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按：這是傅正博士寫的書評，發表在《大眾日報》，這里是全版原文。

　　李北方老師讓我給他的書寫點感想。我答曰：“我又不是名人，書評寫得再長，也起不到推銷的效果啊。”他回復道：“名不名人不重要，重要的觀點和立場。”態度十分嚴肅。的確，要是為名利，又怎么會寫這樣的“得罪人”的著作呢?北方老師喜歡魯迅，魯迅先生是不怕得罪名流的，否則怎么會嬉笑怒罵、長槍短劍呢?

　　我相信，這種態度正體現了北方老師孜孜以求的目標：做一個人民的知識分子。依我愚見，“人民的知識分子”之路沒有終點，他永遠在路上。這本小書，就是北方老師一路上的所想所思所關切的結集。

　　關于《北大南門朝西開》里收入的文章，汪暉老師有一個考語，叫作“社會論文”(序言頁1)。社會論文，是批判性的。在我們這個時代，媒體是有很大權力的，它掌管著我們的眼睛和耳朵，所以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行使這種權力。名校出身、媒體人，憑這兩點，北方老師也可以躋身于名流圈子，再不濟，利用資源爆料點名人八卦娛樂大眾，或像公知那樣裝出一副為民請命的樣子，哪個不能名利雙收?但人民的知識分子不能曲意迎合大眾世俗口味，相反，他要探求這些流行意識形態背后的權力結構，這就注定要“非主流”。

　　好的社會論文需要用世界的眼光思考中國的問題，又立足于中國的社會主義經驗看待世界的動向。中國確立市場化體制之際，也是中國接納世界體系運行邏輯之時。此舉帶來的巨大物質財富增長，早就為各種媒體一再吹捧。但是作為一個獨立思考的媒體人，北方老師卻常抱有一種批判性的視野。他指出，“20年間儼然再造了一個新的中國，也在開啟著一個新的輪回。”(頁185)

　　這個由官方出面招商引資的過程，也是汪暉老師所說的“去政治化”的過程。形勢所趨，不僅工人階級的政治光環一再消退，甚至工人階級本身都要被打散了。北方老師在文章中提到：建筑工人常常抱怨，“每當工人們和施工方發生糾紛時，如果工人被打了報警，警察來得比烏龜還慢;如果是施工方報警說工人鬧事，警察就來得比兔子還快。”(頁184)在與施工方的糾紛中，人數眾多的建筑工人卻成為了弱勢者，他們更像一盤任由金力之魈揉搓的散沙，而不是一個集體行動的階級。北方老師是希望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這是一個人民知識分子的基本立場。

　　光有人民立場尚不足以成為人民知識分子，他還應有知識分子的理論洞見。因此，北方老師很清楚，建筑工地和富士康都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惡的力量。真正的惡不會顯白在我們面前，它一定躲在偽善的外衣后面。他引用大衛·哈維的概括，把我們這個時代的資本積累方式稱為“劫掠式累積”(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指少數人通過剝奪本屬于公眾的資產集中財富和權力的現象。”通過什么剝奪?不是刺刀和棍棒，而是信貸(頁87)。金融資本感興趣的可不是幾十個幾百個工人的廉價勞動力，而是全世界的財富。相比之下，血汗工廠真是“太仁慈”了。

　　面對這種暴力，知識精英做了些什么?北方老師給我們講了個故事(頁81)：“2008年底，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到訪倫敦經濟學院，向一干經濟學家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沒人意識到危機的到來?……后來，這些專家給女王的答復是，有一件事每個人都忽視了，那就是系統性風險(systemic risk)。”

　　記得茅于軾先生說過，經濟學是最讓人聰明的學問。那么這些世界一流經濟學家應該是全世界最聰明的人了。這些聰明人又怎么可能犯下一個共同的低級錯誤呢?究竟是看不見，還是根本不愿意看見?

　　對此，北方老師這樣看：“某些知識分子或下海經商，或用自己的知識為權力和資本服務，換取報酬。”(頁187)汪暉老師把這叫作“資本力量的公知化”(序言頁3)。公知們喜歡講普世價值，還有比資本更普世的東西嗎?資本沒有祖國，北方老師卻熱切地希望自己的祖國應該對世界有更大的貢獻。“這個更大的貢獻不能只是物美價廉的工業制品和毛絨玩具，而更應該是一種新的可能性，一種國際秩序民主化的新的制度安排，一種超越達爾文主義的新的文明。”(頁151)上至華爾街的證券交易所，下至血汗工廠、建筑工地，不都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其唯一法則么?

　　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思想癥候是：總愛把意見當作真理，把意識形態的鼓噪者當作思想家。竟至于搞不清楚這樣的問題：是誰在對今天的種種不公大聲疾呼?是誰真正摸準了這個時代的強權邏輯?是哈耶克，還是馬克思?偽士們看似兇狠的“批判”，實際上真正放過了統治我們的力量，使其任意妄為。正因如此，北方老師真誠地期待中國能進行一場真正的“新的新文化運動”(頁129)。

　　這場運動若要得以可能，需要更多的“人民的知識分子”。以我愚見，“人民的知識分子”的落腳點不在“知識分子”，而在于“人民”。北方老師感嘆：“當代知識分子有個特點，特別喜歡講啟蒙，喜歡啟蒙別人，大概是因為啟蒙是一個居高臨下的概念。”(頁282)這其實是在濫用權力，“某些知識分子一向在濫用他們的權力”(頁284)。當知識分子以啟蒙者自居，幻想要“深入群眾”時，就已經脫離了群眾。這是知識分子的自負。人民知識分子要意識到自己是普通人民群眾中的一員，自覺地受人民群眾啟蒙。這就是葛蘭西所說的“有機知識分子”。他們不像傳統知識分子那樣輕視群眾，更不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樣幻想著可以逃避到“純學術”中去。北方老師就是這樣定位自己的，他的社會批判有理有據，他的理論批判娓娓道來，不夾帶學院知識分子的那種故弄玄虛，用平實的語言，談真正的問題。

　　對于北方老師，汪暉老師評價道：“他桀驁不馴的性格中有沉思的因子”(序言頁4);黃紀蘇老師則說：“北方是個不拘不羈之人”(封底推薦語)。我曾看見北方老師年輕時的照片：一頭長發，儼然憤青，正合了這份桀驁不馴。他曾跟我們說：“我也很厭惡主流媒體人，但是文化陣地你不去占領，反動分子就要占領。”我因此知道桀驁不馴中隱藏著一份擔當。對于這樣桀驁不馴的人，章太炎先生稱為“神經病”，“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能說，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愿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神經病。近來傳說某某有神經病，某某也有神經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神經病，只怕富貴利祿當面出現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好了，這才是要不得呢!”

　　照此說法，馬克思是“神經病”，魯迅是“神經病”，北方老師大概也樂于以“神經病”自任。站在人民中間的知識分子，在資本邏輯看來，不就是神經病嗎?

　　北方老師說：“我的生命上連高天，下接厚土，于行走中，便獲得了永生。”(頁333)我更愿意把“高天”理解為理論與知識，把“厚土”理解為群眾和實踐，人民知識分子的理論與實踐，永無止境。

　　記得阿爾都塞曾講過一個故事：“1908年，列寧到卡普里島的高爾基家里做客，高爾基邀請列寧參加一個布爾什維克小團體的哲學聚會。列寧聽后哈哈大笑。卡普里島的漁夫就是從這個笑聲里認出列寧是和他們一樣的、是和他們站在一起的人。”

　　北方老師的字里行間的嬉笑怒罵，不也是一種爽朗的笑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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