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回答了《人民的名義》的追問：干部如何抗拒腐化?

　　編者按：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火爆中國，反映了老百姓對黨風政風和反腐敗的強烈關注。劇中一個個能力超強、智慧過人的領導干部的腐化墮落令人痛恨、令人惋惜，也引發我們思考：黨為什么會腐化?黨抗拒腐化、長期執政的根本在哪里?黨如何贏回民心?北京大學教授潘維的新書《信任人民：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治傳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對這些問題作了深入回答。  潘維教授是一個頗具思想創造力學人，他為《大道之行》一書撰寫的序言在微信上的閱讀量超千萬次。他的新書是如何回應上述問題的?讓我們先讀一下作者自序的節選。

上善若水

——《信仰人民》序言

　　筆者早年曾出過本題為《法治與“民主”迷信》的自選集，收錄了些上世紀末期的文稿。承蒙人民大學出版社熱情支持，編輯王海龍同志選編了這本《信仰人民：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治傳統》，輯錄新世紀以來的一些文稿，大多討論國家進步與代價的邏輯。既為一介書生，當然十分感謝公開記錄思想變化軌跡的機會，感激為編審此書做了大量繁瑣工作的同志。因筆者思想和寫作能力有限，文章質量參差不齊，在此也順便向讀者致歉。

　　（一）

　　回顧這些文章，最大的感嘆是我國快速繁榮昌盛的代價。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就舉世公認，但代價也在明顯上升，最沉重的代價是執政黨的質量下滑和腐敗現象的增長。“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黨的質量決定中國的未來。十八大以來的黨中央用霹靂手段從嚴治黨，扭轉了腐敗蔓延之勢。我熱烈支持這個政策。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無論坊間流傳何種非議，從嚴治黨的政策應毫不懈怠地堅持住，直到黨恢復自己謙虛謹慎、廉潔自律的公眾形象。

　　黨為什么會腐化?根本答案是人的本能：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因創造財富而興，卻被財富腐蝕而衰。世上沒有永動機，沒哪個執政集團能永不腐化，沒哪國能永遠興旺。多黨競爭制度能防腐化?沒有比這更淺薄的判斷了，理論上說不通，更與歷史和現實不符。長壽之方是科學，但長生不老是迷信。根本答案指出最后命運，卻無現實用處。長生不老不可能，但長壽之方真實存在。

　　就政權的長壽之方而言，古人說的“上善若水” 頗有魅力。老子自己解釋說：“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他那神秘、解釋一切的“道”居然近似水的道理。

　　何為水的道理?第一是利萬物，而非重在利高貴;第二是趨下，總往高貴所不恥的卑下地方去，與底層群眾在一起，艱苦樸素，不以琴棋書畫、詩酒茶花的鑒賞力為榮;第三是不爭，順勢而為，謙虛謹慎，“俏也不爭春”。《呂氏春秋》有言，“流水不腐，戶樞(即門軸)不蠹(音堵，即蟲蛀)。”朱熹也感嘆，“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江河之水藏污納垢，卻蕩滌反動，能沖破一切前行路上的障礙。若我黨能與百姓水乳交融，同甘共苦，時時想著為家家戶戶排憂解難，自然上下同心，何愁保持“先進”，何來“覆舟”之憂?但“損有余而奉天下”的“天之道”能敵“損不足以奉有余”，贏家通吃的“人之道”?畢竟“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故有載舟覆舟的往復循環。正所謂“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擔心眼下的從嚴治黨“治標不治本”并非無理。但那個“本”，即病根，不是什么能致政權長生不老的“制度”，而是執政黨逆水而行，不復愿意“處眾人之所惡”，脫離普通群眾，脫離群眾的情感和日常訴求。表面上，執政就是自上而下就大政方針發號施令。但那是執政的結果，不是執政的原因。執政黨首先是黨，沒有黨就談不上執政，更談不上長期執政。純粹的科層體系不過是空中樓閣。

　　黨是做什么的？黨的任務是扎根基層組織社會。什么是執政權？組織基層社會的能力、權力就是執政權。國民黨喪失執政權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而是早就丟了，或者從未得到過。喪失了組織基層社會的能力、權力，就無以組織和領導人民自治，社會秩序就紊亂乃至大亂，群雄并起——誰有能力組織基層社會誰就取而代之。美國政府讓大富之人組織“市民會社”(civil societies)，即各種NGO(非政府組織)，投入組織社會的錢免稅。也就是說，讓資本家用屬于政府的稅款去教育群眾、組織社會。所以，美國真正的執政集團并非臺面上四年換一次的政府，而是那些組織社會的資本家。但美國的NGO越來越腐敗，平均行政開支占到總支出的八成以上，幾乎盡入私囊。盡管有數年一度的多黨競爭大位，當今美歐多國政府陷入精英與平民的訴求之爭，陷于基層社會組織相互爭斗，正在兩個極端中劇烈搖擺。

　　無論古今中外和國家大小貧富，科層體系都不可能單獨治國，人民自治向來重于科層之治。這是政治鐵律。科層體系能辦國家“大事”，卻辦不了居民社區里日常的“小事”。社區自治組織能辦“小事”，卻辦不了國家的“大事”。然而，居民社區生活的“小事”恒定重于國家“大事”，因為“民心”主要系于“小事”而非“大事”。共產黨早年無錢無槍，辦不了國家“大事”，卻下基層認認真真地組織村莊社區，辦妥了民眾的“小事”，農村包圍城市，在民心上擠死了有錢有槍、內部卻充斥往上投機鉆營之徒的國民黨。

　　“小事”重于“大事”、基層社區重于科層體系，我國知識界在《周易》時代就理解透徹了。三陽爻在上、三陰爻在下是“否卦”;三陰爻在上、三陽爻在下是“泰卦”。乾陽之氣天然上升，官員要以政績謀升遷;坤陰之氣天然下降，百姓過日子彼此得斤斤計較。上升之陽置于上、下降之陰置于下，雙方必然背道而馳;而下降之陰置于上、上升之陽置于下，雙方則相會相交。于是，陽上陰下的“否卦”代表險惡，卦辭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而陰上陽下的“泰卦”代表吉祥，卦辭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如此，“小事”比“大事”重要，基層社區比科層體系重要。科層體系謙虛謹慎，重視和尊重社區自治，以社區自治組織為上，就有國泰民安。三千年前中華的老祖宗就這樣精彩地理解和詮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道理。

　　為何自漢朝至清朝兩千年來的歷朝歷代都聲稱“以孝治天下”?有家庭的“孝悌”才有基層社區的“忠信”。有社會的“忠信”才有政府的“禮義廉恥”，即“國之四維”。這是說政府之治乃是以基層社區之治為基礎的。　　

　　費孝通先生提出“鄉紳中國”概念，意指傳統中國的治理實為鄉紳之治。第一，鄉紳屬“儒黨”，鄉紳之治即基層儒門弟子領導的自治，與政府由儒門弟子組成是有機一致的。第二，社會核心價值觀乃治國之至要，其興衰的道理也是類似。筆者剛指導卞恒沁同學完成了其三十余萬字的博士論文，《古代中國國家意識形態的興衰》。他以漢代經學和宋明理學為例，論證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興衰取決于兩大要素：基層社會是否有組織;基層社會組織與政府的關系是否相互支持。第三，鄉紳中國也是科層體系行政成本低廉，百姓不負重稅，主要朝代均壽長達三百年的原因。第四，“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施政的根本在于了解和回應基層百姓的訴求。黨如果喪失了扎根基層理解群眾疾苦的能力，喪失了動員和組織人民自治、讓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就退化成從國庫自上而下發慈善買平安的科層體系了，就會喪失主導政府宏觀政策的政治方向。風起于青萍，浪起于微瀾。科層體系沒根，禁不起大風大浪，所以歷朝歷代都稱其治道是“以孝治天下”。

　　而今，執政黨有演化成科層行政體系的趨勢，很令人擔憂。

　　第一，黨與科層制的政府本不是一回事，黨有近九千萬黨員，幾乎每十個成年百姓中有一個。問題不在于黨是否要領導政府，執政黨當然要領導政府，政府當然要實施黨制定的大政方針。問題是黨怎樣才能領導政府?大政方針由何而來?如果黨自己變成了政府，還有黨領導政府的問題?那反而是黨取消了自己。

　　第二，一旦黨演化為純粹的科層行政體系，行政會不計成本地去完成一波接一波的“政治任務”，行政執法的專業水準和必需的成本收益精算就會成為次要。層層競相“以文件落實文件，以會議落實會議”的文山會海會使“黨政體系”內的官員們忙得昏天黑地，“5+2、白加黑”，但組織百萬居民社區自治的政治任務和在社區內執行與百姓日常生活相關法規的行政任務反而缺人、缺錢、缺時間。

　　第三，科層化的“黨政體系”內有嚴密組織起來的近千萬黨員；但在市場上討生活的普通黨員與“黨政系統”的區隔越來越明顯。除了交黨費，八千多萬普通黨員只比普通百姓多做一件事：恭聽官員宣讀網上都有的官方文件及參加從網上抄文件要點的“考試”。

　　第四，科層化趨勢導致黨的性質發生改變。很多大學生入黨是要考入“黨政體系”、脫離群眾去“當官”，而不復是為扎根基層、組織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高尚。而今，“黨政體系”和“事業單位”以外的勞動由市場機制組織，最大的就業市場是民營企業。進了民營企業，大學畢業的黨員們就沒空參加黨的活動也不愿交黨費了。而且，在私營企業里建黨的目標并不清楚。黨組織在勞資關系里支持員工還是老板?黨組織是代老板做市場決策還是當老板管理員工的工具?有黨員身份的員工“跳槽”，黨組織就沒了?企業垮了黨組織也跟著一起垮?

　　如果黨需要密切聯系群眾，首先需要動員“黨政體系”外的普通黨員。如果八千萬普通黨員除了交黨費就是參加形式主義的政治學習，沒有使命，沒有光榮，更無從監督“黨政系統”里的官員，他們會認為自己與黨和黨的命運有關聯？

　　（二）

　　除了黨的質量下滑，我國繁榮昌盛的第二大代價是大量城鄉居民社區喪失了自組織，淪落成一盤散沙。這與黨的科層化趨勢有直接的因果關系。

　　人民大眾在市場上辛勤勞作不是為勞作本身，而是為在居住社區里生活，為更美好的生活，為8小時之外的16小時，為5天之外的2天周末，為每年將近1/3時間的節假日，為了養小、送老。居住社區還是社會公德和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不愛社區共有的家怎么可能愛國家?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大的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曾莊嚴宣布：“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現代居民社區里的“小事”早就不是滿足人們基本的生存要求了。糾紛來自商住混合、房東與房客、違章建筑、物業管理、垃圾處理、噪音擾民、寵物貓狗、占道停車、送小孩上學拼車、老人買菜做飯、陪伴說話以及臨終需要醫院接納，等等。但“小事”就是民心，久拖不決會變成“大事”，還會爆炸。

　　而今，城鄉大量居住社區淪為一盤散沙，公德不彰。沒組織可依賴的居民們只好自救，自私自利，互坑互害，彼此占彼此和公共集體的便宜，國家的便宜更是不占白不占。鄉村盛行六合彩之類的賭博。大城市里到處是違法、違規現象，諸如商住混合、樓頂違章建筑、樓下圈地和挖地下室、野蠻裝修危害居民樓結構、肆意占社區共有財產便宜、拒繳物業費讓鄰居們為自己承擔公電、電梯、清潔、保安、技術設施養護維修等費用。居民、政府、物業管理公司都沒有集體共有財產觀，滿腦子充斥私有財產觀念。私有財產觀在現代城市生活里早就陳舊過時。現代城市人生活在有電梯的高樓里，大樓在結構和各種管線等基礎設施上是社區集體的共有財產，小區內的空地、花園、噪音、垃圾也共有，一損俱損。除地理區位，居民樓的生命、壽命、價格都取決于居民們把幾乎均等份的財產集體信托給專業的物業公司管理。而今居民樓公共區域又臟又破，各種共有管線等基礎設施損毀嚴重，衛生條件惡化，抗交物業費與物業服務下降成了惡性循環。還有，大城市房子貴，很多勞動者買不起，要租房居住，但租房市場一片混亂。房東沒組織，房客沒組織，有組織的中介賺錢不擇手段，還哄抬房價。房東、房客、中介形成了三角互坑互害關系。

　　然而，居委會、街道、派出所、城管，眼睛向上，忙著為上級辦“大事”、完成“政治任務”，沒錢、沒空、沒人手來社區進行“吃力不討好”的執法。所有“小事”都推給物業管理公司，出事就向物業公司課種類繁多的罰款，但物業公司并無執法權，連收取十來年沒漲過的物業費都難如登天。如此，遍地出現“破窗效應”，一個窗子被打破沒人管，很快所有窗子都被打破。居民們郁悶、心懷不滿，絕望地想組織起來。組織“業主委員會”是當下大城市業主們的激烈訴求，卻因自私分裂基本組織不起來。缺乏行政和執法支持，有了組織也不頂用，業主委員會甚至經常被占鄰里便宜和帶頭違法的霸道居民劫持。包括宗教勢力在內的國內外各種勢力看到我國居住社區陷入自組織的真空，紛紛前來滲透，混亂的居民社區里無不點綴著教會和NGO租賃的房屋。混亂的城鄉居民區就是居住在“單位大院”及“高尚社區”難以感受到的“眾人之所惡”的低處了。

　　常見有官員和學者辯稱社會失序是因為社會進步導致“利益多元化”，卻忘掉西方多元社會的居民社區秩序井然。與西方深厚的社會組織傳統截然不同，中國缺少清晰穩定的階級劃分，卻有深厚的獨立小農傳統，居民們自私自利，極難產生健康的基層社會自組織，一盤散沙的臟和亂是常態。在美國，房屋買賣和租房中介完全分開。房屋買賣中介需要通過嚴格的法律資格考試以獲得證書;但租房中介卻是由“居委會”規范的、非盈利的志愿服務機構，在固定區域內只可有一家。房東免費在此機構貼出租廣告，租房者則在固定期限內以成本價獲取信息列表。房東與潛在房客自行談判，談成了房東會通知服務機構撤下出租信息。

　　科層體系專為辦“大事”而生，“小事”只能由扁平組織辦，由社區自組織動員群眾們自己辦。與建國早期不同，社區組織不會涉足居民的“私事”，“私事”當然是居民自己的事。國家辦“大事”，社區辦“小事”，居民自己辦“私事”。“黨政系統”辦了許多漂亮的“大事”，但解決不了“小事”，百姓與黨離心離德怎能不是必然?而今因為“小事”辦不好，國家建設的“大事”得不到廣大群眾的信任和支持，也逐漸不好辦了。當我國居民們在互坑互害，大量居民社區的秩序每下愈況，人人不滿，社會秩序焉能不緊張?

　　而今不少黨政官員相信“錢能辦到的事都不是事”，于是花錢“維穩”，雇傭大量協警、城管、保安，再加上高科技的攝像頭、手機監控、大數據。如此“維穩”，成本越來越高，人力、財力越來越緊張，百姓稅費負擔居高不下。當代政治的特征是認同政治，認同組織的政治。基層行政執法機構執行力的前提更是基層社區自己有組織。少數不安分的人最先看清“維穩”時代的“社會主義”是“按鬧分配”的，小鬧得小利，大鬧得大利，不鬧不得利;但這冷了絕大多數本分百姓的心。心灰意冷的人們正猶豫著是否跟著一起鬧。于是“黨政系統”又有了向社會組織和社會企業“外包”社會服務的“創新”。有些地方連“黨的建設”也“外包”了。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當官做老爺，花錢買平安。無怪乎“其興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組織基層社會，為人民服務，為自己居住的社區居民服務，所以我們加入中國共產黨高尚、光榮。我黨有近九千萬黨員，幾乎每十個成年人中有一個。這么龐大的“義工”組織，有人、有錢、還領導著政府的行政和執法力量，黨卻要把組織社會的責任和權力“外包”出去，且不說承擔“外包”服務的“社會組織和社會企業”需要騰挪大比例的經費做行政開支甚至“利潤”。

　　共產黨在每個村莊建立支部，有組織基層社會的出色本領，所以能取代國民黨。作為執政黨，共產黨當然有自己的科層機構，但不能喪失扁平組織這一黨的基本性質。喪失了扁平性就沒有黨、只有科層體系了。扁平的黨組織才是黨的科層體系有執政權的緣由。“處眾人之所惡”的基層黨組織，而非廟堂上的領導機構，才是黨的最大活力和權力所在。基層黨支部不應因上級搞“黨建檢查”而被迫偽造數年支部活動記錄，不應是上級壓迫的對象。基層組織是為人民服務的主體，也是監督上級、督促上級，拒絕腐敗的主體，是黨生命力的全部基礎。

　　筆者對黨重走“群眾路線”，既解決黨本身的腐化問題又解決組織基層社會的難題，充滿了希冀。在國家的上升期，看到和承認問題，就是解決問題的希望。

　　我希望，黨員交納的黨費至少一半要撥付給該黨員居住的社區，把黨費和黨員在自己居住社區里的帶頭作用緊密聯系起來。工作社區組織資源過剩，黨費應該向居住社區傾斜。用社區黨員的黨費把社區里居住的退休黨員們組織起來，建設社區黨支部、黨小組，支持社區黨支部的活動。在職的黨員們多出錢，退休的黨員們多出力。黨員都有從本職崗位上退休的一天，但一旦入黨，終生是人民義工，循環往復無窮盡。為什么當黨員高尚、光榮?因為黨員出錢、出力，服務于自己社區居民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九千萬黨員在每個居民區里以身作則，組織居民辦“小事”，我國數以百萬計的社區就都會井然有序，十四億人民就安居樂業。如此，黨員們的共產主義情懷就有了實在的寄托對象。

　　我希望，每個居民小區、每棟居民樓都有黨支部、黨小組。黨員居民都亮明身份，帶頭組織業主委員會、房客委員會、學童家長會、老年康樂會、寵物交流會、家具電器交換會……基層為大，基層黨組織是執政黨最重要的組織，能調動派出所、居委會、城管、街道等行政執法資源，支持黨解決社區居民們的糾紛和困難。“中國共產黨就在你身邊”從電視廣告中走出來成為現實，群眾就會感到踏實有依靠。如此，我黨在每個有黨員居住的社區里都會享有崇高聲望。

　　我希望，選拔“黨政系統”干部必須以服務基層社區組織兩年為必要條件，使黨政干部全部來自基層，有組織群眾的經驗，并因組織群眾自治、解決社區“小事”的本領而升遷。把“群眾”組織成“人民”的能力是我黨最重要的干部資源，也應是組織路線的核心標準。干部們每次升遷需要上黨校，但黨校應撥出幾個月讓學員們去最混亂的基層社區組織居民，為居民自治組織排憂解難，讓居民們而非黨校教員們評估他們回爐學習的成效。入黨不是為當官，絕不是為當官做老爺。恢復了與人民的血肉和情感聯系，我黨才會信仰人民、信仰人民的權力和權利。黨以基層百姓自組織的訴求為政治路線和大政方針的起點，方能“不忘初心”。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以基層組織為重，才有中華政治的悠久道統，即“以民為本”、“以孝治天下”。因為組織群眾自治、自己解放自己，因為組織起來的人民有無窮盡的偉力，所以中國共產黨能推翻“三座大山”。

　　“上善若水”。黨抗拒腐化、長期執政的根本在于“處眾人之所惡”，組織和領導居民自治。若我黨密切聯系八千萬普通黨員，深深扎根于社區居民，以“小事”為“大事”，尊最下層的組織為至高組織，下情必然上達，我國在各宏觀領域大政方針的指向就會確定無疑。

　　有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才能有共產黨人“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下盤穩固，上盤才有靈活機動的本錢。靠土豪劣紳幫著“抓壯丁”建立的軍隊，其“戰略戰術”可想而知。

　　這本書的主旨大抵如上。這思想或許不出色，還必然會被智叟們譏為天真。但那寄托著對未來美好社會的期盼，寄托著對“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的殷殷期待。我期待著擁有九千萬成員的黨扎根全國所有社區、廉潔自律、謙虛謹慎，讓我們每個普通黨員都因本黨“為人民服務”的無私感到光榮與自豪。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