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素的政治，樸素的文明[1]

韓毓海

（本文為韓毓海教授在其新書《天下——包納四夷的中國》發布會上的發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已經向我們走來了。

面對空前的機遇、空前的挑戰，正在興起的中國必須處理好以下兩個問題：一，邊疆問題，二，民生問題。

從國內看，發展邊疆、建設邊疆，這乃是基于三大需要：第一，只有全國一盤棋的發展，才能真正增加國家能力；第二，只有維護民族團結，才能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第三，只有切實改善并解決邊疆地區各族人民的民生問題，才能解決區域發展不協調。[2]解決好我們內部發展不協調的問題，基本的抓手就是建設邊疆、發展邊疆。

而從國際環境看，一個基本判斷是：在核時代，擁有先進核武器技術、太空技術的大國之間直接發生軍事沖突的可能性極微，但是，利用中國內部區域發展的不協調，利用歷史上的族群矛盾，以制造邊疆動亂和民族分裂，從而阻擋中國發展和前進的步伐，這已經不是一種可能性，而是一種明確的戰略。

邊疆問題，既是國內問題，也是國際問題，邊疆問題，既是現實的挑戰，也是歷史的課題。

“包納四夷”，這既是中國文明的歷史，也是中國文明的現實；而“文明沖突論”既不符合中國歷史、既違背了中國文明的基本價值取向，也絕不是我們觀察、理解當今世界的方式和出發點。

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既有的現代西方政治學，特別是其國家學說，不能很好地解釋中國問題。按照歐洲的政治學和國家理論，現代國家的基本形式就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而不是“帝國”，但是，今天的中國既是一個現代主權國家，也包納了56民族，并把清帝國的版圖接受了下來，在蘇聯解體之后，中國是唯一的一個保持了“帝國”規模的現代國家，中國有著廣闊的邊疆，這在全世界是唯一的。

矗立在黃河之顛、中原大地上的龍門石窟，面向北國的輝煌伽藍云崗石窟――而它的源頭，則在敦煌、在克孜爾千佛洞、在尼雅、在樓蘭、在輝煌的波馬――在大月氏吐火羅。自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初的偉大“軸心時代”里，希臘文明、波斯文明和中華文明在此相遇，在此融和，這里是“文明軸心”的軸心，它雄辯地證明：文明起源于融和，而不是沖突。它雄辯地證明：人類文明的第一次輝煌開始于亞細亞的心臟，而廣闊的中國西部，就是文明心臟的重要構成部分。

我們今天的奮斗，就是為了讓歷史告訴未來，讓現實證實歷史。

1701年，歐洲開始了西班牙繼承權戰爭，從而瓦解了歐洲最后一個帝國西班牙，歐洲從此走向了彼此征伐的民族國家體系，而此時中國的康熙皇帝，卻開始了平三藩、下葛爾丹、收西藏的大業，奠定了中華民族的基本版圖，從此完成了一個空前的大帝國建設；1923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形成的歐洲協約國集團，通過《洛桑條約》，將奧斯曼帝國瓦解為今天的紛擾的阿拉伯世界和土耳其共和國，橫跨歐亞的奧斯曼帝國遂自此滅亡，而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卻結束了軍閥混戰和帝國主義條約分割，使得近代走向四分五裂的中國再次完成統一。

為什么中國與西方的道路如此不同？中國的現代命運，為什么又與奧斯曼帝國、莫臥爾帝國、薩法維帝國如此不同？

在帝國主義勢力自西向東瓜分世界的狂潮中，中國最后一個王朝清之所以還能夠守住西部邊疆，這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滿族統治者本身就來自邊疆，它對于經營邊疆具有深刻的歷史經驗。而近代以來，軍閥混戰、四分五裂的中國何以會在共產黨的手里完成了統一，這其中也包含著同樣的道理：一，共產黨在農村基層建立了牢固的政權，二，共產黨革命時代具有經營邊區、邊疆的深刻經驗。

認識現代中國，就必須了解中國歷史，而認識中國的現代轉化，關鍵又在于我們怎么認識偉大的中國革命。

中國革命如下的兩個特點尤其值得關注：一，它是從基層起來的，是“以農村包圍城市”，如果講得更具體一些，這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礎上的人民軍隊制度；而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唐代的“府兵制”可以與之媲美。因為唐的府兵，就是在均田制的基礎上，選拔品質優秀、德才兼備的農民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一個在基層選拔骨干和積極分子的活動，而每次退伍，都是一個壯大基層骨干和積極分子的過程，如此一來，就在中國的最基層農村，建立起牢固的基層政權、基層組織，從而結束了基層一盤散沙的局面。

二，它是從邊疆和邊區起來的。紅軍長征，是從大西南的納西、彝族、藏族地區，鐵流滾滾溶入大西北的回族、羌族聚居區，少數民族的家園，就是革命者的根據地，陜甘寧、晉察冀、東北和蒙古地區，是共產黨革命時代的立身之地，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革命又是以“邊區”包納或者“包圍”中原和江南。

我們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方才指出：中國革命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偉大遺產：綜合了唐太宗的均田、府兵和康熙大帝經營邊疆的成就，能夠繼往開來，從而把傳統的中國，成功地轉化為現代中國，實現56個民族大團結，打破基層與上層的隔閡、實現民族之間的平等、維護了祖國版圖的統一。

因此，倘若否定了中國革命――否定了從孫中山到毛澤東的革命，則基層必亂，而喪失了中國革命建設“邊區”的經驗，則邊疆不穩。而一旦邊疆分裂，這么多人口被擠壓在中原或者東南沿海一隅，那將是一種什么局面？如此局面，非但談不上發展，連13億人口起碼的生存都成了問題。

只有了解歷史，只有研究歷史，我們才能明白這個樸素的道理。

“一要生存，二要發展”。人口多、底子薄，這既是我們的歷史，也是我們的現實。因此，保障絕大多數人、特別是基層勞動者基本的生存條件、生存權利，這就叫做“民生”，它為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提出。而追求民生，追求基層勞動者基本的生存條件和生存權利――這便是近代以來，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內容。

“人口很多，資源有限”。近代以來，我們飽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欺壓，中國的發展，不能以掠奪和霸占世界資源為前提，重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老路，中國的興起和發展便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平等地分享有限地資源，乃是個人自由發展的前提，而這就是孫中山先生“人人平等”的民權主義，與把少數人無限制的“自由發財”擺在首位的“人權主義”的基本區別。

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另一個嚴峻問題，當然就是民生。

今天大家喜歡講民主，認為追求現代化，就是追求民主化；民主，當然是個“好東西”，但是，抽象的民主，卻未必就是個好東西。什么是民主？民主不是空洞的口號，民主的實質就是平等，消滅三大差別，消滅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內地與邊疆之間的差別，這當然就是追求平等，這當然就是最大的民主。包括中國革命在內的中國現代歷史的基本指向，就是追求平等：國內的和國際的、中國的與世界的。

阿瑪提亞.森，一個英籍印度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指出：1，平等不僅僅是“起點平等”，還必須包括“分配的平等”，而分配的平等主要是指使“最小受益者福利最大化”，即改善社會最下層百姓的生活和福利，而并不是某些經濟學家鼓吹的：憑借把蛋糕做大、依賴“涓滴效應”。2，森還提出：平等同時必須包括“能力的平等”，即要增加下層勞動者的能力，就必須給他們受教育的機會、平等參與政治的機會，以提高他們的信心，在印度，種姓低的人能力永遠低，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機會，更沒有信心。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增加基層勞動者能力這一點上，則取得了很突出的成就。3，森指出：在三年自然災害中，中國因為信息的不暢，發生了嚴重的饑荒，但是，一旦解決了信息不暢的問題，中國就徹底杜絕了大規模的饑荒，而印度的民主制度，卻沒有能夠解決持續的饑荒問題，森的統計表明：在1948－1976這個區間里，中國比印度少死了一億人，這就是因為中國基層百姓的福利條件得到了根本改善。這同樣是人類歷史上非常輝煌的發展成就。

民主從來就分“形式的民主”和“實質的民主”這兩種，所謂“形式民主”就是選票、多黨制、議會，而實質的民主，核心其實也就是民生。民主是用來干什么的呢？當然是用來為老百姓服務、謀幸福的，如果民主搞成了階級對立、種族對立、互相殺伐、民不聊生，搞成了華爾街專政，搞成了幾大家族輪流坐莊，搞成了媒體作秀，搞成了青紅幫黑社會，這就是形式民主的破產。

至于說到選舉和公開化，這里當然還有“選人”與“選政策”的區別。只是簡單地“選人”，你如果選上了陳水扁，他在“法定任期”內胡作非為，老百姓除了再等下一次選舉之外根本沒有別的辦法，而“選政策”，即通過政策的公開化，一個政策出臺必須幾上幾下，強調公民普遍參與制訂政策，強調老百姓監督落實政策，這當然更是實質的民主。中國式民主的一個核心，就是平等、民生、是人民廣泛參與政治和政策，而這就是努力追求實質的民主，我們稱為人民參與型民主，這里的參與，不是說只有通過選舉儀式才能參與，而是在基本政策的制訂過程中，始終要遵循民意，始終遵循公開、公正的原則，這種人民參與是日常性的，不是儀式性的。它選的是公共政策，不是政治明星。

正因為民主是好東西，所以，我們方才不能讓對“好東西”的想入非非沖昏了頭腦。世界民主進程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只有把民主落在實處，只有追求切實的民主，民主才能真正有價值、有活力，才不至于把民主搞成令老百姓受苦的動亂。

黑格爾在《法哲學》中指出：“自由、平等、博愛”――法國大革命提出的這種價值排序，如果翻譯為經濟學的術語就是：這里的所謂“自由”，是指擁有私人財產的個人（也就是經營工業和貿易的企業主、商人、銀行家、律師和官吏）的自由，而“平等”，則意味著這樣的個人、私人在市場上以自己的產品進行“平等交換”，而交換達到的結果，便是私有者之間實現雙贏――而這就是“博愛”。

簡而言之，自由市場制度，乃是實現法國革命訴諸的“理想社會”之真正基礎。因此，上述價值排序的意義，也只有通過市場經濟活動本身才能被認識到。

但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 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場經濟體制，并不能自動帶來公平，這恰如森所指出的：僅憑一人一票，也絕不能杜絕饑荒。倘若放任上述大私有者追求其“個人自由”而不假節制，他們便會肆無忌憚地盤剝他人，必定會破壞環境，因為大的財團和公司通?？紤]的是自身的利益，并不是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如股東、團體和工人們的利益，這就必然會使得利益不平等的狀況惡化。事實上，放任大私有者和大私有集團的自由，而不顧及社會公平，這不利于經濟的發展，一個鮮明的例子是：美國的大多數民眾都比他們八年前更窮了，而美國模式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他們允許金融部門過快地增長，且稅收制度很不公平，這個意義上的放任個人自由、放任市場，其實就是放任有錢人無限制地攫取財富，而政府在社會公平方面卻無所作為。事實已經證明：這樣的經濟增長是不成功的，也是不能持續的。[3]

而阿瑪提亞 森所謂“追求下層勞動者福利的最大化”，就是把全體人民的吃飯問題、基本生存權利問題，擺在了少數私有財產者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之上。而追求下層勞動者福利最大化這一點，在孫中山先生倡導的“民生主義”中就更加具體化了，他說：“民生主義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吃飯問題，第二個重要問題是穿衣。就是要全國四萬萬人都可以得衣食的需要，要四萬萬人都是豐衣足食?！?/p>

一部分人要無限積累財產，要無限制地發財，而另一部分人則要吃飯，他們不要住橋洞，不要做“蟻族”、不要當“趙光腚”，這兩種需要，究竟哪一種需要應該擺在前面？孫先生認為：后者必須擺在前者之上。更進一步說：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需要節制、乃至排斥少數人無限制發財的私欲，而這便是孫先生所說的“天下為公”。

如果對比歐洲的“人權主義”，孫先生的“民權主義”的排序是：博愛第一、平等第二、個人欲望的自由第三，即這兩種排序可以說是完全顛倒的；而當著把孫先生的“民權主義”推進經濟領域，便就產生了一個以具體的“民生”為本，而非一個以抽象的“市場”為本的社會。

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追求的是下層勞動者福利的最大化，而法國大革命的“人權主義”，追求的則是工商業階級的利益最大化，前者要吃飯的權利、看病的權利、住房的權利，而后者要個人發財的自由、要求這種意義上的“個人自由”的無限制化――而這便是“民權”與“人權”的區別所在。

本來，所謂“人權宣言”這種說法，就是很不準確的，“人權宣言”這種習慣用法，更是一個常識性的錯誤，因為它真正的名稱是《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是1789年8月由法國“國民議會”頒布的，它的核心，也并不是申述人生來自由的“天賦人權”――而是強調：1，必須建立一個強大的政府來保證和分派權利（第十六條：整個社會如果其中權利的保證不肯定而且職權的劃分并不確定，就絕無組織結構可言）；2，與“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相聯系的，乃是公民納稅的神圣義務（第十三條：為了維持公共軍事力量與行政開支，一種普通的捐稅是必不可少的）。

更重要的是，《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的主旨強調指出：只有“公民”才能享受“人權”，即它要保障的，只是“公民”的人權，而并不是所有的法國人，更不是所有的人的權利，而這里的“公民”，也就是“第三等級”，《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乃是“第三等級”的宣言，它申述的也是“第三等級”的權利，而“第三等級”包括：手工業者、企業家、商人、銀行家、教師、公務員和律師，“第三等級”與不勞而獲的貴族和教士、游手好閑者、叛國者處于對立狀態，申述前者的自由，也就是要對后者實行專政，《人權與公民權宣言》非但不承認后者可以享有自由和人權，而且，后者的相當一部分，應該被送上斷頭臺。[4]

恩格斯指出：《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申述的，當然不是所有人的權利，而是以第三等級為基礎的“國民”、公民――即經營工業和貿易的商人、企業家、銀行家、律師和官吏的權利，在它的實施過程中，不可避免要導致兩個結果，第一是導致了大地產商、金融家和軍火商的專政，[5]第二是無視了占當時法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權利和利益，更無視了新興的無產階級的權利[6]。

而這兩個結果都極大地違背了平等和公正。

這次革命，是第三等級即從事生產和貿易的國民大眾對以前享有特權的游手好閑的等級即貴族和僧侶的勝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級的勝利只是這個等級中一小部分人的勝利，是第三等級中享有社會特權即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奪得了政治權利。而且這個資產階級還在革命過程中就迅速地發展起來了，這是因為它利用沒收后加以拍賣的貴族和教會的地產進行投機，同時又借承辦軍需品欺騙了國家。

那么，孫中山的“民權主義”與法國大革命的“人權主義”的區別何在呢？“民生主義”與抽象的“民主”的區別又何在呢？

區別在以下兩點：第一，法國人所提出的所謂的“公民社會”，或者歐洲的“市民社會”，不但是把歐洲之外的其他民族排斥在外，不但把歐洲內部的賤民、農民和無產者排斥在外，而且，歐洲市民社會的自由發展，更是建立在對上述人類全體的掠奪和剝奪的基礎之上的。而孫中山“天下為公”的社會，則要求把保障夷狄和賤民、下等人的生存底線作為起點，它是以保障基層勞動者的基本福利為起點。第二，法國人提出的，乃是一個保護工商業者無限發財之自由的社會，而孫中山提出的，則是以保障所有人基本生存條件為前提的“小康社會”、“民生社會”。 后來的西方改良主義者對《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做了補充和修正：即為了保證和鼓勵個人私欲的自由發展，只有當這種個人欲望的發展達到了危害整個社會的全面危機程度，方才有進行“宏觀調控”的必要，但是，孫中山則強調：必須把保證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條件放在首位，否則整個社會就會解體。

我們完全可以說：法國革命提出的“人權”和“公民權”是排他性的，而孫中山的“民權”卻是包納性的，這就是因為孫先生堅持把“保障一切人起碼的生存條件”作為不可動搖的前提，于是，法國革命的理想，必然要訴諸歐洲型的民族國家和盧梭式的“國民論”、“公民權利論”，而孫中山的理想，則必然訴諸中國的“天下觀”，它很自然地會發展到李大釗式的“庶民論”、社會主義論。

民主和民生，兩者其中都有個“民”字，那么究竟什么是“民”呢？――在孫先生那里，“民”不是指狹義的“國民”，不是指特定的“公民”，不是指追求無限制地發財的那種“自由的個人”，而就是指普天下老百姓基本的生存條件。“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這是《詩經》的名句。而李大釗先生說：“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結晶；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權衡也?！边@就是說：保障民生，保障普天下老百姓基本的生存條件，這便是一切政治的基礎，離開了這個基礎，不僅僅是失政，而且是失德，即陷入合法性的危機。而這也便是中國的“法哲學”與西方的“法哲學”的基本區別。

為了個人無限制的發財，為了資本無限制的積累，不顧絕大多數起碼的吃飯、住房和醫療問題，以一己之私欲對抗天下人之饑寒交迫，這種欲望就是不道德的，也是不自然的，用中國哲學的說法，它便是有違于“天理”的。什么是“天理”呢？因為在中國法哲學的視野里，所謂“天理”也就是“自然”，而自然的，也就是簡單、樸素的。

朱子說：“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這就是說：保證老百姓基本的生存條件，即保障民生，這就是天理，而放任少數人的貪欲不假節制，鼓勵人欲橫流，這就不能避免社會和文明的腐敗。

呂坤說：“拂人欲自然之私，順天理自然之公”，而這就是說：你不顧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反而去鼓勵奢侈消費，不但炒賣房子，甚至連蔬菜糧食和淡水都要炒賣，你這就不是簡單的“通貨膨脹”，而是自私自利的惡性膨脹，而你去保障老百姓的民生，在打擊通貨膨脹的基礎上，從根本上打擊這種自私自利的惡性膨脹，這才是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這才是實現天理之公。

戴震則說：“一人遂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快己之欲，忘人之欲，私而不仁”。“欲之失，為私；私則貪邪隨之矣。”這就是說，如果離開了大多數老百姓的基本民生問題，去鼓勵少數人無限制積累財富，如果離開了共同富裕這個目標和前提，去鼓勵一部分人無限制發財，那么，你所要建立的，就不是個人道的社會，而必然是一個私欲膨脹的腐敗社會。

樸素當然不等于貧困，自然樸素，絕不等于貧困落后，奢侈浪費，更不等于文明先進。恩格斯曾經以為，相對于近代歐洲的市場社會和欲望文明而言，那些“落后的文明”共同體，反而更加公正和團結，但他的理由卻是說：這是因為落后的文明生產力不發達、剩余價值還不豐富的緣故，人們彼此之間，不分享社會財富、不互相依存便不能生存，于是，“落后的文明”中，方才保持了市場社會中人所不具備的純樸美德。恩格斯的看法中蘊涵著一種假定：自然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隨著技術的發展，大自然會給我們提供無窮的財富――但是，他的這種假定起碼是過分樂觀的，自然資源并非無限的，而是有限的，因此，追求一種樸素的生活、樸素的文明，不僅僅是先民、前人和“落后”文明的不得不然，也絕不僅僅是人類的過去和歷史，而正是我們的現實與未來。

正是自然資源的有限性、不可再生性，從根本上規定了：樸素的，才是文明的。

而貧窮，也絕不僅是缺少物質財富，因為所謂“貧困”，更是指人的欲望永遠的不滿足，是對少數人無限制地積累財富的貪欲不假節制；讓.保羅.薩特曾經說：“什么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就是在積累財富的同時積累貧窮”，在資本社會里，無論銀行家、企業家還是工人、消費者，每個人都感到自己缺錢，每個人都被深刻的“貧困感”所驅動，而這種貧困感正是市場社會的產物。塞林斯（Marshall Sahlins）說：在市場社會里，每個人都希望擁有比別人更多的物質財富，雖然他實際上并不真正需要這些東西?！柏毟F不是簡單的缺乏財富，貧窮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系，貧窮是社會地位攀比的產物，因此，它是文化的創造物，是與文明共同生長；同時，它是階級之間一種人為的怨憤的區分。”[7]

市場社會并沒有消滅貧窮，因為那根本就不是它的目的，相反，它激發起無窮無盡的“貧困感”，這便是所謂的“呈富不之恥，窮極不言義”，而這種貧困感，就深深地植根于對人永不能滿足的財富積累欲望的制度性肯定之上。于是，面對著一大群要餓死的人，面對著那些許多無家可歸者，富可敵國的銀行家、地產商們總是會這樣說：“很抱歉，我愛莫能助，因為我比他們還要貧窮，他們在尋找果腹之糧，而我正在為下一個偉大項目尋找投資，至今未果，實際上，我比他們還要缺錢。”

一個人樸素，恰恰是因為他能胸懷天下；一個政黨樸素，恰恰是因為它肩負著江山。“打天下，坐江山，一心為了老百姓的苦樂酸甜；謀幸福，送溫暖，日夜不忘老百姓康寧團圓。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天下是老百姓的天下，胸懷天下，就是胸懷老百姓。

強調民生，即強調保障大多數勞動者基本的福利和生存條件，乃是我們事業的根本前提，強調民生，這不僅是為現實逼迫的結果，這更不是權宜之計。因為在中國文明中，它就是“天理自然”，是我們祖宗所說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是自孫中山先生以來，中國革命與改革的康莊大道。

它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是未來人們凝望我們的眼睛。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