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李北方的《北大南門朝西開》一書撰寫書評之前,我按照慣例,跟自己定期供稿的幾家書評媒體溝通這一選題。這幾家媒體分居中國南北,但都算得上是國內最知名的書評媒體,我向他們提供書評稿件,也都不是一篇兩篇。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幾家媒體的編輯普遍都表示對這本書不太感冒,建議我為他們提供其他書的書評,拒稿理由只有一個:這本書從序言到具體內容都秉承新左派的論調,而按照他們所在媒體的價值理念,是不會去刊發新左派論著的書評的。
這樣一個小小的插曲,改變了我腦海中對媒體客觀、中立辦刊理念的固有印象,也恰應了汪暉先生在給北方這本書撰寫的序言里的論斷:“媒體對政治領域的殖民,媒體與資本從結盟到一體化,媒體—資本—權力的三位一體,或許是當代世界最為重要的現象之一。它不但扭曲社會輿論,為某些特殊利益直接地或曲折地服務,而且也導致傳統政治邏輯的失效。”
在一個媒體行業高度發達的當代社會里,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已經無法,或者很少能夠直接去感受社會現實。我們所了解的現實,往往都是借助于媒體來完成的。而媒體所報道的現實,都是出于自身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有選擇性地給出的議程設置。這種被選擇出來的現實,并不能夠跟真實的現實世界完全對應。微博、微信等網絡媒體上,自由主義的輿論浪潮聲勢浩大,甚至有一統江湖的趨勢;而真正回到現實生活之中,國家主義、文化保守主義則仍然占據重要位置,自由主義僅僅只是當下的思想流派之一,甚至很難被稱為最主流的思想。網絡與現實的輿論錯位感,很大程度上正是拜秉承自由主義的的諸多市場化媒體極具選擇性的議程設置所致。
基于這樣的媒體環境,北方能夠一直在南方媒體的圈子里堅守,并持續發出跟自由主義截然不同的聲音,可謂是極其難能可貴。這本《北大南門朝西開》,正是匯集了他媒體從業多年以來的諸多思想和時事評論。不少讀者看過這本書后,都對其中深受魯迅影響的評論文風印象深刻。書中的絕大多數文章,盡管沒有魯迅雜文那樣極其濃重的火藥味,但也充滿了戰斗性和思辨性;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這種論辯與說理,是在較強的學術底蘊和思想積淀基礎上展開的,字里行間,北方這些年勤于閱讀和思考的成果清晰可見。
在思想脈絡上,本書秉承了汪暉先生在其代表作《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書中的分析框架和批判主題,北方將矛頭直指近些年在媒體界、文化界塵囂日上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正如北方所分析的那樣,國內大量秉承新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同時扮演的是兩重角色:在海外媒體和普通民眾面前,他們以政府的批判與反對者自居;而在政府決策者面前,他們扮演的又是國家政策的鼓吹者。從里根-撒切爾時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萬能理論,似乎只要政府退出一切領域,由市場自發自由運行,經濟就能夠獲得健康良性的運作。以私有化和自由貿易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在蘇東劇變之后,曾經一度一統天下,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的國企私有化改革、教育改革、醫療改革和房地產改革,基本上都是按照這一思想來進行運作的。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來就不存在天然產生的自由市場,新自由主義鼓吹的自由市場的誕生,完全依賴于國家外力的干預和推進。而這種干預與推進的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腐敗和尋租行為。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之后,普通民眾因惡性通貨膨脹而生活艱難,而那些擁有權力和人脈關系的官員和商人一夜暴富,成為富甲天下的寡頭。如今切爾西的掌門人,球迷們所熟知的阿布拉莫維奇,正是在休克療法之后迅速崛起的俄羅斯寡頭之一。而在中國,幾千萬國企工人下崗,他們從共和國的主人一夜之間淪為社會弱勢群體,大量在法律上被界定為“全民所有”的企業被管理者以極低的價格私有化,這不只造成國有資產流失,也是對這些國企普通工人權益的侵犯與漠視。而在新自由主義思想主導下進行的教育改革、醫療改革和房地產改革,其后果大家今天都一目了然,上學難、看病難、買房難,這些關系到每一個普通人生活境遇的問題,自然有很多原因,但政府的全面退出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非常值得吊詭的是,上述相關政策的出臺,本來就是政府決策者貫徹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施政理念的結果,但在臺面上,這些新自由主義者不但以政府天然的反對者自居,甚至還試圖壟斷對民主、自由與憲政等概念的解釋權。新自由主義者無視中共建國前后,以及西方古典時代對于直接民主的諸多有效嘗試和探討,把政治民主簡而化之地界定為“一人一票”,把經濟民主和自由簡而化之地界定為“私有化”。更為耐人尋味的是,民主、自由和憲政在新自由主義者口中已經具有某種拜物教性質,似乎只要拋出這幾個詞,中國的所有問題都能引刃而解;而在民主的形式、具體制度設計,可操作性的變革方法上,卻很少看到他們的有效策略;至于“私有化”的具體操作方法,更是被他們有意無意地忽略。我們可以預見,盡管當下的中國有滑向所謂權貴資本主義的傾向,但如果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藥方,中國的權貴化、離散化程度或許會更加變本加厲。
更讓人感到遺憾的是,很多新自由主義者完全缺乏自身的學術和思想主體意識,他們的思想資源往往完全來自哈耶克等西方經濟學家。他們不但在構建學術和思想主體性上鮮有嘗試,甚至其中很多人還是逆向種族主義和全盤西化論的鼓吹者。我們很難設想,一群對本國歷史文化傳統和國家主體性缺乏認同感的人,能夠承擔起國家建設和民族復興的重任。
新自由主義思想在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最近十多年里的盛行,跟這些年的去政治化浪潮密切相關。正如汪暉和李北方所說,“去政治化”里的“政治”并不簡簡單單是指政治領域的權力斗爭,而是指針對特定政治價值和利益關系展開的政治組織、政治辯論、政治斗爭和社會運動。改革開放以來,針對建國后歷次政治運動造成的人心離散、社會動蕩、經濟停滯等后果,第二代領導人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自此之后,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越來越少出現,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還有自下而上式的學潮等具有政治訴求的運動的話,那么進入90年代后,這樣的運動幾乎變得銷聲匿跡。一個普通的中國人,甚至包括那些跟政府關系密切的企業家和學者,他們的日常生活里也很難跟真正的政治發生聯系。盡管當下每年,中國各地都會有大量群體性事件,但這些事件絕大多數是基于自己的經濟利益展開,很少會有什么政治訴求。
具體到政府等體制內單位內部,技術官僚成為主體,黨會等活動雖然仍然開展,但基本上已經淪為形式。經濟至上的導向,讓各級官員將經濟發展均作為工作的第一要務,而這一點實際上也是考核官員業績的首要標準。
從體制內到體制外,曾經無比濃厚的政治氣氛已經消解在無處不在的商業浪潮之中。這種消解自然有其正面價值,那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少受政治干擾,國家經濟在排除了意識形態阻力的情況下發展迅速。然而李北方在這本書里,則重點給我們展現了去政治化的負面后果。這些后果包括:社會主義似乎只成為體制內單位會議、文件和講話里的書面話語,而其作為意識形態所理應承載的信仰、國族認同和民眾整合功能似乎已經嚴重虛無、迷失。意識形態的迷失與虛無帶來的嚴重后果就是,經濟層面的發展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統治合法性之所在,然而僅僅依賴經濟的發展,顯然無法做到國家認同感的培育和民眾向心力的整合,而一旦經濟出現衰退和滑坡,各種社會矛盾也會日益凸顯,國家甚至有四分五裂的危險。
不只如此,第二代領導人在否定文革的同時,將大鳴大放等群眾運動的形式也從憲法中一并刪除。由于現行民主選舉制度的候選人來自于自上而下的指定,加上差額選舉仍然沒有大規模推行,普通民眾參與政治決策與管理的渠道實際上幾乎完全是形式化的。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中共的執政理念,無論是三個代表還是科學發展觀,已經越發遠離階級話語;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的階級分化與對立,卻似乎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嚴重。如此千差萬別的階層與階級利益訴求,卻都無法通過合法有效的政治團隊、政治辯論和社會運動來加以協調與整合,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斷裂、失衡,與不信任越發加劇。
從表面上來看,我們的綜合國力已經排名世界第二,是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國;然而如果深入到中國社會的內部進行觀察,卻會發現處處矛盾重重,危機四伏。這樣的狀況,跟過度去政治化不無直接關聯。精英階層的移民、高級官員的貪腐、群體性事件的層出不窮,都是這一亂象的諸多注腳而已。
從這個角度來說,新一代領導集體上臺之后,從推行八項規定、大力反腐,到重提群眾路線,加強意識形態管控,再到推進全民閱讀、倡導國學、復興民俗和文化傳統,這一系列舉措,都可以看作是對過去三十多年過度去政治化的糾偏,也是重建主流意識形態,重新打造民眾凝聚力和國家向心力的嘗試。
重建主流意識形態,任重而道遠,但這樣的工作,卻不能不做。因為主流意識形態的背后,是國家認同感和向心力,這在任何現代國家都不可或缺,只是其內容大相徑庭。現在的問題,其實并不是要不要重建意識形態,而是重建意識形態的方式方法還是老套的“認真學習”、“積極貫徹”,還是“禁止”、“絕不”這樣的強制和行政手段,對意識形態的包裝和宣傳也缺乏新方式、新內容。這種沿襲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革命時期的意識形態推廣策略,受到廣大民眾的批評、厭惡和反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如果不改變方式方法,其造成的結果就是,意識形態越想重建,其實際效果就是越虛無,越被民眾所背離。
話雖這樣說,我們必須明白的是:方法陳舊,需要改進方式方法是一碼事,而要不要重建意識形態是另一碼事。美國能從一個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組成的大雜燴,變成一個有著高度國家認同感和凝聚力的美利堅民族,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成功營造了一整套被廣大民眾所信仰的美國式意識形態,這一意識形態的內容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前提下的基督教的主流地位(美國總統就職要對《圣經》宣誓)、堅信通過個人努力奮斗就能成功的美國夢,以及對美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推崇和自豪感。以美國影響力最大的文化產品——好萊塢電影而言,這些好萊塢大片在取得商業成功的同時,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國式意識形態的輸出載體,對美國毋庸置疑的世界領導地位的宣示、對個人英雄主義和美國夢的推崇,幾乎在每一部好萊塢大片里都有體現。在這方面,我們的文化和意識形態部門要好好向老美學學。這一次,徐克導演新拍的《智取威虎山》就是一次不錯的嘗試。或許我們的文化宣傳部門,最缺少的就是徐克這樣的人才。
讓人欣慰的是,伴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伴隨著傳統文化的復興,伴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能夠放眼看世界,更伴隨著金融危機之后西方經濟社會面臨的衰退危機,獨立走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越來越成為大家的共識。居安思危,方能長治久安。
從這個角度來說,北方的這本《北大南門朝西開》,正是他秉承獨立思考、獨立發聲的思想產物。這樣一本被眾多市場化媒體所忽略的小書,或許永遠不會成為大紅大紫的暢銷書,但一定能在當下中國紛繁復雜的思想領域,發揮著其獨特而重要的作用。
作于2015年10月10日下午
本文原題 論書|《北大南門朝西開》:媒體生態、議程設置與意識形態重建
(本文刊發于2016年1月15日出版的《上海社會科學報》,見報時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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