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終于開進了上海。蔣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與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實此前達成的交易。虞洽卿馬上牽頭組織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銀行、錢莊、銀樓和商業、工業團體在內的上海市商業聯合會，準備為蔣介石融資。

　　這個聯合會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織，就是上海銀樓公會，代表人物是席云生。而洞庭山幫的席家，正是江¬浙財閥體系中的頂梁柱，在上海的外國銀行、官辦銀行、商辦銀行、錢莊票號與實業商業界，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并編織起一張巨大的人脈關系網。

　　蘇州洞庭山幫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匯豐銀行買辦以來，祖孫三代把持著匯豐銀行買辦位置長達半個多世紀，匯豐銀行一切對華業務，包括對上海錢莊票號的拆票業務，對中國政府的政治貸款、鐵路貸款以及對鴉片貿易的墊付銀款業務，都由席家把持的匯豐銀行“買辦間”進行操作。清朝洋務派的高官，從左宗棠、李鴻章到盛宣懷，一旦需要融資，就勢必要求席家幫忙，無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鐵哥們兒。日常業務中需要經¬常融資的上海錢莊，更是對席家言聽計從。

　　席正甫同輩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簡單，老大席嘏卿在英國渣打銀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進去當了買辦，是該行的元老。老三席縉華曾是英國德豐銀行、華俄道勝銀行買辦。老四被過繼給席家親戚、新沙遜洋行第一任買辦沈二園，并繼任沙遜洋行買辦，人稱“沙遜老四”。

　　除了給國際銀行家當買辦，席家還利用自己對外國銀行的業務壟斷和政府官員的人脈關系，憑借自己的雄厚財力，使席家參與創建了中國的官辦銀行體系，如戶部銀行、大清銀行、中國銀行等，并成為主要股東。

　　可以說，整個上海的金融業，從外資銀行，到官辦銀行，再到民營錢莊、票號，全都在席家的勢力范圍之內。當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試，就將號稱中國首富的胡雪巖斬于馬下。

　　席氏子弟陸續進入家族的買辦關系網，成為13家外國銀行的買辦，更多的姻親、同鄉、同學也逐漸進入這一體系，一個勢力強大的金融社會關系網絡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時的同學，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后來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造幣廠廠長，席德懋則擔任中國銀行的總經¬理。

　　席家選擇了支持蔣介石，就等于國際銀行家對蔣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國，屬于蔣介石的時代來臨了。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業聯合會的代表團拜訪蔣介石，聲稱只要他和共產黨決裂就給予財政援助。據當時《字林西報》報道，代表團強調“上海立即回復和平與秩序”的重要性，蔣介石做出了“迅即調整勞資關系”的保證。3月31日，虞洽卿與上海商業聯合會牽頭正式成立了“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參加委員會的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北四行”聯合準備庫副主任錢永銘等大銀行家，以及中國銀行、交通銀行(5.48,0.01,0.18%)這兩家最大的華資銀行代表，匯集了當時中國金融業幾乎所有的頭面人物和大機構代表。

　　上海的銀行與錢莊，于4月1日～4日，向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的財政援助。【18】4月8日，美國駐滬總領事高思，得知江¬浙財閥已給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但條件是，“堅持除非從國民黨中清除共產黨員，否則他們就不再給他支持”【19】。銀行家畢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雖然給蔣介石畫¬了個6000萬大洋的大餅，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兒干漂亮了，才會接著給。

　　蔣介石拿到這筆錢后僅一周，就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四一二”政變！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工人、農民和左翼人士。

　　蔣介石提出了對共產黨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血腥口號，銀行家覺得很“給力”，馬上又向蔣介石提供了700萬銀元【20】。一時間，大江¬南北，直殺得人頭滾滾，血流成河！蔣介石用一大批共產黨人的頭顱¬，為自己投靠國際銀行家勢力集團繳納了一張血淋淋的“投名狀”！

　　蔣介石的“再融資”

　　此時完成“項目考察”和“一期融資”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后，“蔣介石項目”的投委會主任，換成了江¬浙財閥中生代的代表陳光甫。陳光甫早年畢業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回國后不久創辦了在中國金融史上獨樹一幟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從1915年吸收的存款1.8萬銀元起家，到1933年達到存款3330萬銀元的驚人規模，堪稱金融奇才。

　　另外，陳光甫與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關系密切。陳光甫在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時候，一共募集到7萬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萬銀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義也投了5000銀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寫信給陳光甫，邀其南下。有了這層關系，陳光甫儼然成為蔣介石最倚重的銀行家。

　　陳光甫不辱使命，發動“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專門替蔣介石承銷公債，為嚴重缺錢的蔣介石進行大規模融資，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當時打著“國民革命”旗號的蔣介石政權，為了凸顯其“革命性”，繼承以前廣州、武漢國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關關稅5% 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稅，也就是所謂“二五附稅”，以期保護民族工業。當然，在洋人同意之前，這個“二五附稅”還只是一句口號，但是這并不妨°¬銀行家把這筆“莫須有”的未來收入作為抵押，來發行蔣介石政府的公債。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認購“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是為了“防范軍閥與共產黨”。他們在政治上，選擇了南京國民政府，并在經¬濟上支持蔣介石。債券的發行明定還本付息，確立政府債務信用。為了監督發行公債所得資金得到合理運用，江¬浙財閥還專門成立了“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基金保管委員會”，主任由江¬浙財閥的另一巨頭、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總經¬理李馥蓀擔任。這個基金保管委員會加強了蔣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關系。

　　“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的發行總額為3000萬銀元，月息七厘，從同年7月起，分30個月攤還。這筆公債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兩省共同負擔，此外加派兩淮鹽商300萬銀元。在所有認購蔣介石政權公債的人士中，江¬浙財閥占了8成，其中，中國銀行承購的數額最多。【21】

　　中國銀行的總經¬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張嘉¬H。張嘉¬H早年就讀于日本慶應大學，1914年，年僅28歲就當上了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在張嘉¬H的領導下，中國銀行拒絕與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財閥各大銀行、交易所、大企業募集股本金近600萬銀元，于1923年買下北洋政府的500萬銀元官股，將北洋政府的股份擠出了中國銀行的體系，使中國銀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國銀行的私有化。

　　聲名大振的張嘉¬H與上海金融界的實力派人物李馥蓀、陳光甫等人成為莫逆之交。為使上海銀行界同行聯合對外，他發起成立由各行經¬理參加的星期五聚餐會，借以交流金融信息，聯絡感情，交換意見。張嘉¬H利用這個聚餐會，廣交朋友，分析各種信息，傳播科學的經¬營方式，很快打開了局面，使得這個聚餐會逐漸擴大，后來演變成上海銀行公會。上海銀行公會以三個人為核心，即為蔣介石融資最多的張嘉¬H，組織融資的總負責人陳光甫和監督資金去向的李馥蓀，三人關系密切，被視為江¬浙財閥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僅僅兩個月間，蔣介石就獲得了4000萬銀元的融資，大大超過整個國民政府在1924～1927年間從蘇聯獲得的3000萬金盧布的資助。蔣介石的“投機生意”，看來大獲全勝了。

　　他“剝離”了國民黨內蘇聯和共產黨的“危險資產”，拉¬來了規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風險投資——江¬浙財閥及其背后的國際銀行家。然而，他還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那就是依然受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控制的武漢國民政府。

　　“寧漢合流”背后的“資本重組”

　　1927年4月9日，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汪壽華收到杜月笙派人送來的一份請貼，邀請汪壽華4月11日到杜公館赴宴，有要事相商。汪壽華因為與青洪幫常打交道，認為“他們還講義氣”，就決定前去赴約。4月11日晚上8時許，汪壽華來到杜公館后，一陣不祥的預感忽然涌上心頭，杜月笙并沒有出現。周圍逼近的打手，目露殺氣。汪壽華暗叫不妙，轉身想走，已然來不及了。幾個打手一擁而上，手法嫻熟地將其打•¬在地，干凈利索地裝進一只麻袋，塞進汽車運到龍華郊區活埋。

　　緊接著，12日凌晨3點，杜月笙手下的青幫流氓配備了手槍，組成有特定攻擊目標的分隊，穿著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裝，乘車沖出青幫大本營法租界。同時，幾百名白崇禧部隊的士兵也同樣偽裝穿過公共租界，分赴閘北、南市、滬西等處，襲擊了南市工人糾察隊的駐地。二十六軍周鳳岐的部隊在晚上已進駐靠近工人糾察隊集結地和總工會總部的陣地，這時借維持秩序，調節沖突之名，將工人糾察隊強行繳械。

　　當天中午，上海市總工會發動全市工人總罷工，游行示威抗議暴行。結果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開始向游行“國民”開槍，大屠殺開始了。兩天之內，300名工人被殺，500人被捕，5000人“失蹤”。隨后，在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廣東、常州等地發生大規模血腥鎮壓，大約25000名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殺。全中國的人都知道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公然背叛了國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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