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立秋前夕，周兵同志送來他的這部書稿，說是希望我能寫個序。對于年輕同志的請求，我沒有任何拒絕的理由，但是因為雜事纏身，直到今年春節，才有空閑兌現這個承諾。拖了四、五個月的時間，覺得很是對不住他的那份真誠。

　　周兵同志原是一名軍人，長期在部隊基層工作，后來轉業到中直機關。他既沒有什么光鮮的學位，也不是什么專家、教授之類，而只是一名普通的行政干部，但是卻能經常看到他有文章發表。尤其是發表在中華魂雜志上的那幾篇文章，無論是在題目選擇、資料搜集上，還是在論點提煉、謀篇布局上，都顯示出了比較扎實的功底。而這本書，則是對他理論研究能力的一次全面、集中的檢驗。該書力圖以一種比較寬廣的視野和求實的精神，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所取得的新成就、新經驗、新思想作出理論上的概括和說明。盡管它還有這樣那樣的稚嫩之處，但是與不少專家的同類著作相比，則顯得更為實在一些。

　　周兵同志作為一位年輕作者，能夠在理論研究上取得如此富有朝氣的進展，我想恐怕主要在于一個“真”字。

　　首先是真愛。周兵同志鉆研馬克思主義理論，既不是接受工作任務，也不是出于某種個人功利的動機，而是出于興趣和愛好。也就是說，在他那里，鉆研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成為一種內在的生命需要，一種像吃飯、睡覺一樣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記得毛主席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讀書不是講毅力，而是要有興趣。有了興趣，讀書就不會感到累了，就會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輕松，像休息一樣。我想，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嗜書成癖。對于某種積極的東西由愛好而成癖，是取得成功的一種最可寶貴的心理素質。杜甫能夠成為一代詩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當然，靠強制性的毅力驅動，讀書、治學也能取得成果，但在同等時間內的所得，大抵不如出于其興趣者多，而且往往是一些缺少生氣的東西。有人認為理論研究訴諸抽象思維，不需要情緒和情感，這是一種外行的說法。今天，我們讀報刊上的一些理論文章，之所以覺得味同嚼蠟、滿紙死氣、不忍卒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作者缺少真情實感的投入。他們或是敷衍以塞責、應付以了事，或者是曲意以逢迎、詭行以邀名。其反例則是諸葛亮的《前出師表》。所謂表，就是奏章，即述職報告、請示報告之類。在今人眼中，這應當是論文中更枯燥、更乏味的文體。但是直到180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讀諸葛亮的這個報告仍然為之感動，甚至禁不住熱淚盈眶。為什么呢?就是因為其中灌注著諸葛亮在20多年艱難危厄中積淀的情緒和情感、實踐和經驗。也可以說，它是用諸葛亮的全部心血和萬千蜀國將士的鮮血寫成的。當然，這已經不僅僅是為文的情感，而是對于一項大事業的全身心投入。這里應當特別說明的是，興趣也好，愛好也好，都是由后天習得的。當你在主動選擇了一個高尚的目標之后，只要能夠克服懶惰、拒絕誘惑、摒棄動搖，持之以恒、鍥而不舍地干下去，就會形成習慣，而習慣一旦成了自然，也就是有了興趣、有了感情。

　　其次是真信。真信是真愛的前提。對于一個你根本不相信、不贊成的東西，怎么可能去愛它呢?周兵同志信仰馬克思主義，固然與他特定的出身、經歷和人生體驗直接相關，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因為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自覺。存在當然決定意識，但是存在有大小之分;認識當然決定選擇，但是認識有感性和理性之分。由狹隘的個人存在產生的感性認識來支撐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認同，是脆弱的、經不住風浪考驗的。有一位經濟學家，出生于陜北的一個八代貧農家庭，后來靠人民助學金上了大學。按說，這樣的人不應當去反對馬克思主義，而且他當初極可能也是擁護馬克思主義的，但是到了搞新自由主義比搞馬克思主義更能給他帶來好處的時候，他就棄馬克思主義如敝屣，一頭扎到新自由主義的懷抱中去了。周兵同志的難能可貴之處在于，他能夠通過結合實際進行不斷的學習與思考，突破自身狹隘社會存在的束縛，到一種宏大的社會歷史存在中去確定自己的方位，正確把握自我與階級、人民乃至全人類的關系，從而真正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教人明白的哲學，教無產階級乃至全人類走向光明的哲學。這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志都曾走過的心路歷程。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只有達到這樣的高度，才有可能對其抱有至死不渝的信仰。“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方志敏烈士的這段話，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黨一再強調理論自信，但是有些黨員干部就是不信。他們信什么呢?信資本主義?也不全是。退一步說，倘若他們真的信仰資本主義、獻身于資本主義，我們可以反對他們的立場，但是對其人格還是要尊重的，就像我們對待美國右翼學者丹尼爾·貝爾那樣。這些黨員干部之所以讓人瞧不起，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超越猥瑣的任何信仰或信念。他們信什么呢?唯個人好處而已矣。倘若搞馬克思主義對他們保官升官發財有利，他們就搞“馬克思主義”;倘若曲解馬克思主義對他們保官升官發財有利，他們就曲解馬克思主義;倘若反對馬克思主義對他們保官升官發財有利，他們就會毫不躊躇地去反對馬克思主義。這些市儈式的宵小之徒的存在，才是我們黨在意識形態以至整個事業中的最大危險。罷群小、舉賢才，是從嚴治黨的第一要義。

　　在舉才的問題上，我真誠希望有關領導和部門能夠思想更解放一點、眼界更開闊一點、膽子更大一點、辦法更多一點。在漫長的舊中國，雖然就社會制度的基本面來說是壓抑人才的，但是由于特定的社會需要和有識之士的努力，也形成了一種重才、舉才的傳統。孔子說“后生可畏”，對出身貧寒的顏回推重有加。曹操為求得賢才而寢食難安，不禁動情地唱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李世民尖銳批評封德彝“于今未有奇才”的偏見，說這是在誣蔑一世之人。白居易認為“高者未必賢，下者未必愚”。為推舉青年詩人李商隱，他甚至不惜自降身段，說出“我死后，得為爾兒足矣”的話。歐陽修為“尋天下奇士”，曾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到民間察訪，并為訪得的人才—和尚秘縯的詩集寫序，肯定“其詩可行于世”，同時為這位和尚及另一位亡友懷才不遇表示深深的嘆惋。鄭板橋曾借畫托意：“新竹高于舊竹枝，全憑老干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龍孫繞鳳池。”正是從這種理念出發，他大力扶持無名書家江七和無名畫家姜七，熱情稱贊“二子才思原縱橫，二子學術原崢嶸”。梁漱溟24歲時報考北大落榜，卻被北大聘為教授。校長蔡元培說：“梁漱溟想當北大學生沒有資格，那就請他到北大來當教授。”所有這些佳話，使得中國人才史在黑暗的背景上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輝。到了中國共產黨人這里，更是把重才、舉才的優秀傳統升華到了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的高度。毛主席一再指出：“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實踐經驗的戰士。”從基層中、青年中、工農兵中悉心培養、破格選拔各類優秀人才，是他老人家的一貫主張和實踐。這一好傳統不能在我們這里丟掉。

　　龔自珍詩云：

　　我勸天公重抖擻，

　　不拘一格降人才。

　　2019年2月9日

　　注：此文是為周兵《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與發展》寫的序。該書于2019年由北京日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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