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政策是民族自殺政策

——《大國空巢》書評

清華大學中文系  曠新年

　　仲大軍先生指出，“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來，中國與世界打交道依靠的是什么？不是資金，不是技術，不是資源，而是人口，中國憑借人口資源的優勢成為了世界工廠。我們從小由教科書習慣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說法。有一次在談到“大國崛起”時候，王小東先生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人的思維天然就是一種大國思維，而像比利時和荷蘭這樣的小國根本就不可能像大國那樣思考。當我們討論大國崛起的時候，卻忽視了一種日益臨近的危機，那就是也許哪一天，淪落為小國寡民。近兩百年來，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從19世紀初的40％，下降到20世紀初的25％，現在不到20％，而近年每年出生人口更是不到全球的10%（意味著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還將急劇下降），但是由于提倡晚婚晚育，缺陷兒數量卻約占全世界的20%[1]。如果繼續現在的人口政策，100年后中國將不到5億人口，200年后，將只有1億左右的人口。2030年，印度就將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際上，如果印度在獨立的時候沒有被肢解成幾個國家的話，那么，印度的人口早已經超過了中國）。正在崛起的中國可能因為人口迅速老化而衰落甚至崩潰，數千年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將變為無足輕重的民族。蘇聯解體的原因眾說紛紜，美國未來學家彼得·史華茲（Peter Schwartz）認為，蘇聯的崩潰在于人口的原因。[2]蘇聯由于破壞了依附于宗教的生育文化，生育率從1930年代開始下降。

　　伴隨著“改革開放”，中國面向西方打開大門，因為相對西方驚人的貧困產生了巨大的“人口爆炸”的恐慌，體現了新馬爾薩斯主義觀點的羅馬俱樂部報告《增長的極限》在中國流行，與此同時，嚴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開始實施。這些有關人口的預言和政策以“科學”的名義出現。“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一直生活在這種新馬爾薩斯主義的陰影里。在“穩定壓倒一切”和“不爭論”的政治背景下，一胎化生育政策作為“基本國策”不容討論，在人口研究上，形成了萬馬齊喑的局面。在這種萬馬齊喑的環境中，易富賢《大國空巢》一書及其“新人口論”橫空出世，產出了巨大的震動，引起了熱烈的爭論。

　　馬爾薩斯對于人口增長持一種悲觀主義觀點，認為人口增長與物質匱乏的矛盾無法解決。這種悲觀主義典型地反映了牛頓時代的機械唯物主義思維。相反，而易富賢的新人口論是一種樂觀主義。在關于人類發展前途的問題上，美國人口學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認為，人類社會的技術進步和價格機制會解決人類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易富賢總結人類文明發展的規律，認為人口的快速增長是與現代人類文明、現代科技、經濟的發達同步的，人口的增長帶來技術的進步，人口的爆炸導致科技的爆炸和生育水平提高。鮑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揭示了網絡價值的秘密：“網絡的價值與網絡使用者的平方成正比。”人口也同樣具有規模優勢。從采集文明到游牧文明，到農業文明，到現代工業文明，人類文明每前進一步，都伴隨著人口密度的規模性增長。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曾經這樣描述人口集中所帶來的結果：“像倫敦這樣的城市，就是逛上幾個鐘頭也看不到它的盡頭，而且也遇不到表明接近開闊田野的些許征象，——這樣的城市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這樣大規模的集中，250萬人口這樣聚集在一個地方，使這250萬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3]美國卡托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中心主任丹尼爾·T·格里斯伍爾德（Daniel T. Griswold）說，美國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質量的上升成正比。[4]自從人類跨入現代文明，世界人口才大規模穩定增長。世界人口1830年為10億，1930年為20億，1960年為30億，1975年為40億，1987年為50億，1999年為60億。[5]

　　《大國崛起的人口因素》是《大國空巢》中最重要的一章。作者從人口學的角度對英國工業革命作出了新的解釋。荷蘭人創造了現代國家，創造了股份制度，創造了海上貿易，但是工業革命卻沒有發生在荷蘭，而是發生在英國，這是為什么呢？作者的解釋是，荷蘭人口太少。英國特殊的人口再生產方式促進了物質再生產，引發了工業革命。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產生了農業革命，引起了全球人口爆炸，而人口爆炸最厲害的英國領導現代文明，發生了工業革命，建立了一個橫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國”。英國本土以及英裔人口從1500年的400萬擴張到現在的2.15億。原蘇聯地區從1500年的600萬擴張到現在的2.89億。英國和俄國這兩個國家還“爆炸”出了兩個超級大國：美國（源于英國）和蘇聯（繼承俄國）。

　　同為歐洲大國的英法兩國構成了鮮明的對比。1500年法國人口1600萬，英國（包括現在的英國和愛爾蘭）人口400萬。至1800年，英國人口增長4.1倍，法國人口增長1.7倍。英國人口快速增長，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引起了英國32歲的未婚小伙子馬爾薩斯的憂慮，于1798年發表了《人口原理》。但是，英國沒有接受馬爾薩斯的理論，英國人口不斷增長。從1500年到2000年的500年間，英國人口增長53.5倍，本土增長16.2倍。法裔人口增長不到6倍，本土增長3.8倍。原來是一支方言的英語已經發展成為最重要的國際語言，而原本輝煌的法語卻面臨被淘汰的危險。孫中山早就注意到了英法兩國不同的命運：“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薩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后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薩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薩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知道了減少人口的痛苦，現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國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6]

　　從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看，人口增長往往是盛世的一個重要標志。西方古代羅馬帝國的衰亡和中國中古時代“五胡亂華”都和人口變化有關。在《大國空巢》一書中，易富賢先生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觀點，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人口的持續發展是社會持續發展的前提。19世紀末，當我們被西方炮艦打敗了的時候，中華民族的先覺者們產生了深刻的危機意識，認為中華民族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而今天，面對人口的斷裂，我們同樣應該有一種危機感。作者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是民族自殺政策。

　　馬爾薩斯提出的所謂“人口過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點。恩格斯指出：“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同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系著的。只有在生產力過大的地方，人口才會過多。”[7]正如易富賢先生所指出的，馬爾薩斯主義雖然打著科學的旗號，卻與邪教有著某些共同特點：利用世界末日、戰爭、災難，它是反人類的。19世紀中葉，汪士鐸驚呼“人多之患”，主張復族誅之法，推廣連坐之條，嚴再嫁之律，非富人不可娶妻，不可生女，溺女嬰，墮胎，聽任災疫流行，以減少人口。[8]1996年，廣東農村婦女杜潤瓊接受“科學”的人口論，投毒殺害18人，中毒無數。她卻認為投毒殺人是為國分憂：“我讀過三年級，是自己想的，不為名不為利去投毒，為國辦事自己應該的。”別人問她平時笑著摸小孩的頭，又讓他們吃毒藥，很殘忍。她回答說：“為國搞事，唯有用這樣的治療方法，這不叫殘忍。”[9]陜西省商州市金陵寺鎮王墹村村民龍治民，1980年被縣計生委授予“計劃生育先進”稱號。僅僅五年，龍治民從受到縣長、計生委表彰的計劃生育先進模范淪落為殺死48人的殺人狂，還振振有詞的辯解殺人是為了減少人口，為計劃生育工作做貢獻，是為國除害。[10]

　　美國漢學家王國斌注意到，馬爾薩斯主義成為了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的成見。他在《轉變的中國》一書中指出，“人們對中國的通常看法是：該國由于人口增長超過資源，因而是在馬爾薩斯主義的危機邊緣晃來晃去。”“一般把人口的大量增加視為第三世界近代經濟發展的障礙，因而將中國之無法發展現代經濟，歸咎于其人口過多。”[11]其實，如果我們過分強調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阻礙，那么，我們就會低估“改革開放”的成就。中國并不是通過計劃生育使中國大規模減少人口而實現經濟增長的，而是中國經濟本身持續增長的結果。印度并沒有實行計劃生育，并且在人口規模上不久將超過中國，但是，1990年代以來，它同樣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

　　易富賢尖銳地指出，我們經常用人口問題和所謂“特殊國情”來掩蓋決策失誤，將中國的貧困落后歸咎于巨大的人口規模。如前所述，這種觀點是極為荒謬的。美國之所以成為超級大國正因為它是一個人口大國。而從人口密度來說，英國、意大利、德國、日本、韓國、朝鮮、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越南等國都比中國要高。兩百年前，中國人均資源相對于世界平均水平來說是最少的，但那個時候中國卻是乾隆盛世，不論是綜合國力，還是人均生活水平，中國都領先于世界。

　　《大國空巢》的新人口論建立在一種新的發展觀上，作者由計劃生育的反思引發對于中國幾十年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物本主義的全面反思。1980年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代表了以物為本的粗放型、外緣型的發展。中國單位資源的產出水平和勞動生產率都只有發達國家的幾十分之一。在59個主要國家資源績效水平的調查排序中，中國資源績效倒數第六位。中國這種不計成本的GDP的增長是以巨大的資源破壞為代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是以賤賣中國的物產資源和以更低的價格賤賣中國的勞動力資源為代價。

　　1990年代以來盲目追求GDP增長必然導致粗放型的發展，以物為本的發展。然而，GDP并不能反映一個國家真實的發展水平。有關GDP流行一個著名的笑話。兩個經濟學家在路上發現了一堆狗屎，師兄對師弟說：如果你把狗屎吃掉，我給你500萬。師弟覺得劃算，二話沒說就吃下去了。師兄覺得損失了錢心疼，而師弟覺得吃狗屎惡心，兩人都覺得不劃算。在前面不遠處又有一堆狗屎，師弟對師兄說：你要是把它吃掉，我也給你500萬。結果500萬又回到了師兄的口袋。這對難兄難弟都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他們除了每人吃了一堆狗屎之外，毫無所獲。但是，他們的老師卻告訴他們，他們為國家創造了1000萬的GDP。相反，在毛澤東時代，對于疾病以預防為主，這樣不僅大大降低了醫療費用，而且延長了人的壽命，但在GDP指標上卻不能反映出來。易富賢認為，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所使用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包括人均壽命預期，教育程度，國民人均收入，作為人類發展的綜合尺度比GDP指標更為合理。

　　作者對計劃生育政策的批判，來自于一種新的哲學思想和發展觀。他對歷史作出了新的解釋。人均壽命預期是衡量社會發展的一個最有效的指標。現代化和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人均壽命的大幅提升。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實現了大躍進。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中國社會飛速進步，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5歲，此時期世界人圴壽命預期從47歲提高到58歲。1981年，中國達到了68歲，接近于當時發達國家的水平，當時印度只有54歲。中國現在的人均預期壽命比韓國短5.4歲，可是，1976年，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卻超過了當時的韓國。1981年以來，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只增長了4歲，印度卻增長了10歲，盡管印度在跑步追趕中國，但是，印度至今仍然沒有達到中國在毛澤東逝世時的水平。

　　如果我們不是從意識形態的偏見出發，而是從民族的長遠利益，從人類的良知出發，作者對毛澤東時代的重新解釋，就不是不可接受的。作者指出，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的增長，不是因為生得太多，而是因為死得少。如果我們將現在中國的人口壓力歸因于毛澤東的話，那只能怪他先進的醫療制度大幅提高了中國的人均壽命。毛澤東時代中國的醫療進步至今仍然受到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高度評價。與馬爾薩斯的科學主義邪教相反，毛澤東思想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思想：“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毛澤東時代重視人的發展和民族的長遠利益，提高教育和醫療水平，降低嬰兒死亡率，在對疾病上，采取的是德國而不是美國的對策，預防重于治療。這樣一種發展模式是一種社會發展超前于經濟發展的發展模式。毛澤東時代為子孫后代投入了巨大的撫養和教育成本，這是一種戰略投入，是為了民族的長遠利益。1950年，中國和印度的HDI基本相當，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取得了對于印度的明顯優勢。然而，從1975年至2003年，HDI中國增長1.438倍，印度增長1.461倍，也就是說，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印度比實行計劃生育的中國HDI增長更快。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對人的貶低，“工資總額”在GDP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中國工資收入占GDP的11％，[12] 而發達國家普遍在54％~65％。[13]中國稅負全世界第二。由此可見，中國是最不重視人的。中國占世界人口的20％，教育經費卻只占世界的1％，衛生經費只占世界的2％。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數據，中國的人均教育公共支出為發展中國家水平的四分之一，在世界153個國家和地區中名列第145位。而在1979年之前，中國的中小學入學比例高達95％，遠遠高于其他92個發展中國家。科技投入也從1979年前的占GDP的1.3％下降到0.6％。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逐步下降。以計劃生育為標志的“以物為本”的馬爾薩斯發展觀是與現代經濟理論背道而馳的，嚴重透支了今后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以計劃生育為賭注這種反常的發展使得中國作為大國崛起成為不可能。中國在許多方面都是“以美為師”，對美國竭力模仿，亦步亦趨，但是，唯獨在生育上，美國鼓勵，而中國卻是懲罰。同時，美國富人多交稅，有助提高全民素質；中國卻是窮人多交稅，犧牲他們的發展權，卻無助提高城市教育水平，上海和北京這些“第一世界”的國際都市高考錄取分數線反而遠低于“第三世界”的落后農村。

　　從五四以來，中國形成了一種對“科學”權威的迷信和濫用，“大躍進”和“計劃生育”都體現了這種科學權威的濫用。不論是“大躍進”“畝產萬斤”的神話，還是“計劃生育”“人口爆炸”的預言，都有科學家為長官意志作出“科學論證”。“改革開放”以來，形成了“專家治國論”的迷信，然而，這些所謂專家依附于權力，缺乏獨立的人格和批判的思想。用宋健的話來說：“我是學自然科學的，對數理化自然非常感興趣，但對社會科學，那個時候，可以說我是一竅不通，領導說什么，我就覺得，哦，那就是真理。”[14] 1980年2月，新華社公布了宋健等人“花了不到兩個月時間”，“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人口控制論”方法研究出來的“百年人口預測報告”。而這樣一份替長官背書的報告卻影響了一個國家的長期決策。

　　馬爾薩斯等古典經濟學家生活在一個經濟仍然受古典農業所支配的世界。在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中，不但經濟和文化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人性”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蛻變。人口專家們沒有意識到人口增長和工業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就業以及現代化所引起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傾向的密切關系，晚婚晚育，生育意愿的降低，都使人口的增長放慢下來，甚至停止增長。

　　作者的一個重要觀點是，1970年之后，中國HDI超過0.5，步入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國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即使不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也會急劇下降，中國的人口增長會自然急劇下降，因此，上個世紀70年代寬松的計劃生育政策到80年的時候應當停止，而不是強化。

　　適度生育的觀點一開始受到農民的歡迎，如果有適當的節育措施，一般農民生育兩三個孩子之后都會自愿停止生育，但是，嚴格的一胎化生育卻是反人性和反倫理的，強制、殘酷和反自然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嚴重破壞了人口生態，造成了民族難以察覺和不可預見的心理創傷，導致了嚴重的倫理后果，而且在獲得了“人口紅利”的好處之后，不久中國將迎來一個人力資源迅速衰竭的過度老齡化社會。我們終將為這種“人口紅利”和人口生態的嚴重失衡付出無法預計的巨大代價。非均衡的人口結構將讓一個過度老齡化的社會沉重地壓在那些作為“小皇帝”生長起來的獨生子女身上，他們既無兄弟姐妹的情誼，也無叔伯姑姨的理解，未來脆弱的一代在經濟、文化、倫理、心理等各個方面都將不堪重負。

　　北京大學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認為，獨生子女家庭是風險家庭。汶川大地震中獨生子女的損失給許多人帶來了深刻的教訓。尤其是，中國計劃生育所宣傳的所謂優生學，是為納粹政治服務的，被公認為偽科學，除了納粹德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公然使這種偽科學來支配一個國家的政策。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中國，從何新、程恩富到何清漣，從右派精英到所謂左派精英，不論精英們在政治意識形態上有何分別，都普遍對人持一種敵視的態度，支持計劃生育的惡政。精英們忽視生育權是最基本的人權。1968年人權會議通過的《德黑蘭宣言》規定“父母享有自由負責地決定子女人數及其出生時距的基本人權。”據說，美國總統卡特批評中國沒有遷移自由和民主。鄧小平回答說，你要多少人我給你多少人。根據這個說法，中國之所以沒有民主和自由，是因為中國的人口太多。易富賢說，這個說法應該是別有用心的人杜撰的。鄧小平先生聲稱“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哪有兒子把自己的父母送人的道理？

　　易富賢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新時期”的經濟發展是“吃祖宗飯”，新時期的計劃生育是“斷祖宗根”。易富賢認為，計劃生育破壞了中華文化的核心，徹底改變了中國傳統的人倫體系。他認為，計劃生育在兩種意義上使中華民族走向衰落：人口減少和人倫道德淪喪。現在有些人口學家主張對不生育進行鼓勵。清朝統治者對蒙古所采取的就是這種民族弱化政策。為了減少蒙古的人口，清朝統治者大力推廣喇嘛教，不僅對喇嘛給予優待獎勵，而且從國庫中撥款修建寺廟，使得大量人口出家為僧而不事社會生產和人類生產。用清朝統治者的說法，“修廟一座，勝用十萬兵。”唐代，強大的吐蕃（西藏）長期是唐王朝的最大威脅，人口達800萬[15]，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長安。但是，西藏同樣因為喇嘛教導致人口減少而走向衰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藏族人口僅占中國人口的1/233。

　　今天的中國農村有一種強烈的荒蕪感，這種荒蕪感包括了從生育的銳減、人口老化到文化、道德失落各個方面。一些數據令人觸目驚心。湖南省瀏陽市1995年有1099所小學，到2005年只剩下326所，小學生銳減了61％，其中白沙鄉十年前有20所小學，2005年只剩下一所。有的人會以為，農村小學生的減少是由于農民外出打工往城市遷移的結果。事實上，這種大規模萎縮也同樣發生在城市。北京市每年撤并100多所小學。2002年北京有近2000所小學，2005年已經減少到1500所左右。小學畢業人數2000年有18萬，2005年僅有8萬人。據2009年3月15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報道，自1993年以來，上海的戶籍人口呈負增長。另據報道，2013年，山東省大學適齡人口，即18歲至22歲之間人口的數量，將比2008年下降50%左右，從而導致大學大量破產。

　　計劃生育的政策不僅使中國人口總體上下降，也使人口不平衡地增長，少數民族總人口從1964年的5.77％增加到2005年的9.44％。2001至2005年這五年總增加人口中少數民族更是占42%。[16]

　　計劃生育長期以來被視為一項“基本國策”，強制性的計劃生育政策與“改革開放”已經同步延續了30年。在提倡“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的今天，在反思改革的時候，也許，這樣一項與我們每個人都密切相關的政策，是公眾進入和參與討論的時候了。這一政策不僅關系到中國社會經濟等方面未來的發展，而且也直接關系到我們的倫理和心理建設。

　　《大國空巢》提出了新的人口觀點，使我們正視中國嚴峻的人口危機。歷史將會記住易富賢和袁隆平這兩位湖南人（易富賢是黔陽人，袁隆平在黔陽研究成功雜交水稻），他們的事業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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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易富賢《以人為本，用科學的發展觀指導人口政策調整》，《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6月上半月刊

　　[2] Jean-Paul Blandinieres. Russia can and shall shape its Future. Strategy of Russia. 2004; 185( 6). http://www.recep.ru/en/documents.php?subaction=showfull&id=1091189940&archive=&start_from=&ucat=3&

　　[3]弗·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4] Daniel T. Griswold. America, 300 Million Strong. The Cato Institute. October 11, 2006. http://www.freetrade.org/node/514

　　[5]劉少康《環境與環境保護導論》第三章，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2年12月。

　　[6] 《孫中山選集》下卷，第60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7]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8] 汪士鐸撰，鄧之誠輯錄，《汪悔翁乙丙日記》，北平：文蕓閣，1936。

　　[9]見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第272－273頁。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1月。

　　[10]商名《龍治民——從計劃生育先進模范到殺死48人的殺人狂》，博訊新聞網， 2008年7月07日。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8/07/200807072231.shtml

　　[11]王國斌《轉變中的中國》，第26頁，李伯重、連玲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12]《發改委：我國的工資分配的基本情況和主要問題》，人民網， 2007年02月01日。http://gov.people.com.cn/GB/46737/5354398.html

　　[13]高二坡.《河南個稅申報 富人偷著樂》，金融界（來源：東方今報）， 2007年04月16日。http://money.jrj.com.cn/news/20070416/000000126384.htm

　　[14]曾濤思《堅守底線是一個人應有的情懷》，《中國青年》，2005年04月。 http://news.sina.com.cn/c/2005-04-28/14266519984.shtml

　　[15]從數字看西藏. 新華網（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2008年04月1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4/14/content_7972647.htm

　　[16] 《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2006年3月16日。　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60316_4023109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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