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人民革命與現代性問題——《多余的人》讀后

權力及其監控作用，姑且不論莊世庭是“公器私用”的機會主義偏離，本身就會帶來客體性體驗與本能的反感與批判，但是，現代社會業已進入一個有組織協作進程中間，且這個大范圍協作的趨勢不會逆轉，因此，與權力共處成為一個日常，所以，真正的解放努力和思考，需要在這個前提下來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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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劉繼明與沙黑合作的長篇小說《多余的人》后，有無限的感慨。主角郁平和他的妻子喬麗的一生，就像是一部教科書那樣，深刻地具現了現代性與人自身命運的糾葛。

　　郁平從傳統鄉村進入現代，最初是因為參加革命隊伍，后來是革命勝利后的工作單位中間，其命運由此開始脫離自己的掌控，現在，是自己無法控制甚至是難于知情的權力之手，在決定自己的命運，而權力之手如何運作，也遠談不上公正。

　　《多余的人》以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為背景，凸現了郁平一生的坎坷經歷，基于個體親歷的經驗厚度，實現了敘事的深度，對文革、現代性和主體命運的思考，都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一、主角們在“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之間的徘徊往復

　　主角郁平出生于一個地主家庭，算是舊時代鄉村的上層人士，因此，具有受教育的機會；同時，他和他的哥哥都具有對于舊社會的自主批判性，由此，都參與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正是在共產黨的干校中間，郁平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與同學和上級的行動互動和思想交流，在小說的畫卷內展開。1945年日寇投降之后，1946年6月國民黨開始對解放區全面進攻，彼時弱勢的共產黨軍隊選擇了“北撤”，郁平因病未能隨隊，由此留在后方。正是在這里，展開小說的矛盾，其同鄉莊世庭先是帶來鋤奸隊鎮壓了郁平的哥哥，隨后，莊世庭自己因為無故離隊被作為鋤奸對象，陰差陽錯之下，郁平還在鋤奸隊要求下，在追捕莊世庭的路上開了一槍。

　　很顯然，舊社會對于其統治階級成員而言，都已經喪失了說服力，因是之故，相當大一批上層階級的子弟，也為馬克思這樣的名字和革命思想所吸引，離開家庭，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

　　在鄉村那個熟人社會中間，郁家與莊家作為地方上的統治性存在，彼此間存在著長期的利益關系競爭，也存在著各種人際情感糾葛，莊世庭的堂姐還為此付出了生命代價。在革命隊伍內部，兩家的青年一代又重逢，還無意之間延續了從前的競爭模式。舊時代的競爭關系和矛盾，被無形之中帶進去革命隊伍內部和新社會中間。

　　在革命后時代，郁平先是在省報編輯位置上工作，后來又選擇退出權力場域，選擇了教師職業，當然，他是一個具有光榮革命資歷的高級別教師。身具這樣的光環，事業與人生的起點都不錯，在這個背景下他邂逅了自己的妻子喬麗，組成一個幸福的家庭，并育有一子。好時光結束于1959年的內部審干，郁平被懷疑有叛賣嫌疑，開除公職且遣返農村故鄉。

　　妻子喬麗一個人帶著小孩在城，然后還失去了曾經的好房子，搬去陋巷居住，在身心俱疲和前途恐懼之下，喬麗精神出了問題，她抱著自己的孩子一次次深夜徘徊，某次夜間竟然無意識之間墮入河中，還淹死了自己的兒子，為此被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

　　郁平遭此厄運，喪失了事業和家庭的一切，他為此多次申訴，但始終得不到解決。事后得知，郁平的冤屈與同鄉莊世庭有關，他恰好是主管審干工作的副市長，郁平的案子以莫須有的證據定案，就是在他的主管之下。

　　數年遷延之后，文化大革命爆發了，郁平又一次被選擇作為批判對象“拋出來”供群眾批判，甚至，還在批判大會上被逮捕入獄。

　　文化大革命本質上是一場人民革命，文革中出現的群眾性組織及其批判性鋒芒，與行政體系獨立掌握權力監察民眾不同，是群眾組織起來對行政體系展開批判性審查和發聲。正是在這樣的反常時期，在群眾的批判性壓力之下，郁平被從監獄內放出來了。

　　郁平遭遇冤屈，最后家破人亡，多年在組織渠道內部多次上訪均得不到解決，現在，郁平有了新的表達機會和空間，然后，毫無疑問，郁平是在學生的動員之下，寫出了他的大字報，對官場的“公器私用”此種機會主義展開了一次有力的批判。就這樣，郁平帶著相當程度的自覺，參與了群眾對官場的有組織批判活動，具有了“造反派經歷”，結果，他因此在1977年再一次被捕入獄。

　　在暗中操控郁平命運的“權力之手”，就是莊世庭，文革期間，羅織冤案的相關事實得到披露和再審查，第一次是造反派得到機會去查閱審干的秘密檔案，第二次是解放軍支左時期。

　　在文革進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后，莊世庭也在保護意圖下被關入監獄，在那里與“二月鎮反”期間再次入獄的郁平相逢，雙方進行了交流。莊世庭保證，他恢復權力之后，不再打壓郁平，并會為其昭雪。在小說的情節中間，莊世庭雖然干了壞事，是導致郁平家破人亡的罪魁禍首，他因此長期處于自己的良知譴責之下，甚至于“長期做噩夢”。

　　郁平第一次被開除公職和遣返，回到大地和鄉村中間，回到父母身邊和鄉親中間，他灰暗沉郁的情緒得到了撫慰，在逆境中間獲得一個“部分解放”的自然與人際境遇。而他的妻子喬麗，則是在判刑之后進入勞改農場，在那里也深切地遭遇到大地、農業和體力勞動，還有數位其生命內嵌于大地的難友。喬麗因為體弱不諳體力勞作，還得到難友和監獄干部的相當照顧；喬麗的人生反差，這也是一個鮮明的對照：傷害她的單位和同事，幫助她的獄友和管教干部。

　　喬麗因其性格脆弱，或者如她自己反省的那樣處置的“一團糟”，其悲劇和遭際之慘，對自身和兒子的傷害之深，更鮮明地揭示出“人的現代性困境”——個體對于命運的無力。在單位里，郁平遭難后，她沒有得到建設性的幫助，反而因為長相漂亮被“花草院長”惦記過，還被一個男同事愛慕并善意地傷害到了。

　　故事的結局，有點小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喬麗在服刑五年之后，獲得釋放，郁平接她回城，之后獲得一份廠醫的工作，他們在經歷過許多磨難之后，重新開始了生活，不久之后還有了一個女兒。文革結束之后，郁平再次入獄，在得到莊世庭和曾經的造反派戰友史宏的照顧之后，兩年后得到了解脫，并返回生活。

　　喬麗意外地得到提前釋放，這個異乎尋常的情節，也具有真實的歷史背景。文革期間，毛澤東痛感于公檢法在文革初期“鎮壓群眾”——在反對人民主體性方面沖在第一線，曾經提出過“砸亂公檢法”的異端口號；還是在文革之前，毛澤東就多次批示說監獄在改造犯人方面，無能不說，還很不人道，1969年在九大開會期間，他公開講話要求把犯人釋放，回到原先的單位之中去，由群眾監督改造。這個異乎尋常的舉措，也鮮明地揭示出一個問題：作為現代社會柱石的國家機器及其鎮壓職能，在糾正脫軌者（“罪犯”）方面的無力和不可信。還有誕生于1963年的“楓橋經驗”，也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肯定并要求推廣，其內核也是由禮俗社會（“在原單位監督改造比抓進監獄好”），去接管國家鎮壓機器的部分鎮壓職能，從人本身向好的可能性出發，去看待脫軌者自身的改造問題，否棄那種近乎“現代迷信”的法治理念。

　　然后，文革結束，改革開放開始了，喬麗去世后，郁平跟著女兒到了英國，還在那里遇到范公望的妻子柳春芳。而在小說中間，范公望的思考，是郁平的思想對手。

　　二、郁平的心靈對話對象——范公望如何思考革命與現代性

　　范公望和柳春芳夫妻，也是兩位教師，他們出生于舊統治階級家庭，是被革命剝奪了輝煌過去的群體，后來也算是深度參與文革的人，并很早就徹底從精神上背離文革，還深度背棄革命。他們恰好都與郁平一樣，主動參與過文革并相識，但范公望始終是在革命之外思考和批判革命，這與郁平始終承認和忠誠于革命精神遺產的狀況，就形成了對照思考。

　　革命會終結許多舊的東西，也會開始很多新的內涵，對利益關系和結構位置，進行根本性的重構，這會激發出人們最強烈情感和理性，引發深度思想對抗和思考。在人類歷史上，法國因為經歷過大革命，因此與中國的政治與歷史“可比性”更強，在網絡空間里，經常有人稱法國或巴黎是“革命老區”。

　　小說中間的人物，也反復訪問法國歷史與人物，以作為心靈對話的對象。佩里•安德森說大革命后，法國政治學界一個多世紀最為糾結的問題，就是拿大革命怎么辦。最后，貢斯當脫穎而出，他說革命家們想要把古代人小國寡民的自由，照搬到廣土眾民的現代法國，這是一種最大的僭妄。這個解釋框架，很接近文革后對毛澤東的定性方式：屬革命家犯錯誤，好心辦了壞事。

　　在貢斯當的對照性設想中間，小國寡民的古人生存境遇，跟現代人生活在一個陌生人社會中間，確實是很不同的狀況；但是，貢斯當忽視了一點：現代社會基于僵硬的法理權力，人只剩下了工具性的存在和地位，這樣的工具化和客體化體驗，本身就是問題，而返回或接近古代人的自由，會部分地兼容或緩解這份客體化體驗。

　　禮俗社會傳統中間，對于主體性有一定程度的兼容，而現代人的自由中間，如果過分剔除兼容主體性的空間，肯定要引起主體性的復仇以及相關表現。而革命的群眾動員，很難說是出于革命家（或領導團隊）基于過時想象力的設計或者誤認，而是難于壓制的主體性出現——法國革命期間對于無套褲漢經濟要求的系統反對就是最鮮明的事例。換言之，現代性對于主體性的抑制或不兼容有多么徹底，群眾動員階段基于主體性表達的反彈，就有多么強烈和難以抑制。

　　中國革命與法國革命極為不同的地方，是不得不以武裝的革命，去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為此，必須要在深度群眾動員的基礎上，實現對人力物力資源的凝聚與運用。換言之，中國革命需要在兼容群眾主體性表達的基礎上，實現真正的理性化進程——這個理性化進程必須要避免人的工具化地位復歸，以贏得群眾的自愿支持，否則就無從戰勝強大的敵人。

　　正是在這樣的努力進程中間，毛澤東發現了路線斗爭問題——對于主觀世界的改造力度超越干部隊伍能夠自愿接受的最上限，所以，需要以較大的力度或者整風壓力，帶有強迫性地促使干部隊伍接受較高的主觀世界改造水平，哪怕是非自愿地接受群眾路線，否棄各種基于精英路線的想象力。

　　路線斗爭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審查和審干等等，一是周期性發動群眾整風行使“反向的批評權”，以創造壓力機制，促使干部群體非自愿地“遷就”群眾路線，避免以干部的老爺作風，去壓制群眾的主體性表達空間。黨內路線斗爭的展開，原本基于這個明晰的政治性目標，要求干部深入群眾和尊重群眾，構建一個與群眾積極互動的公共領域來共同處置管理事務，在兼容群眾主體性的前提下來完成管理工作。但隨著時間的流逝，特別是執政地位的獲得，各種壓力機制的政治性逐步喪失，而行政性卻取而代之，變成了少數人據以秘密操控多數人命運的“非規則鏈條”，莊世庭就是在這個轉換過程中間，意外地獲得了一種操控他人命運的“野蠻權力”。

　　也就是說，在貢斯當發現“新穎性解釋”的地方，對于中國革命而言，確實一個老問題，人民革命進程中間，一直都是在激發和最大化兼容人民主體性的道路上前進和勝利的。所以，文革不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而是，老革命忘記了如何恰當地處理老問題。正因為如此，文革群眾性的有組織批判活動，才重新成為一個具有新穎性的反常事件，在老革命那里得不到理解和支持，然后，在文革后又被再一次鎮壓，而郁平之能夠得到解脫，據專案人員所言，純屬一個意外。

　　在這里，郁平跟隨革命的初心，一直在尋求主體的解放道路，也思考現代性與主體解放的困難與問題。而范公望則從工具性難于避免的角度，從否棄革命開始，走向否棄主體解放的價值本身，他的鐘擺論是從一個方向的擺動勢能出發，反對鐘擺向另外一個方向的擺動的勢能積累與回歸，如此而已。這種一邊倒的視野，還往往被視為客觀理性和現代性的正軌，就如同貢斯當那樣：既看不到主體及其解放要求，也看不清兼容主體性的制度空間。

　　三、現代性的困境依然存在

　　作者雖非刻意設計，但主角郁平的遭際卻足夠典型，恰好與中國民眾集體地遭遇現代性問題，具有共時性。中國農民遭遇到現代性問題的時間點，第一次是在革命隊伍之中，第二次是在革命后中國的單位制內部，第二次卷入了近乎全部人口，此后，中國多數人口都告別了傳統的小生產條件和鄉村熟人社會。

　　小說的主角，在情節展開過程中間，往返于“禮俗社會”和“法理社會”之間，其命運和困境的解脫，是回到了禮俗社會傳統之后。這樣的故事展開與結局，具有高度真實性，但也濃縮了革命失敗之后的灰暗色調，人終究還只能夠靠自己，靠朋友和人脈關系，現代性的困境和理性鐵籠是強大和難于超越的。

　　郁平的遭遇背后，還存在著更深層的力量在起作用，與文化大革命時期要求領導團隊的過高自我改造要求相關，革命后中國，就體現為對于上層社會的惕戒和巨大張力。系列的群眾運動和黨內自我審查，延續了革命年代“主觀世界改造”的高要求。這恰好與現代性困境的內在邏輯一致，如何尋求一個合理的權力來掌握命運？

　　徹底否定文革及其后的告別革命，誠然是一種鐘擺式的勢能積蓄，也是一種勢能必定會動能轉化的“改向運動”，這個只能夠算是“自發的狀況”。然而，還存在著人們的不自覺體驗，以及自覺的超越和建構努力。

　　文革后的傷痕文學，姑且不論其與政治權力與知識權力的曖昧訴求與隱秘關聯，但就其被讀者和受眾普遍接受而言，其貌似激進的批判敘事，在不自覺層面是契合了人們的客體化體驗，這是其成功的一面。但在另外一個方面，傷痕文學對革命后中國的解構，遮蔽了我們還得繼續與權力相處的事實，似乎可以用小生產去替代反對大生產，這個極端的反現代想象，在構建解放的空間想象方面，則存在著反動性和欺騙性。

　　四十年來，改革終結了單位制和熟人社會的禮俗傳統，在農村和農民中間引入了原子化，但我們并沒有由此得到一個更為和藹可親的權力來關照，更談不上有了一個進步的制度來照拂人們的身心，而是被更為全面和冷酷地束縛于新的雇傭勞動條件和上下級依附性關系中間，在權力的眼光底下被更為工具化和非人化地看待。這顯然違背了“新啟蒙”的承諾，也違背了傷痕文學讀者群對于后續歷史與政治演化的期待，我們不是過好了，而是過的更差了，客體化體驗更是有增無已。

　　經過了革命后繼續革命的鐘擺運動，又重復了另外一個方向鐘擺高點與復歸過程，歷史經歷過兩次否定之否定之后，我們有理由提出新的問題意識和批判展望：在組織和權力難于避免的現時代，我們依然需要回訪兩個方向的想象力，人民的主體性如何契合有組織努力的必要，建設一個和藹可親的大國，在兼容主體性表達的基礎上，去展望新的時代。

　　主角郁平最后得到解脫，返回正常的生活中間，據專案人員介紹，是得到了副市長莊世庭和史宏（造反派戰友）的幫助。莊世庭的這個幫助，很值得深思，莊世庭到底是出于自身的良知放棄對于郁平的打擊報復，還是攝于群眾性的有組織批判那樣一種心理壓力，才采取行動的？這個不太容易說清楚，甚至當事人自己也未必完全清晰，但有一點我們是清楚的：在兼容人們主體性存在的禮俗社會中間，還在繼續生產法理社會難于兼容的主體性以及命運相關的力量。

　　作為小說的主角和個體，他們的故事不管經歷過多少起伏，最終會結束于其生物性的生命終點，但是，人們還得繼續生活在有組織的社會中間，權力的監控無處不在，我們如果想要過得愉快一點，少一點客體性體驗或者命途多舛，還需要跟隨小說和主角的親歷，去繼續思考這樣一個現代性問題：如何在革命經驗或者兼容人民主體性的基礎上，去反思和再造現代性這樣一種事關大多數人命運本身的狀況，向著人類解放目標蹣跚前進。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三日初稿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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