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作為一種思想，其導引的社會變革，就是民主政治，它是近現代社會矛盾的聚集點，是歷史進步的核心與原則，是20世紀人類發展的主旋律。人類正處于馬克思所說的擺脫“史前時期”的關鍵時刻，如何規定民主，普及民主，樹立民主的權威，以民主的權威引導和保證人性升華，已成為21世紀人類的主題，而占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人，能否確立并普及民主文化和民主政治，不僅關系民族的興亡，也對人類進步大局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一、民主文化：歷史進步的核心與原則
民主已成為當今世界使用得最多的詞，從布什以“民主”的名義，操縱現代尖端技術制造的“大規模殺傷武器”滿地球去殺人，以執行其后臺老板們控制人類的指令，到遍及世界的競選，以至中國鄉野中的村民委員會的選舉，都有一個共同的口號——民主。而今天人類幾乎所有的非宗教迷信的出版物，在論及政治和社會問題時，也都以民主作為標榜。民主的輿論作用之大，致使那些靠集權專制謀利的人，也不得不說幾句“民主”的語句——當然，要從其立場對“民主”加以詮釋，從而使“民主”與“專制”同義。
使用得最多的“民主”，也是歧義最多的一個詞。不僅達官貴人與平民百姓對“民主”的理解有天壤之別，就是理論家對“民主”的定義和論證也大相徑庭。“民”的范圍是什么，“民”又如何作“主”？而“主”的含義如何規定，“主”什么，如何“主”？等等一系列問題，足可以使“民主”一詞變成一個萬花筒，它體現著現實社會中不同階級、階層、集團、個人的利益沖突，集合著社會的矛盾與斗爭。
我不奢望提出一個讓所有人都贊同的民主概念的定義，也不希望所有人都認可本書的論證。我所要做的，也是我所能做的，只是從我所理解，而且包括我在內的“民”——現代勞動者的利益出發，概括勞動者的相關意識，對民主及其實現進行理論探討。
民主首先是一種文化或意識形態，是一個總體性范疇，也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民主的基本含義就是“人民主權”。它是與君主、官主直接對立的。但“人民”的外延，卻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那里，有很大的區別。現代歐美思想家總愿宣揚古希臘雅典城邦的“民主”，言外之意是將民主說成其種族的文化傳統。這一點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期不乏其進步性，但在今天，除顯示其種族優越性之外，一個大的負面作用，就是給那些專制主義者以口實，他們依然在以民主的“種族性”來證明其專制的合理性。當然，雅典的“民主”政體在文化上是有很高價值的，但這種價值應屬于全人類。而我們從雅典的“民主”中，恰可以看到那種將奴隸排斥在外的“民”，其“主”首先是一種階級的專政，其次才是“民”之間利益的協調和斗爭。“民”的范圍，決定了“民主”的外延，進而也制約了“民主”的內涵。這在歐洲近代的對選民資格的限制中，得到充分表現。突破這種限制的斗爭，貫徹于兩百年的歷史，直到20世紀中期以后，才真正達到一國之內全體男女成員平等的選舉權，但“民主”依然因復雜的體制和機制而被少數人所控制。雖然人類迄今尚未達到真正的、徹底的民主，但民主作為一種文化，卻已提出并發展了二三百年。正是民主文化，使人類不斷認識到各種形式專制的弊端，并逐步在它的引導下，爭取平等和自由。
民主文化也是有其階級性和階段性的，但這并不排斥它的一般性，即與非民主的君主、官主的對立。這在孟德斯鳩那里就有了明確的認識，他關于將政體分為三類：共和、君主、專制，其中共和政體就是“全體人民或僅僅一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權力”的政體，它與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是有本質區別的。孟德斯鳩并不明確中國的集權官僚制，他只是將中國的政體劃歸君主政體，沒有看到中國官主的一面。而官主，在孟德斯鳩之后一個多世紀的中國，由于推翻了皇帝，而突顯出來，雖然此時已經與資本結合的官僚統治也在宣稱“民主”，但官僚資本的專制已成為現代化的主要障礙。
民主文化的產生，根本原因在“民”的素質技能提高，提高了素質技能的“民”不滿足于其既有的社會地位，起而要求其權利，并要求掌握國家權利。此時，舊有的君主文化、專制文化、官主文化及其統治與“民”的要求就會尖銳沖突，其對社會進步的障礙作用日益明顯。而代表“民”的利益的思想家們，則將“民”的要求概括成理論，在批判舊統治文化的過程中，將自己的理論傳播于民眾，由此形成與君主文化、專制文化、官主文化相對立的民主文化。
民主文化隨著“民”的范圍的擴大而擴展，而這種擴展，不僅擴充了其外延，也改變了其內涵，由此而形成民主文化的階段性和階級性，但并不排斥其一般性，而是民主文化一般性的具體表現，民主文化的一般性就體現于其階段性的演化和階級性的對立中。
總體說來，民主文化產生于歐洲的17、18世紀，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及與其同盟的手工業者、農民、小商人構成的“第三等級”反封建君主的社會勢力意識的集中體現。它最初的萌芽可能要從路德宗教改革算起，基督新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其邏輯的必然就是個性自由，這在“文藝復興”運動中歷史地出現，進而就是要求平等和自由基礎上的權利和民主。如果說17世紀英國的培根、洛克等人還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爭取人身和私有財產的自然權利，那么18世紀法國的狄德羅、盧梭等，則明確提出了“人民主權”的主張。民主文化在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得以實踐，由此達到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在實踐民主文化的過程中，又進一步豐富、發展了民主文化，并展開了初級民主文化的矛盾與局限。
初級民主文化的主體，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初級民主文化作為其利益和意識的概括，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統治，爭取資本主義制度——由資產階級主導的制度——的理論核心和原則。這也是那個階段人類進步的核心和原則。但當資產階級建立了自己的統治，并按其利益來確立資本主義制度時，民主之“民”的范圍，即有權參與掌控國家權利的人，是有財產、性別等嚴格限制的，其實質就是資產階級中男性的“民主”。與古代雅典的“民主”中奴隸沒有民主權一樣，初級的資本主義“民主”中，雇傭勞動者和婦女也沒有民主權。這顯然是與民主文化的一般原則相違背的，民主制度中居然有絕大多數人沒有民主權，初級民主制無異于少數大資本所有者的寡頭專制。
然而，倡導民主文化的思想家們，在反封建專制時所說的“民”，是全體人民或共和制下的全體公民，“民主”是廢除“君主”之后的全體公民主權。資本主義民主制與此相比，差別是明顯的。而已占統治地位的資本雇傭勞動制，卻在形式上將出賣和購買勞動力使用權的雇傭勞動者與資本所有者處于平等的交易雙方，這與他們在政治上的不平等無疑是沖突的。雇傭勞動者因政治上的無權而導致經濟上的權益受到損害，他們要維護自己的經濟權益，就必須爭取政治上的權利。當然，政治上的民主權不僅是經濟權利的體現和保證，更是勞動者作為公民平等、自由的標志。爭取民主權，也就成了雇傭勞動者形成階級勢力，進而要求自由解放的集合點。
以19世紀30年代開始的英國“憲章運動”為標志，民主運動的主體已經是以產業工人為主的雇傭勞動者階級，而資產階級則日益走向民主的對立面，竭力維護以財產所有權為根據的“民主”——實則資本財團的寡頭專制。以雇傭勞動者階級為主體的民主運動，開始時是以盧梭的民主思想為指導的。盧梭的民主思想要求廢除私有財產制度上的不平等，這與建立在財產所有權上的孟德斯鳩的民主思想有明顯的區別。迄今依然維持的美國式的民主，就是以孟德斯鳩的思想為基礎的，而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派，則力圖實踐盧梭的民主思想。法國大革命雖然在行動上失敗了，但其理論意義卻一直延續至今。以雇傭勞動者階級（馬克思稱之為“無產階級”）為主體的民主運動，曾以和平方式進行，但隨著“憲章運動”提交國會的“請愿書”被否決，以及資產階級愈益殘酷的統治，雇傭勞動者更加認識到要以聯合的力量爭取自己的民主權，為此，不惜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了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繼承了盧梭民主思想的一般性成分，并從無產階級利益出發，批判了資本主義民主的局限性與矛盾。馬克思不再以抽象的“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為依據，而是承認孟德斯鳩的所有權概念，并對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度進行了系統分析，將民主與廢除私有財產制度統一起來。更為重要的是，馬克思認為民主不僅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階段性目的，也是使雇傭勞動者組成階級的原則，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民主的具體形式。民主的制度化必須體現于公有制，是公有制的政治機制。馬克思使民主文化提升到一個新階段，在馬克思民主思想的導引下，民主運動具有了社會主義性質，從19世紀末開始，并于20世紀在全球擴展，成為人類歷史的主旋律。
民主文化作為近現代人類進步的核心和原則，是在歐洲興起的，是基督教文化的矛盾沖突的產物。由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所引發的文化變革，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思想基礎，而逐步發展壯大的資產階級又必然要求廢除封建專制，民主文化由此而生。孟德斯鳩和盧梭的民主思想分別代表了資產階級和平民的利益，這種區別最初還只是理論上的，但在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之中，其差異日益突出。在二百多年的演化中，民主文化不斷充實和豐富，但分歧也更為顯著。孟德斯鳩的將民主與私有財產統一的思路，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與原則。而在盧梭那里萌發，由馬克思明確了的民主與公有制相統一的思路，則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核心和原則。這是民主文化的兩個階段，分別代表著資產階級和勞動者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前一種思路因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而成為保守、反動的，雖然在一些更為落后的國家它還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能夠體現人類進步核心和原則的，是后一種思路，幾乎20世紀人類在民主文化和民主政治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如廢除選舉權上財產和性別、人種的限制，強大的社會主義勢力的形成及其反對資本統治的斗爭，初級公有制在一部分國家的建立及民主原則在這些國家法律上的規定，都是以這種思路為導引的。
進入21世紀，民主文化在人類進步中的核心和原則更為明顯，在堅持馬克思民主思想的前提下，根據現實社會矛盾的演化，進一步概括勞動者的民主意識和要求，形成充實、系統的以勞動者為主體的民主文化，是歷史賦予21世紀的任務，也是人類擺脫“史前時期”的關鍵。
二、民主運動與民主政治——
社會矛盾的聚集點民主文化的出現是一場革命，民主文化的實質是人取代神（上帝）和物（資本）成為社會的主體，明確勞動者應成為社會的主體。民主文化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人生與社會矛盾演進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并隨社會矛盾的演進而發展。民主文化只有體現于社會變革，才是實在的，只有由民主文化導引的社會變革，才是進步的、發展的。在民主文化導引下的社會變革，就是民主運動與民主政治。
自從資產階級主導的民主運動出現，并形成民主政治，已有二三百年的歷史，不論是反對封建專制，還是反對資本專制，以及中國的反對官僚專制，民主運動及隨之而來的民主政治，都是社會矛盾的聚集點。
人類是群體的、社會的動物，但每個人又都是個體的。個體人在社會中的地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充滿著矛盾。人之所以為人，在于勞動，勞動是人本質的核心，圍繞勞動這個核心，需要、交往、意識三個本質要素內在統一，構成人類社會生活和關系的基礎，其集中表現就是生產主體的勞動者素質技能與社會地位的矛盾。勞動者的素質技能是社會生產力的根據，也是創造物質財富的主體條件。隨著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其生產力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在滿足人的基本消費需求后，還有所剩余，于是那些以各種理由在交往和社會關系中居主導地位的少數人，就會脫離勞動，以控制交往和社會關系的關鍵環節，來攫取他人勞動的剩余產品，形成其私有財產，并據此而鞏固其對他人的控制。私有財產不僅包括消費品，還包括生產資料和土地等自然資源。私有財產是以所有權和所有制規定，并以國家機器來保證的。保證私有財產的權利和制度的國家機器，是少數統治者的工具，這些人也據國家機器而形成一個階級，由此與勞動者相對立。
階級統治是人本質異化的集中體現，是人性中的動物一般屬性的野蠻成分的社會形式。而對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統治階級的思想代表也就從人社會存在的本質之外，按照統治階級的意識去尋找某種“超人”的力量來規定國家的根據和性質，以此證明其統治的權威。諸神、上帝、天命、財富（資本）是曾被用來作為國家根據的力量，寡頭專制、君主、官主和資主（資本財團的專制），就形成了相對應的國家機器，它們被說成是那些“超人”偉力在人類社會的作用方式，并由自稱代表這些力量的少數人所構成的階級和統治集團來實施對人類的統治。
民主思想和民主文化，是對這些“超人”力量的否定。歐洲，特別是法國那些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以其膽量和學識證明：神、上帝，不過是人的意識所設想和制造出來的某種觀念，并非存在的實體。他們主張以自然物質為世界的本原和主體，人是物質的存在，人性是自然屬性，也是自由、平等的，因此，要廢除君主和專制政治，代之以源于人自然本性的民主政治，他們將財產所有權和自由競爭視為人自然本性的體現，因此，其民主是以財產所有權為根據，或者說是財產私有權和自由競爭的政治形式。雖然如此，這種民主文化及其導引的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也是大的社會進步，這在17世紀的英國和18世紀的法國勢必成為社會矛盾的聚焦點。
那些以上帝的名義在人間實施統治的封建君主、僧侶和領主們，當然不會接受民主觀念。在他們的意識中，土地和財產的所有權來自創世的造物主上帝，上帝將所有權和管理所有權，以及上帝所造的人的統治權，交給了君主和教會，君主和教會又將之分派給封建領主和僧侶。這種意識實則他們利益的體現，成為他們不勞而獲并奴役民眾的根據。對于認為自然界是本原，人是自然物質演化的結果，人性取決于自然性的觀念，君主、僧侶、領主們當然要極力反對，對于以這種觀念為指導的民主運動，也勢必堅決打壓。英國革命是第一個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它攪動了沉淀于社會深層的矛盾，并以和平的和暴力的斗爭表現出來。雖然英國革命以妥協的君主立憲制為結果，但君主立憲制依然是民主政治的一種形式，雖說是不徹底的、初級的民主政治，但它畢竟使資本的統治地位確立，而名義上保留下來的“君主”，不過是依附于資產階級這棵寄生藤上的青苔而已。至于美國革命，則應看成英國革命的繼續，北美洲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矛盾是革命的起因，而其內容，則是民主運動擺脫封建專制。在英國未能徹底完成的孟德斯鳩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在美國革命中得以實現。法國革命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其指導思想，不僅有孟德斯鳩的以私有權為根據的民主，還有以盧梭以自然人的人身權為根據的民主，因而是一場全民性的民主運動。法國革命不僅表現出與封建君主、貴族、僧侶的尖銳矛盾，而且在運動中兩種民主文化所導引的“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之間也發生了激烈沖突。從雅各派專政的徹底民主政治到拿破侖以專制形式所推行的民主改革，都使民主政治成為法國社會矛盾的聚焦點，以至封建勢力的復辟，也是把推翻民主政治作為主要目標。
19世紀以來，民主運動成為世界性社會變革的主流，從西歐到中、東歐，進而亞、非、拉丁美洲、澳洲，民主運動風起云涌。這是改變人性和社會的偉大運動，它使國內和國際矛盾日益尖銳沖突，民主運動的興起、高潮、低落、再高漲，雖遇各種阻力，但其勢不可擋。如果說在歐洲各國，先是由資產階級主導的反封建統治運動，進而是無產階級反對資本統治的斗爭，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和階級性，那么，在其他大洲，民主運動因其國內外矛盾的復雜，而表現為各種形式，其共同點之一，就是民主運動與殖民地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結合。大體說來，這場連續兩個世紀的民主運動，在前一個世紀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在歐洲各國普遍建立了以私有財產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并興起了以人為本位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后一個世紀，是跨歐亞兩洲的俄國革命為起點和榜樣，以社會主義民主運動采取武裝革命的方式，奪取政權，并建立以初級公有制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這在東歐、中國乃至朝鮮、越南、古巴等國得以體現。與此同時，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獨立和解放斗爭也廣泛展開，其指導思想總的說來是二元的，既有資本主義的民主文化，也有社會主義民主文化。所涉及的矛盾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宗主國與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矛盾，又有國內各階級勢力之間的矛盾。從短期來看，其運動的民主性質往往會被民族矛盾所掩蓋。但經過一個世紀的連續斗爭，運動的民主性充分顯現，明顯的成果，就是一頂頂王冠紛紛落地，這些國家大都確立了不同形式的民主政治。
人們盡可以對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提出各種各樣的批評，作為人類總體性的變革，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聚合了人類積累了幾千年的矛盾，各種觀念所體現的利益，代表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勢力。在民主運動大潮中，不同的階級、階層、集團、個人，都感到了變革的震蕩，不論是誰，都不可能再按舊有的方式生活下去了。面對變革的震蕩，人們不僅要激動地思考自己的存在和未來，而且要動員起一切可能的力量——思維、體力、財產，甚至生命——來保守或爭取自己的利益。舊的統治者拼盡全力阻擋變革，乃至在大變革之后對民主政治進行反撲，實行復辟，但他們不能不承認，民主運動使其統治對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再也不能以舊的方式統治下去了。這一點在法國革命后的波旁王朝的復辟中得到充分表現。雖然復辟了的統治者力求以“新”的方式進行統治，但因其本質上是反民主的，所以仍要被持續的民主運動所沖垮。
至于在初級民主運動中走到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由于其所依據的資本在本質上是反民主的，是資主，是財主，而私有財產制度又保證少數人擁有巨額財富和資本，其所有者，即馬克思所說的作為“資本人格化”的資本家，雖然在反封建、反君主時也要求“民主”，但他們所說的“民”，只是資本的所有者，而且，按他們的觀點，能夠成為資本所有者的，都是在自由競爭中的強者，是人類的“精英”，也只有他們才能做“主”。至于無資產只能以出賣勞動力為生的雇傭勞動者，是被證明了的競爭中的弱者，因此，也就沒有資格成為“民”，不能參與主權和政治。這樣的民主政治實為寡頭專制，就包含著尖銳的、深刻的社會矛盾，勢必引發新的民主運動。
新的民主運動是盧梭發端、馬克思創建的以人為主體和本位的民主文化導引的民主運動，也就是社會主義運動，它以產業工人為主干，聯合其他勞動者進行反對資本統治和君主、官主等專制政治。這場運動從19世紀開始，到20世紀形成大勢力，成為變革的主要力量。其勢力由三股力量構成，一是蘇聯和中國為代表的以武裝革命奪取政權并建立初級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中的民主力量；二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和平方式反對資本，維護并爭取勞動群眾利益的社會主義勢力；三是在殖民地、附屬國參與或領導民族解放斗爭的社會主義政黨和組織。這三股力量匯集的新民主運動猛烈地沖擊著資本統治和各種反動統治，從而使人類處于總體的大變革之中。然而，正如資本統治內部有其矛盾，民主運動中也有分歧和矛盾。第二國際的分化，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矛盾，各國共產黨之間的分裂，一國黨內派系斗爭，乃至不同國度和民族的民主力量相互之間的矛盾，重重疊疊，錯綜復雜。這些，都是社會矛盾的體現，并使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的社會矛盾聚焦點更為突出。民主運動內部的分歧和矛盾，特別是那些滋生于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機器中以權謀私的反民主、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從內部的破壞、干擾，對于民主運動的阻滯作用，更甚于變革對象加給民主運動的阻力。20世紀末民主運動在全世界步入低潮，其根本原因，就是那些反民主、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在掌控民主運動組織，尤其是國家政權的部分權力以后，為了謀取自己及后代的私利，干擾、抵制、破壞民主政治，甚至直接采取專制手段，鎮壓民主運動。
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作為社會矛盾的聚焦點，本身也是矛盾的，它是在內外矛盾的斗爭中逐步發展的。人類還存在，人類存在的內容必然表現為社會矛盾，在工業文明條件下，社會矛盾勢必聚焦于勞動者以其人權和人格為根據，并保證其人權和人格的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是近現代史的主旋律，也是21世紀的主題。
三、民主是近現代史的主旋律
如何解讀人類的近現代史？這不僅是一個歷史學命題，更是關系如何認識和解決現代社會矛盾，明確未來發展方向和途徑的大課題。
近現代史的一個突出標志，就是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不妨設想一個生活在18世紀以前的人，如果他能復活，肯定不敢相信現在的地球就是他曾生活過的世界。不僅城市，就連偏僻的農村，也因工業技術的發明和生產方式的變革，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代人的衣、食、住、行，雖然從一般性上說仍然是滿足生物學意義上的需要，但其內容和形式，以及采用的手段，都有明顯的差異。在生物學的一般性上說，這種因工業文明而發生的變化，只是量的變化，但對于人類社會發展而言，卻是一個質變，是生產方式和文明的一個質變，更是社會關系的質變。
技術主義者把這種變化的原因歸結于技術的發明和發展，在他們的口中筆下，工業技術就像上帝一樣，創造了以財富為主體的世界，也創造了依賴財富生存的人類。為此，他們需求人類要按工業技術的要求來生活，按財富的所有權來劃分等級和建立社會關系。技術主義者的這種“科學”邏輯和語言，被資本統治的御用文人們用來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也被社會主義國家中反民主的勢力演繹為“唯生產力論”，并以此來反對和阻礙民主政治，聲稱只有生產力（財富）極大發展，人們才有資格談論民主問題，而強化少數自以為“精英”，并自稱莫名其妙地代表工業技術的少數人的專制，又是發展生產力的惟一途徑。有人甚至會發出這樣的高論：民主會干擾和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而專制及其腐敗是生產力發展的必要條件。
技術主義對工業技術的論證，是有其道理的，如果其論證只停留在技術或生產上，是無可非議的，但把作用于物質的技術程序用于人類社會生活和制度，則大謬。“唯生產力論”者秉承資本主義經濟學的邏輯，把增長財富看成發展生產力，并把這作為人類的根本目的。以此為由，維護集權的專制政治——在這一點上，他們與主張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思想家又有差別。我們并不反對工業技術，而且主張快速廣泛地提高工業技術。但問題的關鍵，不在主張提高技術和發展生產力——迄今可能沒有一個思想家會反對這一點，而在如何提高技術提高哪些技術；又如何規定生產力怎樣發展生產力。
生產力要體現于物，作用于物，物質資料和勞動對象是生產力發揮的條件，但物質本身沒有生產力。生產力是人的勞動力的社會集合。技術是人的技能素質的體現，也是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勞動者運用體力和智力的經驗與程序。“唯生產力論”者見物不見人，把生產力說成“物質生產力”，至多是把勞動者看成是和生產資料、勞動對象一樣的“生產力要素”。看不到勞動者是勞動力也是生產力的主體，不能從勞動者主體角度認識技術，甚至有人將技術視為脫離勞動者的獨立存在。不錯，人們可以將技術程序化，并可以作為專利商品，或者寫成教科書，但技術只有由人掌握并運用時才是技術。若只是一個系統的寫成文字的程序，或一本技術學教科書，沒有人掌握并運用它，不過一些有文字的紙張擺在書店或檔案里。更重要的是，這些紙上的文字，都是多少人畢生經驗和研究的結果，甚至是若干代人的成果。因此，技術是從屬于勞動主體的，是勞動的內在因素，并非勞動之外的“生產要素”或“資源”。提高技術，發展生產力的關鍵，在于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技能，而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又取決于其社會地位與社會關系。
按“分而不合”思維方式得出的結論，政治與經濟是兩個相互獨立的“領域”，其關系，有些類似水（經濟）與船（政治），水漲船高，只要經濟發展了，或者說只要生產力發展了，政治也就隨之變化。至于政治制度、體制的變革，則只能對經濟起一些“反作用”。這是“唯生產力論”者阻撓民主政治的主要理由。
人類社會是一個整體，經濟、政治、文化這些范疇，是思想家根據社會生活與矛盾的分析規定的，“只分不合”的思維方法，卻把分析規定的范疇固定化，似乎它們就像在教科書或辭典上那樣獨立存在的。然而，現實生活并不因思想家的分析而獨立出各個“領域”，經濟、政治、文化依然作為人社會生活的要素而統一著。政治并不是獨立于經濟之外的一個“領域”，而是內在于經濟的關系與機制，文化是作為主體的人關于人生和社會關系的意識，反映并作用經濟和政治關系與矛盾。經濟的發展，根本在于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這又取決于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提高了素質技能的勞動者為了更好地發揮其素質技能，不斷提高素質技能，必然地要求提高社會地位。社會地位表現為權利，其基本權利是人身權，勞動者的人身權包含著勞動力所有權，由勞動力的發揮而改造的物質資料的所有權，也應歸勞動者個人所有。在人身權和對勞動改造的物質資料所有權的基礎上，派生出保證這兩個權利的政治權利。當勞動者能夠掌握人身權及其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所有權，并掌握擁有政治上的民主權時，他們就已經實現了其社會主體地位，或者說，勞動者只有擁有上述經濟政治權利，才成為社會的主體。人類在原始社會時，個體從屬于總體，在部落內部并無權利可言，從奴隸社會開始的階級社會，才有了法律意義上的權利，也就有了針對勞動者權利地位的社會變革進程。奴隸沒有人身權，因而也就沒有任何權利；農奴雖在人身上依附于領主，但有了由領主為了更有效發揮其勞動力而分配的一小塊土地的使用權；農民的人身權在名義上屬于皇帝，但實際上已屬個人，而且能分得屬于皇帝的土地所有權派生的小塊土地占有權，由此提高其勞動積極性和素質技能。
這是奴隸社會、封建領主社會、集權官僚制三個社會形態中主要勞動者地位的情況，可以看出，勞動者的地位因其權利的逐步增加而有所提高，這是其素質技能提高的要求和體現。但很明顯，勞動者并未得到明確規定和保證的人身權，因而沒有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也沒有政治權利。這是勞動者素質技能低下，社會生產方式停滯于農業手工勞動的重要原因，與之相應的是政治上的奴隸主、封建君（領）主、君主、官主制度，和文化上的諸神主義、上帝主義、天命主義。
人類要進步，必須打破舊的政治制度，進而提高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民主文化及其導引的民主運動，就是破除舊的制度的惟一途徑。自17世紀以來，在歐洲展開的民主運動，逐步擴展，并從以財產所有權為根據的民主轉向以人身權為根據的民主。民主文化和民主運動激化了社會矛盾，使社會明確分為進步和保守兩股勢力，將民眾組織起來，為爭取自己的權利和提高社會地位而與舊的統治勢力進行斗爭。作為社會矛盾聚焦點的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也就成為近現代人類歷史的主題。
民主運動的第一階段，是以爭取財產所有權為主要內容的，當然也包括爭取人身權，也正因此，這場以資本所有權為根據的民主運動才能吸收農奴、平民的參加，但當其取得政權，并建立以財產所有權為根據的民主政治時，也勢必將沒有財產所有權的無產者排斥在外。然而，推翻封建專制后的無產者雖說沒有財產所有權，卻取得了人身權。于是，他們又依民主的一般原則，以人身權及其中包含的勞動力所有權來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利，即以人為本位的民主權。這樣，民主運動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并繼續成為歷史的主旋律。
大體說來，第一階段的以財產所有權為主的民主運動，是近代史的主旋律；第二階段以人身權和勞動力所有權為主的民主運動，是現代史的主旋律。第二階段，從19世紀末開始一直延續至今。這期間經歷的重大事件，其內容都與民主運動息息相關。民主運動及其所建立的民主政治，之所以能成為歷史發展的主旋律，就在于它根源于勞動者的社會主體地位。在第一階段，民主運動的主要成果，就是為勞動者爭得了人身權和勞動力所有權，這樣，勞動者就可以在與資本所有者就其勞動力使用權的買賣中處于“平等”地位，而且有賣與不賣和賣給誰的自由。更為重要的是，勞動力的質量提高，其價格也就高，這就促使勞動者主動提高自身素質技能。但由于沒有政治權利，勞動者在與資本所有者的交往中又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于是，他們就會依據人身權和勞動力所有權，要求并爭取政治上的民主權。
以勞動者為主體、依據人身權的民主運動，只能由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組織起來，以聯合的方式將分散的人身權和勞動力所有權集合，形成社會的勢力，這樣才能與處于強勢地位的資本所有者階級相抗衡。雖然在開始階段，勞動者的勢力還是弱小的，但經過一個多世紀的不懈斗爭，其勢力逐步增長，先是爭得了結社權，即組織工會，以聯合起來的勞動力所有權與購買勞動力使用權的資本所有者斗爭，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減少工時、減輕勞動強度。進而是組織政黨，在政治上與統治者斗爭。這個過程大體經歷了近一個世紀，迫使資本所有者階級不得不承認勞動者階級的勢力。到20世紀初，民主運動取得了關鍵性的勝利，即爭得了普選權。在這個過程中，“女權運動”成為一支相當重要的力量。這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民主運動達到一個新階段。其民主、自由、福利等昭示現代文明的各種標志，實際上都是民主運動的成果。
與之相應，工業落后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也納入民主運動的大潮，并以民主為旗幟，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是民主運動在落后國家的突出表現。雖然革命后建立的初級民主政治有許多缺陷，甚至因這些缺陷未能及時有效地克服，而導致反民主勢力的復興，但革命的民主性及革命后對勞動者民主權的法律規定，特別是憲法上的規定，卻是不容否認的，也正因此，蘇聯和中國的勞動者素質技能才得以迅速提高，并由此展開工業化。在民主運動的大潮中，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各國的民族獨立和解放斗爭，也變革了其舊有的君主和專制制度，形成了類似19世紀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對于這些國家，對于人類總體，這都是重大進步。
總之，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在近現代史上，是人類進步的主旋律，二三百年人類所取得的所有發展，都可以歸結于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這是判斷近現代史的根本標準。但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并未完結，反民主的勢力依然在今天的世界上占統治地位，因此，21世紀的主題，還是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
四、民主是21世紀人類發展的主題
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植根于人本質發展與人性升華，是人類擺脫“史前時期”的要求和體現。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也是在不斷發展的，從現有情況看，人類總體上已基本完成了民主運動的第一階段，建立了以私有財產為根據的民主政治，除少數國家還保持專制政權外，盧梭、馬克思所開創的以人為本位，以勞動者為主體的民主文化指導的運動，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遠未達到普遍性民主政治。資本統治與殘存的君主、官主專制，結成同盟，共同對抗社會主義民主運動。對于現實存在的人類來說，民主運動就是社會主義民主運動，其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也是21世紀人類發展的主題。
以私有財產權為根據的資本主義民主運動，在資產階級確立了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以后，就結束了，資本主義民主政治也逐漸保守和反動，并成為阻礙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的主要勢力。然而，資產階級并未放棄“民主”這個旗號，仍然以“民主”的名義向世界上推行其統治。這里最典型的就是現任美國總統布什的對阿拉伯國家的“民主化”計劃。從政治制度論，現時阿拉伯國家遠未達到民主政治的程度，有些國家甚至保留著封建君主或酋長制。之所以如此，不僅在于其文化上的保守——伊斯蘭教源于猶太教并受基督教重大影響，但并未像基督教那樣經歷自身改革，至今依然在阿拉伯國家保持文化上的主導地位，更在于美英等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對這些國家中民主運動的鎮壓。而帝國主義者如此關注阿拉伯國家，特別是海灣國家的主要原因，又在此地豐富的石油資源，為了壟斷和控制石油，帝國主義者采取各種手段來破壞阿拉伯國家的進步，而扶持可以作為其工具的舊統治勢力，是必要的環節。很明顯，美英等國政府在阿拉伯國家奉行的政策所導致的反民主結果，與其本國的民主政治形成鮮明對照，而這正是大資本財團的利益所要求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在現代的集中表現。為此，美國支持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發動了對伊朗的戰爭，但發現薩達姆并不那樣順從時，則出兵攻打伊拉克。布什父子的兩次侵伊戰爭，都是以“民主”為旗號的，如果說老布什的侵伊還有幫助科威特封建君主復國的理由，那么，小布什的侵伊所奉行的邏輯，就只能是站在河上游指責下游的羊弄臟了它喝的水了。什么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武器”，什么“與基地組織的勾結”，統統被美國國會的調查證明是子虛烏有，但這并不妨礙小布什以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去大規模地屠殺伊拉克人民。對于這種明目張膽的殺人罪行，小布什卻聲稱是“幫助伊拉克人民實現民主”！不知道那成千上萬被巡航導彈奪去生命的伊拉克人如何行使其被布什恩賞的“民主”?
自19世紀初中葉資產階級在歐美取得統治地位以后，民主政治在他們那里就成了維護資本所有權的工具。對國外，他們為了擴張、掠奪，扶植沒落反動的舊政權，反對民主運動，迄今依然如此，上述布什的侵略伊拉克就是典型。對國內，他們則堅決反對以人為本位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因此我們可以說，那曾在反封建專制中起過主導作用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已經變成居統治地位的資主或財主政治了。它不僅是其本國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的對立面，也是全人類進步的主要障礙。
21世紀的民主運動，只能是以人為本位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它曾經是20世紀人類發展的主旋律，也是21世紀人類進步的主題。
工業生產方式是現代的主要生產方式，民主制是與工業生產方式相統一的政治制度。工業生產方式的特點，是勞動者的協作與生產資料的集合，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表現為由資本所有者以貨幣資本購買一定數量勞動者的勞動力的使用權和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在它們的主持和管理下，組織勞動者協作使用生產資料進行生產，創造新的價值，其實現后扣除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貨幣價值量，就是歸資本家的剩余價值。資本主義民主，主體是資本所有者，它所維護的是資本所有者對勞動者的統治。而社會主義民主則是以廢除資本所有制，以勞動者的“自由聯合”為目標的民主。對于勞動者來說，他們立足社會，并參與社會生活的根據，就是他們作為人的存在與勞動，反封建專制的斗爭確立了勞動者的人身權和勞動力所有權，這也是他們參與工業生產方式的前提。正是在工業生產中，他們認識到，包括生產資料在內的全部生產物，都是他們的勞動成果，資本所有者實際上在生產中是不必要的——這在經營管理活動主要由雇員來承擔之后，更為明確。以勞動者的“自由聯合”為協作生產的前提，并由創造生產資料價值的勞動者擁有其所有權，再由勞動者從所有權派生占有權，選舉占有權行使機構的負責人，并由該機構選聘經營者，這樣完全可以進行工業生產。而且，由于權利的平等和自由，將更有利于提高勞動者素質技能和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民主就是勞動者權利的社會機制，是協作的前提。
社會主義民主運動在20世紀取得了偉大成就，幾乎全部的文明發展和社會進步，都可以歸結于社會主義民主運動。但它尚未居這個世界的主導。在今天的世界，主要的社會矛盾還是資本統治與勞動解放這兩大勢力之間的矛盾，其主要矛盾方面還是資本統治。社會主義民主運動是勞動解放的集中體現，它的主要任務，在于與資本統治的斗爭。這是從全世界總體而論的，具體到不同國家，情況又有所不同。其一，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統治與勞動解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其二，是在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與發達國家相同，不過其社會主義勢力要弱小些；其三，是在仍保留君主或專制的國家，主要矛盾是君主或專制統治與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的矛盾，資本勢力往往依附統治者，對付民主運動；其四，是曾經建立初級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由于民主政治的不健全，導致官僚資本的形成，并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一個方面與社會主義勢力對立，在一些國家它已居主要矛盾方面，在另一些國家尚處次要矛盾方面。
對于不同類型的國家，社會主義民主運動都有其特殊的任務，但從總體而論，又有共同的任務，這就是反對在世界主要矛盾中居主要方面的資本統治。不僅第一、二類國家，就是第三、四類國家的君主、專制和官僚資本勢力，都是得到大資本財團支持的，并成為世界性資本統治的同盟者。因此，在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不僅要反對本國的舊勢力，還要反對國際大資本的統治。
矛盾的斗爭是量變導致質變的否定過程。反對資本統治，既要削弱其勢力，更要增長社會主義民主勢力。如何從內部擴大、更新社會主義民主勢力，有效地組織和發展民主運動，是解決現代世界主要矛盾的根本。
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的發展是一個矛盾的過程，不僅要與外部的對立面反復斗爭，而且其內部也會出現分歧、分裂，乃至滋生反民主的勢力。分歧的產生，有認識的原因，也有因不同國家、民族歷史條件的差異而形成的思想、策略等差異，這些都屬正常現象。但也有一種分歧是根本性的，即由于某些人價值觀上的問題，他們參與民主運動的目的只是謀取私利，只要在運動中取得一定地位，執掌部分權利，就會與民主運動離心離德，進而結成某種集團和派系，與民主運動的主流發生分歧。這種分歧往往會導致運動的分裂，進而這些派系又會與外部的反民主勢力相勾結，從內部破壞民主運動。至于思想、策略及歷史條件差異所形成的分歧，也有可能導致運動的分裂，但這種分裂只要處理得當，還是可以統一的。而由反民主勢力造成的分裂，不僅不可調和，還要與之堅決斗爭。20世紀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的主要教訓之一，就是未能有效地處理因思想、策略及歷史條件差異所形成的分歧與分裂，更沒有采取堅決有力的方式克服以謀取私利為目的的個人與小集團所導致的分歧與分裂，致使其勢力逐漸擴大，執掌了運動及所建政權中的部分權利。從民主運動內部形成的反民主勢力的破壞力是巨大的，蘇聯解體及俄羅斯被官僚資本集團所控制，以及中國現實日益嚴重的腐敗和官僚資本的復生，其主要原因都在這里。
21世紀的民主運動，要認真總結20世紀的經驗和教訓，在全面分析、規定世界矛盾和本國矛盾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民主運動的理論、原則、路線和策略，在純凈和強化、擴大組織的過程中，與內部與外部的反民主勢力進行堅決的斗爭，使民主運動健康、扎實地發展。
五、民主是中華民族振興的要求與保證
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1/5，中國的民主對于人類的民主進程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如何在20世紀所取得的進步基礎上，在21世紀加速民主化，不僅是中華民族的要求與保證，也是人類擺脫“史前時期”的重要環節。古代中國的集權官僚制是農業文明中最先進的政治制度，也正是由于實行了這個制度，中國才得以保持農業文明的領先地位。集權官僚制在形式上看是君主制，但官的作用又是相當突出的，系統嚴密的官僚體系中皇帝只是最大的官，同時又要受官僚系統的制約。因此，不能簡單套用孟德斯鳩關于君主制的定義來說明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從其特點來看，中國古代的集權官僚制是君主和官主的結合，或者是以君主名義的官主制。這種政治制度是在變革了封建君主制之后形成的，與之相應，它廢除了封建領主的特權，以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控制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這是一個金字塔型的“大三角”結構，具有明顯的穩定性和系統性。因此，在沒有強大外力沖擊的情況下，集權官僚制是不可動搖的。雖然歷史上有若干次因農民起義和異族進犯而導致某一王朝的滅亡，但結果也只是改換皇帝，官主制度依然。
美國學者費正清在分析中國元、清兩朝的統治時，發現如果用西方人的種族觀念來解釋元、清兩個異族王朝，是說不通的。滿洲人在全中國只占人口的2%，卻可以統治98%的漢族和其他民族。他通過對清王朝的探討，指出：
中國是一個專制集權國家，官僚經濟壟斷了政治生活，而平民百姓幾與政治絕緣，無論是誰執政對他們關系都不大。朝廷的統治只限于社會的表層或上層，對鄉村影響很小。而中國的政體是國家與文化綜合而成的，國家的集權程度很高，但文化卻全然分散在平民百姓當中。這樣，“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國家可能掌握在異族統治者手中，但中國的文化生活仍然得到了延續。費正清：《傳統與變遷》，第256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他的這種認識是深刻的，并從一個特定的角度說明了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特點。
我將中國從秦至清這兩千余年時間內的社會制度規定為集權官僚制，而非國內某些史學家按蘇聯人觀點所說的“封建制度”，是經過10余年的反復探討得出的結論。費正清的上述論證在一定層面上說明了中國古代政治制度與西方的差異。
集權官僚制是社會制度，也是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對社會的統治，保證了個體勞動的小農經濟的簡單再生產，因此，它的矛盾相比其他階級社會要緩和一些，更重要的是，在小農經濟條件下，既不可能退回到舊的封建制度，也不可能形成資本雇傭勞動制度。這樣，兩千余年的中國，就在這日益保守的制度中緩慢地演進著，一直到明朝末年，雖然一些知識分子認識到制度對社會發展的束縛，但尚未找到變革的方向和途徑。滿洲人的統治，阻斷了變革的思路。對于中原漢人已經相當陳舊、腐朽的集權官僚制，對于“未開化”的滿洲人來說卻是新的、先進的制度，為了統治多于自己近50倍的漢族人，清王朝所能做的，只有強化集權官僚制。這樣，就使集權官僚制得以延續。也正是清王朝統治的二百余年，歐洲開始了由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文化變革，與之相應的以重商主義導引的經濟變革，又為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奠定了經濟基礎。到19世紀，英、法、美、德等國，都已展開了工業革命，并相繼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資本的本性要求不斷地擴張以增加利潤和增殖資本，于是，在18世紀還盛行“全盤華化”的西方列強，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足可以向中華帝國挑戰，并侵入這龐大帝國的腹地。更為重要的是，列強在進行軍事上的侵略和經濟上的掠奪時，又將其文化帶入這古老國家。至此，集權官僚制的根基開始動搖，面對內憂外患而焦慮的知識分子，開始探求救國方略，其中先進分子經過痛苦的抉擇，不得不承認作為民族敵人的列強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優越，“向西方尋求真理”。從康有為到孫文，從陳獨秀到毛澤東，展開了一場文化和政治上的變革。
這場變革的核心，是以民主政治取代集權官僚專制。但對這一點的認知和實踐，卻充滿了曲折。這里既有民主勢力自身的思想、組織，以及斗爭方式等問題，又有舊的統治勢力從外部和內部的阻撓和破壞。20世紀的中國，是在民主運動中邁開其前進腳步的，而這種前進又因沒有深厚的民主文化根基，以及受舊統治勢力與外國大資本財團勾結的干擾，顯得相當不穩和曲折。雖然如此，中國的民主運動卻也以壓縮的形式，經過了君主立憲、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都明顯地失敗了，后一階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建立了初級的社會主義制度。
然而，這初級的社會主義制度又遇到來自帝國主義和舊的統治勢力的攻擊，更來自那些“混進”民主運動中謀取私利者從內部的破壞，因此步履艱難。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中，認為防止“人民公仆”變成“人民主人”是奪取政權后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中國的民主政治，就是被那些以“人民公仆”身份出現的在公共權利機構供職者中的少數人所破壞，以至在社會主義民主的憲法頒布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憲法中規定的選舉權、言論權、結社權等民主權利，依然不能完全落實。相應的，少數人以權謀私者的行為，則日益有恃無恐，在猖狂地侵吞國有財產形成其官僚資本的同時，又以各種理由，如“民主種族論”、“民主條件不成熟論”等，反對民主政治。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只有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才是他們真正的克星！也只有全面展開民主運動，實行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消除腐敗和官僚資本。
這個道理，以權謀私者明白，廣大民眾也明白。但是，由于民主思想對中國來說迄今依然是外來的，不論是資本主義民主，還是社會主義民主，其理論的論證都來自歐美國家，雖然其中有世界的一般性，但也有國度的特殊性。這一點，對于中國的民主運動來說，是必須注意的。但由于救亡和建設的急迫性，中國人并沒能對民主文化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特別是沒有通過對傳統官文化的批判，形成中國自己的民主理論。因此，在中國人的詞匯中，民主的含義是模糊的，既不能明確區分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也不能對民主政治與公有經濟的統一進行規定，而且沒有關于民主權的系統論證。以致直到今天，一些人所積極鼓吹的“民主”，還是以財產私有權為根據的資本主義民主，孰不知這種民主已成過時的、保守的，在中國鼓吹這種“民主”，就和鼓吹對私有財產的自由競爭一樣，不僅不能觸動官僚資本，反而有助于官僚資本的形成和發展。
中國的民主運動，雖然遇到了挫折，但畢竟已經進行了一個世紀，它是不可能倒退的。既不能退回“君主立憲”，也不能退回資本主義民主，中國所應有的，只能是社會主義民主。也只有社會主義民主才能導引中國的發展。
社會主義民主，是勞動者的民主，也是勞動者利益和意志的集中體現。每個國家的勞動者都可以，也都應該在概括自己的利益和意志的同時，根據本國的特殊矛盾，對社會主義民主做出規定。當然，在這過程中，要學習外國先進的思想和經驗，但這是從一般意義的學習，而非完全照搬。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在民主文化和民主運動中先行的一步，他們的思想和經驗中包含著世界的一般性，同時也有國度和時代的特殊性。中國的民主運動是世界民主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學習外國先進民主文化和經驗中的一般性成分的同時，還要注意其特殊性，更要分析本國現時代的特殊性，由此形成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文化，即在特殊性中體現世界一般性的民主文化。
今天中國人民主的觀念已普及，從民眾到政要，都在談論民主，并把民主作為政治改革的目標。如果說一個世紀前的中國思想界幾乎沒有人談民主，就是當時最先進的“孫大炮”，也只能提出“民權”。當時的中國，誰個說出“民主”二字，必定犯下重罪。而今天的思想界，則幾乎無人公開反對民主。但這并不等于民主文化在中國已居主導地位，其一，對民主的理解歧義紛亂，不僅有源自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觀和社會主義民主觀的差異，更有將儒家“民本”思想說成民主，甚至有人把民主視為一種“工作方法”。其二，傳統的官文化和小農意識仍普遍存在，有的對民主文化的抵制與歪曲，時而可見。
中國的民主運動，絕非只是思想界的議論，而是全方位的社會變革，它涉及文化、政治、經濟各個層次。中國民主運動的任務，集中起來說，就是完善民主制，改革依然保留著的行政集權體制。與古代不同，今天的行政集權體制是在初級民主制之下的政治體制，但由于民主制的不健全，民主權威的不充分，不能掌控和監督集權體制，甚至會出現該體制中的少數人以權謀私和對民主制的干擾、破壞。在這些人的觀念中，根本就不理會民主，也不認為他們所任職的公共權利是由民主權派生并控制的，而是把自己塑造成某種類似“天命”的觀念的代表，或者只承認授予其官職的“領導”。這樣，他們本人的私利就成為至高無上的利益，他們也就可以為了私利而為所欲為了。而事實上，他們也的確很少受到制約。
強化民主權，健全民主制，確立民主權威，是改革行政集權體制的前提，也是現階段中國民主運動的重點。為此，首要的一點，就是探討并形成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文化。這是有條件的，不僅憲法上規定了社會主義民主，而且規定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這說明在中國探討和論證社會主義民主，不僅是合法的，也是應該的。這種探討，必須在堅持馬克思所提出的基本觀點和原則的基礎上，認真分析中國的現實矛盾，概括中國勞動者的利益和意志，同時要借鑒外國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的經驗。第二，就是展開民主文化的大討論，區別兩種民主文化的差異，與那些仍堅持已過時、保守的資本主義民主的人論爭，由此而使社會主義民主文化更為明確和深入人心。第三，進一步從法律上完善民主權的規定，規范民主權所派生的各種公共權利機構的職責，規范在其中任職者的行為。第四，也是基本的一條，在民主運動的進程中，保衛和改革、發展公有制經濟，社會主義民主的立腳點和歸結點，都是公有制經濟，民主運動由此而發，也只有在改革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過程中，進行民主政治的改革，才能真正地在提高勞動者社會地位的同時，提高和發揮勞動者素質技能，由此而發展生產力。
中華民族的振興，其內容就是全民族素質技能的提高，而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則是提高和發揮全民族素質技能的內在機制。20世紀開始的民主運動，能否在21世紀得到進一步擴展，關系中華民族總體的振興，也關系每一個成員的自由發展。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