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馬社香的著作《農業合作化運動始末》，一直伴隨著諸多感慨：為那個歷史時期天翻地覆的積極變化而興奮、為歷史的復雜性而扼腕、為很多尋求和堅持真理的干部和群眾而感動、為偉人的英明而百感交集。面對今天，同樣諸多感概：為歷史事實被掩蓋而惆悵、為歷史發展方向被扭轉而惋惜和痛苦、為作者把歷史再度呈現而充滿感激、為自己有機會閱讀歷史并獲得力量而欣慰。

　　這里，把收獲簡單梳理一下，以便把學習到的整理到自己的知識和思維中去。

　　方向是最為重要的，一個社會有了總體方向才能讓社會中的一個個的人找到方向;一個人有了方向，才有動力，才活得有精神、有價值、有意義，社會才會煥發整體的積極面貌。

　　合作發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方向和出路：歷史如此證明，現實也如此反證。書中的歷史資料明確現實，互助組和合作社產生了巨大的積極性，包括：農業增產、植樹造林、水土治理、基礎設施建設、掃盲與文化學習、婦女參與勞動同工同酬、互助照顧子女等等。

　　路線斗爭：讀了這本書，更理解了路線斗爭一直伴隨著共產黨從誕生、到建國、一直到今天的歷史史實，當然了，本書直接呈現的是有關農村合作化過程中，特別是開端的時候的路線斗爭。合作化之所以可以開創并推行下去，與黨的群眾路線、與我黨的堅持真理、堅持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分不開。

　　農民的地位與國家制度：書中，我印象最深的一個片段是1954年9月李順達做為人大代表參加中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并參與中國第一部憲法的討論并發言(pp140)：“‘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這就表明我們國家的性質是和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同的，這個不同不是資本主義國家講民主，我們不講民主，我們這些農民代表可都是山溝溝里的農民，一個個放豆子投票選出來的。資本主義能有我們這些工人農民代表嗎?他們的代表都是有錢人，或少數為有錢人服務跑腿的人。我們新中國人大代表大多數都是第一線的工人和農業社的農民。我們這些代表可不是來開會做個樣子，而是能當家做主決定我們國家走什么道。國家走什么道，決定了我們村走什么道。”李順達是一位農民，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比如：1949年11月，李順達參加省里組織的山西農民代表團到北京和天津參觀，第一次見到毛主席;1950年9月，全國戰斗英雄勞動模范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李順達做為山西代表再次來到北京，再次受到毛主席接見。

　　下面，是按照時間順序把書中描述的合作社的開端和發展做個簡單羅列。

　　1、 李順達互助組大事記

　　合作社群眾和組織基礎在建國之前就已經開始建立了。在這個過程中，革命老區起到了重要作用。貧苦農民在革命之中得到翻身解放，并因此所獲得的認識并繼而迸發的能力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李順達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1925年，李順達10歲的時候，跟父親在城里打工，父親做木工，李順達給有錢人家照顧小孩，兩個人干了幾個月，一分錢沒有拿到，父親去說理，被關進監獄5個多月。1906年，又是個災年，但是地租不能少，李順達的父親又去城里打工，半年沒有回來，母親讓李順達去尋找，原來父親給地主蓋房沒有拿到工錢，向地主要工錢卻被地主打死了。

　　★1935年工農紅軍到達陜北;

　　★1936年東征;

　　★1938年2月 (pp36) 成立了(山西)平順縣抗日政府，公布了五一減租法令(收五石谷子，只交一石租)，次年頒布四一減租;

　　★平順縣西溝村有個貧苦農民叫李順達在1938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3年2月6日(正月初二)(pp37) 李順達組織成立了全國第一個農業生產互助組;開荒集體荒地120多畝(pp40);

　　★1944年(pp38)，李順達互助組由1943年的6戶，發展為26戶，通過開荒和換工等互助合作生產，糧食產量提高很多，并且組織民兵支前參戰19次，成為革命根據地農業互助合作的模范和樣板，也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翻身求解放的成功注解;

　　★1947年7月(pp38)，李順達互助組帶動平順整個縣建立了427個互助組，積極參軍參戰，有力地支援了駐地部隊和機構，挺進中原地劉伯承、鄧小平部隊就是從這塊根據地帶出去的。民黨靠抓壯丁抓去的兵源哪里是共產黨的工農子弟兵的對手;這一年，李順達互助組造林種樹110畝。當時黨員們的動員工作很樸實：農民喜歡單干，祖祖輩輩單干，祖祖輩輩受苦，除了老財，哪有發家的。

　　★互助組發展了之后，優勢發揮得差不多了，如果想進一步發展，需要向合作社邁進，如果繼續停留在互助組的初級合作形式，下列問題無法克服(pp2-3)：(1)深耕畜力不夠，買好牲口單個農民沒有資金;(2)增施肥料，單戶農民買不起羊群;(3)互助組集體勞動，剩余勞動力個人副業生產不好調配;(4)各家土地太零散不能因地制宜;(5)個體買大農具不經濟;(6)大的土地改造不能盡興。

　　2、山西長治地委對互助組的支持

　　山西省長治地委對互助組給予高度重視和支持，并且看到了只有提高農民由互助組向合作社發展才是農民富裕、農業發展和國家發展的方向。山西長治地委書記王謙于1950年11月14日曾在《人民日報》發表過一篇文章“中共長治地委關于組織起來的情況與問題的報告”(pp4)，文中指出：“自由發展、不愿意組織起來的單干思想，是妨礙老區進一步組織起來的重要原因。而單干思想只有在農民走向合作社(開始是供銷的生產互助，然后是生產集體化)時，才能找到正確的道路。否則，少數農民上升為新富農，而使其他農民陷入破產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山西省的各級領導也認為，這與國家政策也是一致的，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指出：“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經濟成分，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pp11)

　　3、山西省各地干部與劉少奇以及華北局的路線沖突

　　山西省委、山西長治地委希望推進農村合作社的主張，與華北局和劉少奇的繼續穩定農村土地私有制的主張發生矛盾。劉少奇的主要觀點是(pp24-25)：“在(當時)農村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村資本主義當一定限度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農村兩級分化并不可怕，農村還需要繼續向兩極分化，分化到一定程度要組織貧農向富農斗爭，待有機械化再實行集體化;現在采取動搖私有制的步驟條件不成熟，沒有拖拉機、沒有化肥，不要急于搞農業生產合作社;黨員可以雇工，一部分黨員向富農發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認為(當)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1951年4月，華北五省互助合作會議上，山西省干部和華北局干部發生激烈辯論，最后，以劉少奇的觀點做會議結論。

　　4、毛主席對合作社道路的支持

　　1951年，毛主席密切關注農村合作社的發展方向，據薄一波回憶(pp55)：“毛主席找少奇同志、劉瀾濤同志和我談話，明確表示他不能支持我們，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毛主席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同年，在陳伯達支持下擬定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

　　5、李順達合作社大事記

　　1951年12月10日(pp73-74)，西溝李順達農業合作社成立。合作社平均畝產398斤，而仍維持互助組進行生產的畝產300斤。

　　1952年秋收(pp79)，李順達合作社173畝秋田，平均畝產442斤。年底，李順達初級社擴大為47戶(pp74)。

　　1953年，西溝主要依靠婦女，在山坡造林300畝，每畝需要挖300個魚鱗坑(1952年造林因為沒有深挖魚鱗坑而成活率很低，而1953年深挖魚鱗坑大大提高了成活率)，每個魚鱗坑要擔30擔土。

　　1953年(pp117)，平順雖然遭受各種自然災害的嚴重襲擊，110個農業社仍然全部增產了。到1953年冬，組織起來的農戶由25000多戶，占總農戶的80%以上。110個合作社已擁有3400多農戶，占全縣農戶的11.8%

　　(1953年6月糧食部向中央報告，1952年，全國糧食總產量3278億斤，比上年增長106%，比1949年增長448%，超過戰前最高水平1936年的3000億斤9.3%。)

　　(1954年4月(pp138)，全國已建立合作社7萬多個，不久，又增加至9萬多個，到了秋天發展到了10萬個(pp162))

　　1955年12月10日(pp187-189)，西溝已升級為全部按勞分配的高級社了(初級社和高級社的主要區別是土地的性質，初級社中土地是私有的，社員土地入股，分配的時候比如土地占4成，勞力占6成;高級社中土地收歸集體所有，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平均入股。)。至此，西溝的禿山已經郁郁蔥蔥，西溝的防治水土流失的措施已經大面積建設起來了，也開始了副業的多種經營。

　　(1955年我國農業獲得有史以來最大的糧食豐收。)

　　1955年12月(pp179)，毛主席做農村合作社的調研，基層干部反應，農民組織起來以后，有三分之一剩余勞動力沒有活干。主席啟發大家說：“要多種經營加精耕細作，來解決農村多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

　　6、劉少奇在七屆四中全會做自我批評

　　1954年2月6日，毛澤東仍在杭州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劉少奇主持七屆四中全會，并做自我批評，其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到1952年6月，中央才發出‘無條件地開除不愿放棄富農剝削的黨員的黨籍’這個指示。我以為中央發出這個指示的時機并不算遲。但我在和個別同志談到這個問題時可能說過一些不妥當但華，這些話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總而言之，凡是說得不妥當但話，都應該取消或修正。”

　　7、一年與十五年

　　1955年10月4日─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主持全會，并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全會通過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及《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示范章程(草案)》。按照會議要求，是“十五年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但是，事實情況是，在1956年一年就完成了。

　　很多人把辦高級社的冒進和跟風的問題歸結到毛主席身上，因為是毛主席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選編了“大社的優越性”一文導致的。但是，毛主席在文中強調的辦大社要有條件，而且毛主席還一貫強調要因地制宜，這些大家為何就又不重視哪?

　　從本書的梳理，作者認為，全國可以快速組織合作社，并迅速從初級社發展到高級社，與黨組織的力量分不開，擁有強大的組織力量明明應該是積極力量，但是，這種組織力量在產生急躁情緒的時候，就成為了形成冒進的運動慣性，而導致冒進和跟風的核心是干部制度(pp195)：“1955年下半年開始推行干部級別制，在我黨我軍歷史上是干部任命制和干部級別制第一次掛鉤，未來得及同時建立黨內外群眾對干部的全面評議制度，這就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干部隊伍不自覺地判斷‘風向’跟風，干部級別制、任命制與我們的幾千年封建社會的遺毒結合，產生了看不見摸不著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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