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學習與批判》1976年第1期，作者是復旦大學歷史系三年級調查小組。

　　東風，強勁的東風，卷起萬頃巨浪；海浪，奔騰的海浪，洗卻千年塵埃。

　　這是人們來到杭州灣口的山陽所看到的壯麗景色，也是人們接觸了這里的社會新風尚之后所得到的深刻印象。

　　要問這種印象是怎么來的，就從一些平凡事情發生的不平凡變化說起吧！

　　百貨店門口的啟示

　　公共汽車沿著波光粼粼的龍泉港開到山陽鎮，從車上下來，走過水泥橋，迎面就是山陽鎮百貨商店。商店里，人群簇擁，貨架上，琳瑯滿目。這是一九七五年一月。快過春節了，人們喜氣洋洋地趕來挑選各自喜愛的物品。

　　在棉布門市部的柜臺旁，一位五十開外的老媽媽和她的年輕兒子，擠在人叢中，精心挑選著衣料。小伙子前些日子剛訂了婚，母子倆正忙著辦彩禮。老媽媽已經給沒過門的媳婦買了三斤毛線，一條毛滌褲料，兩件的確涼襯衣，又給兒子買了一條毛滌褲子。

　　小伙子還想給未婚妻買件毛滌上衣料，母親嫌貴，主張買花呢的。母子倆發生了爭執。小伙子說：“花呢不要，還是毛滌挺刮。”母親說：“花呢也拿得出手啦，不要光圖好看。你不想想，種田人呀，穿得挺來兮做啥！”

　　一會兒，母子倆一先一后出了店門。小伙子兩手抱著一包包貨物，眉開眼笑；老媽媽跟在后面，眼含淚水。只聽見她邊走邊抱怨：“你真是蜜糖灌大的，穿了花呢還不稱心！我結婚辰光，連件洋布衫也穿不上。這樣下去，怎么得了！”

　　百貨店門口的情景，被在場的一位公社領導同志看到了。公社黨委會上，就這件事進行了討論之后，做了一個決定：發動黨員、團員、民兵和廣大群眾評論這件事。

　　夜深了，波濤拍擊著海堤的響聲，有節奏地從遠方傳來。在前進大隊辦公室，團員和青年民兵正熱烈地討論著，百貨店門口發生的那件事。

　　解放前，這里的貧下中農吃不飽，穿不暖，哪還有錢搞什么彩禮？搞彩禮的，盡是那些地主老財們。他們娶個媳婦，要送錢，送金戒子、金耳環，金手。嫁個女兒，要送嫁妝，光被頭就有十幾條、幾十條，還有其他五花八門的東西。青年們氣憤地說：“這是把婚姻關系當成了金錢關系，把婦女變成了商品。”

　　就在不久以前，發生過這樣一件事。鄰近大隊的一個男青年，同一個女青年訂了婚。女方提出要一臺縫紉機做彩禮。過了三個月，這位男青年總算搞到了一臺，立刻與弟弟興沖沖地抬了去。可是，到了女家，那個女青年卻冷冷地說：“拖得這么久，晚了。我們就算沒相識過吧。”原來，她已經收下了另外一份更厚的彩禮。

　　前進大隊的青年們在討論中談起這件事，對那種把自己當作商品，誰出高價就賣給誰的舊思想，進行了批判。大隊團支部書記、女青年周全寶當場表示：要堅決破除收彩禮的舊俗，帶頭把彩禮退回婆家去。其他青年也紛紛表示，要堅決同剝削階級的傳統觀念決裂。

　　一場破舊立新、移風易俗的戰斗在全公社打響了。

　　中午，在生產隊的場地上，圍滿了男女老少，大隊文藝宣傳隊正在表演他們剛創作的節目《退彩禮》。一個二十多歲的女青年唱道：“送彩禮，辦酒席，都是舊社會留下的壞風氣，既費心思又費錢，革命青年一腳踢。”這個女青年就是前一天親自到婆家退了彩禮的小張。

　　小張初向她母親提出退彩禮時，她媽媽想不通，不同意，說：“人家一片好心送來的，怎么能退呢？”小張耐心地給媽媽講：“舊社會送彩禮，是不把婦女當人看。新社會男女平等，我們革命青年是同志，要帶頭破這一套。”最后，媽媽還是說：“你帶頭退不好，等等再說吧。”

　　當天晚上，生產隊政治隊長找了幾位訂婚青年的家長一道學習，小張的媽媽也去了。有幾位老人回想起自己結婚時的情景。那時勞動人民結婚，就是一張紅紙，寫上兩人的生辰八字，哪有什么彩禮？一位老媽媽說：“一份彩禮，要花好幾百塊錢。多少做爺娘的在為辦彩禮操心奔忙啊！有的借了債，有的變賣了家產，最后，還不是害了一對小夫妻！”

　　老姐妹們的話，使小張的母親想起了自己悲慘的家史，心里直翻騰。學習結束后，她一進家門，就大聲對女兒說：“退，把彩禮退掉！明天我陪你一道去。”

　　那些日子，在山陽公社，到處熱氣騰騰。人們舉著紅旗、敲著鑼鼓，一個個訂了婚的女青年，把彩禮退回去。前進大隊三十七個女青年，在短短的兩天內，就把彩禮全部退了。一個星期內，全公社有一千零五十六對青年退了彩禮。子女說服父母，父母教育子女，男女雙方互相支持，各個大隊都出現了許多這樣動人的事跡。

　　春苗出土迎朝陽。掃蕩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垃圾的革命青年們，用自己火紅的青春，朝氣蓬勃地創造著新的生活。

　　今天的山陽公社絕大多數青年在結婚的時候，都不送嫁妝，而送毛主席著作和學習文件，送鋤頭、鐮刀和扁擔。結婚的儀式也完全變了。過去是船送轎子抬，現在是姑娘自己走著來。過去是辦喜酒，撒喜錢，現在是生產隊開個歡迎會，先由隊長介紹生產隊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的情況，鼓勵新婚夫婦努力學習，做抓革命、促生產的帶頭人。過去，新娘子至少一個多星期不出工，現在，有的當天就下田勞動，當晚就參加政治夜校學習。

　　一九七五年，全公社共有七十多對青年按照新儀式結婚，貧下中農都高興地說：“結婚講政治，講革命，這種新法，最合我們的心意。”

　　一年過去了。眼下,又一個春節來臨了。在新的一年中，這股社會主義的新風，將把山陽之春裝扮得更加絢麗多彩。

　　千分之七點〇九

　　東海推出一輪紅日。歡歌，笑語，把一群天真活潑的兒童送進幼兒園，把一群英姿颯爽的婦女送進田野。前進大隊新的一天戰斗開始了。

　　在這里，自一九七三年以來，沒有一對夫妻生過第三個孩子；

　　在這里，青年女社員生了第一胎后，都準備間隔五年再生第二胎；

　　在這里，多子多福、重男輕女這類舊思想、舊意識逐步失去了市場，實行計劃生育已經蔚然成風。全大隊人口增長率一九七四年為千分之十一點四，一九七五年下降到千分之七點〇九。

　　要了解這里的貧下中農為什么能下那么大的決心，來結束生育問題上的無政府狀態，就必須了解它的過去。

　　解放前，這里叫倪家村，是一個出名的窮海灘。在地主、富農、國民黨、土匪的壓榨下，在風、蟲、水、旱等災害的襲擊下，這里貧下中農的祖祖輩輩，“腳踩蘆柴塘，口喝混泥湯；種煞鐵沙板，住煞破草房。”

　　在那種社會制度下，一家一戶的小生產，生活沒有保障，許多人指望早生兒子、多生兒子，老了好有個依靠。但無情的現實是，孩子生得越多，生得越密，他們的苦難也就越深重。

　　第四生產隊六十一歲的張端寶老媽媽，一共生過十個孩子。她十七歲和貧農江阿火結了婚，生了兩個孩子。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鬼子闖進了倪家村，又燒又殺，她的丈夫被開膛破肚，丟進河塘，同時慘遭殺害的還有四十八個階級兄弟姐妹。

　　在那暗無天日的舊社會，一個孤苦伶仃的婦女怎能養得活兩個孩子呢？她強咽下辛酸的眼淚，忍著刀絞般的心疼，把五歲的兒子和僅僅十個月的女兒，都送給了人家。

　　一九三八年，她又和窮得叮當響的周阿奎結了婚。夫妻倆租了地主十二畝地，起早摸黑，一年做到頭，繳了租子，只能勉強糊口。第二年，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接著，又添了第二、第三個孩子。添一個人，多一張嘴。

　　可是，怨孩子多，孩子偏偏來得密，隔一年生一個。每當懷孕的時候，她常常急得用拳頭捶打自己的肚子，扛磨盤，干重活，想用這些辦法把胎兒打掉。那時候，多生一個孩子，就要多受一份罪，不僅大人日子難過，孩子也痛苦。

　　在舊社會，有哪一個多子女的窮苦母親，不為生育問題而苦惱呢？第八生產隊五十七歲的周菊寶老媽媽生過十一個孩子。解放前，她家沒有一寸土地，全靠丈夫挑擔做小生意糊口。

　　孩子病了，家里沒有柴，沒有米，哪有錢請醫抓藥？只好眼睜睜地看著七歲的大兒子、三歲的女兒活活病死，三個月的小兒子活活餓死，還有兩個孩子剛生下來就死了。

　　那時候，她總是怨恨自己為什么是個女人，要活受這份罪。今天，她已經明白了，過去之所以受罪，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那是萬惡的舊社會！

　　“一唱雄雞天下白”。一九四九年四月，毛主席的光輝照亮了苦難的倪家村。從此，貧下中農翻身做了主人。但是，人們對于生孩子仍然沒有好好計劃，給國家、集體和個人都帶來了不利。

　　第二生產隊社員楊忠林，孩子生得早、生得密、生得多，隔一年生一個，一連生了三個。小夫妻倆既要忙生產，又要帶孩子，整天忙得團團轉。晚上，隊里要開會學習，他們想去參加，可是，三個孩子“大的叫，老二鬧，小的不睡覺”，脫不開身。

　　盡管生產隊照顧他們，特意安排一些工分較高的活給他們干，但到了年終分紅，還是兩手空空，要不是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他家早就背上一身債了。夫妻倆常常嘀咕：早知這樣，那時候真應該生得晚一點，少一點。

　　但是，那時候在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下，這些問題并沒有引起大隊黨支部的重視。有人就說：這是婦女主任的事，我們管個啥？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黨支部反復學習了黨的基本路線，對多子女的困難戶進行了調查，認識到生孩子不光是個人家庭問題，而且是關系著國家和革命的大事。

　　多生孩子，大人就不能好好抓革命、促生產；孩子照顧不過來，教育不好，就當不好接班人。計劃生育，不僅婦女主任要抓，黨支部全體成員都應當抓，并且要發動社員群眾一起來抓。

　　過去，由于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作怪，婦女老是被人瞧不起，在評工分的時候，也要低一等，男的拿十分，女的最多只能拿八分。有的社員生了男孩非常高興，生了女孩就掃興地說：“唉！生了個‘八分的’！”有的社員生了三個或四個女孩，還一定要再生一個男孩，結果不僅自己經濟緊張，而且加重了國家和集體的負擔。

　　現在，在黨支部的帶領下，廣大社員狠批了“婦女無用”的反動謬論，堅持男女同工同酬，有力地促進了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大隊支部副書記老倪和民兵連長小陸，都是只生了兩個女孩，就帶頭做了絕育手術。

　　現在，在前進大隊，青年成了計劃生育的積極帶頭人，老人成了計劃生育的熱情宣傳者。由于生育有了計劃，促進了革命和生產的發展。每當晚霞染紅天邊的時候，社員們從幼兒園領回孩子，歡歌笑語從一家家的門窗飛出，和東海的春潮聲交織在一起。

　　酒肉是怎樣變成醬菜的？

　　白墻、紅瓦，又是白墻、紅瓦，一條明凈的小河，輝映著南北兩戶人家。

　　南岸，是東方大隊第四生產隊貧農社員蔣春方的家。他家的房子是在大隊新五匠組成立前蓋的，蓋的是三間草屋。那時，許多人都說：“請五匠師傅造新屋，你招待得越好，他們干得越快，越精心。”還有人說，“人生三件大事，蓋房子、討娘子、生兒子，都應該好好熱鬧熱鬧，可千萬別小氣。”在這種無形的壓力下，蔣春方夫婦想方設法，東借西湊，置辦酒席。三間草屋，蓋了三天，五十斤一壇的酒，吃掉了六壇，豬吃掉了四頭，糧吃掉了五六百斤。連同造房材料和人工，花了一千三百多元。

　　北岸，是同一生產隊貧農社員馬培根的家。他家的房子，是請大隊新五匠組蓋的。蓋屋時，新五匠組的老師傅們，不吃他家一口飯，不喝他家一杯酒，并再三勸說他們無論如何不要花錢忙吃喝。結果，造了三間兩廂瓦屋，把造房材料和人工算在里面，總共只花了一千二百多元。

　　前不久，蔣春方家請新五匠組把原來的三間草屋翻蓋成瓦房。這次，買一千八百塊紅瓦，花了二百五十二元；用了五個人工，每個人工一元八角，花了九元。此外，就沒再花一分錢。

　　這是多么鮮明的對照，顯著的變化！東方大隊新五匠組的老師們，在黨支部的領導下，勇于打破陳規舊俗的革命行動，得到了廣大貧下中農的贊揚。

　　“做百家活，吃百家飯。”這本來是泥木工的老規矩。在砌房蓋屋時，主人總要辦起豐盛的酒宴，招待泥木工和來幫忙的人。辦酒的和吃酒的都認為是理所當然。可是，東方大隊黨支部和新五匠組的老師傅們卻不這樣看。

　　這事，要從一九六九年底東方大隊新五匠組成立時說起。

　　當時，有許多事引起了黨支部的重視。

　　蔣春方家屋辦了酒，背了債，由生活比較寬裕變成了缺錢、缺糧、缺柴的“三缺戶”。經濟上的困難，使得他們夫妻兩人心事重重，互相埋怨，生產也沒勁頭。

　　大隊里，好多貧下中農迫切要疊房屋，建筑材料也早就準備好了，但是，辦酒的錢往往比買材料的還要多，一時籌不起，一拖就是好幾年，動不了工。

　　黨支部認真討論了這些問題，感到這不是一件小事。貧下中農過去居住條件很差，解放以來，靠了社會主義制度和集體經濟的發展，才有了條件翻蓋新屋。

　　但是，“百家活，吃百家飯”這個陳規陋習，給貧下中農造成了新的困難。黨支部回顧了一九六四年成立五匠組，后來又從集體倒退到單干的教訓，感到這個問題非抓不可。統一了認識，支委會便決定，深入發動廣大社員和五匠師傅，堅決破除這千年舊俗，做到造屋不請酒飯，五匠伙食自理。

　　但是，新生事物的成長不是一帆風順的。

　　一天，五匠組的副組長老張，帶了兩個木工師傅去新江七隊干活。去的時候，帶了點魚，打算自己做飯。但好客的主人早備下了酒飯，硬拉他們去吃。老張想：“這又不是我們要著吃的，人家那么熱情，吃點也不會有啥關系。”

　　心一動，三個人便一起吃開了。黨支部聽說后，立即同他們辦了學習班，討論吃了對不對？吃了怎么辦？學習班一連辦了三天。第一天，老張沒有想通；第二天，黨支部請了老貧農來作回憶對比，請蔣春方分析了吃“百家飯”的危害，給了老張和五匠組其他成員以很大的觸動；第三天，他們真正想通了。老張帶領組里的成員，敲鑼打鼓地趕到新江七隊，把伙食費補送了去。

　　在這之后，黨支部又對五匠組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講路線，講兩條道路的斗爭。從此，嶄新的風尚在五匠組漸漸扎下了根。在本大隊做活，他們回家吃飯，去其他大隊和其他公社，他們就帶了米自己燒飯燒菜，或者在就近食堂里吃。老張成了破舊俗、立新風的積極分子。

　　一次，老張帶著四個木工去乍浦，給一家造房子。他們自己買了青菜，請主人代燒，吃飯了，桌上除了他們的青菜外，還擺滿了熱炒、冷盆。主人把他們和當地的五匠拉到席上，殷勤地給每人斟滿了香噴噴的酒。可是，你看老張他們：酒杯移到了一邊；肉不吃一塊；魚不吃一口；冷盆、熱炒碰也不碰。

　　一頓飯，從頭到尾，吃的是自己帶的青菜，一連四天，都是這樣。帶來的青菜吃光了，他們就趕到乍浦鎮上買醬菜。他們這種酒肉不吃吃醬菜的精神，教育了許多人。

　　對新五匠組的可貴行動，絕大多數群眾打心眼里贊成。但是，也有些人將信將疑，擔心不辦酒會造成工效低、質量差。也有人覺得，蓋房子是件大事，不辦點酒，不請一請客，情理上說不過去。

　　有時，兒子相信了，做父親的還是懷疑；丈夫相信了，妻子總不放心；一個堅持不辦，一個硬是要辦，往往吵得不可開交。還有少數思想落后的人，對新五匠的行動不理解，說他們是“假積極”，“出風頭”。

　　聽了一些流言蜚語，新五匠組的有些師傅感到委屈。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熱潮中，他們對破除“吃百家飯”這千年舊俗的意義有了新的認識，深有體會地說，列寧說得多深刻啊，“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

　　明明拿了工錢，在生產隊里記了工分，還要挖空心思想多吃一點，多喝一點，不正是這種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嗎？自己多撈一點，貧下中農卻加重了負擔，這就是往回頭路上跑！他們豪邁地說：“有人說我們是假積極，出風頭。我們就是要積極地大吹社會主義的新風，為破除舊的習慣勢力積極地打頭陣。”

　　他們在完成任務中，工效高，質量好，以自己的實際行動，逐漸打消了一些群眾的思想顧慮。遇到有些人還想擺酒請客，他們就耐心地做說服教育工作。

　　新五匠組在給馬培根家蓋屋時，盡管事先再三叮囑過他不要搞什么，但老馬還是做了一些準備。動工那天，從長征大隊和金衛公社聯豐大隊遠道趕來的親友，也紛紛送來了酒肉，當作賀禮。

　　老師傅們一到他家，見到那副架勢，就知道老馬還沒有真正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便不忙動工，和大隊干部一起，同老馬全家辦了個短短的學習班。

　　在學習班上，新五匠組首先誠懇地做了自我批評，說：“這要怪我們，沒有把宣傳工作做好。”當天，老馬一家和大隊的同志一起，敲鑼打鼓，高高興興地，趕到長征大隊和金衛公社聯豐大隊，把酒肉等禮物退還給親友家。

　　新屋蓋好后，老馬撫摸著雪白的墻壁，看著寬敞明亮的新房，激動得熱淚盈眶，逢人便說：“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帶來的啊！”

　　一花報春百花開。東方大隊新五匠的革命行動，在公社內外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山陽公社各大隊的五匠組，都掀起了學東方、找差距的熱潮，破除了“干百家活，吃百家飯”的舊習俗，互相幫助、互相支持的共產主義新風普遍得到了發揚。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