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個目標中國:石油大棋局
前言
香料戰爭與十字軍東征
哲人喬治·桑塔亞納曾言:“忘記歷史,必將重蹈覆轍。”回首百年,世界諸多大事堪稱史無前例;但若審視人類行為的本質,這些事件無非是歷史的再現。
9·11之后,小布什發動反恐戰爭,“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敵人”,可謂擲地有聲,儼然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對決,而“新十字軍東征”的說法更是意味深長,讓各國尤其是中東國家不禁回想起“十字軍東征”——歐洲對中東地區長達兩個世紀的圣戰。這一歷史的比照發人深省,以至于小布什在其幕僚建議下迅速改口,再也不提“東征”二字。
早在800多年前,阿拉伯和北非地區就是世界地緣政治的角逐中心。在北非以及現在被西方稱作“中東”的地區,阿拉伯商人壟斷了當時最昂貴的商品——從亞洲運來的香料。
所謂的香料就是桂皮、胡椒、肉豆蔻等,精明的阿拉伯商人對其產地諱莫如深,堪比最高軍事秘密。由于香料廣受歡迎,他們費盡心機制造“物以稀為貴”的假象,為的就是在交易中輕松賺取40倍的利潤。
當時威尼斯是亞得里亞海附近的城邦,與東方多有往來,阿拉伯香料商人在此貿易頻繁。威尼斯之所以富甲一方,成為歐洲最強大的海上帝國,正是源于它控制了阿拉伯商人運到歐洲的香料。
后來阿拉伯人威脅要中斷香料供應,于是威尼斯發動了人類歷史上最為野蠻、也是最堂而皇之的掠奪戰爭——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這明明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徑,卻披上了宗教圣戰的外衣。
威尼斯從法國等地招募雇傭兵,用他們攻城掠地,許諾之后一同分贓,當然,走卒們拿到的從來都是蠅頭小利。威尼斯派出軍艦并提供軍餉,雇傭兵拿著劍、舉著十字架,開始了近兩個世紀的征戰與屠殺。這便是基督教版本的圣戰。
于是乎,“香料戰爭”變成了基督教徒消滅伊斯蘭“異教徒”的圣戰,實際上只不過是為了控制當時世界上最昂貴的商品——東方的香料。數萬名“圣殿騎士”揮戈東征,但他們卻慢慢發現,自己所做的并不是收復被穆斯林占領的神圣領土,而是為威尼斯主子掠奪財富。
最血腥的一次東征始于1204年,其實并未以阿拉伯領土為目標,而是直指當時的基督教城市君士坦丁堡(現伊斯坦布爾)。這座大都市是東西方香料貿易的樞紐,信奉東正教的拜占庭王朝定都于此,擁有的財富無與倫比,但被十字軍占領后洗劫一空。當時正值基督教內東西教會大分裂,十字軍不但鏟除穆斯林異己,對東正教徒也不放過。
香料原產自印尼和印度,阿拉伯商人成功地控制了進貨渠道,并編造故事渲染香料產地之遙遠、貨物之稀缺。他們甚至對歐洲人說,獲取這些“極為珍貴”的物品風險極大,并不惜使用武力來阻止歐洲商人得知其中的秘密。后來,好奇的威尼斯人發現了香料的源頭,并準備建立自己的買賣渠道。于是,就有了十字軍東征,掀開了世界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不難看出,當時的宗教圣戰其實就是香料戰爭。
石油戰爭與美國霸權
19世紀90年代,德國工程師魯道夫·迪塞爾發明了使用汽油的內燃機,較之兩個世紀前發明的以煤為燃料的蒸汽機,效率提高了5倍。不到20年,世界強國的海軍和陸軍紛紛采用內燃機,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開始了歷史性的變革,世界進入石油時代。
正如香料戰爭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黑暗的一頁,石油時代的歷史同樣伴隨著刀光劍影,充斥著欺詐與謊言。
為了確保對世界石油的壟斷,進而為奪取世界霸權做好鋪墊,幾個美英大公司由政府撐腰,炮制了當代科學史上的彌天大謊。他們聲稱石油是數億年前的生物形成的化石燃料,因此儲量有限,而且正迅速消耗。不管證據是否充分,西方地質學教科書把這作為白紙黑字的科學事實,不容些許置疑。進入石油時代之后,“石油有機說”被精心編造,幾乎為世人所接受。
本書對“石油有機說”這一迷思追根溯源,同時檢視了石油在綿綿不絕的國際沖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從冷戰一直到近來中東等地的局部戰爭,其實都是為了石油,尤其是控制石油交易及隨之產生的石油美元資金再循環。掌握控制權的一直是一小撮美英石油公司——曾被稱作“石油七姊妹”,如今合并為四家:埃克森美孚、雪佛龍、BP、殼牌。
20世紀80年代末,一種新的金融工具“石油期貨”大行其道,開啟了美英合伙控制石油的新套路。這種機制拋開了傳統的石油供需法則,可以在關鍵時期控制石油價格,為他們利用石油發動經濟戰提供了無限的可能。
本書回顧了石油的百年歷史,探究了那些美英精英們如何制造石油稀缺的神話——也就是當今被奉若神明的“石油峰值論”,以及他們如何利用種種駭人聽聞的策略來維系其全球霸權。
書中還介紹了俄羅斯的“石油無機說”,即石油生成于地幔之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但這一理論被傳統石油地質學駁斥為異想天開。新學說最初成形于美蘇冷戰的巔峰時期,指出一旦摘下西方石油有機說的假面具,石油的價格就會像當初的香料一樣,難以繼續維持高價位。
9·11之后,紐約世貿大廈轟然倒塌的場景被反復播放,本·拉登的形象也一再刺激人們的神經,讓美國人倍感無助,但這一恐怖襲擊事件也為華盛頓發動戰爭賺足了吆喝。民眾對反恐近乎宗教般的狂熱讓事實上的能源戰爭師出有名。從喀布爾到巴格達,從達爾富爾到開羅、的黎波里,美國操縱的戰爭一輪接著一輪,輿論更是鋪天蓋地。人們被告知戰爭是為了“自由與民主”,但實際目的是為了控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石油,可謂逢油必奪。
2010年12月17日,年輕的突尼斯小販穆罕默德·布阿齊齊縱火自焚,原因是當地執法人員不讓他在街上擺攤。事件引發了一連串的抗議、暴亂、沖突,并迅速蔓延到伊斯蘭世界,從埃及到也門,從北非到中東。
自蘇聯垮臺后,這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地區局勢動蕩,起因卻和真正的民主毫不相干,當地民眾的民主訴求被人加以利用。真正的原因是一個式微的超級大國對全球權力的爭奪,并借此謀求再度獨霸天下。
中東之亂,并非針對腐敗王朝或極端政權,當然這些的確存在,其幕后主使真正的目標是萬里之遙的北京和地中海之濱的歐洲。
到2011年,中國已迅速崛起為全球經濟大國。甚至有論調稱,中國將在10至20年后成為能夠挑戰美國霸權的超級大國。多年來,美國不斷給中國制造麻煩,試圖告誡北京,美元的主導地位不容撼動,但成效并不明顯。
到2010年底,華盛頓及華爾街財團愈發清楚,中國在自身發展方面更加自信且成果明顯。北京在全球發起的經濟和政治攻勢頗有成效,目的之一就是確保未來的發展有充足的石油供應。即便在非洲這片被西方遺忘的大陸,中國政府和企業也有大手筆,與不少國家簽訂了經濟合作協議。
筆者伏案作序之際,2011年伊始。從中東到北非爆發了所謂的“推特革命”(Twitter Revolutions),推動油價急速飆升,眾多國家對此十分警惕,尤其是中國和西歐諸國。他們擔心長此以往,整個伊斯蘭世界會被美國搞得永無寧日。小布什在2003年曾提出“大中東計劃”,劍指西起摩洛哥、東到中國的廣袤地區。事實上,美國正竭力促變,希望看到未來主導大中東的是市場的極端私有化、美國的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F-16戰機,以及遠程控制的無人機。
正如香料戰爭一樣,最具戰略性的問題是誰來控制最關鍵的資源,而當今地緣政治博弈中最大的籌碼就是石油。作為尼克松總統的國務卿,基辛格曾一手策劃了20世紀70年代初的石油危機。他曾講過:“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到2011年,華盛頓的戰略已經明白無誤,控制中國及其在歐亞大陸的朋友才是戰略要義。只是,這盤大棋局才剛剛開始,美國作何結局,仍需拭目以待。
威廉·恩道爾
2011年3月于德國法蘭克福
第一章 本性難移 “大中東”狼煙四起
始亂突尼斯
21世紀伊始,克林頓總統即將任滿之際,華盛頓的戰略人士愈發清楚地認識到,美國全球霸權的惟一潛在對手就在歐亞大陸,確切地講就是防止中俄聯手,不讓中東和非洲的主要產油國與他們合作。中國雖是全球經濟大國,但國家能源安全過度依賴油氣進口,五角大樓對此弱點一清二楚。
為了控制波斯灣的石油,從2010年10月開始,美國情報部門利用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開展了一系列大膽的行動,CNN、BBC、《紐約時報》等美英喉舌也紛紛出馬,把中東北非的動蕩標榜為民眾的民主運動,溢美之詞不絕于耳。
殊不知,突尼斯、阿爾及利亞、也門等地的亂局早在數年前就埋下了伏筆。五角大樓麾下的智庫籌劃在先,目的就是給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預設羈絆。正如前國務卿基辛格在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中所言:“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國家。”
2010年12月17日,為抗議執法不公,一名27歲的突尼斯小販縱火自焚,所謂“茉莉花革命”一發而不可收。不出幾周,當地工會和年輕人利用互聯網組織了聲勢浩大的和平抗議,推翻了總統本·阿里的長期獨裁統治。熟練利用網絡工具實現政權更迭,這在中東還是第一次。
就在自焚事件之前的10月末,《紐約時報》曝光了一封美國外交郵件,據稱此類“非法下載”的文件數不勝數。郵件是美國駐利比亞大使給國內的報告,內容有關于他和本·阿里的富翁女婿的晚餐談話。郵件似乎是從網上不小心泄露出去的,但突尼斯網民迅速得知內容,并據此判斷華盛頓會支持他們反對本·阿里的行動。很多嚴肅的政治觀察家認為其消息來源——“維基解密”(大型文檔泄露及分析網站)背景復雜,很可能是美國情報部門用來散布虛假消息的工具。在突尼斯事件中,維基解密的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泄露郵件的時機不可謂不巧,難免讓人心生疑云。
為了促成突尼斯民眾對本·阿里的“自發”抗議,華盛頓真是煞費苦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剛剛迫使本·阿里取消糧食補貼,華爾街的投機商們就大肆推高谷物價格,為突尼斯民眾紛紛倒戈火上澆油。此外,美軍非洲司令部司令威廉·沃德上將在2010年5月造訪突尼斯,會見了國防部長利達·格里拉。據非洲司令部公布的消息,格里拉那時剛從華盛頓回國,“與國防部長蓋茨進行了非常積極的對話”。本·阿里倒臺后,突尼斯軍方高層地位依舊鞏固,在幕后控制著國內事態的發展,這不能不讓人感到華盛頓對突軍方支持的力度。橫掃突尼斯及該地區的所謂“民主”,只不過是西方媒體刻意制造的幌子,為的是扶持投靠華盛頓的新興軍事獨裁勢力。五角大樓對這一伎倆可謂輕車熟路。
茉莉花革命的勝利引發了伊斯蘭世界局勢動蕩,北非、中東、中亞,到處可見美國的身影,而這一切的終極目標都指向中國。2011年1月,頗具影響力的《紐約時報》明目張膽地呼吁在中國搞茉莉花革命。
美國的“大中東”計劃
2003年初,小布什和切尼決定入侵伊拉克,這其實與9·11恐怖襲擊以及本·拉登毫無關系,后來的事實已經證實了這一點。此舉只是華盛頓宏的大地緣戰略的一個棋子。這一戰略涵蓋地域極廣,從北非的阿爾及利亞到利比亞、經波斯灣到伊朗、阿富汗,最終直抵中國的家門口,目的是要徹底實現對伊斯蘭世界石油資源的軍事控制。
美國的這一大戰略到底是什么?
華盛頓的大中東地圖,西起摩洛哥,橫跨利比亞、埃及、蘇丹、波斯灣,東至阿富汗、巴基斯坦,顯示美國意欲控制整個伊斯蘭世界。
鑒于對前華約國家的政權更迭計劃非常成功,美國以此為藍本制定了大中東戰略的框架。該戰略由前五角大樓顧問、新保守主義分子理查德·珀爾和小布什政府官員道格拉斯·費斯于1996年提出,最初是為以色列新當選的內塔尼亞胡政權起草的白皮書。
白皮書題為《徹底改變:確保政權的新策略》,是美國智庫第一份公開呼吁清除薩達姆的政策建議,并且主張對巴勒斯坦人采取強硬軍事立場,打擊敘利亞和位于黎巴嫩境內的敘利亞目標。據稱,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政權當時沒有采納珀爾和費斯所提的建議,理由是太過冒險。
9·11之后,隨著珀爾等新保守主義的極端好戰分子重返決策圈,小布什政府對珀爾-費斯報告的擴充版予以高度重視,將其稱為“大中東”計劃,費斯也被任命為國防部副部長。
該計劃宣稱要對整個大中東地區的獨裁政府實行民主改革,雖然聽上去冠冕堂皇,實際上無不滲透著美國擴大軍事控制和準備從經濟上撬開中東國家大門的野心。
2004年6月,八國集團峰會在格魯吉亞的海島召開,美國提交了一份文件,題為“八國集團與大中東伙伴關系”,在文件的“經濟機會”部分,華盛頓高調呼吁在大中東地區“大舉推行經濟變革,規模要不亞于前蘇東共產黨國家曾實施過的經濟療法”。
此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在俄羅斯、波蘭、烏克蘭等前蘇東國家實行“休克療法”。經歷之痛苦讓這些前共產黨國家清楚地意識到,華盛頓就是要掠奪其國家財富。為了把東歐國家納入美國的掌控,華盛頓把他們一個又一個拉進北約。而北約作為軍事聯盟,早在華約解散和蘇聯解體之際,其使命就應宣告結束。
2004年,文件被沙特《生活報》曝光,中東抗議浪潮此起彼伏,重點就是針對美國的“大中東”計劃。當年4月,法國《世界報》的一篇文章這樣寫道:“除了阿拉伯國家,大中東還包括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以色列。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只有一個,就是所處地區對美國最為敵視,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也十分盛行。”但是這恰好符合華盛頓的大中東戰略,只要讓這片地區戰亂不斷,北約介入“保護重要石油供應線”就順理成章。
2005年5月,美軍轟炸巴格達的硝煙尚未散去,小布什就宣布要在整個中東地區“傳播民主”,明確表示這意味著要“在十年內建立美國—中東自由貿易區”。不過可笑的是,在世人眼中這位總統的所作所為卻總是與民主背道而馳。
美國提交的文件還指出,要實現繁榮和民主,關鍵在于加強私營產業。文件甚至指鹿為馬地宣稱,奇跡的出現要依靠微觀金融措施,即“每年向中東企業家提供1億美元貸款,持續五年,這將幫助120萬企業家脫貧(人均每年400美元),包括75萬女性”。
文件設想由國際機構接管該地區的銀行和金融業務,所謂國際機構主要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其實它們與世界貿易組織一樣,都在美國的控制之下。美國的長期目標就是完全控制石油,全面掌控石油美元再循環,進而徹底控制整個中東的經濟。計劃十分大膽,卻也不免鋌而走險。
然而,不久華盛頓就在伊拉克陷入泥潭,再加上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和沙特國王這兩位中東老牌領導人的強烈反對,小布什政府的意識形態狂熱分子才將大中東計劃暫時擱置。顯然,這也是日后穆巴拉克成為華盛頓眼中釘的原因。
到了2010年,美國的戰略影響力有所下降,而中國的實力卻迅速上升,這不能不讓華盛頓的戰略人士憂心忡忡。他們決定以民主的名義在整個伊斯蘭世界策動政權更迭。2011年初,突尼斯變局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美國所左右,之后五角大樓就把目標鎖定了長期鐵桿盟友穆巴拉克。
華盛頓的“軟”革命
突尼斯總統本·阿里倉皇流亡沙特,接著埃及的示威活動就導致穆巴拉克下臺。白宮、國務院、CNN、BBC等宣稱抗議活動是“自發”事件,事實遠非如此。
如果仔細觀察2003年至2004年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顏色革命”,以及2009年試圖推翻伊朗總統內賈德但以失敗告終的“綠色革命”,就會發現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和埃及的政權更迭與他們極其相似。這些事件都以高科技為手段,而且背后有美國的支持。
在埃及變革中,一方面支持巴拉迪的青年人利用網絡相互串聯,另一方面神秘的穆斯林兄弟會在被取締后依然呼風喚雨,而據稱穆斯林兄弟會與美英情報機構和共濟會都有聯系。
挑頭的是一個自稱“4月6日運動”的組織,它號召埃及舉行大罷工,并把2011年1月25日定為“憤怒日”。活動是該組織利用“臉譜”(Facebook)網站發起的,聲勢浩大、組織嚴密,穆巴拉克被迫解散內閣,任命前情報部長蘇萊曼任副總統。
“4月6日運動”的發起人是一個29歲的土木工程師,名叫艾哈邁德·馬希爾·易卜拉欣。他在“臉譜”上開設了主頁,意在紀念2008年4月6日發生的工人罷工。
據《紐約時報》2009年的統計,“臉譜”和“推特”(Twitter)網站的埃及會員已達80萬,大部分是年輕人。在華盛頓接受卡內基基金會采訪時,“4月6日運動”的負責人馬希爾講到:“這是埃及青年第一次利用“臉譜”和“推特”這樣的網絡工具發起運動。我們的目標是推動民主,鼓勵民眾參與政治改革。”
“4月6日運動”自由松散,但在它背后卻有另外一個組織嚴密的機構Kefaya,由蘭德公司一手扶植。蘭德與五角大樓關系密切,善于利用暴徒并煽動民眾來給華盛頓的對手制造麻煩,1968年針對法國總統戴高樂的“五月風暴”、針對中國的1989年天安門動亂都是這個智庫所為。
Kefaya——五角大樓的“非暴力戰爭”
Kefaya是組織埃及示威的核心力量,最終迫使執政42年的穆巴拉克下臺。Kefaya的意思是“受夠了!”
說來好笑,國家民主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作為政權更迭的推手,在埃及顏色革命中卻顯得有些江郎才盡,未能編造出更能蠱惑人心的新詞。相比之下,2003年11月的格魯吉亞“玫瑰革命”中,美國資助的這些非政府組織精挑細選,把“Kmara!”(格魯吉亞語的意思也是“受夠了!”)作為關鍵詞,以此彰顯那次以年輕人為主的政權更迭運動。
格魯吉亞的青年人被精心訓練成分散的網絡小組,以避免高度集中可能帶來的覆巢之禍。為掩人耳目,骨干分子在體育場所接受訓練,掌握非暴力斗爭的各種技巧,以及政治蠱惑、媒體宣傳、動員民眾等方面的培訓。
推崇Kefaya和Kmara的除了國家民主基金會,還有像吉恩·夏普的愛因斯坦研究所這樣的機構。愛因斯坦研究所這個名字極具迷惑性,其宗旨之一就是夏普提出的“非暴力戰爭”。有一個事實不容忽視,該所的主要負責人在1989年動亂之前專程前往天安門。
Kefaya成立于2004年,正式名稱是“埃及變革運動”,由埃及精英在瓦薩特黨領導人阿布·馬迪的故鄉建立,而瓦薩特黨據稱是由穆斯林兄弟會一手創建。成立Kefaya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結束穆巴拉克的統治而聯合各方力量,其運作方式與“玫瑰革命”如出一轍。
作為“4月6日運動”的核心力量,Kefaya很早就開始利用新興媒體和網絡科技,以此動員埃及民眾。不論是博客政治化,還是發布逃避審核的Youtube視頻和圖片,其手段都極為專業。在2009年11月的一次集會中,Kefaya宣布支持巴拉迪參加2011年埃及總統選舉。
蘭德和Kefaya
在“國防部長辦公室、聯合參謀部、聯合作戰司令部、海軍部、海軍陸戰隊,以及軍方情報部門的共同授意”下,有軍方背景的蘭德公司對Kefaya進行了詳細的研究。
在2008年向國防部提交的報告中,蘭德對Kefaya作出如下評估:
“推動阿拉伯世界民主化符合美國的利益,尤其是9·11美國遭受來自沙特、阿聯酋、埃及和黎巴嫩的恐怖分子襲擊后,這一做法的作用更加突出,這事關能否有效減少政治動蕩和恐怖主義。正如2003年布什總統在國家民主基金會致辭中所言,‘只要中東仍未獲得真正自由,那里就會一直停滯不前、充滿仇恨,成為輸出暴力的源泉。’(白宮,2003年)。美國曾利用各種手段推動中東民主化進程,包括不同名義的軍事干涉,但最終目的都包括建立民主政府。然而就效果而言,最佳方法是發動當地民眾自行推進民主化。”
蘭德的研究人員花了若干年來完善“蜂群”(Swarming)戰術,這是一種非傳統的政權更迭方式,核心就是用數字技術組織大規模的年輕暴民,采取打了就跑的抗議形式,如同蜂群的活動方式。
那些打著“人權”、“民主”和“非暴力”旗號的非政府組織,以及它們的后臺美國政府,越發青睞在目標國精心策劃“自發”抗議活動,目的是扶持親美政權上臺,推進五角大樓的全方位主導戰略。蘭德報告的結尾部分這樣建議:
“借助美國國際開發署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機構,華盛頓曾廣泛支持變革力量。鑒于當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負面形象,對這些變革力量的支持最好通過非政府組織和非盈利機構展開。”
對于美國政府在將來如何對變革運動進行支持,蘭德2008年的研究給出了具體建議:
“美國政府應支持非政府組織為變革力量提供培訓,教他們在民主改革中如何建立聯合陣線、如何處理內部分歧。學術機構(包括與美國政黨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像共和黨國際研究所和全國國際事務民主學會)也可以承擔這類培訓,以便幫助變革勢力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解決內部分歧。”
“美國應幫助變革力量獲得并使用信息技術,獎勵美國公司對事發國通信設施和信息技術進行投資。這些公司還要負責維護變革力量的網站正常運行,提供匿名訪問等技術支持,避免網站受到政府監督及封殺。”
該項目由“負責軍購、技術和后勤的國防部副部長所轄的快速反應技術辦公室發起,蘭德國家安全研究中心的替代戰略項目負責專項研究”。
替代戰略項目的研究內容包括:“如何創造性地運用媒體、如何讓青年人更為激進、如何策劃部落叛亂、如何利用社交工具發動心懷不滿的民眾,以及本研究的主題——替代戰略。”
2009年5月,就在奧巴馬前往開羅會見穆巴拉克之前,國務卿希拉里在華盛頓會見了十六名埃及激進分子。活動由總部設在華盛頓的自由之家主辦,這是一個成立較早的所謂保護人權的非政府組織,在塞爾維亞、格魯吉亞、烏克蘭等美國主導的顏色革命中都有它的身影。當時其“新一代項目”為這些年輕人免費提供的兩個月學習行將結束,為此近東事務代理國務卿助理杰弗里·費特曼專門陪同參加了會見。
受美國政府資助的國家民主基金會和自由之家都是專事政權更迭的非政府組織,2010年席卷伊斯蘭世界動亂的幕后推手正是他們。
阿倫·威因斯坦是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創始人和首任會長,他在1991年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講到:“今天我們干的很多事情是中情局25年前悄悄做的。”
縱觀國家民主基金會創立以來的董事會名單,有前國防部長、現供職于凱雷集團的弗蘭克·卡路西;前北約最高司令韋斯利·克拉克;新保守主義鷹派人物哈利勒扎德,小布什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就是此人一手策劃,他后來擔任美國駐阿富汗大使和駐伊拉克大使。維恩·韋伯也是該基金會的董事,他曾與前國務卿奧爾布萊特共同領導一支重量級的團隊,獨立研究美國在阿拉伯世界變革問題上的政策,他還和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一道創建了新美國世紀計劃,這是一個鷹派智庫,早在1998年就叫囂要在伊拉克實施政權更迭。
利比亞:北約動武在所難免
當阿爾及利亞、也門、巴林等伊斯蘭國家動蕩不堪甚至政權不保時,利比亞看上去卻紋絲不動。無論華盛頓采取何種政變措施,卡扎菲就是不肯拱手交權。
說突尼斯和埃及的民眾備受物價飛漲和貧富差距的影響,大致還有幾分道理;但利比亞(全稱“大阿拉伯利比亞人民社會主義民眾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利比亞的人均生活水平居非洲大陸之冠,民眾在醫療、教育和能源方面都享有政府補貼。卡扎菲執政42年間,也并非都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卡扎菲從伊德里斯國王手中奪取政權時,利比亞人的識字率僅為10%,現在超過90%,這似乎與暴君的典型形象不太相符。在非洲大陸,利比亞的嬰兒死亡率最低,人均壽命最高;營養不良的人口不到5%,比美國還少;貧困人口的比例比荷蘭還要低。針對近期糧食價格上漲,卡扎菲甚至取消了相關的課稅。卡扎菲將自己的模式稱為伊斯蘭社會主義,雖然人口的絕大多數是遜尼派,但國家采取的卻是世俗而非宗教體制。
最重要的問題是,卡扎菲始終不肯把本國豐富的石油資源交由美英石油公司開采,而是把非洲最大的油田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有選擇地與外國公司簽訂長期特許協議,中國就是利比亞國家石油公司的大客戶之一。與突尼斯和埃及不同,號召年輕人發動示威這招在利比亞行不通,所以華盛頓不得不在當地扶持并培訓反對派,爆發全面內戰也就在所難免了。
阿拉伯聯盟秘書長穆薩發表聲明,聲稱卡扎菲下令向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呼吁對利比亞局勢進行軍事干預。為了褒獎穆薩此舉,美國暗中首肯他取代穆巴拉克擔任埃及總統。
有了阿拉伯聯盟聲明這個借口,美國迫不及待地要求安理會授權軍事干預,提案獲得通過,但作為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和俄羅斯投了棄權票。薩科奇在軍事行動中一馬當先,幻想能幫法國石油公司奪取利比亞豐富的石油資源。
北約的軍事行動有一點最引人注目,那就是利比亞雖未違反《聯合國憲章》,但“國際輿論”卻接受了對一個主權國家發動赤裸裸的軍事入侵,這無疑踐踏了國際法的基本準則,盡管貼上了“人道主義”的標簽,依舊掩蓋不了新殖民主義的行徑。如果利比亞戰事的目的就是強推政權更迭,世界似乎并未考慮對此聽之任之將產生的影響。問題的關鍵并不涉及卡扎菲是好還是壞,問題的根本是當下的國際法是否公正、戰爭之舉是否正義。
利比亞的事態發展意味著有人要在國際社會強力推行一種新的觀念,這種觀念被其發明人稱作“保護責任”。雖然這個概念含混不清,但奧巴馬總統硬是以此作為美軍入侵利比亞的理由。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稱,在利比亞采取軍事行動完全是出于人道主義的需要,并解釋說:“‘保護責任’是一個有關國際安全和人權的新觀念,旨在解決國際社會迄今未能很好處理的問題,像大屠殺、戰爭罪行、種族清洗,以及人道主義犯罪。”
負責為“保護責任”這個模糊不清的觀念四處布道的也是一個無孔不入的非政府組織,名為全球保護責任中心。該組織是由其他人權組織創立的,其中包括國際危機組織、人權觀察、樂施會、難民國際,這種創建方式多少有些像俄羅斯套娃,不過這些非政府組織的捐贈人卻總是那幾張老面孔。
美國先是讓北約大肆炒作,接著又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聲稱卡扎菲派空軍濫殺無辜。迫于美國的壓力,穆薩和阿盟成員國以西方的表態為依據,呼吁對利比亞動武,這樣華盛頓和倫敦就輕松拿到了下一步行動所必需的遮羞布。盡管對無辜平民的屠殺尚無證據,但發動“人道主義”戰爭已勢在必行。看到這些,人們不免要問,為什么北約不在巴林、也門、敘利亞設立這樣肆意狂轟濫炸的禁飛區呢?是否可以想象中情局未來在西藏或新疆煽動騷亂,然后宣布用所謂的“保護責任”來拯救藏民?
“保護責任”的標準到底由誰來決定?!
與處理其他國家的動蕩局勢不同,美、英、法對于推動利比亞國內和談絲毫不感興趣,更別提尋求妥協了,這正是“保護責任”高度靈活性的體現。誰該干什么都要由華盛頓來決定,國家主權的概念早已被棄之腦后。
早在2004年,索羅斯在《外交》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對國家主權的概念做出闡釋,但并未引起太多關注。他寫道:
“主權是一個過時的概念。它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當時社會由統治者和奴隸組成,還沒有公民的概念,《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在1648年簽署后,主權才成為國際關系的基石……當今,不是所有的民族國家都是民主國家,如果外部勢力要對民族國家的內部事務進行干預,主權就成為一塊絆腳石。但是真正的主權屬于公民,政府行使主權的權力是公民賦予的。如果政府濫用權力,而民眾又無力對其加以糾正,那么外部干預就合情合理。”
戰略意圖
2010年至2011年,中東北非局勢動蕩,地點恰好符合小布什提出的“大中東”計劃的范疇,他聲稱要在阿富汗到摩洛哥的廣大伊斯蘭國家推動“民主”和“自由市場”改革。
然而,“大中東”計劃的最終目的是牢牢控制核心戰略資源——石油,而且以此作為將來敲詐中國的籌碼。這只是一百多年來美英大戰略的一個棋子,用基辛格的話來說就是——“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國家。”
美英勢力運用這一戰略搶占石油資源、控制石油供應、操縱石油價格。事實上的“無形戰爭”早已開戰,其終極目的就是創建史無前例的全球霸權。
第二章 彌天大謊 石油峰值論
建立石油帝國
上20世紀50年代可謂美國石油巨頭的黃金歲月。幾大公司屈指可數,要么充當洛克菲勒石油帝國的魔爪,要么助紂為虐。二戰后,洛克菲勒家族依托名下的信托基金等機構,有效掌控了當時國際石油的三駕馬車——加利福尼亞標準石油(雪佛龍)、新澤西標準石油(埃克森)、紐約標準石油(美孚)。
這個石油帝國的掌門人就是洛克菲勒四兄弟。
老大約翰·洛克菲勒三世左右著戰后的美國對日政策,還密謀了人口控制論。他掌管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世界各地慷慨出資,布局戰后學術研究,目的就是為了家族的一己私利。
老二納爾遜·洛克菲勒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紅人,在這位民主黨總統的拉美政策上說一不二。后來又搖身一變,投靠到共和黨艾森豪威爾總統麾下,權傾位重,一手策劃了冷戰時期的對蘇心理戰。
老三勞倫斯·洛克菲勒在政治舞臺上與兄弟們不分伯仲,且更具商業頭腦。他有不少公司,東方航空便是其中之一,沒少把波多黎各的廉價勞工運到美國的血汗工廠。60年代末,他還通過風險投資創建了一個小型半導體公司,也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英特爾。
大衛·洛克菲勒排行最小,執掌家族的大通國家銀行,為洛克菲勒標準石油的全球布局籌措資金,并讓大通逐漸成為美國第二大國際銀行。
二戰以后,洛克菲勒兄弟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除了主宰石油帝國,他們還通過公司董事會盤根錯節的關系,把觸手伸進主要軍工企業,像麥克唐納飛行器、孟山都、杜邦、力士火藥、核能發展、通用電氣、洛克威爾等等。此外,借1919年凡爾賽和談之機,洛克菲勒和J.P.摩根一起出錢,創建了紐約對外關系委員會(CFR)這個私營智庫,豢養了一批精英中的精英。
冷戰初期,艾森豪威爾政府中的實權派當屬杜勒斯兄弟。艾倫·杜勒斯是中情局局長、約翰·杜勒斯是國務卿,兩人的仕途都得益于洛克菲勒帝國。
約翰·杜勒斯曾任職華爾街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是標準石油公司的代理律師,也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理事。與洛克菲勒家族聯姻后,他升任基金會的董事會主席,之后便平步青云,出任國務卿。
簡而言之,洛克菲勒石油王朝運籌帷幄,在戰后的艾森豪威爾政府中占盡先機,目的就是擴張其石油帝國,在全球巧取豪奪。
哈佛項目老謀深算
到上20世紀50年代,在洛克菲勒家族利益的驅使下,美國躍升為世界頭號石油消費國,標準石油則控制著開采、精煉、運輸等重要環節。但這個石油帝國的幕后老板仍不滿足,不甘心像普通公司一樣只賺點蠅頭小利。
美國法律嚴禁行業壟斷,不過涉及石油產業時,大公司卻總能讓政府三緘其口。洛克菲勒家族在戰后的美國政界法力無邊,在共和民主兩黨均能暢行無阻,其石油帝國壟斷勢力無人能及。1950年,石油、洛克菲勒石油卡特爾、美國“國家安全”儼然已是“三位一體”了。由于五角大樓日益龐大的戰爭機器成為石油產業最大的客戶之一,石油就冠冕堂皇地戴上了神圣的光環。既然石油對美國安全如此重要,豈能放任自流!
社會工程學家于是萌生了一個念頭,別出心裁而又陰險惡毒,先是推銷給洛克菲勒等美國“東海岸權勢集團”(即華爾街和標準石油)的權貴們,接著又擴大到西方世界,核心就是借助石油來控制社會。他們先在美國小試牛刀,之后其黑手便迫不及待地伸向整個世界。
1948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慷慨解囊,資助哈佛大學年輕的俄裔經濟學家瓦西里·列昂惕夫10萬美元,這在當時可是不小的數目。
列昂惕夫在大學期間離開蘇聯,移民到美國。他在戰后創建了哈佛經濟研究項目,收集行業生產數據,藉此建立動態經濟模型。哈佛商學院雷·高柏和約翰·戴維斯教授的“農業產業”模型就是該項目的一部分。整個50年代,洛克菲勒家族對他的資助源源不斷,后來福特基金會也加入進來。要知道,福特基金會的一舉一動和美國的外交政策時時遙相呼應,在50年代和中情局更是如影隨形。
萊列昂惕夫雄心勃勃,首次利用IBM計算機研究復雜的經濟問題。其研發的模型非常精準,讓華盛頓的實權派可以及時判斷經濟運行態勢,避免自身利益受損。對洛克菲勒家族及其朋友而言,該項目還為如何控制社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手段。
在洛克菲勒、杜邦、福特等權勢精英的眼中,蕓蕓眾生都可以任其擺布,即便被榨干利益仍舊對真相渾然不知。
社會工程學源自運籌學,是兩次世界大戰孕育出的方法,在戰略和戰術層面都適用。運籌學最初是研究空中和陸地的防御問題,以便在對敵作戰中發揮軍事資源的最大效用。一些有遠見的高官頗受啟發,認定這個方法也可用來控制整個社會,于是洛克菲勒基金會開始接觸萊昂惕夫。他的項目起初是為不斷拓展的美國經濟建模,后來隨著計算機功能增強,數據增多,他開始模擬全球經濟的運行。
毫無疑問,社會工程學的核心問題是能源。萊列昂惕夫也開始關注如何管理“有限資源”,這正是洛克菲勒帝國20世紀60年代以后經濟戰略的核心。原因不言自明,有能力對石油這一最重要的資源呼風喚雨的,注定只有洛克菲勒石油帝國。
油價居高不下
隨著經濟模型的完善,預測未來經濟的整體趨勢和能源需求成為可能。同時,美國經濟在人為操縱下,逐漸從依靠有軌交通變成以汽車為主。但是,標準石油及其盟友殼牌,以及當時的盎格魯—波斯石油(即后來的BP),這些石油巨頭們仍然夜不能寐,因為一旦大量石油突然涌入世界市場,他們精心搭建的石油大廈就會轟然倒塌。要知道,僅當時德克薩斯西部的帕米亞油田就有482公里長、402公里寬。
1948年,標準石油在沙特的子公司阿美石油(Aramco),在加瓦爾(Ghawar)發現了世界上儲量最大的油田,一夜間世界石油市場地動山搖。到2005年該油田已累計產油550億桶,盡管質疑不斷,但在被發現半個世紀后,它的日產量仍高達500萬桶。然而這僅僅是當時新發現的巨型油田之一,1953年在伊拉克又發現了超級油田魯馬利阿(Rumalia)。美國雖然盛產石油,但受此影響開始逐漸倚重石油進口。
好在洛克菲勒帝國及其盟友提前下手,大多數新發現的大油田都沒能逃出他們的掌心。
在控制了沙特、科威特的新油田,進而得以號令中東之后,帝國的石油巨頭們得寸進尺。他們認為,用中東的廉價石油沖擊美國市場有利可圖,一是國內開采成本較高,二是很多油田仍屬于其他中小石油公司。
20世紀50年代初,世界石油的開采成本相差很大。與美國德克薩斯、加利福尼亞、俄克拉荷馬相比,沙特等中東國家的開采成本通常只有1/4到1/5。阿美石油在沙特開采一桶原油的成本是20美分,卻能賣到1.75美元。另外,美國財政部以國家安全的名義為沙特政府量身定做了“外國稅收抵免”協議,保證其石油廉價進口,以便擠垮石油卡特爾以外的其他公司。與此相反,阿美石油在美國和沙特卻一分錢的稅都不用繳。
石油巨頭們說干就干,廉價的中東石油在美國市場遍地開花。
盡管如此,石油大亨們仍有一個夢魘揮之不去。作為當時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能源,世界石油雖然控制在洛克菲勒帝國及其盟友手中,但如果其他石油公司發現了像加瓦爾、魯馬利阿這樣的超級油田,又不肯與洛克菲勒沆瀣一氣,那么就會終結美英玩家對世界石油的控制,最終就有可能噩夢成真。
顯然,加強對石油的控制迫在眉睫。
石油巨頭打造“專家”
作為第一步,美英石油巨頭認為需要一個經過科學包裝的謊言——石油儲量有限并會迅速枯竭。他們認為這種說法易于被大眾接受,也便于散布,為此專門選定了芝加哥大學石油地球物理學家馬里昂·金·哈伯特。此人性格古怪,喜歡被稱作“金”先生(英語King音譯為“金”,但字面是“國王”之意譯者注),曾供職于德克薩斯的殼牌石油公司。
在1956年美國石油學會的年會上,石油巨頭授意哈伯特發表了一篇論文,一場當代最著名的科學騙局就此拉開序幕。
哈伯特結論的前提是——石油是化石燃料,是5億年前恐龍、藻類等生物體經生化反應生成的。這個前提僅僅是個假設,完全未被證實。哈伯特對此說未做任何科學證實,但卻奉為圭臬,進而提出新馬爾薩斯主義,即面對即將到來的石油匱乏必須采取社會控制措施。
1989年哈伯特去世前在一次訪談中直言不諱地承認,他用來估算美國石油儲量的方法沒有任何科學依據,就像豎起手指來測量風速。他說道:
“他們要求我做的,就是估計石油的最大儲量……我必須知道。我別無選擇,只能畫出石油峰值的曲線,還要讓所有人對此深信不疑。這就是事情的真相。相關曲線都是臆想出來的,我只是大概估算了一下,隨手一畫,如果覺得數值太高,就把線畫低點,反之就畫高點。除了根據曲線本身計算某段時間的石油產量之外,根本不涉及任何數學問題……就我個人感覺而言,當時美國石油的最大儲量大約是1500億桶。”
如果哈伯特的這套方法聽起來缺乏科學的嚴謹性,那是因為它原本就不是。
哈伯特還承認,化石燃料說讓自己的石油峰值論順理成章。“這個假設提供了強大的地質學基礎,讓我們的說法聽起來不是信口開河。”他還胸有成竹地講道:“原始生成的石油總量是一定的,再生部分可以忽略不計。可開采的區域僅限于古生物大量沉積的巖床,而且迄今為止所有可能出產石油的地區均被仔細勘探過。”
這一預測聳人聽聞,其實1956年全球石油勘探工作才剛剛起步。
大約25年后,德克薩斯州的邁克爾·霍爾布蒂提出大膽質疑。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石油地質學家和勘探工程師,認為美國國內的石油開采量會不斷增加,并為此振臂疾呼。1980年他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指出:
“全球約有600個具備開采前景的油氣盆地,其中160個已有較好的商業產出,240個剛開始開采,剩余的200個尚未開發。截止1978年,全球共鉆井3,444,664口,73%是在美國,但美國可開采的地質區域僅占世界的10.7%。也就是說,在世界上89.3%的可開采區域,鉆井數才僅有27%……大多數油氣盆地有待開發。”
對此,哈伯特和石油巨頭們充耳不聞。
石油峰值論毫無科學依據,但卻被大肆鼓吹。哈伯特進一步預測,美國石油儲量最多不過2000億桶,1970年產量將達到頂峰,隨后不可避免地會沿鐘形曲線加速下滑。
為了把偽科學裝扮成真科學,哈伯特使用了高斯曲線,這是19世紀德國數學家卡爾·高斯發明的實證性研究工具。但是,為什么要用高斯曲線來描述石油儲量,哈伯特不光在論文中只字未提,此后也絕口不談。哈伯特的曲線并未采用油田實際生產數據,而是他所聲稱的對所有油田都適用的理想數值。他先估計美國境內的生物沉積量,然后以此為據推導出所謂石油最大儲值。
肯尼思·德費耶是20世紀50年代哈伯特在休斯頓殼牌的同事。他說,“哈伯特預測所使用的數學方法并不十分清晰。44年后的今天,我猜測他和很多人一樣,也是先得出結論,然后再尋找原始數據支撐。盡管和他上百次共進午餐,也有數次深談,但我始終沒有膽量詢問他的根本依據到底是什么。”
德費耶一直是哈伯特理論忠實的追隨者,后來成為地質工程學領域的著名教授,在精英匯聚的普林斯頓大學授課。他的這番話發人深省。在如此重大的地球物理學問題上,德費耶顯然缺乏學術勇氣;但哈伯特卻在關鍵問題上對最親密的同事都諱莫如深,或許他知道自己根本無法闡釋。假的終歸是假的。
值得注意的是,哈伯特在去世前不久的一次深度訪談中承認,在1956年發表石油峰值論之前,他先把論文送給皇家荷蘭殼牌的董事長過目。哈伯特還說,“殼牌老板就扔下一句話,一定要和威克斯高估石油儲量的觀點分庭抗禮。”
威克斯是美國當時最權威的石油儲量專家,他預計美國的儲量有4000億桶,而且不斷調高預期,這點讓石油巨頭們頗為頭痛。如果儲量充足,那么維持高油價就沒有理由,何況下一步他們還想把油價繼續拉高。
顯然哈伯特對殼牌老板的話心知肚明。于是他提出美國的儲量只有2000億桶,而且預測1970年是石油峰值的分水嶺。
還是在1956年的那篇文章中,哈伯特預測全球石油的終極儲量為1.25萬億桶。而2008年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預計,全球原油儲量仍有1.8-2.2萬億桶。從一百多年前開啟石油時代算起,目前全球已消耗了1萬億桶,如果按哈伯特1956年1.25萬億桶的“科學”預測,BP如此之高的儲量預期從何而來?
哈伯特的預測就真的那么“科學”嗎?實際情況顯然與此大相徑庭。
但對此事的幕后推手而言,這種謬誤算不了什么,哈伯特不過是石油巨頭和當權顯貴們手中的一個棋子而已。畢竟沒人會追究細節,到頭來大家只記得標題:
石油儲量有限
美國石油將在1970年達到峰值
世界石油即將衰竭
如此這般,就沒有人會質疑高油價,石油巨頭們就可以大張旗鼓地為抬高油價造勢,并標榜這是促進經濟向低油耗轉型。
馬爾薩斯能源論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哈伯特以馬爾薩斯理論為依據,主張改變經濟社會的運行方式,把決定生活標準的因素從貨幣改為能源。在他所描繪的未來世界,油氣資源即將迅速衰減,美國民眾的生活水平隨之大幅下降,全世界也擺脫不了干系。
上述以能源為核心的經濟模式是1938年提出的,那時哈伯特是一個被稱作“技術統治聯盟”(TechnocratsIncorporated)的成員。這個帶有個人崇拜色彩的組織聲稱,應當由科學家和工程師來治理社會,理由是技術專家比普通官員更了解哪些做法對社會真正有益。該聯盟的成員在30年代一度都穿灰色襯衫,在西服翻領上佩戴徽章,見到聯盟創始人霍華德·斯科特時必須行禮。媒體對此的批評聲不絕于耳。這不禁讓人想起墨索里尼獨裁統治時期的個人崇拜。
1933年希特勒上臺,同年“技術統治聯盟”成立,并在成立宣言中宣稱,“技術治國不以權宜之計為宗旨。要想解決世界上的所有問題,靠‘新措施’遠遠不夠,必須在實行社會控制的基礎上提出‘新規則’。”
實際上哈伯特推崇的技術治國,就是由技術精英自上而下控制社會。但是,這些技術精英的治國理念是否符合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卻無人知曉。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哈伯特對霍華德·斯科特和“技術統治聯盟”從來都是言聽計從。
后來哈伯特又提出不少能源治國的新主張,認為太陽能雖然效率不高,但可以用來替代石油,這和奧巴馬為應對全球變暖所倡導的政府定額的碳交易模式大同小異。技術治國的核心理念是“建立在能源基礎上的價值觀”。哈伯特等人認為,既然能源可以作為衡量制造業和服務業產值的標尺,那么貨幣體系的基礎就只能是能源。哈伯特指出,“個體生存必須與相應消費所需的能源掛鉤。應該發放能源配額,以此分配公眾的購買力權限。能源配額代表了一個人的身份,而且不能更改。”
事實上,如果建立以能源為核心的經濟體系,那么隨著石油作為世界主要能源的不斷減少,民眾所獲得的能源配額會隨之減少,生活水平也會逐漸下降。在隨后的幾十年間,洛克菲勒家族,還有依附于它的各種各樣的機構,像羅馬俱樂部、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等等,還會反反復復提出這個主張。
從二戰爆發到1943年,哈伯特任職于聯邦政府的經濟戰爭委員會。此后,這個為石油巨頭搖旗吶喊的狂熱分子到殼牌任地質師,在那里活生生地看到了石油是如何成為經濟戰爭的武器的。但這個無形的武器首先對準的不是外敵,而是美國人民。
哈伯特的所作所為自然博得了石油巨頭的歡心。他在1957年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1959年獲美國地質學會授予的榮譽獎章,1962年成為該學會主席。這為他的石油峰值論平添了所需的光環和榮耀。
操縱美國“國家安全”
從1970年開始,美國本土石油產量有所下降,從1970年日產1130萬桶的高峰降到1974年的1050萬桶,但原因卻不是哈伯特的石油峰值論。問題源于中東廉價石油的大量涌入,同期進口石油的份額從23%飆升至36%,由此可見一斑。因為無力和標準石油及其他國際大公司競爭,數百家中小石油企業被迫倒閉。
憑借哈伯特所謂的“科學論斷”,石油巨頭們不斷向國會施加壓力,為沙特、科威特等中東石油獲得優惠關稅大開方便之門。1953年中情局在伊朗策劃政變,扶持洛克菲勒的朋友巴列維上臺,自此石油大亨們又多了控制國際能源市場的一張王牌。
既然石油呈枯竭之勢,石油大亨們的論斷也就言之鑿鑿。不但要從中東進口石油,國外公司還應享受優惠關稅和比本國公司更好的待遇。哈伯特的論斷就是他們最好的依據。
石油巨頭們不斷游說政府,稱中東石油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國務院和國防部在50年代聯合發表的一份文件中指出,“美英石油公司……為自由世界提供最重要的商品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維護并確保這個鏈條不受影響,對美國和自由世界至關重要,必須成為美國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標。”
“石油七姊妹”
鮮為人知的是,美英石油巨頭在戰后所享有的優惠條件他人難以企及。他們可以隨意控制世界石油市場,并故意圍繞石油埋下禍根,由此引發了數不清的戰爭和沖突。美國參院小企業委員會在1952年發表了一份報告,題為“國際石油卡特爾”。報告指出,七家大公司控制著蘇聯以外88%的石油產量,它們是——盎格魯—波斯石油(BP)、皇家荷蘭殼牌石油、新澤西標準石油(埃克森)、紐約標準石油(美孚)、海灣石油、德士古、加州標準石油(雪佛龍)。
這些公司被稱作“石油七姊妹”,它們控制著世界大部分石油產區和所有的煉油廠、共用輸油管道和油輪、瓜分世界市場、壟斷石油價格。
1952年,艾森豪威爾當選美國總統,他是二戰期間歐洲戰場盟軍總司令,戰后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與洛克菲勒家族關系密切。他的國務卿是約翰·杜勒斯,此人曾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代理律師,后來升任董事會主席。
他倆當權后,政府便把外交政策一門心思放在所謂的“反共”上,對洛克菲勒石油卡特爾的壟斷置若罔聞。整個上20世紀50年代,美英石油公司可謂大行其道。
為了擴大對石油的控制,擔任國務卿和中情局長的杜勒斯兄弟開始行動,他們勸說艾森豪威爾簽署命令,推翻了伊朗總統摩薩臺。摩薩臺是一位民族主義者,深受民眾愛戴,與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勢不兩立。當時盎格魯—波斯多次拒絕摩薩臺政府的合作建議,于是伊朗議會決定將其收歸國有。這原本合理合法,但卻被中情局以同情蘇聯為由在西方媒體上大肆炒作。
由于擁有公司51%的股權,英國政府曾考慮過發動戰爭占領該油田,但沒有采取行動。1952年,美國政府經過秘密策劃推翻了摩薩臺,將被廢黜的國王巴列維扶持為代理人。中情局的政變由克米特·羅斯福具體負責,不但得到英國軍情六處的幫助,而且還得到了大量的資助。
雖說英國是密友,但這個忙可不是白幫的,華盛頓替洛克菲勒石油帝國要價不菲。1908年以來,伊朗石油一直由英國獨霸,但此后不得不與洛克菲勒平分天下。政變后,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更名為英國石油公司(BP),只占伊朗油田40%的股份,與洛克菲勒有關的“七姊妹”中的五個分別獲得8%的股份,殼牌14%,法蘭西石油公司(CFP)6%。中情局此舉對其他產油國不啻為敲山震虎,要想擺脫華盛頓或石油巨頭的控制比登天還難。
涉及重要商品和原材料時,美國國家安全的重點以往都放在國內,但艾森豪威爾卻背道而馳,把中東石油作為國家安全的重點。這無疑是美國地緣政治的轉型,也是連續不斷的石油戰爭的開端,美國挑唆的兩伊戰爭以及其后親自操刀的伊拉克戰爭,都是例證。
當時中東石油生產成本世界最低,但白宮和國會在上20世紀50年代初都認為,“國家安全”的重點應該是保護國內石油生產商,減少對動蕩的中東地區的依賴。對于美國石油儲量是否開始衰減,卻沒有認真討論。當然,事實真相誰都知道。
但是在冷戰的巔峰,沒人敢對國家安全政策指手畫劃腳。對“石油七姊妹”來說,控制中東石油既然是一本萬利,就有必要左右“美國國家安全”的定義。
這些石油巨頭在沙特的開采成本每桶不到20美分,運到歐美煉油廠賣3美元多,再加上華盛頓給予中東石油的優惠關稅,中間就是12倍的利潤。唯一惟一可以與之相比的就是老撾和緬甸的毒品買賣,但運輸還是花的美國納稅人的錢,當然這沒人知道,因為這項支出打的旗號是資助越戰期間中情局名下的美洲航空公司。
憑借石油巨頭在華盛頓的游說,加上大通曼哈頓和花旗領銜的華爾街的支持,中東廉價石油大量涌入,美國本土中小石油企業紛紛倒閉。
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美國石油供給從立足國內轉為依賴進口,進入20世紀60年代更是愈演愈烈,與此同時,美國在中東的駐軍也不斷增加。與20世紀50年代初的審慎政策相比,洛克菲勒帝國在政府內部強大的勢力把持著政策的制定,把控制中東油田定義為所謂的“國家安全”,這一改變意義深遠。
20世紀70年代初,中東石油對美國經濟和西方世界的戰略重要性達到頂峰;,而哈伯特對美國國內石油在1970年峰值的預測也同時出爐。二者配合得天衣無縫。
此時美國和西歐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前所未有,操縱世界石油市場的大舞臺已經搭好。美英兩國的石油大亨和銀行巨頭,再加上美國和西歐的政府要員,他們聚集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遠郊一個鮮為人知的地方,秘密籌劃世界范圍的石油危機。
他們準備將油價故意抬高四倍,這是把石油作為武器最大膽的一次嘗試,可謂“武器無聲、戰爭無形”。哈伯特即將見證其理論的巔峰時刻。
第九章 橫空出世 俄羅斯石油新理論
石油理論革命
1994年8月,一場非同尋常的科學大會在美國新墨西哥州圣達菲市召開,西方的傳統石油生成和勘探理論,遭遇了一場“滑鐵盧”。
大會主辦方是一個非營利性機構,名稱又長又復雜——“地球大陸殼鉆探觀測采樣組織”,簡稱DOSECC。它有57個機構成員,囊括了全美國所有大學中該領域最強的科學院系。“同地下勘探和控制技術有關的、科學和社會兩個層面上的重要問題”,無論是關于領導能力還是技術支持,都被這個機構宣稱為自己的職責。[1]
1994年,冷戰雖已結束,“后冷戰”氛圍卻依舊濃重。盡管如此,到會的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科學家卻仍然滿懷科學熱情。他們來到美國,滿心想和同行們分享他們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在理論上不可能有石油蘊藏的地方,他們找到了石油[2]。對于身為同行的與會者來說,這無疑是一個顛覆性的、百年一遇的科技成果,大家共同的職業目標,不就是尋找埋藏在地殼中的碳氫化合物——石油和天然氣嘛。
西方地質學理論一直認為,石油這種碳氫化合物的來源是古代生物的遺骸。在經歷了一個化石化過程后生成石油,并且只存在于一種特殊的地質構造——“烴源巖”中。所以只有找到“烴源巖”,才能找到石油,凡是不存在“烴源巖”的地方,就不會有石油。但是,蘇聯人苦干了45年,在屬于結晶質基底巖地質構造的烏克蘭盆地發現并打出了石油和天然氣,而那里是西方地質學理論認為根本不可能存在化石能源的地方。
在大會上作這份報告的是基輔的烏克蘭科學院地質科學研究所石油勘探部主任、前蘇聯科學家克拉尤希金教授,他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理論假設:石油和天然氣的形成,同古代的生物物質無關,西方理論所說的生物遺骸深埋、化石化過程,都是不正確的。石油的真正來源,是距地面大約200公里深處的地幔上層的無機物質,即非生物物質。唯有這個理論成立,才有可能在結晶質基底巖那樣的地質構造中找到石油——非生物物質來源的碳氫化合物。
從1990年開始,蘇聯科學家開始在第聶伯河—德涅茨河盆地進行勘探鉆井,五年中共打井61口,其中有37口井獲得了可商業性開采的油流,成功率達60%。要知道,商業性鉆井的預期成功率也只有30%。打探井能打到有60%的井出油,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成功。
在出油的37口井中,有幾口深達4公里,日產原油2600桶,按2011年的油價計算,相當于每天產生300萬美元的價值。[3]而西德克薩斯帕米亞油田寬400公里、長480公里,從20世紀20年代被發現以來,已經產油50億桶,其井深在720米至2550米之間。阿拉斯加的普拉德霍灣油田是北美最大的油田,其平均井深2700米。
弗拉基米爾·庫切羅夫(VladimirKutcherov)教授是俄羅斯非生物生成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介紹說,位于烏拉爾—伏爾加地區韃靼斯坦共和國境內的羅馬什基諾油田是西西伯利亞之外的最大油田之一,其井深達14700米。在這樣的深度,是不大可能發現恐龍遺骸的。[4]
如果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對于整個石油科學界來講,無異于平地驚雷!
然而,面對具有顛覆力量的新事物,歷史上相似的場景總是在重演。1543年,宗教裁判所拒絕了哥白尼提出的太陽中心說;1994年,西方地質學界也同樣不肯接受前蘇聯科學家提出的石油生成新理論。當年的一位與會者曾透露,面對克拉尤希金報告中的爆炸性內容,整個會場的聽眾竟然無動于衷。
石油源自地球深處
克拉尤希金還報告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科學證據:俄羅斯科學家對第聶伯河—德涅茨河盆地的石油也做過詳細的細菌學研究,即尋找“生物標記物”——卟啉分子。如果石油的確源于生物遺骸,就應該含有這種生物標記物。長期以來,西方科學家也是一直在用“生物標記物”來證明他們的石油生成理論。但是,即使在百萬分之一(ppm)的水平上,俄羅斯科學家也沒有找到任何生物標記物。[5]
通過分析較淺地層的石油中微量孢子花粉等物質,俄羅斯科學家認為,埋藏較淺的石油,是從更深處的油田向上浮動而來的。“埋藏在所有不同深度的石油,同享一個很深的源頭,它們的不同特性,取決于碳氫化合物擴散分離的路徑,與藏油層巖石的年齡、類型和周圍環境無關。”俄羅斯科學家用詳細的科學檢驗證明,石油和天然氣都來自更深的地下,即使埋藏在接近地球表面較淺地層里的石油,也和更深處的石油一樣,來自同一個很深的源頭。[6]
俄羅斯和烏克蘭科學家確認,構成石油、天然氣、煤炭甚至鉆石基礎的碳和氫的各種分子——碳氫化合物,其根源位于地球表面約200公里的地方,甲烷和甲烷混合物就生成于這個地方。甲烷混合物在高溫高壓下通過他們所稱的“遷移通道”被垂直向上擠壓到地球表面。這些遷移通道被描述為70至100公里深的斷層,它們呈垂直狀,形成通向地表的最短路徑。[7]
在向地表遷移過程中,碳氫化合物通過所謂的“催化區域”,也就是地表下10至15公里深的區域。在這個區域,碳氫化合物在鎳和鐵的作用下,發生催化變化。石油和天然氣自發生成于距地表約200公里的地幔上層,然后油氣被擠壓到地球表面,儲藏在沉積巖中,沉積巖上的蓋層巖阻止了油氣進一步向上流出,從而形成了油氣儲藏。[8]
俄羅斯非生物生成論地球物理學家和西方化石燃料說地質學家都在同樣的沉積巖中找到了油。然而正如“瞎子摸象”,有人摸到象尾就以為是蛇,西方地質學家只根據片面的所謂“證據”,就確信石油是幾千萬年前產生于地表,后來被埋到地下的化石燃料。
蘇聯科學家的石油天然氣成因新理論,與西方傳統理論有天壤之別。這個科學家團隊的成員都獲得過烏克蘭國家科技獎章,都在基輔地質科學研究所供職。[9]
這一新理論具有顛覆性意義,它是在地球物理學上對地球及其內在動力學完全不同的闡釋,意味著整個地球蘊藏著豐富的石油。這當然是法力無邊的美英石油巨頭和華爾街銀行家不希望聽到的。
俄羅斯和烏克蘭科學家提出的這一石油成因新理論,本應導致一場顛覆性的科學風暴。但如果接受這個新理論,那么對于坐在圣達菲大會廳的美國地球科學家來說,他們終身所從事的專業工作的“科學”基礎將是一個錯誤,甚至更糟,這個基礎里還可能包含著公然的科學騙局。
地球石油蘊藏豐富
對于前蘇聯在冷戰時期堅持了40年之久而得到的這項研究成果,西方基本上一無所知。西方理論一直認為,石油是生物遺骸經歷堆積、高壓和化石化,經過幾百萬年的時間,才生成了數量有限的石油和天然氣,并且恰好聚集在一個位置適當的盆地里,等待人們去發現,這種能源被稱作化石能源。而前蘇聯科學家指出,石油不是什么化石能源,根本不是來自藻類、浮游生物或恐龍的遺骸。石油來源于地殼之下、在地球深處的地幔上層生成。靠近地表的石油,是被壓力擠上來的。前蘇聯科學家的發現,和西方的石油生成理論大相徑庭。
克拉尤希金教授的報告,令西方科學家暗地里驚詫莫名。如果原油真的是在地球深處生成的,那就意味著,在很多很深的地層中,在任何生物遺骸都不可能被埋藏的古老地層中,甚至在有5億年以上地質年齡的地質構造里,都有可能找到非常豐富的石油,如果我們能夠正確地了解地球的物理地理構造,那么即使在過去被認為完全不可能有油氣貯存的地區,也能找到石油。
石油真正的來源之謎,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基礎科學問題,因為石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但是,全場的美國科學家對克拉尤希金的報告報之以沉默。大部分人假裝什么都沒聽見。不管克拉尤希金扔什么樣的重磅炸彈,預期的大辯論沒有發生。
烏克蘭科學家挑戰的不是科學之謎,而是美國科學家事實上的攻守同盟。這個同盟的歷史源遠流長。西方需要一點時間,需要穩住陣腳,然后再回應這個理論挑戰。
西方的第一個回應,是導演反制性“石油峰值”理論的大規模輿論戰、宣傳戰。他們向業內地質學家提供石油公司的“內部”數據,以此證明,世界各地的大油田已經達到或接近峰值,產油量下降,石油時代即將終結。他們使出種種伎倆,讓俄羅斯和烏克蘭科學家關于石油起源的嚴肅、科學的討論遭到冷遇和嘲諷。
第二個回應,是美國急劇擴大了軍事行動的規模,對分布在全球的已知石油資源,進一步加強掌控。竭力制造“石油枯竭”恐慌。
“無油之地”也有油
在烏克蘭的德涅茨盆地發現石油,意義極其深遠,事實上,蘇聯人在西方人認為無油的每一類地區,都找到了石油。其成功意義遠遠超出事件本身。它顛覆了西方的、特別是美國和英國的地質學理論。
1990年1月,克拉尤希金曾寫信給一位美國傳媒教授,信中說:
“德涅茨河盆地西部的80個儲油或儲氣地點,部分或者全部屬于結晶質基巖構造。在耶利—伊蓋和馬洛—伊特什斯科耶油田,所有開采出來的油氣,都來自上述結晶質巖石帶,位置在結晶質基巖向下800米到1500米深處。”[10]
“在韃靼斯坦,編號為‘諾伏耶爾克霍夫斯卡亞20009號’的油井正在鉆進,開鉆時間是1989年11月,目標深度7000米,地點位于南韃靼斯坦前寒武紀構造的拱形地帶。目前已鉆至4700米左右。在1845米處發現,該鉆井點位置為結晶質基底巖層的拱形構造頂部。明顯的油氣顯示出現在4500米深處及以下,該處地質為花崗石巖層。”[11]
在花崗石巖層及結晶質基底巖層(相當于花崗巖)中找到石油,否定了西方的一切石油勘探理論。鉆井深度達到5000米乃至7000米,更是令西方無法想象。在西方石油理論的視野里,這一切完全不可能發生。但在前蘇聯人的科學實踐中,卻將不可能的事情辦到了,而且屢屢成功。
克拉尤希金給美國記者寫了那封信的20年后,韃靼斯坦政府的官方網站報道:位于諾伏耶爾克霍夫斯卡亞的油田,已是韃靼斯坦最高產的油田之一,而且原油已經成為“韃靼斯坦最主要的財富”。[12]
蘇聯人幫越南找石油
1975年,美國歷史上最丟臉的越南戰爭失敗。當最后一個美軍士兵撤離越南后,蘇聯石油科學家就開始同越南人合作,在南海找油。在美國放棄西貢之前,美孚石油公司也曾在白虎盆地(BachHo)找過油。*(譯注:白虎盆地位于南海,中國對該地區擁有主權。)
1987年5月,蘇聯與越南合資的石油開發公司——越蘇石油公司(Vietsovpetro)在白虎盆地的花崗巖層中打出了油流。越蘇石油公司的油井,一直打到5000米深處,直達堅硬的花崗石基巖。[13]白虎油田平均井深超過4830米。2003年,白虎油田和臨近的近海油田,日產石油高達33.8萬桶。這些油井全都是蘇聯人打的。
西方傳統地質學理論堅持認為,任何一種地質構造,如果從未上升到地球表面,就不可能有石油。因為古代的動植物只能生長于地球表面。但是,蘇聯科學家用事實證明,石油偏偏就存在于基底巖地質構造中。[14]
面對這個事實,西方地質學家很快拋出一個挖空心思想出的“理論”:花崗石基底巖構造中的石油,是從近旁的沉積盆地“漏”過去的。他們就是用這種無證據的怪論,徹底屏蔽了科學上的新發現,因為那個發現令他們尷尬,更令他們恐慌。[15]
斯大林的“曼哈頓計劃”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告訴斯大林,石油匱乏是德國戰敗的關鍵原因之一。在現代的機械化戰爭中,決不能沒有石油。要打勝仗,就必須控制石油。在戰場上,德軍總參謀部直到敗局已定時,才認識到這一點,但已于事無補。
1946年,二戰硝煙剛剛散去,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就在美國密蘇里州的富爾頓,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講,向全世界發出了一個清晰的反蘇反共信號。斯大林心知肚明,蘇聯與西方的關系,不會因戰爭結束而拉近,只會變得更加敵對。因為溫斯頓·丘吉爾已經掛上“鐵幕”,美國對蘇聯實施軍事包圍的計劃已經啟動。
1949年的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是激烈的反蘇派,早在美蘇兩國二戰期間的反德同盟余溫尚存時,他就組建了針對蘇聯的北約。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華盛頓加速了軍事行動,并且把那場戰爭的全部責任歸咎于莫斯科。
這一切促使斯大林下定決心,要讓蘇聯和盟國擺脫西方的石油控制。石油安全就是國家安全,蘇聯一定要找到能夠自給自足的石油和天然氣。為此斯大林發動了一個規模堪比“曼哈頓計劃”*(譯注:曼哈頓計劃,指美國陸軍部于1942年6月開始實施的利用核裂變反應來研制原子彈的計劃。為了先于納粹德國制造出原子彈,該工程集中了當時西方國家(除納粹德國外)最優秀的核科學家,動員了10萬多人參加這一工程,歷時3年,耗資20億美元,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進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按計劃制造出兩顆實用的原子彈。整個工程取得圓滿成功。)的大型科學計劃:獨立自主地研究石油理論和石油的勘探開采,包括石油成因、石油在地下的移動和聚集,以及最好的勘探和采油方法。
俄羅斯和烏克蘭科學家出色地執行了斯大林的“曼哈頓計劃”。蘇聯從1946年就開始了獨立的石油科研工作。在冷戰正酣的20世紀50年代之初,蘇聯科學界已經開展了跨學科合作。各個領域中最有聲望的科學家,包括大量的物理學家、地球化學家和地質學家,都在為這個共同的目標工作,其中有庫德瑞夫斯塔夫、珀爾非耶夫、克魯泡特金等人。為了建立新的石油成因理論,證明一個新的假說——石油來源于地層深處,而并非在淺層沉積盆地和“烴源巖”中產生,他們爭論了幾十年。
1951年發表的一篇極其重要的論文是石油新成因理論誕生的標志。文章作者是尼古萊·庫德瑞夫斯塔夫教授,題目是“駁石油生物成因之假說”,發表在前蘇聯的《石油經濟》雜志上。[16]由于當時冷戰正酣,論文僅以俄文發表,沒有其他語言的版本。
在俄羅斯科學家的語言中,這一理論叫做“俄羅斯—烏克蘭現代石油理論——地殼深處非生物源石油成因論”。1951年庫德瑞夫斯塔夫的論文發表后,直到1965年,在蘇聯國內一年一度的全蘇石油和石油地質大會上,始終在討論這個石油新成因理論。化學家、物理學家和熱力學家參與了這場持久的、熱烈的科學討論,大量實際的觀測數據被采用。在長期、激烈的辯論和嚴格的質疑中,蘇聯科學家一步一步證實了這個新理論。
冷戰開始以來的40年,在蘇聯的雜志和書籍上,俄羅斯和烏克蘭科學家針對石油生成開發理論發表了一千多篇科學論文。他們最終證明:石油的來源不是生物性物質,石油不是化石能源,石油是非生物性能源。[17]
嚴肅認真的科學研究,通常從質疑現成的基本假說開始,蘇聯的研究工作也是這樣做的。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西方地質學的主流假說——化石能源說,究竟起于何時何地?石油到底來源于何處?
然而西方石油地質學界卻從來不問這個問題,連普林斯頓大學都是如此。俄羅斯科學家追根溯源,后來竟意外地發現,第一個提出“生物遺骸化石化”石油成因說的人,原來是個俄羅斯人。這真是非常有諷刺意味。
那位俄羅斯科學家叫米哈伊爾·羅蒙諾索夫,1757年他曾這樣對圣彼得堡科學院說:“巖層中被埋藏的小型動物殘骸,在漫長的年代中,會在地下遇到逐漸升溫和升壓的地質條件,然后可轉化為巖油(即現在所稱的石油或原油)。”[18]
多位蘇聯科學家指出,這個“羅蒙諾索夫假說”,即正統的石油生成理論,從來沒有受到過任何質疑。因此,那不過是兩百多年前的一個“設想”。羅蒙諾索夫很有想象力,比如他能想到巖油(或者石油)從“生物遺骸化石化而來”,不幸的是他還有點不求甚解,從未花時間去深究自己提出的設想。
多年之后,西方世界把這個“羅蒙諾索夫假說”接了過去。用它來建構石油是“有限資源”的理論,非常方便適用,把它當作高油價的幌子,用起來也很順手。
俄羅斯和烏克蘭科學家們發現,羅蒙諾索夫假說不能解釋一個重大疑問:為了生成已知的石油,需要在地下埋藏多少動植物的殘骸?以從沙特阿拉伯的地底下抽出地面的碳氫化合物為例,僅僅為了產生沙特阿拉伯加瓦爾一個油田的石油產量,就“需要一個長寬高各約為15公里的立體空間,把里面填滿恐龍肉”!更何況除了沙特阿拉伯,世界上其他地方還有很多巨大的油田。
美國人弗萊契·珀魯提*(譯注,弗萊契·珀魯提(1917-2001)著有《秘密團隊:美國中央情報局及其盟友控制美國和世界》(The Secret Team: The CIA and Its Allies in Contro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他曾在美國空軍服役,以上校軍銜退休;曾經直接負責美國軍方為中央情報局全球秘密行動而特設的軍事支持系統。)是個石油精英的“圈內人”。他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能源危機期間,很深入地研究了能源問題。他也說過:“即使把地球上曾經生活過的所有植物、昆蟲和動物都堆在一起,也無法生成已探明的那么多的石油儲量。從生物物質里,哪能擠出那么多的油!”[19]
石油的生物化石生成理論,是科學史上一個最大的謬誤。這個謬誤早已被嚴格的科學研究揭穿,但是冷戰一度阻止了信息的流通,在西方世界并未引發對石油生成理論更廣泛的質疑。[20]
另外,蘇聯人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發現,生成短鏈碳氫化合物分子所要求的壓力和地幔層的壓力相等。1967年,蘇聯科學家契卡留科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他指出,石油是在地幔里不斷生成的,并通過斷層或者遷移通道,被擠壓到地殼的淺層。
契卡留科的文章中寫道:
“當從甲烷到石油的轉化過程在地下深層的封閉構造中發生時,由于地幔層物質的體積會縮小,地殼會發生下沉,這就為地下深盆地的生成提供了條件。該盆地的大小應與地層中石油蘊藏區域的規模和大小相一致。然后,在深層盆地的地表會有積水、有沉積物堆積,增大了的地質壓力進一步促進碳氫分子增大和縮合,同時促使地殼進一步下沉。”[21]
烏克蘭科學家索贊斯基是這樣解釋的:
“組成天然石油的碳氫化合物,只有在地殼深處、在地幔的上層部位,即壓力足夠高的地方才能自然生成。天然石油是一種成分簡單、非生物性質的液狀物,通常都是從地球內部的極深位置,通過地殼中的斷層,上升和漫延到地殼淺層地帶的。”[22]
石油比水輕。但是,石油總是在水層之下被發現!蘇聯科學家指出,石油所在的位置,遠遠深于一切地質構造中的沉積盆地——這一點早已被證明,因此石油必定是在地下深處受到巨大壓力的擠壓向上運動的,直到接近地表存水的沉積盆地,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水層在油層之上”,難道石油能夠“沉”到水下去嗎?俄羅斯的石油生成新理論,是不是比相反的解釋更合理?
西方地質學界無視這一切,堅持不改口。他們堅持說:只有他們所說的沉積盆地,才是惟一能把生物遺骸轉化成天然氣和石油的地質構造。
石油可以“再生”
烏克蘭科學院的索贊斯基教授指出:“我們的研究顯示,大部分石油天然氣田都是一種自動補充系統。來自很多地區的數據表明:被開采的油氣田顯示了持續的油氣補充。”[23]這是從蘇聯科學家堅持數十年的石油成因研究中得出的最令人感興趣的判斷。
當然,埃克森公司、BP和五角大樓,誰也不希望這件事被公眾知道!
索贊斯基引用過很多有案可查的信息,說明石油流可以從地層深處補給淺層油田。有些被認為已經枯竭的油田,多年之后獲得新生,恢復了商業采油,這證明了油田的確能夠從地層深處的儲油層得到補充。車臣就有很多淺層油井停產后又重新采油的實例。在美國,從1971年開始開采的潘佐爾公司的尤金島330號油田,80年代的產量曾急劇降至每日4000桶,但不久產油量又飛升至日產13000桶。該油田的估計儲量,也從6千萬桶提高到4億桶。如果不接受俄羅斯的石油成因理論,就無法解釋這個現象。索贊斯基還注意到,設在墨西哥灣的拉蒙特多爾蒂地球物理觀測站,也對石油儲量的動態性補充進行過研究。
索贊斯基特別指出,如果接受蘇聯的石油成因理論,接受石油是持續地、自發地在地幔中產生,并被擠壓到地殼的上層,那么即使是做非常保守的估計,地球上潛在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至少也是“8百萬倍”于今天流行的化石能源有限假設。他最后說:“地球上有巨大的石油儲量,足夠滿足未來幾千年的人類需要。”[24]
石油問題分析專家、鹿特丹伊拉斯莫大學教授彼得·歐戴爾曾經說過:
“對世界長期能源供給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從未質疑那個18世紀的假說——生物物質在地殼內的高壓高溫下化石化,它缺乏根據。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忠告:在這個理論基礎上所做的研究,結果全都是經不起推敲的,或者干脆是不成立的。”
“50年前就有了另外一種石油的非生物性成因理論,為開發更多的油氣提供了依據。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接受這個理論……現在非生物石油成因理論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人們提出,中東油田也許能夠‘永遠’產油,墨西哥灣的石油和天然氣田,能得到地下油氣來源的補充。更有人提出:‘所有的超大油田,它們以自己的存在證明,新的石油成因理論是合乎邏輯的,只要看一看已開采的碳氫化合物的總量,我們就能明白,無論地下的沉積層中埋了多少有機物質,也根本無法生成數量如此巨大的石油。’”[25]
歐戴爾與蘇聯最有聲望的石油科學家看法一致:石油應該被看作一種“可再生能源”。
歐戴爾特別調:
“石油和天然氣只剩下最后一點儲量的說法,以及隨之而來的、日益沉重的擔憂,現在似乎都可以解除了。我們應該給碳氫化合物——石油重新下定義,并把它看作實質上可再生的重要資源,人類任何一種可能的發展所需要的石油都是足夠的:這個可能性已經出現在我們面前。石油和天然氣來源于地殼深處地幔層中的非生物物質,是特定熱力條件下的化學反應生成物。如果已開發的油氣田能夠無限期地保持源源不斷的產出,那么開采費用就不會再增加了。”
“當人們需要評估能源供應的前景時,在錯誤的石油生物成因理論下,無論是石油的估計儲量、儲量與開采的比率,還是每年新探明和增加的儲量,都不足為據。實際上,關于石油和天然氣的未來,以及迄今為止提出過的一切模模糊糊的說法,可能很快就不再有任何意義了。”[26]
俄羅斯提出的石油生成新理論,威脅了二戰后崛起的美英石油霸權。雖然這僅僅是一個科學理論,但它的影響力讓石油巨頭感到深深的恐懼。如果允許這個新理論確立起來,那么當中國、巴西、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國家,今后為了保證本國現代經濟發展的需求,
而獨立開發自己的基礎能源時,華盛頓控制它們的地緣政治杠桿就不復存在了。
美國必須作出強有力的反擊。果然,美國著名雜志《科學美國人》,很快就刊登了一篇重磅文章。隨后是長達10之久的戰爭——美國為石油而發動的全球地緣政治戰爭。在這場戰爭中,阿富汗、伊拉克首當其沖。
這一切都在預料之中。
【注釋】
[1]DOSECC (Drilling, Observationand Sampling of the Earth’s Continental Crust), accessed in http://www.dosecc.org/
[2]V.A.Krayushkin, T.I.Tchebanenko, V.P.Klochko, Ye.S.Dvoryanin, J.F.Kenney(1994). Recent applications of the modern theory of a biogenichydrocarbonorigins: Drilling and development of oil & gasfieldsinthe Dneiper-Donets Basin, VII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Observ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Crustthrough Drilling, SantaFe, NM,DOSECC:21-24.
[3]V.A.Krayushkin,etal,op.cit.
[4]Vladimir Kutcherov, Prof. Russian State University for Oil and Gas and Swedis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aprivate discussion with the authorin Wiesbaden Germany, July5, 2011.
[5]V.A.Krayushkin,op.cit.
[6]Ibid.
[7]This description of the abioticgenesis and generation of oil and gas was provided in aprivate discussion between the author and Prof. Vladimir Kutcherov(seeendnotefourabove).
[8]Ibid.
[9]V.A.Krayushkin,op.cit.
[10]V.A.Krayushkin,OpenLettertoJohnBriggsPhD., January16,1990, accessed in www.gasresources.net
[11]Ibid.
[12]Republicof Tatarstanofficial website, Natural Resources, accessed in http://www.tatar.ru/index.php·DNSID=c0ab50580ba8d76a95c91a570958a02a&node_id=1362
[13]Jerome R.Corsi, Oilinbedrockgranite off Vietnam'sshores, World NetDaily, December1,2005, accessed in http://www.wnd.com/news/article.asp·ARTICLE_ID=47673
[14]Julie Creswell, Oil Without End·Revisionists say oil isn't a fossilfuel. That could mean there's lots more of it, Fortune, February17, 2003, accessed in http://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_archive/2003/02/17/337289/index.htm
[15]Ibid.
[16]NikolaiA.Kudryavstev, 1951, Againsttheorganichypothesis of petroleumorigins, Petroleum Economy, No.9, Moscow, 1951.(InRussian), noted by V.A.Krayushkin, op.cit.
[17]V.A.Krayushkin,op.cit.
[18]BorisN.Menshutkin, Russia's Lomonosov: Chemist Courtier, Physicist Poe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52 discusses the petroleumorigin the ories of Lomonosov and the citation from Lomonosovisreprinted in translationin Special Editionon The Future of Petroleum, Energy World, Britis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London, June1996, pp.16-18.
[19]L.Fletcher Prouty, Greasing the Palms of the Oil Barons, in The Fletcher Prouty Commentary–June, provided privately to the author from the papers of the late Col.Prouty.
[20]非常有趣的是,西方最出名的一位科學家,曾經走著和俄國人相似的理論路線。已故上校、天體物理學家托馬斯·戈爾德,聲稱他的碳氫化合物論文寫的全是自己的觀點,在論文中他只是隱約地提及過一位俄國非生物生成理論科學家彼得·克魯泡特金。但是一位到過他書房的訪問者卻發現,他那里到處放滿了俄羅斯和烏克蘭科學家用俄文寫的研究論文,都是關于非生物石油生成問題,即上面提到的從克拉尤希金到約翰·布里吉斯的研究。有報告說戈爾德抄襲、改寫了蘇聯科學家理論中的一些實質性內容,而且沒有寫明出處,然后聲稱那是他獨創的理論。不幸的是,戈爾德對于地球化學知道得太少,卻敢說在地幔中存在大量天然氣(甲烷),而蘇聯科學家的研究已經證明,在地幔的高壓下,天然氣是不穩定的(因此不可能大量存在——譯注)。正如一份蘇聯研究論文所表明的:“在地幔的高壓之下,甲烷會分解,然后生成辛烷、柴油、重油、烷基苯和存在于原油中的其他成分。”這和戈爾德的說法正相反。(見:J.F.Kenney, V.G.Kutcherov, N.A.Bendeliani and V.A.Alekseev,“高壓下的多組分體系之六:碳氫化合物的來源與石油的起源”,美國國立科學院院報2002,99,10976-10981)。而戈爾德的論文今天卻經常被“非化石起源論”的反對者引用,來“證明”蘇聯科學家的理論不成立,但是,那顯然不是可以用作證明的文獻。
[21]E.B.Chekaliuk, Petroleumintheuppermantle of the Earth, Scientific Thought Press, Kiev, 1967, p.256(InRussian), cited i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V.A.Krayushkin, op.cit.
[22]V.I.Sozansky, etal, On the Spontaneous Renewal of Oil and Gas Fields, accessed in http://www.gasresources.net/
[23]Ibid.
[24]Ibid.
[25]Peter Odell, The Global Energy Outlook for the 21st Century, lecture delivered on May 21, 2003 by Peter R.Odell, Professor Emeritus at the Erasmus University in Rotterdam,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nergy Studies.
[26]Ibid.
第十一章 逐鹿中原 歐亞大陸的大棋局
石油!石油!
“哪里有石油,就要把手伸過去。政局動蕩在我看來無關緊要。”1998年德克薩斯石油業召開大會,這是切尼在會上的原話,當時他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服務商哈里伯頓的首席執行官。
兩年多后,小布什和切尼入主白宮。他倆執政8年,但戰略目標始終如一:那就是控制富饒而遼闊的歐亞大陸。他們為此用心良苦,不但設法阻止俄中聯手,策劃搞亂中東到中亞地區,還要控制歐亞大陸的油氣管線。
五角大樓稱之為“全方位主導”戰略,即控制陸地、海洋、天空、外空,甚至網絡空間。為實現這一野心,美國動用了一切手段,有赤裸裸的武裝入侵,更有在格魯吉亞、烏克蘭精心策劃的顏色革命。
一石激起千層浪
副總統切尼上任后,滿腦子想的都是如何控制伊拉克的石油,9·11事件正好給了美國一個絕佳的借口,推翻薩達姆指日可待。上臺伊始,小布什就接受了名為新美國世紀計劃(PNAC)的智庫提出的建議,決定通過戰爭實現伊拉克政權更迭,切尼更是出兵伊拉克的頭號支持者。
2001年1月23日,小布什上任后僅三天,新任國務卿鮑威爾就被告知,美國的政策就是鐵定要推翻薩達姆。
1990年,聯合國宣布對伊拉克實施經濟制裁,目的是讓薩達姆從科威特撤軍。海灣戰爭結束十多年后,切尼自己也承認,制裁變得越來越徒有其名。一方面是薩達姆多方求援,另一方面不少石油進口國迫切希望與伊合作。眼見伊拉克尚未開發的油田花落別家,華盛頓的鷹派和美英石油巨頭深感不進則退。
聯合國及國際社會要求解除對伊制裁的呼聲越來越高。一旦結束制裁,美國自1991年以來對伊拉克石油的控制也就宣告結束,這正是美國在此刻發動戰爭的主要原因,切尼在戰后也對此委婉地予以承認。
伊拉克原油儲量世界第二,僅次于沙特,這一點在出兵之前切尼就已確認無疑。而且伊拉克的開采成本極低,還不到每桶1美元。
到上世紀90年代末,薩達姆為緩解財政拮據,與不少外國公司達成了合作開發油田的協議,尤以俄、法、中三國為主。俄羅斯的盧克石油簽下了西古爾納油田、法國的道達爾拿下馬吉努油田、中國的中石油則簽約伊科邊境的北魯邁拉油田。
伊拉克早在1972年就將石油公司國有化,并以法律形式規定,禁止美英石油公司在伊拉克做生意,這也是切尼和石油大亨們想把薩達姆除掉的另一個原因。國際上要求解除對伊制裁的呼聲越來越高,一旦解除制裁,薩達姆就可以和俄、法、中等國大做買賣,這與美國一超獨霸的夢想顯然背道而馳。
認“油”不認人
小布什政府一意孤行,不顧聯合國和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的反對,于2003年3月悍然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在此之前5個月,《紐約時報》曾有一篇文章披露,圍繞如何入侵伊拉克并控制其石油,哈里伯頓公司早已完成了一份500頁的秘密文件,而該公司的前任掌門就是時任副總統的切尼。文章還指出,“伊戰前幾個月該文件就完成了,之后哈里伯頓沒有競標就拿到了伊拉克油田的大筆合同。”
華盛頓比誰都清楚,一旦解除美國主導的對伊制裁,法國、俄羅斯,尤其是中國,就會從伊拉克獲得大量石油。在制裁期間,美英可以阻止類似的合同,但出于人道主義等原因,要求解除對伊制裁的壓力越來越大。美國認為,如果讓中、俄、法獲得伊拉克石油資源,這在戰略上對自己不利。戰爭于是成了他們眼中唯一的選擇。
2001年7月,拉姆斯菲爾德在給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的備忘錄中稱,“如果推翻薩達姆政權,中東等地區的態勢對美國將更為有利。如果在伊拉克取得重大勝利,將大大提升美國在該地區的信譽和影響力。”
9·11之后,更換伊拉克政權的策略逐漸浮出水面,這其實和本·拉登及9·11毫無關系。不過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國安會的鷹派人物固執己見,認為如果制造虛假輿論,把薩達姆和本·拉登聯系起來,就能獲得美國民眾的支持,從而強行發動伊拉克戰爭。雖然沒有證據表明薩達姆與本·拉登有任何關系,但在9·11的次日,小布什總統就同意對伊進行政權更迭。
推翻薩達姆僅僅幾周后,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就承認,伊拉克戰爭與恐怖主義毫不相干。
根子就出在石油上。
美國打伊拉克是要在那里建立永久軍事基地,以便控制整個波斯灣地區,切尼曾意味深長地把那里稱作“盛產石油之地”。
2003年6月,在新加坡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沃爾福威茨談到,“如果說美國對朝鮮和伊拉克的政策有顯著區別,那是因為伊拉克遍地是石油,我們才別無選擇。”切尼、拉姆斯菲爾德、沃爾福威茨,他們都是新美國世紀計劃智庫的創始人。
到2009年,也就是伊拉克戰爭結束六周年之際,伊拉克的石油產量還未達到戰前的最低水平。華盛頓和美英石油巨頭早就盤算好了,伊戰打響后油價看漲,如果伊拉克過早增產就會沖擊石油價格。事實上,對游說小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一事,埃克森和雪佛龍沖鋒在前,他們是想切斷伊拉克的石油出口,進而控制其油田。
大棋局
讓整個歐亞大陸戰火紛飛,這是美國的長期戰略。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都是此戰略的核心部分。
1997年,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前洛克菲勒三邊委員會執行主席布熱津斯基曾透露,蘇聯解體后,美國的全球戰略就是不惜一切代價阻止歐亞大陸再出現一個大國,以確保美國的霸權地位。
當時,俄羅斯自顧不暇、中國還未在經濟上崛起,但布熱津斯基已敏銳地指出:
“歐亞大陸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數有政治抱負的國家。回顧歷史,所有曾覬覦世界霸權的國家都源于此。當前,中印這兩個有意謀取地區霸權的人口大國,以及其他可能在政治或經濟上挑戰美國的國家也在這里。排在美國之后的六個最大的經濟和軍事強國都在歐亞。公開的核國家只有一個不在歐亞,不公開的也只有一個不是歐亞國家。歐亞大陸擁有世界人口的75%,國民生產總值的60%,能源儲量的75%。總體而言,歐亞大陸的潛力遠遠超過美國。”
“歐亞大陸面積居全球大陸之首,是世界的軸心。主導了歐亞大陸,就意味著能對世界上三個經濟中心的兩個,也就是西歐和東亞,發揮決定性影響。掃一眼地圖就會發現,主導歐亞大陸的國家自然就是中東和非洲的主宰。歐亞大陸是地緣政治中最重要的一盤棋,單獨在歐亞布局已遠遠不夠。歐亞大陸的權力如何分配,對美國的全球優勢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布熱津斯基的這番話道出了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美國的對外政策是以麥金德爵士的地緣政治學說為基點的,他后來在《大棋局》一書中還專門提到了麥金德的名字。
布熱津斯基明確指出,美國的對外政策是捍衛其“全球霸主地位”,不允許任何潛在的大國或大國集團染指,尤其是在歐亞大陸。一旦中俄聯手,對美國整個地緣戰略將是重大打擊。他強調說:“如果將來能夠出現美國的對手,那一定是在歐亞大陸這個大棋局上。”
能源戰爭硝煙四起
截止2010年,僅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就花費了美國納稅人1萬多億美元。但這兩場戰爭才僅僅是個開始,圍繞石油及其管線,能源戰爭硝煙四起,雖然公開講不是戰爭,但無論從什么角度看都是完全意義上的戰爭,而且波及地域甚廣,從里海到南海,從印度洋到波斯灣,甚至一直到非洲。
能源戰爭的形式各種各樣,不僅有飛機大炮、恐怖襲擊,以及頗具殺傷力的無人機空襲,還有另外一種精心策劃的方式,就是在不與美國合作的國家制造政局動蕩,即顏色革命。
雖然顏色革命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但目的卻很簡單:五角大樓要控制所有重要的石油產地,以便將來扼殺歐亞大陸崛起的龐大的經濟體,特別是俄羅斯和中國。
在伊拉克戰爭基本達到目的后,控制俄羅斯油氣及能源管線就成為華盛頓的當務之急。
如何繞開俄羅斯再新建一條管線,把巴庫的石油運到西方市場,這是華盛頓當時最關注的問題。想實現這個目的,在彈丸之國格魯吉亞策劃一場政變在所難免,對烏克蘭恐怕也要如法炮制。
如果在這兩個國家能扶植親美政權,不但俄羅斯的安全形勢將受到極大威脅,俄對其出口西歐油氣的掌控能力也將受到嚴重削弱。
布熱津斯基排兵布陣
布熱津斯基從未遠離政治舞臺,即便離開政府,他仍能讓自己的地緣政治戰略得以實施。
2005年,通往阿塞拜疆巴庫的新管線建成,這條線路純粹為政治目的服務,造價昂貴,布熱津斯基出面表示了祝賀。
阿塞拜疆位于南高加索地區,戰略位置極為關鍵,它北靠俄羅斯、西臨亞美尼亞、南接伊朗、西北是格魯吉亞,是西歐和西亞接壤的十字路口。蘇聯解體后,這里自然成為華盛頓的重中之重。
阿塞拜疆坐擁巨型油田,切尼早在哈里伯頓時就一清二楚。據美國國務院1998年的數據,里海地區的油氣儲量高達1780億桶甚至更多,可與波斯灣相提并論。因為使用了先進的三維地震勘探技術,這一統計數值比蘇聯時期的要高很多。
相比之下,美國已探明石油儲量約210億桶,北海地區約160億桶。即便擁有世界最大石油儲量的沙特,當時官方的數據也不過2610億桶。簡而言之,如果借用切尼的話,里海石油堪比伊拉克,是值得奪取的另一個“大獎”。
公眾對里海豐富的資源歡欣鼓舞,但很快美國國務院就開始貶低里海石油的重要性。從1998年5月開始,美國政府的“自由歐洲電臺/自由電臺”就不斷詆毀把里海比作沙特的說法,以打消其他國家投資的念頭。華盛頓認為,對里海石油的重要性越少人知道越好。
相反,美英石油大亨則迫不及待地進入里海地區。賴斯的老東家雪佛龍在哈薩克斯坦控股田吉茲,美英合資的英國石油阿莫科公司(BP-Amoco),則控制了阿塞拜疆巴庫油田的開發。
里海是世界最大的內陸湖,到2001年,它儼然變成美英控制下的產油湖。里海周邊只有伊朗仍桀驁不馴,不過美英正在想方設法迫其就范。當時唯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重鋪一條里海通往外界的管線,不但要確保運輸安全,更要繞開俄羅斯,這樣就可以進一步削弱這個前冷戰對手,讓它難以在歐亞大陸再度稱霸。
在此當口,布熱津斯基出面游說,力勸美國投資從阿塞拜疆到格魯吉亞,再到北約盟國土耳其的管線,也就是巴庫—第比利斯—杰伊漢線(巴杰線)。
玫瑰革命
與經車臣的俄羅斯現有管線相比,巴杰線造價高昂,為了促成此事,BP花重金聘請布熱津斯基當說客,以利用他在華盛頓非凡的人脈。這儼然就是19世紀俄英在歐亞大角逐的再現,只是這次英國演配角,美國唱主角。
在克林頓執政時期,布熱津斯基就是BP的顧問,那時他就極力勸說政府支持BP的巴庫管線項目,甚至以克林頓私人特使的身份專門前往阿塞拜疆推動此事。他還是美國—阿塞拜疆商會理事,當時商會主席是埃克森美孚的董事長。
商會的其他理事包括:基辛格、前國務卿貝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等。貝克在2003年曾親自前往第比利斯,告訴謝瓦爾德納澤總統,華盛頓希望他讓位給美國扶植的薩卡什維利。切尼在成為副總統之前也是該商會的理事。從地緣政治角度而言,很難想象還有比這更強大的團隊。種種跡象表明,控制里海石油對華盛頓已是迫在眉睫。
2003年11月,美國國務院及其控制的國家民主基金會、自由之家等非政府組織一唱一和,在格魯吉亞發動了一場不流血的政變,布熱津斯基的地緣政治目標離實現又進了一步。
2004年1月,所謂玫瑰革命把美國的意中人薩卡什維利扶上總統寶座。早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就讀期間,薩卡什維利就被當做格魯吉亞總統來培養。一旦大權在握,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動格魯吉亞加入北約,莫斯科對此十分不滿。
薩卡什維利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惡棍和獨裁者,而且是美國指揮下的惡棍和獨裁者。有了這樣一個親西方的走狗,BP等美英石油公司在格魯吉亞暢通無阻,很快就完成了1800公里的巴杰線,不過造價高達36億美元,成為史上最昂貴的石油項目之一。時任英國首相的布萊爾為BP拿下阿塞拜疆項目起到了關鍵作用,他和BP的首席執行官約翰·布朗勛爵是密友,但布朗為人頗受爭議。
BP控制了巴庫的石油,巴杰線也已完工,削弱俄羅斯能源實力的戰略幾近大功告成。
橙色革命
玫瑰革命成功后,華盛頓馬不停蹄地展開了新一輪攻勢,直逼莫斯科家門口,這就是CNN等西方媒體所謂的“橙色革命”。2004年11月,即格魯吉亞所謂的民主革命開始大約8個月后,尤先科在一片爭議聲中當上了烏克蘭新總統,當時他的妻子還是美國公民,并曾在里根政府任職。據稱,為了把他扶上臺,美國國務院花了2000多萬美元。
與格魯吉亞相比,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戰略意義至關重要。幾個世紀以來,俄烏雙方在歷史、文化和語言上息息相關,基輔羅斯古國(KievanRus)被公認為現代俄羅斯的誕生之地。西伯利亞通往德國等西歐國家的天然氣管線大多經過烏克蘭,當時普京政府非常依賴這些管線來換取急需的外匯。如果能對烏克蘭發號施令,就能卡住俄羅斯的脖子。冷戰時期,由于蘇聯采取全國經濟一盤棋的作法,俄羅斯和烏克蘭在經濟上高度依賴,如果能在俄烏邊境的管線上做點文章,按俄羅斯當時的情況恐怕難以承受。
波蘭已經加入北約,如果再把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拉進來,那么俄羅斯就幾乎四面被圍,生存受到極大威脅。
普京對此洞察秋毫,但無奈選擇有限;華盛頓則抓住這一時機,明目張膽地對俄進行戰略擠壓。
到2004年,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即將被納入北約,一場新的冷戰正悄悄拉開帷幕,但這一次爭奪的重點不再是洲際導彈,而是能源運輸線路。
俄羅斯是世界第二大原油生產國,也是第一大天然氣生產和出口國,但當時幾乎被對手團團圍住。小布什和切尼“見油就奪”的戰略對俄似乎很見效。
從哈薩克斯坦到阿塞拜疆,里海沿岸的大型油田幾乎都被美英石油公司所控制。BP與俄第二大石油公司盧克石油建立戰略合作,于2003年成立了秋明英國石油(TNK-BP),位列世界十大私營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和皇家殼牌獲得了開發俄遠東薩哈林島油氣的授權。莫斯科竭力對抗華盛頓的能源布局,但從戰略層面來看,到2004年時莫斯科仍處于下風。
從那時起,華盛頓開始把目光投向歐亞大陸的另外一個大國——中國。中國正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日益依賴石油進口,與俄羅斯依重油氣出口恰恰相反。
第十二章 兵臨城下 下一個目標:中國
崛起的對手
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華盛頓對此不遺余力,其用兵之道與大英帝國當年的策略如出一轍。當時英國把“均勢外交”奉為圭臬,一旦發現歐洲大陸有強國崛起,可能威脅自身所構建的政治軍事“均勢”,英國就通過外交手段與他國結盟,共御強敵。18世紀初期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英國與相對較弱的葡萄牙聯手,共同應對強大的西班牙。上世紀30年代,首相張伯倫與希特勒領導的德國政府結盟,對付強勢的法國。這一做法每每奏效。
就地緣政治角逐而言,冷戰結束后最有可能挑戰美國霸權的是俄羅斯和中國,如果二者聯手,將會威脅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蘇聯1991年解體,但俄羅斯的核力量依然令人生畏,華盛頓的重點無疑是包圍俄羅斯,讓它永久喪失抗衡能力,或者四分五裂。相比之下,中國那時正借鑒西方模式埋頭發展經濟,主政的是中共領導人鄧小平,他被稱作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當時,美國的軍事實力無人能及,中國不構成任何戰略威脅。華盛頓的戰略家們思前想后,認為只要能說服中國領導人把經濟與美國掛鉤,中俄就無法聯手。華盛頓對付中俄兩國的策略很明確,借用古羅馬帝國的格言就是分而治之。
1978年,美國開始把制造業外包給中國,在利用廉價勞動力的同時進行拉攏,可口可樂公司在上海辦廠就是這一策略的體現。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國迫切希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既然世貿組織的規則其由美國制定,華盛頓對中國的發展也就放松了戒心。
1998年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俄羅斯國力衰落,明顯處于美國和北約的遏制之下,對美國的威脅也大大削弱。進入新世紀,美國戰略界逐漸把中國視為潛在的威脅。
平地驚雷
9·11之后,小布什發動了一場定義模糊的反恐戰爭,雖然“敵人”是開放式的,但重點明顯針對伊斯蘭世界。中東地區恰恰是穆斯林聚居區,那里擁有驚人的石油儲量。對中國而言,美國的這一戰略不亞于平地驚雷。
中國當時認為,雖然未來可能與美國發生全面對抗,但在此之前或許仍有十年乃至更多的和平發展時間,并據此制定了經濟發展戰略。但他們很快發現,美國的反恐戰爭意味著和平的日子屈指可數。
2003年3月,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震懾行動”發起幾天后,中國的官方報紙《人民日報》發表評論,認為美國在中東的行動“是為了謀求全球霸權”。官方的智囊機構也指出,美國入侵伊拉克不但違反了安理會決議和國際法準則,而且是邁向“建立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的第一步。
毫不奇怪,美軍占領伊拉克后,馬上廢除了中石油和伊拉克政府的石油開采合同。北京對華盛頓的戰略疑心進一步得到驗證,美國此戰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防止伊拉克石油落入中國囊中,而非本·拉登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正如基辛格所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即便中國這樣的大國也不例外。
美國占領伊拉克,主要不是為了自己獲得廉價石油,真正目的是阻止石油流向正在崛起的對手,尤其是中國。當然,這些想法是說不出口的。中東石油原本就是美英勢力范圍,發動這場先發制人的戰爭,就是讓中國在那里無立錐之地。
2001年6月,也就是伊拉克戰爭近兩年前,切尼主導的《美國國家能源政策報告》出爐,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亞洲已探明石油儲量不到世界5%,但產量占到10%,消費量更是高達30%。預計到2020年,環太平洋地區發展中國家的石油進口將比1997增加43%,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仍將主要依賴中東石油。”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由石油出口國變為進口國。預計從現在到2020年,中國進口石油將從每天100萬桶增加到500~800萬桶,大部分(超過70%)來自中東。中國成為全球能源安全的重要玩家。”
二戰結束后,遠程兵力投送成為美國霸權的支柱之一,為的是從源頭上控制全球石油資源。派兵控制中國主要的能源來源地,進而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預設羈絆,自然成為布什家族和洛克菲勒帝國的頭等軍事和地緣政治大事。與上述權力集團盤根錯節的軍工復合體而言也是如此,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切尼的哈里伯頓公司,它是世界最大的石油服務商,也是美軍在全球軍事設施的最大承包商。
2000年,美國空軍請蘭德公司對2020年前中國的能源需求做出評估,項目負責人是扎勒米·哈利勒扎德博士。與此同時,切尼的新美國世紀計劃智庫正在積極策劃推翻薩達姆。
蘭德的評估結論是:
“隨著對國外能源需求的增加,中國的能源安全政策在逐漸改變。從石油凈出口國變為凈進口國,這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高度關注,他們認為進口石油會成為戰略弱點,容易受制于外國勢力。美國是當今世界頭號強國,很多中國人認為美國對中國崛起不會善罷甘休,所以中國政府把美國視為本國能源安全的主要威脅,并在行動上有所反應。這些措施主要是為了有備無患,旨在最大程度減少本國石油供應的脆弱性,避免受制于美國。”
作為項目負責人,哈利勒扎德對美國策動的石油戰爭可謂了如指掌,實際上,他就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策劃者之一。他從阿富汗移民美國,與鷹派的新保守主義者打得火熱。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他曾跟隨布熱津斯基工作,后在卡特和里根時期又參與扶植阿富汗游擊隊來搞垮蘇聯。當時中情局對游擊隊提供非常規戰爭培訓,參訓的就有沙特年輕的極端分子本·拉登。
后來,哈利勒扎德同切尼、沃爾福威茨等一起創建了新美國世紀計劃這一組織。在進入小布什政府之前,他的身份是美國尤尼科石油公司代表,在阿富汗與中情局扶植的卡爾扎伊共事,與塔利班政權商討在阿境內鋪設油氣管道之事。小布什和切尼上臺后,他又參與策劃了阿富汗戰爭,推翻了塔利班政權。后被小布什任命為駐阿富汗大使,隨后又任駐伊拉克大使。
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現代化,國內的石油遠遠不夠,國外石油資源對中國的戰略意義日趨上升。哈利勒扎德和五角大樓早在2000年就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進而開始進行阻擊。
居安思危
2003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美國之后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并在一年后成為第二大石油進口國。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內中產階層不斷擴大,對私家車的需求節節攀升,石油產品的消費也大幅增加,進口石油增幅達年均10%~15%。據總部在巴黎的國際能源署(IEA)估計,2002年到2030年,中國進口石油將增加5倍,從每天200萬桶升至1100萬桶。這就意味著80%的石油要進口,一旦與美國關系搞僵,中國經濟的風險將十分巨大。
美國占領伊拉克,給中國敲響了警鐘。中國領導人已經認識到,過度依賴進口油氣將成為國家經濟和戰略的致命弱點。如果在石油時代不能確保充足的石油供應,后果不堪設想,非但經濟上如此,軍事上更是這樣,這是德軍在兩次世界大戰得出的慘痛教訓。
溫家寶總理曾是專業地質工程師,他對石油的戰略意義高瞻遠矚,北京迅速采取措施,彌補其能源戰略的脆弱性。
一位戰略研究人員曾在《亞洲防務期刊》發表文章稱:“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讓中國對自身的能源安全深感不安。”對于伊拉克戰爭后中國面臨的兩難境地,這位專家的分析言簡意賅:
“波斯灣對于世界石油供應的戰略意義不言自明,現在美國在該地區作威作福,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對此有目共睹。印度洋是中國進口石油的必經通道,也在美軍控制之下。所以不難理解,中國所關心的不只是上述問題對其全球戰略地位的影響,還關注對本國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穩定的影響。中國最大的擔心之一是,一旦臺海發生沖突,美國可能會切斷中國的石油供應。”
中國政府據此制定了國家能源安全戰略,鼓勵國有石油企業走出去,努力與外國簽署石油開采協議,同時鋪設中亞和俄羅斯到中國的陸地油氣管道,確保石油供應的長期穩定。中國還在西方傳統的勢力范圍非洲積極展開魅力外交。簡而言之,石油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頭等大事。
2005年,中國正在追趕西方工業化的快車道上全速前進。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戴維·黑爾在當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
“中國崛起為全球經濟大國,這是21世紀初的一件標志性事件。改革開放25年后,中國的發展動力十足,迅速成為全球主要貿易國之一……目前,中國的制造業產值超過1萬億美元,5年內這一數值可能超過美國。與此同時,中國也成為主要的原材料進口國。其賤金屬的消費已超過美國,能源消耗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
為確保能源供應,中國的石油公司開始涉足波斯灣,尤其是伊朗和沙特。到2009年,沙特出口中國的石油比出口美國的要多,多少讓人感覺沙特越來越注重與東方打交道,難怪美國會不寒而栗。
中國找油的足跡不但涉及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還有俄羅斯,以及委內瑞拉和巴西等拉美國家。
就尋求石油和礦產資源而言,中國在非洲的行動最為積極,而非洲國家中最歡迎中國的是蘇丹。蘇丹被控支持恐怖主義,多年來一直受到華盛頓的經濟制裁。
團結非洲兄弟
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遏制態勢日趨明顯,北京對此審時度勢,花大力氣增進與非洲國家的友誼。在上世紀80~90年代,因為外債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種種限制,很多非洲國家在財政和經濟上遭受重創。
1999年,中國和非洲的貿易額僅60億美元。中非合作論壇于2000年創立后,雙邊貿易額到2004年就增至300億美元,并以每年約50%的速度遞增,照此下去,很快就將超過美國與非洲的貿易額(2004年為590億美元)。
中國在非洲大地廣交朋友,提供無息貸款,建設當地急需的水利設施、公路、學校、醫院,與非洲國家確立了穩固的經貿聯系。這些援助沒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苛刻條件,非洲自然對中國張開了友好的雙臂。
傳統基金會極為保守,是共和黨的智庫,與小布什政府關系緊密。對于中國的能源訴求,該基金會不斷給華盛頓敲響警鐘。他們指出:“目前中國約25%的石油來自非洲。通過投資、高層訪問,以及‘不干涉內政’的政策,中國高度重視與非洲能源供應國的關系,非洲的獨裁者們對此也十分滿意。”
從2004年開始,中國在非洲展開了前所未有的外交活動,與多個資源豐富的國家簽訂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大手筆。美英等國對非洲不屑一顧,而中國當年與非洲的高層黨政互訪就有十多次,胡錦濤主席訪問了阿爾及利亞、加蓬、尼日利亞這三個石油生產大國。
北京給安哥拉20億美元的貸款,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安哥拉則每天向中國提供1萬桶原油。2005年,中石油與尼日利亞國家石油公司簽訂了8億美元的合同,每天從尼進口3萬桶石油,為期一年。尼日利亞曾被華盛頓看作是埃克森美孚、殼牌、雪佛龍等美英石油公司的地盤,現在看來花落別家了。
中海油曾計劃收購美國尤尼科石油公司,但受到美國政府和雪佛龍的阻撓。后來中海油以22.7億美元收購了尼日利亞一個近海油氣田45%的股份,并承諾再投資22.5億美元用于油田開發。中石化也與加蓬簽署了協議,開發那里的石油資源。
2006年11月,北京召開了史無前例的中非峰會,邀請到48個非洲國家,其中包括43位國家元首,給予非洲領導人極高的尊遇。峰會后不久,外交部長李肇星訪問了非洲七國——貝寧、赤道幾內亞、幾內亞比紹、乍得、中非、厄立特里亞、博茨瓦納。此訪同樣是為了加深與非洲的友誼,增進經濟合作,加強人才培養,推動醫療、教育、農業等領域的發展。中國十分關注非洲長期以來所忽略的問題,像鐵路和公路建設、通訊設施建設等,受到了衷心的歡迎。
普林斯頓·萊曼曾任美國駐尼日利亞和南非的大使,也是對外關系委員會和國家民主基金會的理事。他認為,中國在非洲擴大影響不僅是要獲取資源,還有深層次的戰略考量。這是一個多方位的戰略,把非洲看做“日趨重要的原材料產地和產品銷售市場,尤其是在糧食、制造業、工業產品等領域。”
簡單地說,華盛頓只是把非洲當作事實上的殖民地,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壓榨,掠奪其原材料;但中國的政策讓這一現狀難以維系。
中國對非洲的政策引來了華盛頓的不滿,莫名其妙地指責北京正竭力“從源頭上確保石油供應”。其實真正以石油為政策核心的是華盛頓,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如此。中美對非洲石油的關注,在蘇丹體現得最為明顯,因為達爾富爾地區盛產石油。
都是石油惹的禍
從1999年起,中國在蘇丹的投資總額超過150億美元,涉及管道建設及石油精煉,獲益也較大。中石油是蘇丹最大的外資企業,在油田開發上投資約50億美元,擁有喀土穆附近一家煉油廠50%的股份。大尼羅河石油作業公司擁有蘇丹眾多油田,中石油是其最大股東,持有40%的股份。中石油還在蘇丹修建了一條新管線,從南部地區到紅海之濱的蘇丹港,然后從那里把石油運往中國。
到2006年,蘇丹成為中國第四大石油進口國。2007年,中國8%的石油來自蘇丹南部地區。蘇丹日產原油50萬桶,80%運往中國。
中國與蘇丹的石油合作日趨緊密,并在達爾富爾地區發現了一處巨型油田,據稱可能延伸到乍得和喀土穆。華盛頓知道后如坐針氈。2003年2月,中國剛剛和蘇丹政府簽署了有關在達爾富爾開采石油的協議,當地的內戰就全面爆發了。內戰得到了美國的暗地支持,目的是把盛產石油的南方從以穆斯林為主的北方分離出去。
2005年,蘇丹信息通信部長賽卜德拉特在接受《洛杉磯時報》的采訪時稱,華盛頓給蘇丹政府施壓,不讓我們與中國石油公司打交道,“但我們頂住了壓力。蘇丹和中國的關系具有戰略意義,不能因為美國人不高興,我們就對中國人置之不理。”
西方譴責蘇丹在達爾富爾搞種族屠殺,這純粹是貼標簽的做法,國務卿鮑威爾還曾一度呼吁北約軍隊介入以“確保和平”。鄰國乍得與蘇丹的邊境沒有設防,據稱美國情報部門就私下給乍得獨裁者伊德里斯·代比提供武器及其他援助,為達爾富爾的亂局火上澆油。
此外,美國還支持所謂的蘇丹解放軍首領約翰·加朗,并為其提供武裝,一直到他2005年去世。此人曾在臭名昭著的班寧堡美洲軍事學校受訓,那里培養出不少受美國指使的拉美武裝分子。
美軍劍指非洲
看到中國在非洲的經濟活動如火如荼,小布什政府和五角大樓很快便決定對此采取行動。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結束后不久,小布什便簽署命令,組建美軍非洲司令部,負責在非洲的軍事行動。
非洲司令部的使命包括,“以軍事行動確保非洲的穩定與安全,為美國的對外政策提供支持。”美國政府第一次把門羅主義和卡特主義延伸為非洲主義,宣稱非洲石油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重點。
美軍劍指非洲,其意就在中國。
美國海軍研究生院現代沖突研究中心曾比較了美中兩國對非洲的政策,并指出,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非洲的態度日漸冷漠,而中非貿易額幾乎每年翻一番。該中心的非洲問題專家利蒂希亞·勞森寫道:
“未來幾年,美國非洲政策面臨的最大挑戰來自中國。最近涉及中國和非洲的戰略討論都離不開石油二字……美國逐漸意識到非洲石油對自身利益的重要性,中國也在不遺余力地拓展其市場份額。進入新世紀,中非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合作意義重大,遠遠超出了能源的范疇。2002年到2003年,中非貿易額翻了一番,到2005年又翻了一番……而且勢頭不減。中國目前是非洲的第三大貿易伙伴,超過了老牌殖民強國英國,僅次于美國和法國。”
作為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的顧問,彼得·范公開宣稱,建立美軍非洲司令部的目的是:
“……確保獲取非洲豐富的石油和其他戰略資源……這一使命包括……保證這些資源的安全,不讓中、印、日、俄等國獲得壟斷地位或特別待遇……當前美國在全球的真正競爭對手是中國,非洲將在美中戰略競爭中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舞臺……”
小布什任職末期,針對中國在全球的能源舉措,華盛頓展開了一系列的反制行動。在緬甸煽動袈裟革命,破壞中緬能源合作,干擾中緬油氣管道和在建港口;國家民主基金會在新疆挑唆少數民族暴亂,而新疆是哈薩克斯坦到中國石油管線的必經之路。
美國和印度建立軍事聯盟,是為了對付中國。奧巴馬總統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加強軍事行動,目的也是防止中國獲得歐亞油氣資源。
2007年,美國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其自身經濟和財政狀況也困頓不堪,因而迫切需要一個新戰略,以控制中國、俄羅斯、巴西等迅速崛起的新興經濟體。早在2003年,五角大樓頗具神秘色彩的凈評估辦公室出爐了一份戰略評估,準備以新的方式來控制世界能源消費的增長。這一工具被稱作溫室效應,是由人類燃燒化石燃料所致,石油和天然氣就是“罪魁禍首”。華盛頓的“石油峰值論”早已破滅,“全球變暖”卻再擂戰鼓,但其目的始終一成不變,那就是幫助美國獨霸世界。
譯后記
大千世界,紛繁蕪雜。當今世界,亂象叢生。
如何把握人類社會的命運,如何看待國際社會的發展,這是有識之士無時無刻不在思考的問題。
一百多年前,世界進入石油時代,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風起云涌,歷史性的大變革就此拉開序幕。該如何去看待和把握此間諸多歷史事件?
恩道爾先生抓住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石油,促使人們對石油危機、兩伊戰爭、海灣戰爭、車臣戰爭、伊拉克戰爭、顏色革命等深入思考,同時也讓人們對美國的全球戰略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先生性情至真至純,筆法酣暢淋漓,著墨不多但卻引人深思。談到洛克菲勒家族在二戰后建立石油帝國,先生說,到1950年,石油、洛克菲勒帝國、美國國家安全儼然三位一體。談及兩伊戰爭,先生指出,以兩伊戰爭為序幕,美國開始了接二連三的代理人戰爭,讓兩伊戰爭變成一場長期消耗戰,就是為了讓控制全球石油買賣的大玩家獲利。講到車臣戰爭,先生認為,蘇聯解體后,控制中亞的石油成為美國煽動車臣叛亂的根本緣由,也是中亞地區動蕩不堪的導火索。接下來的顏色革命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但目的卻很簡單:美國要控制所有重要的石油產地,以便將來扼殺歐亞大陸崛起的大國。此外,先生還對石油有機說這一迷思追根溯源,揭穿了一度被奉若神明的石油峰值論的真面目。類似點睛之筆在文中俯拾皆是,引人入勝。
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如果說全球化是資本在全球整體流動的必然,是冷戰后國際經濟政治發展變化的推動力,那么石油登上世界舞臺的中央也正是歷史的選擇。當今世界最具戰略性的問題之一是對關鍵資源的控制,石油無疑是地緣博弈中重要的籌碼。
恩道爾先生一語中的。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改變世界必先認識世界。先生此書,開卷有益。
作為譯者,在此要特別感謝中版國際傳媒有限公司的劉忠先生,他的視野、胸懷和執著令人欽佩,也讓成文的過程充滿激情。我們也深深地感受到,翻譯此書不但是學習的過程,思考的過程,更有對良知的呼喚和對國運的擔當。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心中雜感,聊作后記。
戴健 李峰
2011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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