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寧關于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論述
1893年秋,列寧在《論所謂市場問題》一文中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資料的生產比消費資料的生產增長得快。”[1]他還引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觀點來支撐這一論點:“資本主義社會把它所支配的年勞動的較大部分用來生產生產資料(即不變資本)”[2]。但他指出,從馬克思的公式中根本不能得出第I部類比第II部類占優勢的結論,因為這兩個部類在那里是平行發展的,沒有考慮到技術進步。[3]于是,列寧自己舉了個數值例子(剩余價值率固定為100%)來進行說明:
第一年,生產生產資料的第I部類和生產消費資料的第II部類,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剩余價值m和產品價值分別如下:
I 4000c+1000v+1000m=6000
II 1500c+750v+750m=3000
其中,第I部類生產的生產資料價值除了補償兩個部類消耗掉的生產資料5500c外,還多出了500。對此,第I部類的資本家將其中的450用于本部類的擴大再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另外50賣給第II部類的資本家換來價值50的消費資料,供擴大再生產所增加的工人消費。而第II部類的資本家將多換回的價值50的生產資料用于擴大再生產,另外撥出價值10的消費資料增雇工人。其他的剩余價值由資本家們消費掉。于是,第一年產出的資源配置情況如下:
I 4450c+1050v+(500m)=6000
II 1550c+760v+(690m)=3000
在這里,由于技術進步的作用,第I部類的有機構成由4000:1000即4:1,提高到4450:1050即4.24:1;第II部類的有機構成由1500:750即2:1,提高到1550:760即2.04:1。
第二年的產出情況如下:
I 4450c+1050v+1050m=6550
II 1550c+760v+760m=3070
其中,第I部類生產的生產資料價值除了補償兩個部類消耗掉的生產資料6000c外,還多出了550。對此,第I部類的資本家將其中的500用于本部類的擴大再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另外50賣給第II部類的資本家換來價值50的消費資料,一半供繼續擴大再生產時所增加的工人消費,另一半增加自己的消費。而第II部類的資本家將多換回的價值50的生產資料用于進一步的擴大再生產,另外撥出價值6的消費資料繼續增雇工人。其他的剩余價值由資本家們消費掉。于是,第二年產出的資源配置情況如下:
I 4950c+1075v+(525m)=6550
II 1600c+766v+(704m)=3070
在這里,由于技術進步的作用,第I部類的有機構成由4.24:1,提高到4950:1075即4.60:1;第II部類的有機構成由2.04:1,提高到1600:766即2.09:1。
由此可以算出第三年的產出,如第II部類的產出為3132等等。這樣一來,可以看到,增長最快的是制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其次是制造消費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最慢的是消費資料生產。[4]
的確,在上面的例子中,三年來,制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從4000增長到4950,增長了23.75%;制造消費資料的生產資料從1500增長到1600,增長了6.67%;消費資料生產從3000增長到3132,只增長了4.4%。
列寧在評價西斯蒙第的消費不足危機理論時指出,為了擴大生產(絕對意義上的“積累”),必須首先生產生產資料,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擴大制造生產資料的社會生產部門,就必須把工人吸收到那一部門中去,這些工人也就對消費品提出需求。可見,“消費”是跟著“積累”或者跟著“生產”而發展的,——不管這看起來多么奇怪,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不能不是這樣。因此,在資本主義生產的這兩個部門的發展中,均衡不僅不是必要的,而且相反,不均衡倒是不可避免的。大家知道,資本發展的規律是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增長得快,也就是說,新形成的資本愈來愈多地轉入制造生產資料的社會經濟部門。因此,這一部門必然比制造消費品的那個部門增長得快,也就是說,正是發生了西斯蒙第認為是“不可能的”、“危險的”等等事情。因此,個人消費品在資本主義生產總額中所占的地位日益縮小。這也是完全符合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及其特殊的社會結構的:前者正是在于發展社會的生產力(為生產而生產);后者則使居民群眾不能利用生產力。[5]
列寧后來在談到國內市場的擴大時指出,這與其說是靠消費品,不如說是靠生產資料。換句話說,生產資料的增長超過消費品的增長。[6]他指出,生產的發展(因而也是國內市場的發展)主要靠生產資料,看來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并且顯然是有矛盾的。這是真正的“為生產而生產”,就是說生產擴大了,而消費沒有相應地擴大。但這不是理論上的矛盾,而是實際生活中的矛盾;這正是一種同資本主義的本性本身和這個社會經濟制度的其他矛盾相適應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固有的無限制擴大生產的趨向和人民群眾有限的消費(所以是有限的,是因為他們處于無產階級地位)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矛盾。[7]
在列寧的例子中,我們還應當注意到一個關鍵的地方,那就是第II部類的積累完全受制于第I部類,其積累的程度取決于第I部類愿意與其交換多少生產資料。第一年后,第I部類可以將剩余價值的一半用于積累,而第II部類則受制于可得到的生產資料,只能將剩余價值的8%用于積累。要是反過來,讓第II部類多積累,第I部類少積累,就會與資本家追逐剩余價值的本性不符,第I部類的資本家沒有義務減少自己的追逐而讓別的部類的資本家去追逐得更多。這也是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一個表現。
二、反對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者的意見與問題
劉臣認為,光有多余的生產資料,沒有多余的生活資料,第I部類追加的可變資本就沒有消費資料,沒有飯吃,擴大再生產就不能實現;而只有多余的生活資料,而沒有多余的生產資料,第II部類的追加不變資本就沒有來源,就要落空,擴大再生產同樣不能實現。只有兩個“多余”同時俱備,兩個不等式同時發揮作用,兩個大部類才能協調起來,擴大再生產才能順利進行。可見,只強調以I(v+m)>IIc為依據,就論定生產資料優先增長是普遍規律,是難以成立的。[8]
但是,什么叫多余的生活資料呢?在歷史上,如果沒有剩余產品,尤其是剩余生活資料,就不可能有剝削階級的出現。在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談多余的生活資料本身有點多余。另一方面,隨著技術進步,第I部類甚至可以在不追加可變資本的情況下即第II部類只是簡單再生產的情況下進行擴大再生產。否則工人被機器排擠的現象就不會發生了,相對過剩人口的問題也就不會出現了。而在第I部類只是簡單再生產的情況下,第II部類是不能進行積累的。因此,消費資料的生產要增長,得優先增長生產資料的生產。
李定中認為,當單位產品或社會總產品的生產資料消耗率趨于穩定或有所下降時,就基本上決定了在產品的價值構成中C占的比重可能趨于穩定甚至下降,(v+m)的比重可能不再下降反而略有提高,國民收入增長速度有可能不慢于甚至多少快于社會總產品的增長速度。顯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繼續僅從同量勞動力推動的生產資料日益增多這一點不加分析地推導出第一部類仍必比第二部類增長得更快,就不妥當了。這時,如果出現第一部類的確仍比第二部類增長更快的情況,那也決不能用同量勞動力推動的生產資料日益增多去解釋,而只能從其他方面尋找原因了。[9]
但是,第一,(v+m)的比重提高,既不等于這一部分用在了消費資料的生產上,又不等于它們需要用消費資料來支持,它只能表明,可以有也會有更多的m轉入生產資料的生產,甚至直接作為生產資料生產出來。第二,單位產品中轉移的不變資本減少,并不意味著留在生產過程中的不變資本減少,而機器的大部分在一年中是留在生產過程而不轉移到單位產品中去的。如果生產資料越耐用,越像自然力那樣發揮作用,那么留在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資料的價值量也越大,越需要在這之前優先生產出來。
李鶴文認為,根據列寧的公式,無論是生產資料還是消費資料,在一定期限內的生產總量均呈增長態勢,但在凈增長方面卻大不相同,第I部類中滿足本部類內部需要的Ic部分,不僅在總量上增長,且凈增長也呈遞增趨勢。而滿足第II部類需要的I(v+m)及第II部類的生產則在總量增長的同時凈增長量卻在下降。在第I部類和第II部類以及第I部類兩大副類之間的凈增長呈現出兩個逐漸拉大的喇叭口,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生產在凈增長方面出現負增長。在應用了高性能的生產資料以后,第II部類增長的停滯及下降將是毫無道理的。而列寧的公式兩大部類間平衡關系的破壞與恢復并不反映社會生產內在的本質的要求。[10]
很顯然,李鶴文對列寧的這一批評完全是無中生有。第一,列寧的公式中兩大部類之間始終是平衡的:第一年的再生產平衡結果是I(v+m)=1050+500=1550=IIc,第二年的再生產平衡結果是I(v+m)=1075+525=1600=IIc。第二,列寧沒有也不可能列出所謂負增長的數據。第三,列寧并沒有讓第II部類的增長停滯或下降,而高性能的生產資料,如面包機,要求加工更多的原材料,也就是以原材料的形式存在的生產資料,如面粉,因此,在第II部類增長的同時,自然會要求生產資料的生產優先增長。
潘建提出,如果是長效的固定資產,一次投入后需經過很長時期才折舊完畢(比如100年壽命的水電站),那么在這長時期內社會根本不必為其補償生產資料,但在這期間內卻需要不斷地為“推動”它的“同量勞動力”反復生產多倍的消費資料,即“推動”的生產資料雖大,但僅需一次性投入即可,而“同量的勞動力”所體現的“可變資本”卻要循環多次,社會總生產就需要生產無數倍加的消費資料予以補償。[11]
但是,是運行水電站在先,還是建設水電站在先?難道建設水電站時不是在優先增長生產資料么?而水電站運行所發出的電,不也主要是生產資料[12]么?即便不補償生產中消耗的c,這種生產資料中所包含的(v+m)部分不也是大于工人所消費的v么?
朱殊洋試圖用數學模型來論證“就均衡穩定而論,兩大部類一般是平衡增長的,因而穩態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一般來說是不存在的。這意味著,在經濟起飛階段,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確實發揮著作用;而在經濟成熟期,則是平衡增長規律發揮作用。”[13]
但是,朱殊洋的論證在數學上是不成立的。他是在他自己設定的極端特殊的條件下證明第I部類對第II部類消費資料的需求與第II部類對第I部類生產資料的需求之間的偏差的絕對值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縮小的結論后,就直接給出了第I部類可變資本的增長率收斂于一個常數,而第II部類不變資本的增長率也收斂于一個常數的結論,而沒有經過數學論證。實際上,這兩個結論之間并無因果關系。同時,后一個結論也沒有任何經濟理論和實踐的支持。即便第II部類的不變資本增長率固定為a,在第I部類資本家的個人消費不變或增長率低于a的情況下,第I部類的可變資本增長率可以超過a,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的情況下,第I部類的不變資本增長率也可以超過a,即同樣可以有制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快于制造消費資料的生產資料生產,進而快于消費資料的生產。
鄧秀玲認為,并不是任何情況的擴大再生產都要求生產資料優先增長,這個結論只有在技術進步引起有機構成提高的情況下才能得出來的。[14]郝一生也認為,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客觀基礎不能失去下列三個前提中的任何一個:由技術進步決定的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兩大部類之間保持正常的結構比例和平衡關系以及較高的積累率。[15]
實際上,即便沒有技術進步,生產資料也可以優先增長。正如沒有技術進步,再生產也可以擴大一樣。要擴大再生產,就要有擴大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但這決不意味著生產資料與消費資料的生產要同步擴大,即便是原有的技術保持不變。這是因為,生產資料只能全部用于不變資本,而消費資料只是一部分用于可變資本,另一部分用于資本家的個人消費,因此,只要資本家的個人消費不同步擴大,那么消費資料的增長就可以低于生產資料的增長。
三、馬克思的相關論述與分析
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曾在一處提到,“如果要使事情正常地進行,第II部類就必須比第I部類積累得快”[16],這句話被一些人用來反對列寧關于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觀點。
但是,馬克思是在什么情況下說這句話的呢?這是在各部類有機構成不變的情況下且生產資料優先增長了一段時間了以后才說。而且在馬克思所舉的這個各部類有機構成不變的例子中,在五年規模擴大的再生產期間,制造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從4000增長到6442,增長了61%;制造消費資料的生產資料從1500增長到2342,增長了56%;消費資料的生產從3000增長到4686,增長了56%;生產資料的生產從6000增長到9662,增長了61%。[17]因此,仍然符合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在早期的手稿中,馬克思曾經將消費品的生產稱為第I部類,后來才改過來,以生產資料的生產作為第I部類,這其實也表明了生產資料生產的重要性和優先地位。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關于擴大再生產所舉的數值例子中,從一開始就有I(v+m)>IIc的特征。而如果我們從I(v+m)=IIc的條件出發即從簡單再生產的平衡條件出發,那么,要擴大再生產,該怎么辦呢?例如,馬克思曾經提到過一個簡單再生產的公式如下[18]:
I 4000c+1000v+1000m=6000
II 2000c+500v+500m=3000
顯然,這時只有先犧牲一個部類,才能使另一個部類進行擴大再生產。在不考慮各部類資本有機構成變動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先犧牲第I部類,讓第II部類將其剩余價值的一半用于積累,那么就會出現如下的資源配置情形:
I 3800c+950v+(1000m+250s)=6000
II 2200c+550v+(250m)=3000
其中,第I部類價值50的可變資本所雇傭的工人會被解雇,轉移到第II部類從事生產;第I部類用于生產的不變資本規模縮減,出現價值250的具有消費資料形式的剩余閑置資本(由于消費資料通常不易長期保存,這部分剩余閑置資本也許不得不被資本家超額消費掉或浪費掉。)。于是,第二年的生產情況為:
I 3800c+950v+950m=5700
II 2200c+550v+550m=3300
總產出仍然是9000,沒有增長。而I(v+m)不僅沒有大于IIc,反而從原來的等于IIc,變得小于IIc,擴大再生產的一般條件不滿足,仍然只能犧牲一個部類才能使另一個部類進行擴大再生產,甚至要犧牲得更多。如果這時讓第I部類的生產規模回到原有的狀態,即資源配置為
I 4000c+1000v+(700m)=5700
那么,第II部類的生產規模得就縮減為
II 1700c+425v+(550m+625s)=3300
與最初的情況相比,總不變資本從6000c減少到5700c,實際利用的總可變資本從1500v減少到1425v。
反過來,如果我們先犧牲第II部類,讓第I部類將其剩余價值的一半用于積累,也就是讓生產資料優先增長,那么就會出現如下的資源配置情形:
I 4400c+1100v+(500m)=6000
II 1600c+400v+(500m+500s)=3000
其中,第II部類價值100的可變資本所雇傭的工人會被解雇,轉移到第I部類從事生產;第II部類用于生產的不變資本規模縮減,出現價值500的具有消費資料形式的剩余閑置資本。這時,第二年的生產情況為:
I 4400c+1100v+1100m=6600
II 1600c+400v+400m=2400
總產出仍然是9000,沒有增長。但此時I(v+m)>IIc,滿足擴大再生產的一般條件。這時我們立即可以讓第II部類的生產規模回到比原有的狀態更大的情況,即資源配置為
II 2100c+525v+(200m)-425t=2400
其中,425t代表第I部類轉移過來的以生產資料形式進行的剩余資本投資(也就是說,第I部類資本家進行多元化投資),第II部類本身的新增投資可以只有200,以保證資本家本人可以享有消費資料。這時,第I部類的生產規模為
I 4500c+1125v+(550m)+425t=6600
在保證第II部類的再生產規模擴大的同時,第I部類的再生產規模還繼續擴大了。我們可以看到,這時與最初的情況相比,總不變資本從6000c增長到6600c,總可變資本從1500v增長到1650v。兩個部類的生產規模相比最初的情況都擴大了。再經過一年的生產,我們有
I 4500c+1125v+1125m=6750
II 2100c+525v+525m=3150
兩大部類擴大再生產的條件I(v+m)>IIc仍然滿足,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消費資料的生產相比最初的情況都有了擴大,兩大部類還可以繼續擴大再生產。
馬克思在其手稿中還舉過一個例子,其中有五家同等資本規模的企業,資本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比例為:產品價值的2/5是原料,1/5是機器,1/5是工人的生活資料,1/5是剩余產品(資本家先生們用它們來維持生活和實現自己的剩余價值)。相應地,有兩個資本家為自己和其他資本家生產各種原料,一個資本家生產機器,一個資本家為工人生產必要的生活資料,一個資本家準備剩余產品。在這里,我們看到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是3:2,生產資料的規模更大。不僅如此,馬克思還發現,如果資本家要進行積累,那么就會遇到后兩個資本家生產過多的問題。而“這兩種商品生產過多,不是對消費來說過多,而是對保持消費和價值增殖之間的正確比例來說過多;對價值增殖來說過多。”[19]也就是說,未能做到生產資料更加優先的增長。
關于技術進步對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影響,馬克思其實也提到過:“為滿足直接需要的生產越是具有生產率,就越能有更大的一部分生產用來滿足生產本身的需要,換句話說,用來生產生產資料。既然固定資本的生產,甚至從物質方面來看,其直接目的不是為了生產直接的使用價值,也不是為了生產資本的直接再生產所需要的價值(即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中又相對地代表使用價值的價值);相反地,固定資本的生產是為了生產創造價值的手段,就是說,它不是為了作為直接對象的價值,而是為了創造價值,為了價值增殖的手段這一生產的直接對象(從物質上看,價值的生產在生產對象本身上表現為生產的目的,也就是資本的生產力物化的目的,資本生產價值的能力物化的目的),——既然如此,那么,正是在固定資本的生產中,和在流動資本的生產中相比,資本在更高程度上使自己成為目的本身并作為資本發揮作用。因此,從這方面來看,固定資本的規模和固定資本的生產在整個生產中所占的比重,也是以資本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財富發展的尺度。”[20]馬克思在這里,不僅提到隨著生產效率的提高,也包括隨著技術進步,生產資料的生產會優先增長,即更大一部分生產會用于生產生產資料,他甚至還表明,生產資料的某一部分即作為固定不變資本的那一部分會更加優先地增長。技術進步對物化勞動和活勞動的節約,并不會像有些人所認為的減少生產資料的生產,而只會由于節約了資本的使用而加速了資本的積累,進而會導致生產資料生產更快的增長。
四、關于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進一步分析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指出,“群眾的消費不足,是一切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形式的一個必然條件,因而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一個必然條件;但是,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才造成危機。”[21]這說明,資本主義要擴大再生產,要把剩余價值大量地轉化為資本,不顧消費的情況而擴大。而以前的剝削階級則會大量消費甚至浪費剩余產品。由于勞動者的消費在價值量上幾乎不會增加,盡管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使用價值量上會有所增加。因此,大量再投資的過剩資本,更多要以生產資料的形式存在。生產資料優先增長其實是事實,而不僅僅是理論。
從歷史上來看,率先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果過于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導致消費資料生產不足,這個問題是可以很方便地通過從國外進口消費資料來解決,特別是可以通過掠奪發展中國家來解決。但是,如果是生產資料不足,特別是機器設備生產的不足,卻不能從技術水平落后的國外得到。因此,這些國家必然優先發展機器制造業等生產資料部門的生產。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固然可以通過出口消費資料從發達國家進口生產資料,尤其是機器設備,但是,一方面,代價很大,而且很難得到,得到的也往往是已經相對落后了的機器設備;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為交換生產資料而生產的這部分消費資料生產,也應當算入生產資料的生產上。顯然,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與其如此迂回曲折,不如直接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優先增長還有一個為人們所忽視的原因,那就是生產環節的細分。馬克思曾經指出,“商品生產普遍化了,它又使社會的分工不斷增進,就是說,一個資本家作為商品生產的產品越來越專門化,互相補充的各個生產過程越來越分裂為獨立的生產過程。”[22]于是,原來是消費資料的生產過程被分成幾個環節獨立出去,而獨立出去的就成為生產資料的生產了,從而擴大了生產生產資料的部門及其生產。比如作為消費資料的鞋的生產,原來是完整的消費資料生產部門完成制造鞋的全部過程,直接生產出鞋,但后來,出現了專門生產鞋面的企業,一些鞋加工店直接購買這些企業制作的鞋面,只做最后的成型。這樣專門生產鞋面的企業就把鞋面的生產從生產消費資料的第II部類,轉入生產生產資料的第I部類了。于是,消費資料生產的發展本身也轉化出生產資料更大的發展。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迫使生產資料優先增長,這個因素就是列寧提到的技術進步。列寧提到了技術進步導致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使得生產資料的比重加大,從而使得生產資料優先增長,但列寧沒有提到,技術進步會導致原有的固定資產加速貶值和淘汰。一旦新發明的機器比舊機器有著較高的效率,那么大量的仍然可以使用的舊機器就不得不在短時間內被它們的想在市場競爭中搶占先機的資本家替換掉,新機器的生產就會處于優先地位。新的消費資料也會被發明出來,但要把它們生產出來,首先要為之建立專門的生產線,也要使生產它們的生產資料優先生產出來。因此,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替換生產資料的生產在生產資料優先增長上也是不容忽視的。
需要指出的是,生產資料優先增長,不等于撇開技術進步和社會需要盲目增長。我國大躍進時期用土法煉鋼生產了大量的鋼產品,看似生產資料優先增長了,但那些鋼產品大多數都是沒有用處的廢鋼,這種做法只有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形式,而無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實質。
五、按比例配置資源
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環節,而從生產即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資源配置,不是所有權的配置,不是私有化或搞混合所有制,而是社會勞動的分配。“小孩子同樣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品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23]
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必須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兩大部類協調發展,而不能把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當作普遍規律。李洪峰則指出,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的本質要求是兩大部類比例協調:“在技術進步有機構成提高的前提下,由于兩大部類比例協調的要求,生產資料比消費資料將以更快的速度進行增長。但這不等于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在技術進步有機構成提高的前提下,只要生產資料優先增長,兩大部類的比例關系就一定能協調。”[24]
實際上,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與兩大部類協調發展并不矛盾。在馬克思和列寧所舉的公式中生產資料的優先增長都是按比例配置資源的結果。中國過去擴大內需平衡資源配置的操作,無不是主要以固定資產投資即生產資料優先增長來進行的。
另一方面,生產資料的優先增長,也并不要求減少消費資料的生產,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列寧的公式中第II部類也在增長。而且隨著技術進步和大量生產資料的使用,同量商品生產的(第一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會減少,同等的價值量會分配在更多的使用價值量上,人民群眾可以消費的實物數量的增長會大大超過這些實物的價值量的增長。
當然,生產資料優先增長,也有一個適度的問題,不能破壞平衡,不能超過社會的承受力。對于建設期較長的部門生產,馬克思曾經指出,“社會必須預先計算好,能把多少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用在這樣一些產業部門而不致受任何損害,這些部門,如鐵路建設,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較長時間內不提供任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會從全年總生產中取走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25]同樣地,在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同時,也必須預先計算好,不能使人民的生活受到損害,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除了生產發展外,還要考慮就業增長、人口增長以及相應的消費資料滿足的問題,而資本主義國家則不必考慮或聽任市場去“解決”這些問題[26]。
總的來說,雖然哪個部類優先增長取決于兩大部類的具體發展狀況,并且當第I部類規模相對于第II部類規模過大時第II部類要加快發展,但是一般情況下,尤其是對于落后國家來說,問題不在于第I部類規模過大,而在于第I部類規模不足,盡管這時第II部類的規模也不夠大,仍然需要生產資料的優先增長,這樣才能突破限制兩大部類增長的瓶頸,最終使消費資料和總的生產都能夠較順利地增長。
馬克思曾經談到,當兩大部類的生產出現不協調的情況時,對外貿易都能起補救作用,“但是,對外貿易既然不是單純補償各種要素(按價值說也是這樣),它就只會把矛盾推入更廣的范圍,為這些矛盾開辟更廣闊的活動場所。”[27]這提醒我們,在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時,既可以通過國際市場,補救本國生產的不平衡,也可以通過國際貿易,將國外的生產不平衡引向國內,沖擊國內原本平衡的生產。因此,在按比例配置資源平衡生產的問題上,必須研究如何“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本文摘自《<資本論>正義——怎樣理解資本主義》一書的第一章“價值決定與經濟增殖”。
[1]《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頁。
[2]《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9頁。
[3]《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頁。
[4]《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66頁。原文中的誤差被修正。
[5]《列寧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5-126頁。
[6]《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頁。
[7]《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頁。
[8]劉臣:《“優先增長”論辨析》,《河北學刊》1986年第6期。
[9]李定中:《再論當代技術進步與生產資料優先增長——關于兩大部類生產增長速度對比關系研究方法的若干問題》,《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
[10]李鶴文:《從馬列社會再生產公式的內在差異看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的非真實性》,《湘潭師范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
[11]潘建:《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質疑》,《宏觀經濟管理》1997年第9期。
[12]據國家能源局數據,2013年,全社會用電量累計53223億千瓦時,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6793億千瓦時。(http://www.nea.gov.cn/2014-01/14/c_133043689.htm,2014年2月7日)因此,作為生產資料消耗的電是作為消費資料消耗的電的6.8倍。
[13]朱殊洋:《兩大部類增長速度對比關系的探討——對生產資料優先增長問題的考察》,《經濟學(季刊)》2009年第2期。
[14]鄧秀玲:《對講授“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的一點意見》,《教學與研究》1980年第2期。
[15]郝一生:《生產資料優先增長是客觀經濟規律》,《社會科學》1981年第5期。
[16]《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7頁。
[17]《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4-579頁。
[18]《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4頁。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2-437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3-224頁。
[2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2頁。
[22]《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頁。
[2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0頁。
[24]李洪峰:《如何正確理解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江淮論壇》1981年第1期。
[25]《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9頁。
[26]例如,在卡特里娜颶風來臨時,美國政府讓自由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要求每個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撤離災區。直到災害第三天人們才知道,成千上萬的人沒有撤離,他們當中有相當多的黑人,還有一部分是白人中的窮人,自由市場對他們不起作用。(《西班牙〈起義報〉9月4日文章題:自由市場如何毀了新奧爾良》,《參考消息報》,2005年9月8日第3版。)
[27]《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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