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辯證法終將代替形而上學
——毛澤東哲學思想淺談
(一)對立統一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法則
毛澤東從來不將哲學看成只是經院圈子里的象牙塔,從不為哲學而哲學。在他身邊的人,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都看到他對哲學的執著。斯諾1936年對毛澤東采訪時的記錄說:“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產黨的歷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于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學習哲學的目的是掌握工具。在1939年的一封信中毛澤東寫道:“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
毛澤東的“辯證法”絕不是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簡單抄本,他曾對其中的“形而上學”提出過許多批評。
對恩格斯提出的辯證法的三個規律,毛澤東很早就明確表示有不同看法。他在批注和許多其它場合都曾指出,在辯證法這三個規律之中,對立統一是根本的。他提出,“辯證法”就是對立統一性或互相滲透。他在1936年讀西洛可夫和愛森堡的《辯證唯物論教程》就寫批注說“辯證法的本質即對立的統一法則”。1938年毛澤東在寫《辯證唯物論》時,只是提了一下恩格斯的辯證法三規律,而沒有加以任何評論。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以《矛盾論》重新出版時,他把提到恩格斯辯證法三規律的地方都刪掉了;而且,在再版一開頭就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
1964年8月在與康生和陳伯達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最終對恩格斯的三個規律提出了批評:“恩格斯講了三個范疇,我就不相信那兩個范疇。(對立統一是最基本的規律,質量互變是質和量的對立統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沒有)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同對立統一規律平行的并列,這是三元論,不是一元論。最基本的是一個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就是質和量的對立統一。沒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發展,每一個環節,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隸社會否定原始社會,對于封建社會,它又是肯定,封建社會對奴隸社會是否定,對資本主義社會又是肯定,資本主義社會對封建社會是否定,對社會主義社會又是肯定。”
1965年12月,毛澤東再次提起這個觀點:“辯證法過去說是三大規律,斯大林說是四大規律。三大規律,一直講到現在。我的意思是,辯證法只有一個基本規律,就是矛盾的規律。質和量,肯定和否定,現象和本質,內容和形式,偶然和必然,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現實,等等,都是對立的統一。哪里有并列的三個基本規律?”
在毛澤東看來,質和量的互相轉化,否定之否定沒有通貫差異變化的意義;相反,它還是呼喚必然性和決定主義的范疇。辯證法不需要這種只被看作是加減差異的變化范疇,或把變化被看作是對否定的再否定的范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率直地提出,這兩個規律根本不存在。
毛澤東對“對立統一”的理解也要豐富得多。對立統一規律,是黑格爾最早提出來的。在他的辯證邏輯學中這一規律被認為是宇宙的一個普遍性規律。但是,過去的哲學家根本沒搞懂黑格爾的“對立”的真實意涵。例如讀艾思奇、楊獻珍所講的對立,只是現實中一些對立物的反對關系。例如陰電與陽電,男與女,以及東與西、南與北那種對立(列寧也是這樣講的)。但這種對立面,并不是邏輯的對立,也不是黑格爾邏輯中所意指的那種對立。在毛澤東看來,黑格爾講的對立是邏輯關系的對立,例如一只雞蛋,孵化變成一只小雞。蛋和雞,在邏輯關系上是兩個不同的、對立關系中的概念。從形式邏輯的立場看,蛋不是雞,雞不是蛋。但從黑格爾邏輯的觀點看,雞正是蛋的動態變相。這一組對立的概念不僅兼容而且具有同一性關系。 這就是所謂對立形態以及對立概念的同一性關系,就是黑格爾所謂"對立統一/同一規律"。黑格爾所以提出這樣一個規律,所直接針對的就是形式邏輯中的"同一律"(A=A)。
(二)批評斯大林的形而上學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批評尤為明顯,認為其思想誤區就是不把事物看成是彼此相通的統一體。他在讀蘇聯教科書時說:“列寧死后,蘇聯的辯證法少了。是說少了,不是說沒有。他們有時強調斗爭不講統一,有時強調統一不講斗爭。這兩種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學,都是缺少辯證法。他們不承認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認矛盾的發展和轉化,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還是矛盾,怕講社會主義社會有階級斗爭。”
在1957年1月對省委書記的講話中,毛澤東明確對斯大林辯證法四個特征的哲學缺陷提出了批評。他說:“斯大林講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有四個基本特征。他第一條講事物的聯系,好像無緣無故什么東西都是聯系的。究竟是什么東西聯系呢?就是對立的兩個側面的聯系。”毛澤東對于普遍聯系規律是完全持否定態度的。例如我們和非洲獅子至少存在著萬有引力,但這樣的聯系實在次要又次要,還有也許我們呼吸的空氣中有非洲獅子呼出的二氧化碳,影響我們健康,但這間接又間接。因此一定要說我們和非洲獅子沒有聯系也不是事實。但是毛澤東說過,有主要矛盾,又有次要矛盾,我們和非洲獅子的矛盾實在次要又次要,可以忽略不計。
毛澤東接著說:“斯大林第四條講事物的內在矛盾,又只講對立面的斗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 毛澤東說,各種事物有矛盾的兩個側面聯系,斯大林在辯證法上有錯誤,“否定的否定”,十月革命否定了資本主義,但是他們不承認社會主義會被否定,我們認為天下是穩定的,又是不穩定的。社會主義有一天也會消亡。毛澤東批評斯大林:“他過去說,技術決定一切,這是見物不見人;后來又說干部決定一切,這是只見干部之人,不見群眾之人。他講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好處是提出了問題,缺點是把框子劃死了,想鞏固社會主義秩序,不要不斷革命。如果說有一個社會上層建筑不會滅亡,那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同宗教一樣了。母親肚里有娃娃,社會主義社會里有共產主義萌芽,沒有共產主義運動,如何過渡到共產主義?斯大林看不到這個辯證法。”
毛澤東說,馬恩列都努力學習當前和歷史上各種東西,并教人們也這樣學。斯大林差些,否定德國哲學(康德、費爾巴哈),因為德國打了敗仗,也否定德國軍事學。德國古典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的祖宗。斯大林實際上是形而上學,不承認對立統一。《簡明哲學詞典》第4版有一個“同一性”條目,反映了斯大林的觀點。《詞典》說,“這種現象,例如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生與死,沒有同一性,因為它們根本上是對立的和互相排斥的。”就是說,這些具有根本對立面的現象是不具“內部聯結”的和不能互相轉化的。這是完全錯誤的。正如對立面的這種斗爭和統一,斯大林就是聯系不起來。列寧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特殊手段,和平是戰爭的結果,政治是和平時期的斗爭。戰爭時期醞釀和平,和平時期醞釀戰爭。
毛澤東還批評說:“斯大林教壞許多人,他們有很多形而上學,不承認對立統一,思想硬化,因此政治上犯錯誤。偶爾有不同意見就排斥,反革命只有殺頭,誰對蘇聯有不同意見就叫反蘇。”
1965年毛澤東對李達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上批注,一再重申“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的觀點,認為“其他范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系、發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說明”。毛澤東直截了當地告訴李達:“不必抄斯大林。”
(三)赫魯曉夫的庸俗唯物論和形而上學
庸俗唯物論和形而上學在斯大林這里就有著深厚的傳統(但斯大林畢竟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實踐者),毛澤東說,“列寧死后蘇聯的方法就少了,但還是有辯證法”。斯大林之后的蘇聯領導就每況愈下了,也在修正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赫魯曉夫有一句名言:面包和奶油就是共產主義。在毛澤東看來,赫魯曉夫只考慮要生產多少噸鋼、多少噸鐵、多少噸石油、多少機床、多少糧食,而看不到階級和階級斗爭,既抹煞國內范圍的階級斗爭,也抹煞國際范圍內的階級斗爭。他的思想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特別是他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的規律。這個規律反映在人類社會上,反映在當今世界上就是有兩個陣營的對立和斗爭,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和斗爭,有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同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新獨立國家之間的對立和斗爭;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還有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也還有階級斗爭。赫魯曉夫搞“三和兩全”,“三和”就是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兩全”就是全民國家、全民黨。三和兩全,這是國際共運的重大問題。經過蘇東波,現在大家已經明白了到底誰對誰錯。可是江某人還把它當寶貝一樣撿起來,改頭換面成了“三個代表”。誰說十年論戰是白費時間呢?只不過這些人總是要反對派來當他們教師的。
所以說赫魯曉夫的這種思想方法,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不是辯證的,而是庸俗的唯物主義思想,是形而上學的思想,不是辯證唯物論。其哲學基礎就是庸俗唯物論和形而上學。庸俗唯物論者看不見矛盾,看不見飛躍,也不了解部分質變。在他們看來,在現在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生產力,遲早總要達到社會主義之完全勝利。所以只有時間的因素,還沒有確定。
1959年毛澤東在讀蘇聯經濟家教科書時評論說:“赫魯曉夫完全沒有辯證法,只有形而上學。社會原因,是他們那里的生產關系、社會制度停頓的時間太長,多年來已經形成一個高薪階層,農村中出現了富裕農民。因此必然有反映這種社會基礎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世界觀和方法論。形而上學,就是這些人的意識形態。”
當年的中蘇論戰,劉少奇、鄧小平立下了汗馬功勞,毛澤東戲稱鄧小平為中國黨的一支棍子,赫魯曉夫看了就害怕。然而,劉鄧跟赫魯曉夫的庸俗唯物論和形而上學是一脈相承的。鄧小平也是代表高薪階層的。想想他的政策對誰有利?連講人道主義也一致。將教授們下放到農村干幾天活就不人道,現在農民地都沒了,工人子女只好出來賣淫,這就叫人道?鄧小平不是一上臺就裁軍百萬么。現在怎么樣?四川大地震,連一輛自己的直升機都派不出來。美國再愛好和平,可也得爭奪世界市場啊。為了跟美國和好,連原則也不顧了。
(四)部分質變理論
進化這種東西,并不如庸俗的進化論者那一類人所想象,以為是現存事物之穩健的累積和繼續的“改進”;它有它的從數量到質量的轉變,它有它的危機,飛躍和后退。
人類社會奴隸制代替了原始社會、封建制代替了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了封建社會,這都是飛躍。那么同是封建社會呢?是不是也分為不同階段?封建主是不是也有新與舊、先進與落后的區分呢?是不是也是從一個階段必然地要進入另一個階段?是不是也存在先進的封建勢力,必然要代替落后的封建勢力的斗爭呢?這些階段是不是也受生產力的發展所決定所制約的呢?資本主義不也存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嗎?這個問題甚至沒有人提出過。
在許多人眼里,中國這個“超穩定結構”除了一個又一個的朝代更替以外一無所是。好像我們中國從來就是如此的,如不是西方入侵也將永遠如此下去。實際上,秦朝的封建制與漢朝就不同。漢朝后來出現了豪強大地主。魏晉發展出完全的士族制度。后來士族制度幾經曲折總的來說走上了下坡路。隋文帝與賢晉王、楊素沉重地打擊了南方士族,唐高祖不重視士族,唐高宗從法律上取消了士族制度,武則天幾乎完全消滅了士族制度,有不少人是從肉體上消滅。李隆基時,舊士族殘余靠著奸臣張說一度似乎死灰復燃,到黃巢起義打擊后,在宋朝就再也沒有士族了。
所以,封建社會同樣是分階段的,這些小階段里生產力既有共同性,又有各自的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特點。這些小階段的封建統治階級也是既有共同性,即封建性,又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封建主階級不是一個,而是好多個,也有新與舊、先進與落后的區別。前者代替后者也是不可避免的。相應地農民階級也是各個時期有各個時期特點的。
而這些進步是怎么取得的呢?難道是封建統治者良心發現嗎?哪有這么好的事!在歷史唯心主義者眼里,人類歷史只是混亂的一堆你砍我殺。這一政治力量的迅速上升,取得統治地位,與那一政治力量的迅速下降,以至覆沒,都是莫名其妙的,毫無原因的。如要找原因,也總是從人們的思想意識上找,認為那是某某人才能智慧高強,或甚至于權術高超而已。好像只要失敗者聰明一些,或者權術更高一籌,歷史就將是另一個樣子。
毛澤東指出,“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歷史上,總要等到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再也不能被社會的框架所容納,因而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時候,總要等到“天街踏盡公卿骨”的時間,統治集團才會接受教訓!
現在農民起義的歷史作用被否認,甚至被說成是大破壞,和封建史家一個腔調了,有的人還不如封建史家。如果問社會能不能跳過這些起義,不少人會說能。即使肯定農民起義的人,也往往只是認為當時的階級矛盾激化是某個人或某個集團的過錯,如果他或他們不犯這個過錯,社會就可以避免一場大戰亂。這完全是歷史唯心主義。這幫人現在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也就沒什么奇怪的了,完全是一伙無知之徒。
1959年底,毛澤東在評論蘇聯教科書關于徹底鞏固集體農莊制度的觀點時說,量變和質變是對立的統一。量變中有部分的質變,不能說量變的時候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質變是飛躍,在這個時候,舊的量變中斷了,讓位于新的量變。在新的量變中,又有新的部分質變。
他舉例說:“從蠶子到蠶,到蛹,到飛蛾,這些不同的階段中,顯然也不只是量變,而且有質的變化,有部分質變。人也是在從生到死這個過程中,經過童年、少年、青年、壯年到老年這樣不同的階段。人從出生到死之前,是量變的過程,也是部分質變的過程。難道能夠說,從小到大、從大到老只有量的增長,而沒有質的變化?人的肌體里面的細胞,不僅有不斷的分裂,還有舊細胞的死亡、新細胞的生長。也許到了二十四五歲的時候,人從母體里帶來的細胞都已經死亡,全部變成了新的細胞。人死了,人這個整體的最后質變就完成了。這個質變是通過以往的不斷的量變,通過量變中的逐步的部分質變而完成的。”
毛澤東認為:量變與質變是對立的統一,不能說量變中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質變是飛躍,在這個時候,舊的量變中斷了,讓位于新的量變。在新的量變中,又有新的部分質變。在一個長的過程中,在進入最后的質變以前,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與許多部分的質變。
部分質變理論承認社會發展的連續性。這個理論肯定了同一社會階段中不同質的存在,否定了靜止的觀點。在歷史上,秦漢建制,接下來是魏晉的反動;英國資產階級在通過光榮革命確立了它的統治地位后,又過一百多年才建立了健全的議會制度。而他們完成工業革命,戰勝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是在二百多年后。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社會形態的轉變通常是在經濟領域發生量變,經濟基礎的量變引發了上層建筑的質變,即革命或改革。隨后又產生不斷的量變和部分質變。社會形態的轉變是一個連續的、不間斷的過程,社會的新質與舊質同時存在,互相斗爭。
社會主義階段也和其他的歷史階段一樣,有著不同的質,并且因為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產生積累著部分質變,推動著社會的發展。毛澤東運用部分質變理論觀察歷史發展和中國現實,提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兩階段論是對西歐發達工業國家的革命的預見,不作為落后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先驗模式;共產主義可能要經過許多階段;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階段;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階段性是由事物發展的質變或部分質變引起的。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不同質,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甚至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還存在矛盾和斗爭。”此即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每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同樣是生產力從一個歷史階段躍向另一個歷史階段所必然需要的,每次農民起義后,消滅了舊的落后的腐朽的封建階級,以及與之相應的落后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腐朽思想,創造了新的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與思想意識,從而推動了社會前進。但同時一付新的鐐銬又套上了農民的脖子,為以后的革命提供了必要性,創造了掘墓人。但當時這些新的封建階級與舊的來比卻是進步的,也是革命的動力。
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毛澤東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今后還要多次掃除。”
(五)落后戰勝先進
總設計師經常說:“落后就會挨打”——仿佛落后國家遭受發達國家侵略是天經地義的。而毛澤東則認為:“從歷史上來看,許多先進的東西,往往不是出在先進的國家,而是出在比較落后的國家。例如馬克思主義,就不出在當時資本主義比較發展的英國,而出在資本主義只有中等發展水平的德國,這不是沒有理由的。”
毛澤東評論說,事實證明,在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發展水平的條件下,經濟愈落后,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難。人愈窮,才愈要革命。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就業人數比較多,工資水平比較高,勞動者受資產階級的影響很深,在那些國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現在看并不容易。這些國家,機械化的程度已經很高,革命成功以后,進一步提高機械化,問題不大。重要的問題是人的改造。東方像俄國和中國這樣的國家,原來都是落后的、貧窮的,現在不僅社會制度比西方先進得多,而且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速度也比他們快得多。就資本主義各國的發展史來看,也是落后的超過先進的,例如在十九世紀末葉,美國超過英國,后來二十世紀初,德國又超過英國,等等。
在中國歷史上,秦帝國勃起于西陲,清王朝龍興于白山黑水。在世界歷史上,新古典文明發源地是當時落后的邊緣地帶即歐洲、中國、印度,而不是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中東。資本主義的源頭也是島國英國,而不是遠為富足的中國或其它中亞大國。在資本主義的擴張歷程中,拉丁美洲人口較多,城市較大,文化發達,而且遠為富有。但拉丁美洲國家最終淪為附庸國,而相對落后的北美卻成為資本主義的心臟。北美因為受外資控制的企業的束縛較少而發展起相對獨立的經濟,拉美卻因其單一的依附于宗主國的大種植園經濟而不可能出現全面的經濟發展。社會主義革命也是在落后的中、俄等國,而不是在發達國家中爆發的。
在一個社會結構內部亦如此。毛澤東說:“我們的許多發明創造,都是在小廠里頭出來的。大廠設備好、技術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現狀,不求進取,他們的創造常常不如小廠多。最近常州一個紡織廠,創造了一個加快車速的技術。你看,這個經驗不在上海、天津創造出來,而在常州這樣的小地方創造出來。”
和庸俗唯物論相背,新的社會形態總是先在某個國家或地區取得跳躍式的突破,人類社會的演變是以部分質變的形式進行的。率先發生變革的國家或地區,往往不是在中心地區的、發達的社會,而是在邊緣地區的、貧困的、適應性強的社會。
為什么落后能夠戰勝先進?這里面有個主觀能動性的問題。發揮主觀能動性,可以促進量變和部分質變。然而人的主觀能動性是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它也是以一定的經濟技術和交往為條件。越是落后,越是想發展,這是人的因素。然而,怎么才認識到自己的落后?這就要通過交往。在封閉的環境下,無論多落后,都不會產生變化的動力。所以,歸根到底,還是實踐在起決定作用。在沒有實踐基礎的地方硬來,不是能動,而是盲動。
(六)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
1959年,毛澤東讀完蘇聯經濟學教科書《結束語》后對全書所做的總體評價說,這本書的寫法很不好,總是從概念入手。教科書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繹法。形式邏輯說,人都要死,張三是人,所以張三要死。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書對每個問題總是先下定義,然后把這個定義作為大前提,來進行演繹,證明他們所要說的道理。他們不懂得,大前提也應當是研究的結果,必須經過具體分析,才能夠證明是正確的。
毛澤東說,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就是用這種方法,總是從現象出發,找出本質,然后又用本質解釋現象,因此,能夠提綱挈領。教科書對問題不是從分析入手,總是從規律、原則、定義出發,這是馬克思主義從來反對的方法。原理、原則是結果,這是要進行分析,經過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認識總是先接觸現象,通過現象找出原理、原則來。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哲學:“最近有人寫關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沒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理由。哪一個階級沒有充足理由?”毛澤東認為,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的關系,好比是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的關系,這種說法還可以研究。形式邏輯是講思維形式的,講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門專門科學,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邏輯。形式邏輯對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國民黨罵我們是“匪徒”,“共產黨是匪徒”,“張三是共產黨”,所以“張三是匪徒”。我們說“國民黨是匪徒,蔣介石是國民黨,所以說蔣介石是匪徒”。這兩者都是合乎形式邏輯的。用形式邏輯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識的。當然可以推論,但是結論實際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現在有些人把形式邏輯和辯證法混淆在一起,這是不對的。
蘇聯經濟教科書就是那樣先定一個概念,然后把各種各樣的材料羅列出來。預設概念是很可疑的。比如說,有人看到一只黑天鵝,又看到第二只,第三只……直到第9999只,然后他下結論說天鵝是黑色的。可是,第一萬只天鵝就不能是白色的嗎?因此歸納法永遠是有限的。應該怎么樣來規定“天鵝”呢?只能夠根據它在演化序列中的位置。黑格爾說:“人們總以為一個定義必然是自身明白的、固定的,并且是只有根據它的前提才可以規定和證明的。至少也由于沒有人知道,一個定義的意義和它的必然證明只在于它的發展里,這就是說,定義只是從發展過程里產生出來的結果。” 一個定義的意義和它的必然證明只在于它的發展里!這句話說得太對了。毛澤東也說:“這本教科書有點像政治經濟學辭典,總是先下定義,從規律出發來解釋問題。可以說是一些詞匯的解說,還不能算作一個科學著作。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
悖論往往就產生在靜止的觀念里(例如飛矢不動之類的悖論,無不是以靜止的觀念看問題)。只有發展的觀點才能解決悖論。社會主義國家的農、輕、重問題,就是一個矛盾。蘇聯沒有解決好,農業生產一直未達到沙俄的水平。毛澤東就是用發展的辦法來解決的。毛澤東的社會觀最重要的是動的,而不是死的模式。任何死的模式都有問題。比如說計劃經濟模式,有沒有問題?蘇聯政府最后垮臺,為什么?因為它那個傳統計劃經濟模式的確是官僚專制的。但是現在自由派在鼓吹什么?民主憲政。不也是個死模式?講理想都很好,計劃經濟的理想也很好,官僚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有什么不好?軍隊可以為人民服務。但是現實一用,就完了。西方的微觀經濟學,就是一個靜態模式,都很好。市場上的人要想賺錢,他就得為人民服務。不為人民服務你賣得出去嗎?可是問題運行起來,它的毛病就不知道有多少!民主不是制度,而是歷史進程。人民的實踐是民主的基礎。認識一旦離開實踐(也就是離開發展),就難免使自己陷入泥潭中。
蘇聯人為什么會用靜止的觀點看問題?因為社會內部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希望保持現狀。毛澤東說:“教科書的寫法,不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沒有說服力,沒有吸引力,讀起來沒有興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寫文章、沒有實際經驗的書生寫的。這本書說的是書生的話,不是革命家的話。他們做實際工作的人沒有概括能力,不善于運用概念、邏輯這一套東西;而做理論工作的人又沒有實際經驗,不懂得經濟實踐。兩種人,兩方面——理論和實踐沒有結合起來。同時作者們沒有辯證法。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
(七)真正的唯物主義從哪里來
自從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建立以來,一百五十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史,第一國際變修了,第二、第三國際也變修了,許多共產黨的革命家、理論家,包括寫起理論文章來頭頭是道的“28個半布爾什維克”,最后不是往往走到了唯心主義的道路上嗎?即使是真心擁護毛澤東、擁護文革的左派,不也干出了許多脫離實際的蠢事嗎?而真正提出革命要求,代表革命方向的,卻往往是底層的人民群眾。這難道不是很發人深省嗎?
到底什么是唯物主義?真正的唯物主義應該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一種看法認為正確的思想來自精英,而毛澤東則認為人民群眾才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
毛澤東經常說: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對此,真心相信的人并不多。例如劉少奇就說,工人階級是一把破椅子,不能依靠,必須經過他的“修理”才能“依靠”。劉少奇在《人的階級性》里說:“由于農民長期附著在土地上進行散漫的、獨立的、簡單的、自給的、彼此不大互相協作的生產,和他們簡單的獨立的生活樣式,以及他們對于地租勞役的負擔等,就養成農民的散漫性、保守性、狹隘性、落后性,對于財產的私有觀念,對于封建主的反抗性及政治上的平等要求等等。這就是農民階級的特性。”鄧小平復辟,居然沒有把這篇大作收進《劉少奇選集》。就是革命左派不也經常抱怨群眾落后,說周圍的人都不關心政治,只知道上班、吃飯、生孩子,然后死亡。
其實真正落后的不是工人農民,而是精英,也包括我們自己。上班、吃飯、生孩子,都是人類的最基本的社會存在,就是由它們決定了人們的思想意識,并不是什么庸俗的事。馬克思主義不就是這樣說的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序言中,對運用到人類社會史的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做了如下的周密說明:“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建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上班、吃飯、生孩子,就是最基本的社會存在。不是說僅僅關心這些就夠了,而是說這些里面就有政治,并且出政治。離開了那些的政治都是無源之本,正是在這些中間,人們結成了一定的生產關系,建立了上層建筑,并形成了人們的思想意識,并因此有階級、有階級斗爭,才有政治斗爭。那時工人最最關心的政治恰恰是大多數知識分子所不明白的,也是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不能贊同為工人階級優秀品德的。工人農民雖然不明白什么唯物主義唯心主義,但是他們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選擇了革命的方向。工人農民眼最亮、心最紅,他們知道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凡是以為自己比人民更高明,不管他是知識分子也好,是革命左派也好,到頭來總要鬧歷史笑話。
大凡知識分子——這兒說的還是真心認為工人階級是先進階級的知識分子,在到工人中去前,心中的工人階級的英雄形象不是別的,其實就是他們自己,他們實際是拿自己來衡量工人階級,好像只有像自己那樣才最先進,一旦看到實際工人并不是像自己那樣,就迷惑不解了。有的人就這樣認為以前聽信了馬克思、列寧、毛主席的話是上當受騙了,認為工人階級沒有什么先進性可說的,其實是他們帶著成見去工廠,又不愿反思自己,結果什么都沒有學到。
如果左派離開了上班、吃飯、生孩子,離開了階級與階級斗爭,不談打倒地主資本家,把政治工作僅僅啟蒙、教育群眾,甚至要求人民群眾為了革命利益(實際上是為了革命小派別的利益)放棄上班、吃飯、生孩子的權利,就一定會走到人民的反面,就從唯物主義轉到唯心主義了。例如格瓦拉的失敗就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在人民暫時未有革命要求時,輸出革命。需要說明的是,格瓦拉學過毛澤東的游擊戰理論,他提出的“游擊中心”論卻又有一些不同之處,其中特別強調少數精英的作用,認為到處游擊示范便可讓民眾一涌而起推翻反動政府,而很少注重根據地建設和深入細致的群眾工作。格瓦拉最后近一年在山區到處游動,他想“解放”的當地農民對其卻非常冷淡,沒有一個人參加游擊隊,甚至向政府軍告密。這支隊伍成了無水之魚,人越打越少,能堅持那么久全靠頑強的毅力和信念支持。切是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但離徹底的唯物主義還很遠。
文革中的造反派也往往犯了這個錯誤,人民群眾都知道革命的高潮結束了,革命要暫時退卻,但他們總以為自己比人民群眾要高明。所以毛澤東回答北京學生造反派領袖說,“最怕脫離工人、農民、戰士,脫離生產者,脫離實際,對修正主義警惕性不夠,不修也得修”。毛澤東要他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多人心里還不服。張春橋等文革新貴經過文化革命,權也有了,官也當了,是不愿再發生革命了。他們開始是鎮壓革命,后來為了改變自己的處境,就不顧大多數人怎么想,要人為地制造一場“革命”,成了極左派。
至于修正主義者,就更談不上唯物主義了。毛澤東積自己數十年的觀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黨真正懂馬克思主義的不多。”劉少奇還號稱中共第二號理論家,甚至造謠說毛主席“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看看他拿出來的“人性論”、“桃園經驗”是什么唯心主義的貨色?
毛澤東說,赫魯曉夫這樣的人是代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高薪階層,包括那些收人很高的經理、作家、科學家,當然不是所有的作家、科學家,而是一些在銀行存了幾十萬、上百萬盧布的那么一些人,他們有一本支票,可以任意從銀行里取錢。在蘇聯黨的干部隊伍中是有這么一個特殊的階層的。這個特殊階層還包括社會上的盜竊集團和搞非法經營、搞黑市、投機倒把、牟取暴利的那么一幫子人,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蘇共綱領草案》中。他們有權、有勢、有錢,特殊于廣大人民群眾和一般干部。赫魯曉夫講的全民黨是一種欺騙。現在蘇聯社會正在分化。要從經濟上最后消滅資產階級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識形態上同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更是長時期的事情,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甚至要幾十年、上百年。這個高薪階層對低薪階層毫無人道主義,而赫魯曉夫卻大講人道主義。其實,現在蘇聯社會是很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已經出現了。還有反革命分子,還有帝國主義間諜。社會主義社會這么復雜,怎么能說是一個全民國家呢?所以說赫魯曉夫的思想是一個唯心主義的、實用主義的,或者說是主觀唯心主義的。
毛澤東說:“希望搞哲學的人到工廠、農村去跑幾年,把哲學體系改造一下,不要照過去那樣寫,不要寫那樣多。南京大學一個學生,農民出身,學歷史的。參加了四清以后,寫了一些文章,講到歷史工作者一定要下鄉去,登在南京大學學報上。他做了一個自白,說:我讀了幾年書,腦子連一點勞動的影子都沒有了。”腦力勞動脫離體力勞動造成了人們實踐范圍的不一致,從而認識上就不一致了。腦力勞動者脫離了體力勞動后就會發展到脫離群眾,進而去壓制群眾,最后成為高踞于群眾之上的貴族,成為剝削者。赫魯曉夫等蘇共領導人之所以走到庸俗唯物論和形而上學,也是這個道理,他們成了高薪階層,脫離了人民,脫離了實際勞動,脫離了階級斗爭的實踐,哪里還能產生什么正確思想?一切修正主義者,無論是赫魯曉夫還是鄧小平,都不可能不是唯心主義者,這是為其階級本性和階級環境決定的。
人民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劉少奇所謂農民“反動的”,那是對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歪曲。馬克思主義剛出來時,對于農民還不能夠明確地分析為富農、中農和貧農,實際意思是很分明的。《共產黨宣言》中所謂“反動的”是指那些要保留農村分散落后面貌的農民,而行將轉到工人階級一邊來的農民則是革命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里馬克思已經明確地把農民分為農民的塞文與農民的萬第。前者力求擺脫小塊土地所決定的社會生存條件,力求聯合城市并且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舊制度,后者想鞏固小塊土地所決定的社會生存條件,愚蠢地鞏固舊制度。這在后來被列寧明確地分為貧農、中農和富農,毛主席更進一步地發展了這一階級劃分。而劉少奇之流則是歪曲利用馬克思主義把農民階級整個地打成反動的。其實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針對拉薩爾所說的“反動的一幫”,馬克思就明確地說:“這也是荒謬的”,并且反問,難道能夠說手工業者、小工業家等等以及農民是反動的一幫嗎?
毛澤東一貫認為勞動者最高貴,他說:“舊社會被壓迫的階級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說他們知識少,但是比較聰明些,原因就是他們參加生產勞動,聯系社會生活,他們的社會生活知識豐富;壓迫的階級,他們的文化水平高,書讀得多,一般地說他們的知識多,但是他們比較愚蠢些,原因就是他們脫離生產勞動,脫離社會生活。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是因為開除‘官籍’、‘下放勞動’,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才有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劉邦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為劉邦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科學發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許多工程師并沒有發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發明。當然,我們并不是否認工程師和工人的差別,不是不要工程師。歷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敗文化高的。在我們的國內戰爭中,我們的各級指揮員,從文化上說,比國民黨的那些從國內和國外軍事學校出來的軍官低,但我們打敗了他們。列寧說過,先進的亞洲,落后的歐洲。亞洲當時文盲多,歐洲當時知識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較高。”
唯物主義從人民群眾中來,也應該到人民群眾中去。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提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毛澤東更明確地提出了新哲學的任務,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第二次訪蘇,在中蘇兩黨共同起草宣言草案的時候,就曾建議在宣言里面加上要講辯證唯物主義,要使哲學成為人民群眾的哲學。他說:“在會議過程中,我想到一些問題,就是我們要講辯證法,要講哲學。哲學要走出哲學家的小圈子,到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去。我有一個建議,希望各兄弟黨的政治局會議上、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能夠談談怎么運用辯證法的問題。”在18日的講話里,又一次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毛澤東在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關于哲學問題的講話中說:“有階級斗爭才有哲學(脫離實際談認識論沒有用)。學哲學的同志應當下鄉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參加階級斗爭。……大學文科現在的搞法不行。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書本里怎能出哲學?”
毛澤東指出,辯證法的生命就是不斷走向反面。庸俗唯物論和形而上學也擺脫不了這條規律。毛澤東說,蘇聯他們那里的生產關系、社會制度停頓的時間太長,多年來已經形成一個高薪階層,農村中出現了富裕農民。因此必然有反映這種社會基礎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世界觀和方法論。形而上學,就是赫魯曉夫這些人的意識形態。他說,從辯證法的觀點看,既有高薪階層,就一定有低薪階層,既有富裕農民,也一定有非富裕農民,而且后者總是占多數。有低薪階層、非富裕農民,必然會有反映這種社會基礎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世界觀和方法論。因此,兩種世界觀、方法論的相互斗爭,是必不可免的。辯證法代替形而上學,也必不可免。我們對蘇聯的前途是樂觀的。蘇聯是列寧主義的故鄉,是十月革命的產物,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聯共黨是第一個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黨。現在,他們完全走到了形而上學,將來一定會從形而上學走到它的反面,回到辯證法。低薪階層、非富裕農民總是要起來代替高薪階層、富裕農民。辯證法總是要代替形而上學。
(風之谷歡迎指正[email protected])
2008-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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