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對小說這形式已經幾近放棄。我對故事的營造，愈發覺得缺少興致也缺乏才思。我更喜歡追求思想及其樸素的表達；喜歡摒除迂回和編造、喜歡把發現和認識、論文和學術——都直接寫入隨心所欲的散文之中?！獜埑兄?

　　張承志：中國仍是散文的國度

　　一向低調不太接受媒體采訪的張承志，今年2月破天荒地在新書發布會上接受了媒體的群訪。是為了給用心寫了兩年的《敬重與惜別——致日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做宣傳，還是多年堅持之外偶爾的一次妥協？

　　他的解釋滿懷善意：出版商為了銷售，可以理解，也不能一味地回避媒體。但這次采訪之后，網絡上大量出現“張承志稱不再寫小說”的報道。

　　這使張承志感到無奈：“這話我15年前就說過。而且也不是這樣的一句話。里面有對文學形式，以及文學所處時代的想法?！?

　　讀書報：這么多年來您只寫散文，媒體報道說您說“自己已經不具備充分的才能去寫小說了”。雖然您15年前已經說過這話，但是現在看來還需要重申一下原因。

　　張承志：小說的本質不是故事，而是虛構。我自己個人的閱讀體驗(也可能也包括很多讀者)，更想知道作品的本意，想知道自己想尋找的東西是否存在。在我寫過的一篇關于小說的文字《彼岸的浪漫》中這樣說過：“我居然也有十數年的作小說史。真是莫知悲喜，解說不清。而小說，無論怎樣‘作’，我自知并未入門，也不喜歡?！焙髞碓凇鄂r花的廢墟》里言及梅里美時我又寫過：“……惟結集時人才有空回憶、并接觸自己早期的習作。我不禁為自己和這些自己寫下的所謂小說的單薄，感到吃驚和害臊；也為容忍和成全了如此自己的時代，感到驚奇與慨嘆。如今我對小說這形式已經幾近放棄。我對故事的營造，愈發覺得缺少興致也缺乏才思。我更喜歡追求思想及其樸素的表達；喜歡摒除迂回和編造、喜歡把發現和認識、論文和學術——都直接寫入隨心所欲的散文之中。這并非是在貶低小說藝術?；蛟S正是這樣的我，才算懂得了尊重小說。……我發現，我其實沒有什么小說家的才能?！?

　　散文本身照樣可以有豐富的故事，只是散文或隨筆不虛構，更自由，論述的，抒情的，甚至考據的內容，都能在散文中表達。所以在這本關于日本的散文集中，我干脆寫出這樣的感覺：“純文學的討論以及藝術諸般，尚需緩行。一個民族要跋涉的文學路，尚要一步一步，數過他人不知的崎嶇。中國大致仍是散文的國度。因為命途多艱，小說的大潮尚未臨近。因為救國的老調，依然彈它不完；使外人心儀的風花雪月，埋在文字的深奧，蓬勃尚待一些時日”。

　　讀書報：在長篇散文集《敬重與惜別——致日本》中，您對因甲午海戰、八年抗戰、否認南京大屠殺等事件引起的中日兩國恩怨，做了中肯的探討和論述。在《天涯》上連載時外界的反饋如何？

　　張承志：《天涯》只刊登了部分隨筆，最重要的部分反而沒登。

　　讀書報：我覺得從年輕時候起，您就是一個很會學習的人，比如大學畢業后考研究生，研究生時就開始學日語——為什么選擇了日語？

　　張承志：讀大學時是四人幫時期，沒有集中精力學習的條件。當時我和一些同學的目標，是想速成一種外語，哪怕只能粗通皮毛，哪怕只是閱讀而不會口語，想用外語突破當時的思想禁錮，哪怕是稍微學一點，知道些新鮮的消息，哪怕讀讀考古資料，那是非常低級的愿望。這個目的達到了。1976年周恩來總理去世，我如饑似渴讀著從日本得到的消息。后來借到一冊梨本佑平寫的《周恩來》，就夜以繼日地翻譯。在那次紀念周總理的熱潮中，我使用“愛周”作筆名的這個譯稿，被廣泛地油印、手抄、打印甚至鉛印。

　　待到90年代去日本，我已經開始用日文寫作。出版了兩本書，其中一本是散文集《鞍與筆》。不用說，日本人接觸多了，他們的思想文化對我影響很大。

　　繼蒙古草原、新疆、西海固之后，我開始有意識地把西班牙與日本作為自己的文化參照。當然，對他們的語言深淺都嘗試了學習。畢竟在日本滯留的經驗也比較多，把它們寫出來，讓讀者分享自己對這一文化的思考，進而讓它成為我們發展和進步的參照，也是自己的目的。這樣，先是2006年專程去日本做了兩個月調查，然后開始寫作。

　　讀書報：是怎樣的調查？調查涉及哪些方面？寫作時的心態如何？

　　張承志：這是一次奢侈的調查。以前滯留日本的時候，沒有這樣旅行和調查的余裕。寫作時碰到的問題，逼著自己深入閱讀。我總對朋友說，這一次寫作背后的閱讀，令我無比懷念。大約對引用書都做了反復的精讀，約有30多本。作家的生存方式也可能藏著異化，即忘記了更重要的、人生目的之一的學習。這本書使我進入了認真的學習，那求知的快感，是難以形容的。

　　有些章節要求文化的水準，甚至一定的考據性。如《四十七士》，它是個著名的故事，但對它的描寫有各種層次。我留心找到和掌握最基本的資料。比如巖波新書版的《忠臣藏》、溝口健二導演的電影，我走遍了主要的四十七士活動過的地點，有時甚至與他們的后裔同行。日本的朋友為我把電影做成DVD，聽不清對白，又從日本找到腳本給我寄來。

　　讀書報：能說是您所有作品中最具學術性的一部么？

　　張承志：也許更有點學術意味的是寫西班牙古代的《鮮花的廢墟》，那里有些是自己的“發現”，也包含一些和西班牙官方學術界商榷的內容。而《敬重與惜別》這本書，一部分章節是日本的基礎常識，我不過用自己的文筆疏理了一遍，不能說有多大的學術性，如《三笠公園》；有些則更多是個人的立場和感想，如《赤軍的女兒》。關于文學也比較多地寫到個人的體驗，我在中日戰爭前后文學交流的一章里，談及了三個日本重要的作家佐藤春夫、太宰治和堀田善衛。他們是四五十年代日本最重要的作家，也是與中國關系緊密的作家。日本朋友知道我在讀這三位作家時，神情常有些異樣。佐藤春夫曾以翻譯魯迅為榮，太宰治以魯迅為模特寫過小說《惜別》。我因閱讀堀田善衛描寫西班牙的作品接近了他，后來發現他是一位對中國、尤其對上海感情深重的作家。涉及三作家的引文都是我翻譯的，但都經過與日本朋友的反復討論。

　　讀書報：我覺得不單是《敬重與惜別》，您的很多作品，也非常嚴謹。

　　張承志：從北大考古系到民族研究所，或者還可以提及日本的東洋文庫，我半生受到先輩和師長的影響很大。我一直有個念頭，要回答他們對我學術的期望。

　　但是我不希望學術只是在學報的死板論文。這種格式排斥更多的讀者，也限制感情的表達。但是學術和散文的糅合，是可能的。

　　1980年我調查了一條新疆的古道，是蒙古時代成吉思汗才能夠從蒙古高原進入中亞的通路。調查結束后，在思索一篇學術文章時，我作出了一個決心，就是把一切學術的題目都寫成文學的散文。它就是《荒蕪英雄路》。與此同時，我也決心讓自己的散文，具備學術的內涵或依據。是的，非學術的文學，更需要暗藏嚴謹。

　　讀書報：《敬重與惜別》的完成，是否也了卻了一個心愿？

　　張承志：日本優秀的文化精神，對我的影響很大。所以我在書的跋語中這樣寫道：“模仿著明治時代的留學生，我在求學結束、難關渡過、事情做完之后，也永遠地告別了那個美麗和魅力十足的國度。在大海的這一邊，在道路坎坷的此岸，在廣袤無限的大陸上，在文學的追求中，在泥濘的西海固和艱辛的塔里木那埋藏深沉的故鄉，在以筆為旗的生存中，我體會到了某種日本精神。”

　　讀書報：寫《北方的河》時，您說過自己對女性沒有把握，這么多年過去，這種狀態有變化嗎？《敬重與惜別》中您對女性的態度是怎樣的？

　　張承志：日本女性一直在向世界表達著對美感的觀點。她們比男性更堅決、更富于立場的堅決和行為的含蓄。在她們擔負的一部分文化中，日本女性顯示的美感，對中國人會發生很大的觸動。在《敬重與惜別》中寫女性的筆墨不多，但都因背景的巨大，而顯示著這樣的特點。

　　讀書報：我發現當代作家中，您和王蒙對語言似乎有特殊的天賦。您會幾種語言？對多種語言的使用對于寫作有什么幫助么？

　　張承志：我的水平不高。如果以口語為標準，能使用的是日語和蒙語，粗學了一點西班牙語，更多少觸碰一點阿拉伯語。這些不值一談。但是你若問，哪怕粗知一點語言有什么用的話，我想說，這是一扇通向人心和文化深處的門。包括蒙古語文化啟蒙，對我而言超過一切大學。《黑駿馬》中的對話，都暗中用蒙語暗讀通順才落筆。在寫作中調動主流話語之外的語言營養，讓不同的文化轉換為筆下的漢語文章，是一件美好而有意義的事情。

　　讀書報：這種語言的轉換，會不會使寫作的狀態變得磕絆？

　　張承志：不僅不磕絆，而且會讓漢語的感覺，被突然激活。它使得語言不致于停滯，使語言豐滿和新鮮。其實，這本來就是作家的事情。

　　3月中旬，在北四環的一座寫字樓里，我初見張承志。與“傳說”中的印象大不相同，張承志沒有網絡上傳言的那么特立獨行不好接近，相反，他正直、幽默且友好。說到學術界令人不齒的現象，他痛心疾首，然而說到有趣的事情，他的臉上立刻堆滿燦爛的笑容，和善的眼睛讓你覺得無限溫暖。

　　這是一位不矯飾、不虛偽、敢說真說的真正的知識分子。從1989年辭掉公職算起，張承志游離于文壇體制之外已有20年。20年間，他沒有停止過行走、學習與思考，他對于理想的堅守，他堅持知識分子的良心和批判，從來沒有動搖過。這種獨立，反而成全了他不愿墮落、追求真知和文學的理想。

　　本報記者　舒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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