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米塞斯：論平等和不平等》

何雪飛

這是一篇著名自由派學者米賽斯（中國自由派人士的老祖宗）的著作。這篇文章邏輯混亂、荒唐可笑。

比如米賽斯極力嘲諷反對“人類嬰兒不論稟賦都像河流一樣相同”這樣的觀點。

的確，要求每個嬰兒完全一樣顯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嬰兒間的差異是否比成人間要小很多呢？

顯而易見，人出生時，嬰兒與嬰兒個體相比，是比較平等力量均衡的。是這個不公正的社會使人們死的時候，一小撮人成為大壟斷資本家，大部分人成為依靠出賣勞動力才能維持生存的勞動者--雇傭奴隸。人和人之間的力量差異（包括財富、地位、能力等等），與其說是與生俱來的，不如說是整個社會塑造的結果。越是邪惡的不公正的社會，最終人和人之間的強弱力量對比（如財富、地位等）反差越大。

退一步，即便是人與人出生時已經不平等，比如有的嬰兒是殘疾人，不如別的嬰兒天生智慧，但是，這是這個嬰兒本身的罪過嗎？他需要為這種與生俱來的不平等承擔責任嗎？

可見，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不僅是善的追求，也是真實而智慧地思考社會本質的結果。

左翼科學而智慧地認識到，人類社會是個整體，每個個體是整體的一部分。人類社會須走向大同。

而右翼拼命地否認這種辯證關系，他們否認集體、否認階級，他們無限抬高人的個體性、原子性、獨立性，無限地張揚個人主義。因為一旦承認階級存在，集體存在，那么就有了階級斗爭，集體主義就有了合法性。

為了否定集體主義與階級性，自由派們只好否定集體的存在、階級的存在，只承認一個個的個體存在。于是，資本家們的財富地位都是他個人奮斗的結果，而工人貧困也是他懶惰無能的應有結局。顯然，這種意識形態顯然最有利于資本家們的統治。

通過這個簡單的問題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哈耶克、米塞斯等自由派人士(中國自由派的老祖宗們)不是天生歹毒、兇險邪惡，心甘情愿地為資本家們當走狗的話，那只能是一群智商低下的腦殘人士。

附文：

《米塞斯：論平等和不平等》

米塞斯/文
彭定鼎/譯

激勵了18世紀人權宣言的自然法學說并沒有包含這樣一個顯然謬誤的命題：所有人在生物方面都是平等的。它宣稱所有人生而享有平等的權利，這種平等不能被任何人造法律廢除，它是不可違背的，或者更準確地說，不可限制的。只有個人自由和自主的死敵、集權的衛道士把法律面前的平等原則詮釋為來自所謂所有人的心理和生理的平等。1789年11月3日法國的人與公民權利宣言宣布了所有人生而平等而且永不改變。但是，在恐怖政權的前夜，作為1793年6月24日憲法的前身的新的宣言宣稱所有人“稟賦”（par la nature）平等。從此，這個觀點，盡管與生物方面的經驗顯然抵觸，卻成為“左派思想”的學說之一。于是我們在《社會科學全書》中讀到，“人類嬰兒不論稟賦都像河流一樣相同。” [1]

然而，人生而在體力和智力方面都不平等這個事實是不容爭辯的。一些人在健康和精力、頭腦和才能、毅力和果斷方面比別人強，因而比別人更加適合從事人類事務——這是一個馬克思也承認的事實。他把“個人稟賦的不平等因而生產能力（Leistungsfähigkeit）的不平等”稱為“天賦才能”，還說到“不平等的個體（如果他們不是不平等的，他們就不會是不同的個體）。”[2]用通俗心理學的話我們可以說，一些個體有能力比其它個體更好地適應生存斗爭。于是我們能夠——不陷入任何價值判斷——從這個觀點區分強者和弱者。

歷史表明，遠古以來，強者就利用其強勢攫取權力奴役廣大弱者群眾。在身份社會（status society）中存在階層等級。一邊是占有了所有土地的主人，另一邊是他們的仆從，臣民、農奴和奴隸，沒有土地身無分文的流浪漢。下等人的義務是服侍他們的主人。這種社會制度旨在僅僅維護作為統治者的少數——王公及其貴族隨從——的利益和地位。

這大體上就是世界各地從前——正如馬克思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告訴我們的，“資產階級的利欲熏心”在經歷了幾個世紀而且在世界上許多地方仍然在進行的過程中埋葬了“美好的過去”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之前——的狀況。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徹底地改變了人類的經濟和政治組織方式。

請允許我復述一些眾所周知的事實。在前資本主義時代，上等人是主人，下等的大眾服侍他們，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有才華有能力的人們要想從天賦才能中獲益就必須盡全力為不那么有才華的多數人服務，此外別無它途。在市場中，經濟權力屬于消費者。他們通過購買和拒絕購買最終決定應當生產什么、誰生產、如何生產、什么質量、多少數量。企業家、資本家和地主如果未能以可能的最佳最廉價的方式滿足消費者的最迫切的需求就將被排擠出生意圈子，喪失其地位。在公司和實驗室里，最敏銳的頭腦正忙于把最復雜的科學研究成果轉化為生產更好的用具和裝置，供那些對于制造這些東西所依賴的理論一無所知的人們使用。一個企業越大，它就越多地被迫調整其生產以迎合群眾——它的主人——的永遠變化的不可捉摸的需求。資本主義的基本原理是供應大眾的大批量生產。正是大眾的垂青使得企業壯大。普通人在市場經濟中是至上的。他是“永遠正確的”顧客。

在政治領域，代議制政府是消費者在市場上的至上地位的對應物。官員們依賴投票者正如企業家和投資者依賴消費者一樣。人民統治——民主——取代絕對王權和其它形式的少數人統治的歷史過程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取代前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過程。只要市場經濟被社會主義廢除的地方，專制獨裁就復辟。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專制被“無產階級專政”還是“人民民主”還是“元首領導”的別名偽裝無關緊要。它永遠是多數服從少數。

沒有什么比稱資本家和企業家為“剝削”下層人民的“統治”階級更加徹底地誤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狀況了。我們不考慮那些資本主義制度下從事工商業的人們在任何能夠想象的生產組織中會如何利用超越常人的智力。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他們爭先恐后地服務于才智平庸的群眾。他們全心全意地完善供應消費者的方法。每年每月每周都有前所未聞的新事物出現在市場上并且很快為許多人獲得。

使“勞動生產率”成倍增長的不是手工勞動者們的某種程度的努力，而是儲蓄者們的資本積累和企業家們對其合理的運用。如果沒有其運用所需的資本先前通過節儉而積累，技術革新將毫無用處。人類如果沒有手工勞動將無法生存。然而，將人提升到動物層次之上的不是手工勞動和重復性工作，而是滿足——永遠不確定的——未來的需求的思考和預見。生產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由精神主宰的行為。這個事實不可能被“勞動”僅僅表示手工勞動的語義用法抹煞。

II

了解一個強調人的天生的不平等的哲學與許多人的感情抵觸。人們多少有些勉強地承認他們在藝術、文學和科學方面——至少在他們的專業方面——的天賦是不平等的，而且他們在運動方面絕不是冠軍的對手。但是他們不愿意承認他們在其它人類事務和關懷方面的低下。在他們看來，那些在市場上勝過他們的人，那些成功的企業家和生意人，所擁有的勢力全都是出于邪惡。他們本人呢，感謝上帝，過于誠實和善良，不會采取那些不誠實的行為手段——他們說，正是這些手段使人在資本主義環境中發財。

然而，有一類日益增多的文獻公然聲稱普通人為低下種類：關于消費者行為和所謂的廣告邪惡的書籍。[3] 當然了，作者和為這些著作喝彩的公眾都不公開聲稱也不相信那是他們所說的事實的真正含義。

按照這些書告訴我們的，典型的美國人在本質上就不適合從事最簡單的家居日常生活。他或她不會購買操持家務所需的物品。出于他們內在的愚蠢，他們易于受到商人們的詭計的引誘購買沒有用的或者不值錢的東西；因為企業主要關注的不是通過向消費者提供他們所需的物品，而是通過向他們推銷不需要的商品——如果他們能夠抵御“麥迪遜大道”的伎倆的話就絕不會購買這些商品——盈利。普通人的意志和智力的內在的不可消除的弱點使得顧客的行動像“小孩子”一樣。[4] 他們是推銷員的手段的輕松獵物。

這些激烈的譴責之詞的作者和讀者都不明白，這些說法意味著，大部分國民是白癡，不能夠處理自身事務，急需監護。他們對成功的生意人的嫉妒和仇恨極其深入，以至于他們沒能明白他們對消費者行為的描述與“古典”社會主義文獻關于無產階級卓越性所說的一切相矛盾。這些老一輩社會主義者賦予“人民”、“勞苦大眾”、“手工業工人”一切完美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在他們眼里，人民不是“小孩子”而是世界上偉大美好的事物的創造者和人類更加美好未來的建造者。

毫無疑問，一般而言，普通人在許多方面不如普通工商業人士。但是這個差別首先表現在普通人思考能力、工作能力的局限性晌，因而他無法在人類共同的生產性活動中貢獻更多。大多數滿足于做常規性工作的人其實無法從事任何需要些微創造性和思考能力的活動。但是他們并不遲鈍得無法良好管理家務。被妻子派到超級市場“購買面包卻買了一大堆自己喜歡的小吃回家”[5]的丈夫并非典型。不顧內容而僅僅由于“喜歡包裝”[6]而購買的家庭主婦也不多見。

人們普遍承認普通人品味低下。因此，完全取決于大眾的垂青的工商業就被迫帶入市場低俗文學和藝術。（資本主義文明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在“普通人”至上的社會環境中做出高質量的成就。）更加眾所周知的是許多人沾染了導致不良后果的習慣。在轟轟烈烈的反資本主義運動的煽動者看來，人們的低下品味和不安全消費習慣以及我們時代的其它邪惡都是“資本”的各個分支的公共關系或者銷售活動產生的——戰爭是“死亡業”軍火工業制造的；酒精成癮癥是巨大的“威士忌托拉斯”和啤酒釀造企業這些酒業巨頭制造的。

這個哲學不僅僅建立在把消費者貶低為輕而易舉受到詭計多端的小販欺詐的毫無心計的吃奶孩子的學說之上。它還蘊涵著這樣一個荒唐的結論：消費者真正需要的、即使不受商家蠱惑本來也會購買的商品的銷售對于企業來說是無利可圖的，而另一方面，只有對買主很少有用或者完全沒用的甚至干脆有害的商品的銷售才有大利潤；因為如果不這么認為，就沒有理由斷定在市場競爭中壞商品的商家會戰勝好商品的商家。據說那些狡詐的商家使用的說服廣大顧客購買的巧妙手段也可以被那些提供好的有價值的商品的商家在市場上運用。但是這樣的話好的和壞的上品就在同等條件下競爭，沒有理由斷定好的商品前景悲觀。如果兩類商品——好的和壞的——都得到所謂商家手段之助，那么好的商品必然會有優勢。

我們不必考慮論述消費者的所謂的愚蠢和需要權威政府的保護的大量文獻所提出的問題。重要的是這個事實：盡管人們普遍相信所有人的平等的學說，普通人不適合于處理日常生活的普通事務的說法得到大部分流行的“左派”文獻的支持。

III

人的天生的生理和心理平等的學說邏輯上把人的差別解釋為由后天影響造成的。它尤其強調教育所起的作用。據說，在資本主義社會高等教育是只有“資產階級”的子弟能夠享受的特權。人們需要做的是確保每個孩子都能夠上學、每個人都得到教育。

在這一原則的指引下，美國啟動了使每個孩子都受到教育的高尚的實驗。所有年青人6歲到18歲都要上學，而且其中盡可能多的人要上大學。隨后受過教育的少數人與教育不良的多數人之間的思想和社會差異就會消失。教育將不再是特權；它將是每個公民的權利。

統計表明這個綱領得到了實施。中學、教師和學生的數量成倍增長。如果當前的趨勢再持續幾年，改革的目標就會完全達到；每個美國人都將高中畢業。

但是這個計劃的成功僅僅是表面上的。只是由于一個保留了“中學”名義但卻完全破壞了其學術和科學價值的政策，這個成功才可能發生。過去的中學僅僅向那些至少掌握了一些被認為是基本的學科的特定的起碼知識的學生發放文憑。它在低年級就淘汰了那些沒有能力和稟賦達到這些要求的人。但是在新的中學制度下，選擇希望學習的課目的機會被愚蠢的或者懶惰的學生們大大濫用了。不僅初級代數、幾何、物理、歷史和外語這樣的基礎課目被大多數中學生逃避，而且每年都有不會閱讀和拼寫英文的孩子獲得中學文憑。一個非常典型的事實是：一些大學發現有必要提供特殊課程改進學生的閱讀能力。已經持續了幾年的關于中學課程的常常是激烈的爭論清楚地證明了只有少量十幾歲的孩子在思想上和道德上能夠從學校教育中受益。對于其它中學生來說，花在課堂上的時間根本就是浪費了的。如果人們降低中學和學院的學術標準以使占學生大多數的不那么有才華的不那么勤懇的青年能夠得到文憑，那么受到傷害的只是那些有能力從教學中受益的少數。

過去幾十年間美國教育的經驗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人們的智力稟賦中存在著任何教育都無法消除的天生差異。

IV

盡管有不可辯駁的相反的證明，但是人們仍然拼命地但卻毫無希望地試圖挽救所有人天生平等的命題，這是出于關于人民政府和多數人統治的錯誤的無法論證的學說。

這個學說試圖求助于所謂的所有人的天然平等論證人民政府的合理性。由于所有人都平等，每個個體都具備啟示并刺激了人類思想史、藝術史和政治史上最偉大的英雄的那些才華。只是不利的后天影響阻礙了無產階級達到最偉大的人物的杰出和功績。于是，正如托爾斯泰所說，[7] 一旦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讓位于社會主義，“普通人將會達到亞里斯多德、歌德或者馬克思的高度。”人民之聲就是上帝之聲，它永遠正確。如果出現分歧，人們當然必須認為某些人錯了。人們難以避免推斷少數比多數更可能犯錯誤。多數是正確的，因為它是多數，因而是由“未來的浪潮”孕育的。

這個學說的支持者必定認為對群眾的智力和道德的優越性的懷疑都是企圖用專制取代代議制政府。

然而，19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受到嚴重詆毀曼徹斯特分子和自由放任的倡導者——提出的支持代議制政府的論據與人的天然平等和多數的超人智慧的學說毫無共同之處。這些論據建立在休謨極其清晰地揭示的這樣一個事實上：當權的總是少數，服從他們命令的永遠是多數。在這個意義上說，每個政體都是少數人的統治，只有在被統治者相信忠誠于當權者比讓其它采取不同行政方式的人們取代他們更好的時候，這個統治才得以延續。如果這個信念消失了，被統治的多數就會奮起反抗，用暴力方式更換不受歡迎的當權者和制度。但是，現代社會的復雜的行業結構在一個多數人貫徹其意志的唯一方式是革命的事態中是無法維系的。代議制政府的目的就是避免對和平的這類暴利擾亂及其對道德、文化和物質福祉的有害后果。人民通知，也就是當選代表的統治，使得和平變革成為可能。它以公共輿論和人們處事的原則為基礎。多數統治是為那些相信自由不是從對生物學事實的站不住腳的歪曲中得出的形而上學原理，而是確保人類文明活動的不間斷的和平發展的手段的人服務的。

V

所有人天生的生物性平等的學說在19世紀產生了一個關于“人民”的半宗教的神秘主義，最終把這個學說轉化為“普通人”的優越性的教條。所有人都生而平等。但是上層階級的人們不幸由于權力的誘惑和沉溺他們獨享的奢侈被腐蝕了。人類遭受的苦難都是由這些卑鄙的少數人的胡作非為造成的。一旦這些苦難制造者被剝奪，普通人內在的高尚就將控制人類事務。生活在一個人民的無限善良和天才的世界上是令人神往的。每個人的從未夢想過的幸福即將降臨人類。

對于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家來說，這個秘密是俄國東正教的獻身行為的替代。馬克思主義者對于他們最危險的對手的狂熱幻想感到不安。但是馬克思本人對“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8]的幸福狀態的描述更加樂觀。在消滅了社會主義革命者以后，布爾什維克采取了這個關于普通人的歪理邪說作為其主義的極少數領導人的無限專制的意識形態偽裝。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計劃、國家資本主義或者隨便什么其它的同義詞）與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私有企業制度、經濟自由）的區別是這樣的：在市場經濟中，作為消費者的個體是至高的，并且通過他們的購買或者拒絕購買決定應當生產什么，而在社會主義經濟中這些事情是由政府決定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消費者是主人，供應商尋求消費者的庇護，在銷售之后對消費者說“謝謝”、“歡迎再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同志們”得到“老大哥”分配的東西并對之感恩戴德。在資本主義西方，平均生活水平大大地高于共產主義東方。但是事實是：資本主義國家日益增多的人們——其中包括大部分所謂的知識分子——卻向往所謂政府控制的福音。

對這些人說明普通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處境怎樣是徒勞的。群眾的智力低下最明顯地表現在這個事實上：他們致力于消滅他們本人在其中居于至高地位并且得到最有才華的精英人士的服務的制度，他們渴望回到精英人士欺壓他們的制度。

我們不要再自我欺騙了。表明社會主義信念的勝利進展的不是社會主義在落后國家——這些國家從未超越原始野蠻的階段，它們的文明許多世紀前就停滯了——的傳播。正是在西方世界社會主義取得了最大突破。每個縮減經濟組織的所謂“私人成分”的舉措都被認為是高度有益的、是進步，因而——如果有人反對的話——只是遭到短暫的縮手縮腳扭扭捏捏的反對。我們正“前進”在實現社會主義的大路上。

VI

18和19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把他們對于人類未來的樂觀看法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上：杰出的誠實的少數人總是能夠通過說服引導大多數下層人民走上通往和平與繁榮的道路。他們相信精英們總是能夠阻止群眾追隨形形色色的煽動者并采取導致災難的政策。我們暫且不追究這些樂觀論者的錯誤是由于高估了精英還是高估了群眾或者兩者兼有。不管怎么說，事實是，我們當代的絕大多數人正瘋狂地信仰最終旨在取消那個驅使最智慧的公民以最佳方式服務群眾的社會秩序的政策。群眾——包括那些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熱情地提倡一個他們不再是發號施令的客戶而是萬能當局的監護對象的制度。這個經濟制度被貼上“個人按需分配”的標簽，而其政治和社會產物——自封的當權者的無限專制——被貼上“人民民主”的標簽向普通人兜售，但這些標簽一文不名。

過去，社會主義者及其同伙各式各樣觀點的干預主義者仍然遭到一些經濟學家、政治家和工商人士的反對。但是甚至這些對市場經濟的常常是軟弱無力的捍衛也幾乎消失殆盡。美國勢利眼和“教養”的大本營，時尚的、得到慷慨捐贈的大學和富裕的基金會，是“社會”激進論的當代溫床。百萬富翁，而不是“無產階級”，是新政和它所派生的“進步”政策的最有效的教唆者。眾所周知，俄國獨裁者第一次訪問美國時銀行家和大公司總裁們比其它美國人更加真摯地歡迎他。

這些“進步”工商業人士的論據大體上是這樣的：“我在我的行業中的杰出地位歸功于我本人的高效和勤勉。我的天賦、我汲取經營大企業所需的知識的熱情、我的勤奮使我升至巔峰。這些個人品質能夠確保我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獲得領導職位。作為重要的生產部門的頭頭，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能獲得令人羨慕的位置。但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的日常工作會輕松得多。我不必再害怕競爭者在市場上提供更好更廉價的東西而超過我。我不必再被迫迎合神秘莫測不可理喻的消費者愿望。我將給他們我——專家——認為他們應該擁有的東西。我愿意用鬧哄哄的損害神經的企業經營換取公務員的崇高平穩的工作。我的生活和工作的風格應當像過去的王公貴族那樣說一不二，而不是像受到潰瘍侵擾的（指疲勞又焦慮—漢譯者注）現代公司主管。讓哲學家去操心社會主義的真正的或者沒有根據的缺陷吧。我從我個人的立場看不出反對它的理由。世界各地的國有企業經營者和來訪的蘇聯官員完全同意我的觀點。”

當然了，這些資本家和企業家的自欺不比各種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白日夢更有意義。

VII

考慮到今天的意識形態趨勢，人們被迫預計在幾十年里，甚至在不祥的1984年之前，每個國家都會采取社會主義制度。普通人將不再承擔指導自己的生活進程的乏味任務。當局將告訴他做什么不做什么，當局將給他提供食物和住所、教育和娛樂。但是，首先當局將免除他運用自己的大腦的必要。每個人將“按需”得到分配。但是每個人的需求是什么將有當局決定。就像某個更早的時期一樣，超人將不再服務群眾，而是主宰和統治他們。

然而，這個局面不是不可避免的。當今世界的潮流正在走向那個局面。但是潮流能夠改變，它們也一直在改變。通向社會主義的潮流也可能被另一個潮流取代。完成這樣的改變就是這一代人的任務。

[本文重印自《現代》（Modern Age ）1961年春季號—編者注]

[1] Horace Kallen, “Behaviorism,”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2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p. 498.

[2]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rogram of Gotha [Letter to Bracke, May 5, 187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8).

[3] [例如John K.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en Mifflin, 1958)—編者注]

[4] Vance Packard, “Babes in Consumerland,” The Hidden Persuaders (New York: Cardinal Editions, 1957) pp. 90-97.

[5] 同上p. 95.

[6] 同上p. 93.

[7] Leon Trotsky,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R. Strunsky, trans. (London: Geroge Allen and Unwin, 1925), p. 256.

[8] Marx, Critiqu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rogram of Go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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