組織很多，他們已經聯合起來，組成了日本“反天皇制運動聯絡會”。1985年昭和天皇臨死的時候，關于他是戰爭罪犯的批判淡化了，相反的有利于天皇制說法卻很多。但他們至今仍然強調天皇是戰爭罪犯，認為這是反對日本的帝國主義制度的最關鍵原則。
據他介紹，當代的天皇制度在日本的存在，一般被社會認為是有利于日本民族和文化整合的。每年皇室都要參與各種節慶活動，例如植樹節、漁民節等；皇室成員籍此在各地的巡游，都成為當地引起廣泛關注的重大事件。
但是他認為，保留天皇制的各種活動和教育內容，其實質是讓國民接受右翼思想，通過對這些保守的意識形態的宣傳，極端右翼的政治派別試圖以此傳播他們的理念。因為，祭祀活動所傳達的相關符號，以及各地組織的相關活動，都通過各種媒體的大量正面報道強烈地刺激社會，形成國民對右翼的意識形態的盲目服從。
日本右翼不過是兩個派別，其一是開展維護天皇制、靖國神社和各地護國神社為中心的活動的組織；另外一個是戰后與日本黑社會相似的組織，這其實是右翼政府的“民兵”，通過黑社會，政府可以方便地使用恐怖主義手段對付左翼組織。
相反，反對天皇制度的人并不認同把天皇當作最高祭祀王的靖國神社（神道分幾個派，靖國神社是其中最大的派別）；除了對日本的戰爭陣亡將士祭祀會影響與亞洲國家的關系外，在他們看來，這樣的活動是在維持國民的戰爭記憶。
日本普通百姓主要信奉兩種宗教，其一是佛教；其二就是神道。后者的影響在農村地區比前者大。現在有的地方還有自己搞的信徒組織如聯合會之類。而二戰中日本軍隊的主要兵源是忠于天皇的農民。歷史教訓表明，對于靖國神社這種神道中最大的教派的祭祀，在國民中最易于形成忠于天皇制的影響。
此外，靖國神社還是封建中央集權和獨裁制的象征。除了東京的靖國神社外，每個地區都有類似的護國神社，供奉在戰爭中犧牲的本地軍人。二戰前的靖國神社不僅供奉日本軍人亡魂，而且還有當年日本帝國主義控制下作為殖民地的中國、朝鮮軍人的亡魂；在靖國神社的朝拜活動也肯定了日本強制其他國家的人民為日本作戰的意思。
二戰前，神社的祭祀日是“紀元節”；戰后經過很久的討論，從1966年開始把這個祭祀日再定義為“建國紀念日”。其中原因很復雜，但主要作用就是把戰爭和國家結合起來。
人們可以在靖國神社中的戰爭歷史博物館中看到那些加強日本人戰爭記憶的說法。主要是有些參與二戰的領導者認為，日本之成為統一的國家，歸因于歷史上的重大戰爭；而近代日本的戰爭主要是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另外有關日本民族來源的歷史解釋，則是根據古代神話戰爭故事，傳說最早的“神武天皇”就是從大海中制造了日本諸島的神……。
這些被制造出來的話語，實質是反復向國民強調戰爭的價值。
他的看法確有道理，我們離開前抽空去瀏覽了靖國神社的“游就館”，那里的戰爭史料和文字解釋，明顯地反映出一種把日本近現代史上所有戰爭都合乎邏輯地解釋為“正義”的意圖。
三、參與NPO事業的人
邀請我來開會的這個“自由學校（游）”屬于在北海道首府扎幌市正式注冊的NPO（非盈利組織）。其所屬的平民教育系統是個全國性的NPO，在日本國內有幾個分支機構，互相獨立運作。在北海道其創始人叫Kohei，是個60多歲已退休的老人；從他的祖父母輩就非常熱愛中國古代詩詞，一直傳承到他。現在的實際負責人叫Koshida,在北海道大學教國際關系。該學校只有4個職員，大約100個注冊（交費3000日元/年）的業余學員，主要是一般的公司小職員和青年學生。課程有外語和時事講座。
自由學校在市中心交通方便的地方租了大約80平方米的辦公室兼作教室，雖然條件確實一般，每次上課或者開時事座談會，也不過能來10人左右；但主持者和職員們對工作程序一絲不茍，態度實在很認真，據說還經常加班到很晚，這大概和那些大公司職員的情況沒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他們的正式職員收入要低得多。折合美元只有1200＄/月，這在生活費用昂貴的日本（小飯館里一碗面條比中國至少貴5倍），只能節衣縮食才過得去。維持這個業余學校的日常工作很大程度要靠志愿者，除了負責人本身就是志愿者之外，還有另外兩個長期兼職的也是志愿者。
不了解的人完全不知道這些在NPO從事義務勞動的人干勁從何而來，了解的人會懂得，他們體現的是中國人已經淡忘的知識分子要“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他們是在為這種信念而工作。于是，古人“失之中土，取之東夷”的預言，自然而然地浮現在腦海之中。
溫鐵軍
2004年12月17－20日 于日本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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