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共產黨
賈仕武
目 錄
一.歷史提出的問題
二.人民是黨的生命的唯一支點
三.毛澤東同志的20個基本論點
四.蘇聯(lián)是一個過程
五.西方輿論的若干論點
六.蘇共黨建的主要教訓
七.全球化與反西方全球化
八.全球化與共產黨
九.孕育著偉大革命風暴的時代
十.新的坎坷和新的創(chuàng)造天地
提要:蘇共下臺、蘇聯(lián)解體,西方全球化進入以新自由主義為主要特征的新的階段,世界各國共產黨人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一道陷入災難。歷史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共產黨是不是還有存在的基礎和生命力。——人民的歷史要求、養(yǎng)育和信賴,150多年的實踐、各國共產黨人的英雄主義和獻身精神,鍛造了共產黨的基本屬性。人民是黨的生命的唯一支點。——毛澤東同志說,歷史唯物主義的精髓就是一句話:人民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同志的20個基本論點。——蘇共最主要教訓于黨的領導集團從社會公仆變?yōu)樯鐣魅耍瑥娜嗣窭娴闹覍嵈碚咦優(yōu)槿嗣竦慕y(tǒng)治者,把人民賦予的實現(xiàn)和維護人民利益的權力變?yōu)閷崿F(xiàn)和維護統(tǒng)治集團利益的權力。——西方全球化的推進造成共產黨人的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坎坷,同時提供著共產黨人奮斗和探索的從未有過的廣闊天地。共產黨存在和發(fā)展的依據(jù),就在于存在西方全球化,存在世界人民反對西方全球化的實踐和從資本主義苦難中解放出來的要求。——人類正處于孕育著偉大革命風暴的時代。當歷史需要馬克思的時候就會創(chuàng)造出馬克思,當人民需要共產黨的時候就會創(chuàng)造出共產黨。——黨面臨著在新的時代同新的群眾相結合的嚴重任務。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希望不在投票箱、書齋、權柄、頭腦和宣言里,而在世界人民反對西方全球化、創(chuàng)造新的現(xiàn)實的實踐中。巨大的苦難和深刻的危機,正是偉大未來的孕床。
歷史提出的問題
(一)1991年8月24日,戈爾巴喬夫聲明辭去蘇聯(lián)共產黨總書記職務,要求蘇共中央委員會“自行解散”,各共和國和地方黨組織“自己決定前途”。8月29日,俄羅斯同烏克蘭的一項經(jīng)濟軍事協(xié)議第一次使用“前蘇聯(lián)”。12月8日,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領導人在明斯克簽署建立獨聯(lián)體的協(xié)議。改革派頭頭呼吁關閉列寧墓。12月24日,美聯(lián)社發(fā)表《戈爾巴喬夫被他自己實施的改革所葬送》,見于英國《泰晤士報》的《戈爾巴喬夫謀求合法地交權》引述戈的話說:“我已經(jīng)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我一生工作的主要部分大概已經(jīng)完成。”1992年1月1日,蘇聯(lián)國旗從克里姆林宮的樓頂飄然落地。
美國總統(tǒng)布什說,8月24日這一天,“是激動人心的一天”。他興奮地看到,蘇聯(lián)正在清洗共產黨人。戈爾巴喬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西方及其喉舌宣傳的主要內容是:蘇共下臺是“反共革命”的勝利,“敲響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喪鐘”,“馬克思運動已經(jīng)結束”,首先應該“鏟除扼殺改革的共產黨機構”,“通過立法禁止共產黨的活動”,“冷戰(zhàn)結束了,共產黨的威脅一去不復返了”,莫斯科每天都有街頭和廣場的群眾集會。他們的標語有:“列寧永生”,“列寧沒有給我們美元,他給了我們生命”,“戈爾巴喬夫的黨完蛋了,而列寧的黨還活著”,“我們被從內部占領了”,“1941年法西斯臨近莫斯科,1991年民主法西斯出現(xiàn)在莫斯科”,“現(xiàn)領導妄圖用遷移列寧遺體換取反革命的廉價支持”,“這里的反共情緒比西方還嚴重”,“同布什一切都已談妥:我邀請資本家,我要賣掉整個俄羅斯,我將鏟除需要鏟除的一切”。
共產黨被禁止活動。黨的財產被查封和沒收。共產黨員首先被趕出軍隊和國家機關。莫斯科黨校一位負責人說:“一夜之間,我們忽然發(fā)現(xiàn)我們都成了失業(yè)者。”莫斯科職業(yè)介紹所門前是成千上萬等待安置工作的蘇共機關工作人員,獲得新工作機會最少的,是“從事一般領導工作和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人”。
英國《經(jīng)濟學家》發(fā)表《自由下降:蘇聯(lián)經(jīng)濟面臨大崩潰》。美國《洛杉磯時報》發(fā)表《許多蘇聯(lián)人懷念斯大林》,用這樣語言描繪蘇聯(lián)存在最后幾個月里的情況:物價飛漲、失業(yè)人數(shù)猛增、糧食產量銳減和能源短缺,“自戈爾巴喬夫經(jīng)濟改革以來,廚房里的肉和黃油比過去少了,盧布越來越不值錢了,燃料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供給比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任何時候都缺乏保障”。美國《今日美國報》發(fā)表《饑餓迫使人們賣掉心愛之物》,說莫斯科街頭乞丐在尋求施舍,結婚戒指、照相冊、兒童玩具都被賣掉以換取食物。[i]
無論把這看作新的災難還是看作新的斗爭,事情都還僅僅是開始。
(二)蘇聯(lián)共產黨失去執(zhí)政地位、蘇聯(lián)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低潮。十多年過去了,蘇聯(lián)解體、蘇共下臺的原因和蘇共的經(jīng)驗與教訓,共產黨、社會主義的功過及其存在和發(fā)展的現(xiàn)實依據(jù),一直是一個在世界范圍進行激烈爭論的問題。這種爭論,直接關系到全球的現(xiàn)狀和人類歷史未來的走向,本來已經(jīng)遠遠超出一黨、一國的范圍。這場爭論將長期進行下去,也許還要繼續(xù)幾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
(三)150多年前,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其根本性弊端的日益暴露,進步人類的歷史探索和文明的積淀,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反對資本主義壓迫與剝削的實踐,催生了共產黨。
從那時起,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主要是做兩件事,或者說為實現(xiàn)兩個任務而奮斗。一件是,為打破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和結束國內資產階級的階級壓迫而奮斗。另一件是,在黨取得執(zhí)政地位的國家,為實現(xiàn)人民的廣泛的權利和實現(xiàn)社會經(jīng)濟的、文化的全面發(fā)展而奮斗。這兩件事,在部分國家,在一定時期,在一定意義上,已經(jīng)作為黨的偉大功績加載史冊。現(xiàn)在,由于西方全球化的推進和社會主義的低潮,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全球統(tǒng)治的薄弱鏈條重新得到修補,人民曾經(jīng)得到的權利被一一剝奪,新自由主義對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的反撲仿佛瘋狂的復仇旋風,使今天的世界在更大范圍里、在更嚴重的意義上仍然面臨著這兩個任務。
對于共產黨人和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來說,經(jīng)過十九世紀后半期的思想的、組織的準備,二十世紀初在血與火的戰(zhàn)斗中開啟的,是一個充滿創(chuàng)造激情和美好理想的時代;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進入的,是一個凄風苦雨、災禍頻仍的時代。
西方全球化同時意味著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圍剿和滅絕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白色恐怖的全球化。共產黨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迎來一場空前殘酷而廣泛的浩劫。西方全球化考驗著每一個共產黨,考驗著每一個共產黨人。
一個共產黨人,如果眼界和心胸不超過自己的褲襠、餐桌、家居墻壁,不超過自己的私囊、官位、知名度,實在可以不必加入共產黨。一個黨所以不可戰(zhàn)勝、長期執(zhí)政,是因為很少這樣的共產黨員,尤其很少這樣的領導者;所以衰弱乃至下臺,則是因為太多這樣的共產黨員,尤其太多這樣的領導者。此類人物越多,共產黨越不再是共產黨,黨離開人民越遠。
一敗涂地或者鳥獸散,證明早已成烏合之眾。落荒、反目、以糟蹋先輩的功業(yè)和鼻涕眼淚的懺悔做晉見禮,證明本來就是黨的異己力量。悲哀、嘆息或者靠撫摩昨天的輝煌茍延時日,不會有任何創(chuàng)造性的前景。
許多黨轉瞬之間分崩離析、投降繳械,把黨的旗幟卷到垃圾堆里或者在這面光榮的旗幟上任意涂抹些別的什幺東西,把工人階級的戰(zhàn)斗的黨變?yōu)閲鴥韧赓Y產階級的附庸。有的黨解散,有的名存實亡,有的社會民主黨化,即使有機會重新獲得執(zhí)政地位,也總是急于表明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同社會主義劃清界限的政治態(tài)度。少數(shù)幾個堅持自己信念的黨,被稱不過在茍延殘喘、行將就木。
斯大林的遺體已經(jīng)被逐出紅場。沉默的列寧,也幾乎不能在紅場安靜地看著自己祖國的破敗衰落。共產黨人在政治上被視為異類,在人格上遭受著侮辱和傷害。在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曾經(jīng)被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推翻的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過去的王公貴族、地主和資本家,紛紛來討回由于革命被剝奪的財產和地位,共產黨人則或者被傳訊、審判、監(jiān)禁,或者被剝奪就業(yè)資格,失去起碼的生存條件。
共產黨和它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被描繪為狂亂、錯誤、荒誕、罪惡的同義語。共產黨和黨的理論、政策、歷史、共產黨人個人,一切實際上同共產黨聯(lián)系在一起的東西,一切在反共家想象中同共產黨聯(lián)系在一起的東西,一切因其進步性、科學性、革命性而不能不同共產黨聯(lián)系在一起的東西,包括為整個時代、整個民族和世界所尊敬的政治家、學者、作家和他們的科學與文化的巨著,都一概在清算之列,被周身潑上厚重的污水,到處被作為仇恨和恐懼的對象,都必欲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研究、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術、教育、出版機構和報刊遭到整肅,人員被迫改行或遣散。
以轉向和懺悔,以及組織上退黨或者思想理論上的背離,顯示已經(jīng)跟上時代,有資格在所謂新的社會秩序中分一杯羹,以及恐共、厭共、非共,參與對共產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口誅筆伐,成為二十世紀末以來全球的最新時尚,成為在政治廣告亮相、獲得榮譽、領取高額薪水和各種津貼、獎金、補助的基本籌碼。
(四)演變東歐、解體蘇聯(lián)以后,社會主義中國有幸被美國列入頭號對手和最大潛在敵國的名單。1989年的政治風波、1989年以后一個時期的制裁和亞洲金融危機,沒有能夠撼動中國。擺弄所謂“人權”的敲敲打打,經(jīng)濟與貿易方面的人為障礙和磨擦,制造和擴大民族宗教糾紛、支持幾支分裂力量進行的活動,也沒有撼動中國。政治的、文化的滲透,時而“中國威脅論”,時而“中國崩潰論”,同樣沒有撼動中國。
事情當然不會算完。根據(jù)西方輿論透露出的說法,一旦他們的所謂反恐戰(zhàn)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將集中力量收拾中國,目標是使中國成為第二個蘇聯(lián)。美國在中國北邊安撫拉攏蒙古和俄羅斯,東邊強化在日本、韓國、關島、臺灣的軍事力量,東南邊出兵菲律賓,進而謀求在越南建立海軍基地,在南亞則拉住印度、覬覦尼泊爾。這些日子,又在西邊掃蕩阿富汗、挾持巴勒斯坦,駐軍中亞,侵略伊拉克的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北約已經(jīng)東擴到距離中國新疆越來越近的地方。動手動腳,如此這般,使中國周邊導彈林立,軍事包圍日漸合攏,正在形成和政治施壓、經(jīng)濟控制、文化滲透相配合的嚴重態(tài)勢。
(五)美國為首的西方,仍然瞪大眼睛盯著俄羅斯。幾年間,一會兒折騰南斯拉夫,一會兒進軍中亞、北約東擴,天天提心吊膽著共產黨的東山再起和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復辟。白俄羅斯不大欣賞美國強加的私有化藥方,烏克蘭議會選舉中共產黨得票甚多,摩爾多瓦共產黨經(jīng)過選舉重新執(zhí)政,西方一刻也不忘記在那些地方煽動點什幺。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在小小的尼泊爾發(fā)展壯大,招來了美國對尼政府的熱心援助。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三十多年前已經(jīng)在一次有美國背景的血腥大屠殺中尸橫遍野,每逢其國內政局變化,美國情報機構都要特別提醒警惕共產黨卷土重來。一位總統(tǒng)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暗示對共產黨的寬宥,結果成為被弄下臺的主要根據(jù)。在拉美,美國封鎖禁運之外,天天敲打古巴。委內瑞拉總統(tǒng)查韋斯說了幾句敬重卡斯特羅的話,美國作后臺,已經(jīng)發(fā)動過一次大規(guī)模軍事政變,還在準備再次發(fā)動政變。工人運動領袖盧拉當選巴西總統(tǒng),使美國人大為不快。新近編造出的,是卡斯特羅、查韋斯、盧拉“拉美邪惡軸心”;2002年11月間,厄瓜多爾選出一位新總統(tǒng)古鐵雷斯,其國內右派又時不時地和美國媒體相唱和,指他為共產主義者,也要把他劃入這個軸心。
這使我們想起了《共產黨宣言》那個令人讀之難忘的精彩開頭。當時,為了對共產主義的幽靈進行神圣的圍剿,歐洲舊世界的一切勢力,都聯(lián)合起來了。現(xiàn)在,這種圍剿已經(jīng)遠遠越出歐洲的疆界,幾乎擴大到全球。
(六)鄧小平同志概括出“兩個冷戰(zhàn)”的概念:“可能是一個冷戰(zhàn)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zhàn)又已經(jīng)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ii]國際壟斷資本把各國共產黨人,同時把第三世界和西方發(fā)達國家人民、把人類進步事業(yè)與人類的全部文明傳統(tǒng)和文明成果,統(tǒng)統(tǒng)作為敵人。
如果不是把“世界大戰(zhàn)”狹隘地僅僅局限于就是一戰(zhàn)、二戰(zhàn)那樣的世界性軍事沖突,那幺下面的看法并非沒有一點道理:解體蘇聯(lián)、演變東歐是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起于亞洲、幾乎橫掃整個第三世界的金融危機是第四次世界大戰(zhàn),從武裝侵略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特別是美國正在緊鑼密鼓地發(fā)動的所謂反恐戰(zhàn)爭,是第五次世界大戰(zhàn)。
(七)仿佛天平的一邊傾倒、另一邊必定高高翹起一樣,法西斯主義正在卷土重來。
法國《瑪麗安娜》周刊的一篇文章說到當前法西斯主義泛濫的特點。它能夠適應各種種族的或者宗教的形態(tài),給自己套上各種民族服裝,打著各國的旗號,唱起各國的國歌或贊美歌,但是反對共產黨、為西方當局所豢養(yǎng)或垂顧,卻是一致的。“在東歐,鼓吹法西斯主義的各個民族組織影響很大,它們因為反對共產黨而普遍得到了西方的支持。在穆斯林社會,伊斯蘭教的法西斯主義得到了美國和英國的大力支持。英美從中看到了一支能夠阻止馬克思主義潮流的力量。例如在印度尼西亞,受到右派軍人支持的伊斯蘭教民兵屠殺50萬‘進步分子’被認為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錯誤’。在拉丁美洲也是如此。美國曾支持一些極右組織,并向他們提供資金,目的在于消除蘇聯(lián)的影響。人們顯然不提什幺法西斯分子,只是說‘民族力量’。”[iii]
法國文章回避主要西方國家本身法西斯化的動向。美國在其國內實施“全民告密者計劃”,確立旨在主宰世界的安全戰(zhàn)略、建立起控制全球的軍事系統(tǒng)和可能記錄人們日常生活每一細節(jié)的“全球情報信息數(shù)據(jù)庫”,動輒就要“先發(fā)制人”,盡管口稱民主、自由、和平,但是如果不把上述種種叫做法西斯主義,希特勒和東條英機豈不成為溫柔的天使了嗎?日本不僅拒絕向亞洲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受害國承認歷史的罪孽和做出正式的國家道歉,而且正在美國贊許下走上軍事大國的危險道路,以“維和”的名義向國外派兵了。
歷史仿佛在重演。一家西班牙報紙列舉出七個方面的事實:權力和財富集中在少數(shù)跨國公司手中;福利國家的危機;社會民主黨的背叛;建立在戰(zhàn)爭基礎上的經(jīng)濟;排斥外國人;社會運動高漲;實行警治社會。文章說:“我們所處的歷史時刻與希特勒上臺建立法西斯政權時期有著相似之處。美國借‘9·11’之機在全世界進行的帝國主義攻擊行動讓我們聯(lián)想到了1918-1923年的德國。”[iv]
(八)西方全球化端給全球的東西,還要多得多。
在全球生產力和交往空前發(fā)展的基礎上,人類創(chuàng)造的財富總量超過過去任何時代。按照人均來分配,世界每人每年可以得到500美元。如果有一種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來保障各國、各民族和睦平等地相處,如果有一種維護多數(shù)人權利的社會制度,就社會生產力發(fā)展所達到的水平而言,已經(jīng)可以提供滿足全人類基本物質生活需要的產品,大體上實現(xiàn)不再有貧困和匱乏。
但是人類社會的兩極分化——不僅是經(jīng)濟收入的兩極分化,而且包括人的生存條件、社會權利、地位和尊嚴、受教育機會和教育程度、醫(yī)療保健等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兩極分化;不僅是西方發(fā)達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兩極分化,而且是西方發(fā)達國家內部和第三世界國家內部,不同民族、種族、階級、階層、地區(qū)、行業(yè)、性別、年齡之間的兩極分化——卻達到從未有過的廣度和深度。
截止2001年的統(tǒng)計,在西方全球化中受益的1000家企業(yè)所集中的資本,占世界生產總值的42%以上,100家最大的跨國企業(yè)控制了70%的世界貿易。世界絕對貧困人口從五年前的10億增加到12億,10億多人失業(yè)或就業(yè)不足,8億多人營養(yǎng)不良,24億人缺乏基本的衛(wèi)生設施。最富有15國與最貧困15國的人均收入差距,從60比1上升到74比1。1996年,358名世界級富翁的財產,相當于25億人口即幾乎世界半數(shù)居民的所有財產。1998年,最富有的三個人的財產超過48個第三世界國家國民生產總值之和。200名最大富翁的財富超過全球41%人口資產的總和。
世界銀行2000年度世界發(fā)展報告顯示,目前全球將近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2美元,其中12億人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來自聯(lián)合國的一項資料證明,占世界人口20%的發(fā)達國家消耗了世界45%的魚肉、58%的資源、84%的紙張。
離開社會關系、離開勞動吹噓科技特別是信息技術,鬧得越來越離譜,以至于編造出了“有一臺計算機人人可以成為資本家”的神話。但是西方國家擁有全球因特網(wǎng)用戶的80%。
這是一種導致全球80%人口日益貧困的全球化。
在社會主義的退潮中,無論民族解放運動的成果還是西方勞動民眾的福利,都不能幸免于難,都在被漸次吞噬。
西方強加的新自由主義,在第三世界造成此起彼伏的戰(zhàn)亂、金融危機、經(jīng)濟危機和社會動蕩。非洲再度陷于戰(zhàn)亂、貧困、饑荒,重新成為西方大國爭搶鉆石和石油的戰(zhàn)場。拉美對外依賴性加強,危機一波接著一波。上個世紀經(jīng)濟曾經(jīng)一度獲得增長的亞洲幾個國家和地區(qū),至今還在金融危機的陰影中掙扎。
蘇聯(lián)存在的時期,西方發(fā)達國家統(tǒng)治者采取一種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的政策。現(xiàn)在則大幅度削減福利,失業(yè)率居高不下,當時獲得最普遍好處的所謂中產階級處于分化和跌落中,勞動者的收入水平低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文藝復興和啟蒙主義的精神,法國大革命和美國反殖民解放斗爭的誓言,達爾文和惠特曼的傳統(tǒng),整個資本主義的光榮,都在超額利潤的冰水中遭到冷落和褻瀆。
在解體蘇聯(lián)和演變東歐的過程中,西方有過種種許諾。今天,這些許諾大半已經(jīng)煙消云散,或者被遺忘,或者成為笑料。失去最多的恰恰是蘇聯(lián)和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回答所謂告別貧困的許諾的,是經(jīng)濟衰退、至今為達到十幾年前的增長率而苦苦奮斗,是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大抵下降一半。回答所謂實現(xiàn)民主的許諾的,是美國幫忙“制造”出一場總統(tǒng)選舉和一個葉利欽總統(tǒng),是大炮轟擊議會辦公樓。強大的、完整的蘇聯(lián),一夜之間變成了十幾個弱小的、支離破碎的國家,至今還在繼續(xù)紛爭和解體中。東歐擺脫了蘇聯(lián)的干涉,卻一門心思投靠西歐,蘇軍兵營變?yōu)槊儡姳鵂I。人民勞動的成果和自然資源,遭到外國資本、本國轉向共產黨官員和新貴們的竊奪侵吞。改革不過意味著剝奪人民的權益。先輩用鮮血爭得的人民的國家主人公地位、社會管理權利、物質的與文化的權利蕩然無存。神圣的科學殿堂滿是廉價收買的表格。優(yōu)秀的科學家成為外國資本的打工仔。曾經(jīng)給人類以美、以健康向上的鼓舞的藝術,正在被奢靡、頹唐和色情所取代。院士、教授和窮孩子們一起在寒風凜冽的街頭踟躇,暴富和新貴家族的子女卻在吃喝嫖賭中得到他們想要的隨便什幺博士證書。
難怪西方媒體也已經(jīng)從不同的角度,為西方全球化起了一些綽號式的別名,比如兩極分化全球化、貧困全球化、投機賭博全球化、恐怖全球化、道德淪喪全球化、腐敗全球化、文化貧乏全球化、輿論欺騙全球化、作假全球化、犯罪全球化、毒品全球化、賣淫全球化、黑手黨全球化、饑餓全球化、現(xiàn)代奴隸制和童工全球化、環(huán)境破壞全球化,等等。
(九)在總體上,這確實是國際壟斷資本的黃金般的節(jié)日。他們把自己的凱旋——由美國當局為總策劃和總指揮的、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面貌出現(xiàn)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階段——稱為“歷史的終結”:于是人類歷史到此定格,在這里凝固,再也不會發(fā)展和變化。
(十)歷史不是裝在布什或者布萊爾口袋里可以隨意涂寫的字紙條。他們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一些簡單的道理,誤把自己的愿望當作現(xiàn)實,誤把自己一個回合的勝利看作為最后的、永久的勝利。
導致二十世紀末以來出現(xiàn)社會主義低潮的原因,與其說是西方的強大和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高明,不如說是共產黨人的錯誤。共產黨人經(jīng)常犯錯誤。列寧就認為,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正是“用他們充滿錯誤的革命行動”來推進歷史發(fā)展的。就世界范圍或者就某些國家而言,共產黨的錯誤以及由此發(fā)生的失敗和挫折、社會主義的低潮,已經(jīng)不只一次。
這次以蘇聯(lián)共產黨為代表,黨的錯誤帶有根本的性質、最嚴重,波及面也最寬。蘇共的主要錯誤,歸結為在西方全球化的世界進程中處于執(zhí)政地位的共產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
人民是黨的生命的唯一支點
(十一)共產黨生活在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中間,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概括、提升和代表著本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爭取階級的、民族的、社會的解放與發(fā)展的愿望、經(jīng)驗、智能,集中了人民的最優(yōu)秀兒女,凝聚著人民歷史創(chuàng)造的主動性和英雄主義精神。資本主義出現(xiàn)以來的全部歷史特別是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壓迫的全部歷史,《共產黨宣言》發(fā)表150多年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全部實踐,我們時代各國共產黨人的全部經(jīng)驗,鍛造和豐富著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的基本屬性。
人類生活的是這樣一個世界。一方面,世界各國的歷史和經(jīng)濟政治文化的現(xiàn)狀千差萬別。另一方面,資本的全球擴張,到處存在的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又使得各國出現(xiàn)形成具有同樣基本屬性的共產黨的客觀條件。黨的工作和活動的社會歷史條件、存在和實現(xiàn)黨的基本屬性的具體方式各種各樣,——比如尋找美國共產黨和尼泊爾共產黨之間的差別,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沒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屬性,就不成其為共產黨。
黨的基本屬性為所有共產黨所共同具備。它和黨同在,直至黨的消亡。黨的其它特點,由這些基本屬性所派生。黨的基本屬性的具體實現(xiàn)形式,由于黨在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社會歷史環(huán)境中活動,所面臨的發(fā)展階段、工作任務、工作條件不同,所繼承的思想文化傳統(tǒng)不同,勢必千差萬別,各有自己的特點,而且處于經(jīng)常的變化中。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發(fā)展道路。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黨的基本屬性的實現(xiàn)過程,同時是工人階級認識和把握新的現(xiàn)實以及進行新的理論概括、在新的實踐中不斷獲得新的生命的和再生產的過程。
堅持基本屬性同時又充滿創(chuàng)造性和具有巨大的靈活性與應變能力,嚴格地從事實出發(fā)并把現(xiàn)實斗爭導向未來,把局部利益和總體利益結合起來,成為黨存在、勝利和發(fā)展的最重要的保證,成為黨成熟的最重要的標志。
在共產黨的基本屬性中,具有決定性意義、成為全部問題的基礎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確立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方面的一個偉大創(chuàng)造。把它列為共產黨的基本屬性,不僅是因為其正確性已經(jīng)在中國黨的多方面實踐中得到檢驗,不僅是因為對于處于執(zhí)政地位的黨來說它同樣生死攸關,而且是因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全部歷史,特別是蘇共從執(zhí)政到失去執(zhí)政地位、導致國家解體的過程,以其悲喜劇的現(xiàn)實的豐富性,進一步顯示出它在黨的建設中的戰(zhàn)略地位,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醒目地把它推到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前沿。
(十二)無產階級或者說工人階級,是現(xiàn)代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產物,只有廢除全部現(xiàn)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因此是真正革命的階級。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來自這個階級的先進性、革命性和最能夠代表歷史運動整體和未來的階級品格。人類歷史運動正在以歷史的必然性走向實現(xiàn)全人類解放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馬克思主義是關于工人階級解放的條件的學說和這一崇高事業(yè)的理論基礎。
黨的基本屬性的諸多方面,內在地聯(lián)系和相互滲透,正如鑄成一個整體的鋼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為黨的性質、最終目標和指導思想所內在地決定著,又成為它實現(xiàn)的條件和過程。
離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的其它屬性將不可思議,至多只是空洞的教義或者欺世盜名的廣告。如果一個黨不能夠把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共產主義理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思想貫注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實踐,如果因為執(zhí)政而形成甚至強化同人民利益相分離、相對立的特殊的“黨的利益”,以至于出現(xiàn)這樣的問題而不自覺,以至于只是口頭上認識而實際上并沒有得力的措施來解決問題,那就應該做出一個判斷:這個黨不成熟,而且前景不妙。
有一種書齋馬克思主義者、書齋共產主義者,興趣在書本而不在實踐。即使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倒背如流,如果本領越不出概念平衡、術語連接、范疇圖解的游戲,既不懂得、不善于從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歷史創(chuàng)造的實踐中進行理論的概括,也完全不顧及社會生活提出的問題和拒絕投身實現(xiàn)人民利益的實踐斗爭,——坦率地說,即使作為心地善良、動機崇高的學者,這也未必夠格。如果不是學者而是一個黨,那幺,這個黨注定沒有前途。
(十三)古往今來的統(tǒng)治者,都在自己的綱領和文告中談到“人”和“民”,相當一些政黨都會把“人民”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他們的共同點,是把人民作為實現(xiàn)自己利益的手段。富翁們也會間或涂抹樂善好施的笑臉。但是一個人、幾個人,甚至一個社區(qū)或村落,可以靠施舍存活,歷史卻沒有提供整個的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靠施舍存活的先例。
對于共產黨來說,人民——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shù)和世界的絕大多數(shù)——高于一切。人民是黨的母親、黨的“上帝”、黨的本源、黨的生命的唯一支點。
當我們說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的時候,應該說,人民創(chuàng)造了黨、養(yǎng)育了黨,把自己解放和發(fā)展的深深的期望集中于黨。
黨屬于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盡管是人民中的最先進的、承擔著領導職責的部分。黨的所謂先進,所謂領導職責,意味著凝聚人民的情感、意志和智能,吸取和接受億萬人民的經(jīng)驗和指示,意味著共產黨人為著實現(xiàn)人民的利益而付出的比別人更多更大的代價和犧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一切理論、政策的支柱,黨的一切行為的出發(fā)點和歸宿。
只有共產黨,代表著絕大多數(shù),有著保證實現(xiàn)這個絕大多數(shù)人的愿望和利益的科學世界觀,把握著歷史運動的客觀規(guī)律,在人民中生活和戰(zhàn)斗,依靠人民,深信人民的解放和發(fā)展是人民自己的事業(yè),深信只有人民自己的解放和發(fā)展的實踐才能實現(xiàn)人民的全面提高。只有共產黨,才以自己全部奮斗的歷程,書寫著對人民的無可比擬的忠誠。
共產黨無論在為奪取政權而進行斗爭的時代,無論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執(zhí)政黨,唯一的生存價值、唯一的使命、唯一的奮斗綱領、唯一的實踐內容,就是也僅僅是集中和實現(xiàn)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和利益。黨取得國家執(zhí)政地位以前如此,黨取得國家執(zhí)政地位以后亦如此,在黨存在的全部時期直到黨消亡都如此。
(十四)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執(zhí)政地位,不是金錢買來的,不是謊言騙來的,不是概念演繹出來的,當然也不是靠金錢、謊言、概念所能夠維持。不是天定的,不是與生俱來的,不是神仙皇帝恩賜的,不是自封的,當然也不是注定固若金湯、傳之萬世的。
由于同剝削階級、同資本主義私有制度勢不兩立,由于徹底的革命性,黨總是面臨著屠刀、槍彈、法庭和監(jiān)獄,為剝削階級的統(tǒng)治秩序所絕對不能兼容。在地下斗爭、武裝斗爭的嚴酷時代,人民每時每刻成為共產黨人生存的搖籃和護墻。黨以自己政策的正確、以自己英雄兒女的奮斗犧牲,取得領導和執(zhí)政的資格。人民的力量,人民的選擇,既是保證黨取得領導和執(zhí)政資格的根基,同樣是保證黨的領導和執(zhí)政地位的根基。
(十五)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權力導致腐敗。
實際上,不是權力產生腐敗,而是支配他人勞動的權力產生腐敗。從一個社會來說,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由人民自己支配自己的勞動成果,就不會有腐敗。
今天的西方全球化在相當范圍內被看作是腐敗全球化、道德淪喪全球化。這使我們想起了瑞典經(jīng)濟學家、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獲得者岡納·繆爾達爾在給他帶來世界聲譽的著作《世界貧困的挑戰(zhàn)——世界反貧困大綱》[v]所說的,西方首先是美國對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腐敗現(xiàn)象有意回避、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用援助的方式縱容腐敗、支持腐敗和倒退,至多把反腐敗從屬于某種權力爭奪。相反,“共產主義政權最初受到普遍歡迎,這可以從共產主義革命的效果看到,可能部分原因在于它第一次給了人民一個不腐敗的政權。”
這就是說,問題不在于權力,而在于誰的權力、為誰的權力、怎樣獲得和使用權力。共產黨的執(zhí)政地位來自人民,也只有在為人民掌握和使用權力、以權力謀取和維護人民利益的時候,權力才是合法的,才應當為鞏固這種執(zhí)政權力而奮斗。
(十六)對于共產黨人來說,政權是重要的。然而政權不是孤立的目的尤其不是最終目的,不應該屬于少數(shù)人、成為少數(shù)人權力的象征。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黨和人民犧牲奮斗的一種階段性勝利成果,是有力地實現(xiàn)和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的手段,是黨實現(xiàn)自己政治任務和最高目標共產主義、最終造就導致自己消亡條件的手段。
一個國家由剝削階級政黨執(zhí)政到共產黨執(zhí)政,意味著一種根本性的、質的變化,即人民力量與國家力量的統(tǒng)一。共產黨執(zhí)政即人民執(zhí)政,即人民自己管理國家和自己的事物。成千上萬人民的集體智能,會創(chuàng)造出比任何偉大天才都要高明得無可比擬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勝利是屬于被剝削者的,因為生活是屬于他們的,數(shù)量的優(yōu)勢、群眾的力量是屬于他們的,一切奮不顧身的、有思想的、真誠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覺醒過來建設新事物的、蘊藏著無窮的精力和才能的‘老百姓’,即工人和農民的那種取之不盡的力量是屬于他們的。勝利一定是他們的。”[vi]
在思考執(zhí)政問題的時候,首先必須明確的,是政權的性質。
執(zhí)政的共產黨,應該向其它國家執(zhí)政黨學習點什幺。當前世界各國絕大部分執(zhí)政黨是資產階級政黨。這些國家在國家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但是執(zhí)政目的,從全局上說是實現(xiàn)和維護資產階級或者這一階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其執(zhí)政對象或者說統(tǒng)治對象,是以工人、農民為主體的人民大眾。他們需要保持的,是資產階級統(tǒng)治秩序的穩(wěn)定、對人民進行壓迫和剝削權力的穩(wěn)定。共產黨需要探索和創(chuàng)造的,則是在執(zhí)政條件下堅持和實現(xiàn)絕大多數(shù)人利益的新的形式。
黨無論是否處于執(zhí)政地位,都必須保持作為共產黨的思想、政治的獨立性和工人階級政黨的階級尊嚴。執(zhí)政的共產黨同沒有執(zhí)政的共產黨的區(qū)別,只是工作條件、工作任務、工作方法的區(qū)別,而同執(zhí)政的資產階級政黨的區(qū)別卻是根本原則的、政治性的。因此,尤其需要避免因為處于執(zhí)政地位而輕慢、否定黨在爭取政權斗爭中自己積累的經(jīng)驗,弱化、放棄黨的基本屬性,用國家外交政策模糊黨的階級性質,以“執(zhí)政黨”的名義把共產黨混同于其它黨。
由于存在私有制統(tǒng)治幾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習慣勢力,由于存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國際環(huán)境,執(zhí)政地位的確立,的確可能成為黨染上脫離人民這種致命病癥的開端。個別共產黨員、個別黨的組織染上這種病癥,幾乎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這就需要黨為著保持自己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純潔性,經(jīng)常地開展黨內斗爭、整肅自己的隊伍。如果黨的領導集團染上這種病癥,黨就面臨黨內健康力量和人民群眾團結一致地對黨進行革命性改造的嚴重任務了。
(十七)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
但是第一,人民的這種地位應該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比如最具根本性的是成為關系國計民生的生產資料的主人,比如成為行政、司法、文化、教育、傳媒、科技的主人。所有這些領域的領導權問題,都是人民的權利問題。
第二,這種地位應該是實質上的而不是形式的、空洞的、口頭的。寫在字面上的人民的主人權利,變?yōu)槿嗣駥嶋H上擁有和切實掌握的權利,是一種涉及廣泛領域的社會關系根本改造的艱難過程。
第三,共產黨不是慈善組織。當掌握權力的“官員”一臉深情地宣示,要同情、關懷、幫助、拯救人民,要這樣要那樣的時候,不妨肯定這種善心。然而不是在人民之中,和人民甘苦與共、浮沉與共,帶領人民掙脫壓迫的鎖鏈和創(chuàng)造新生活,而是站在人民之外、人民之上發(fā)善心,而是無論真誠與否地想要成為人民的救世主,即便在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人物中,又何嘗少呢?從人民勞動的膏血中割出一塊換取選票,何益于人民的解放事業(yè)呢?
第四,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人民站起來了。這是偉大的歷史性成就。然而這種成就并不保證自動升值,也沒有鎖在保險柜里,不是凝固的、一成不變的。它的鞏固和完善,都是一種過程。它有時候保住了,有時候會丟掉,又需要重新開始爭取得到的斗爭。
第五,人民通過黨管理國家、行使國家主人的權利。所謂“變”,變好變壞,關鍵都在黨。和人民站在一起,順應人民的意志除舊布新,領導人民在人民的實踐中實現(xiàn)人民的利益和改革、完善黨的政策,黨必定越來越強大。執(zhí)政黨建設和所謂提高黨的執(zhí)政水平、執(zhí)政能力,歸根結底只能意味著加強黨同人民群眾的聯(lián)系,只能意味著廣泛而深刻地吸取來自群眾的經(jīng)驗和智能,只能意味著排除人民行使社會主人公權利的各種阻力。一旦黨的領導集團同人民相隔膜、相分離、相對立,不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業(yè),而是出現(xiàn)一種專門管理人民的所謂“管理層”,出現(xiàn)人民無力也無權進行有效監(jiān)督的“官員層”,一旦這些“管理層”、“官員層”以擺弄法律條文和莫名其妙的程序壓制人民為職業(yè),黨的基本屬性就遭到削弱,共產黨就開始走向非共產黨。
(十八)中國春秋時代有一個故事。
公元前706年,楚武王準備出兵伐隨,一邊派人修好,一邊炫耀武力。有人建議,炫耀武力會使隨和周邊小國因為膽怯而團結起來,倒是不妨自己示弱,使隨國驕傲自大而拋棄周邊小國,楚國就可以取勝。為著應對這種局勢,隨國官員季梁和隨侯之間有一場討論。這場討論涉及到的處理國與國以及國內問題的原則,坦率地說,蘇共后期領導人就沒有弄清楚。
季梁提出,“小之敵大也,小道大淫”。就是說,堅持正義的小國與暴虐無道的大國發(fā)生對抗,正因為堅持正義,也可以取勝。
這里所謂道,所謂正義,就是要求在國內正確處理君(統(tǒng)治者)、民(被統(tǒng)治者)、神(信仰)這三個因素的關系,總的原則是“忠于民而信于神”。核心和基礎是民。要害是兩句話:“上思利民,忠也”,“夫民,神之主也”。這個“民為神主”的思想,要求統(tǒng)治者忠于人民、凡事有利于人民而不是相反,要求一切信仰、宗教、理論、學說、主義以人民為依靠而不是相反。這番至理名言,真使后來直到今天的許多統(tǒng)治者們和宣傳家們,為之無地自容。
季梁接著展開來闡釋他的見解。“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人民挨餓而統(tǒng)治者窮奢極欲,管祭祀的祝官和史官們宣讀的祝詞全是編造的誑話,這還怎幺抵抗大國呢?只有“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指發(fā)展經(jīng)濟、提高道德水平、加強國內的凝聚力,——“修政而親兄弟之國”,睦鄰友好,才能“庶免于難”。
這段中國的古老史實,可以用來比喻面臨美國威脅的蘇聯(lián)和蘇共的國內外政策。蘇共能夠執(zhí)政,馬克思列寧主義能夠獲得生命力,社會主義蘇聯(lián)能夠產生、存在、發(fā)展、勝利,靠的是“道”即黨對人民的忠誠和由此形成的國內外政策。一旦蘇共領導集團在國內不再體恤人民的疾苦而沉湎于“逞欲”,對外則拋棄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養(yǎng)一幫理論家、宣傳家專講空話、套話、廢話、假話,就沒有不垮的道理。
(十九)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工人階級的第一個政權。它的一系列顯示出工人階級性質的政策措施,在人類歷史上具有開創(chuàng)的意義。
無論是馬克思在公社失敗以后立即寫出的著名的《法蘭西內戰(zhàn)》,還是恩格斯為該書1891年單行本出版寫的同樣著名的序言,或者是他們圍繞公社成敗功過的大量通信,都一再強調,公社失敗了,但是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
所謂公社的原則,首先是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xiàn)成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須打碎和摧毀現(xiàn)成的國家機器。列寧在其名著《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特別指出,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他們由總結巴黎公社經(jīng)驗得出的這個結論非常重要,“因此,在1872年對《共產黨宣言》部分‘過時的’綱領僅僅作了這個修改”。此外,為了杜絕“人們去追求升官發(fā)財”,可靠地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yōu)樯鐣魅耍绮扇×藘蓚€正確的辦法:(1)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并規(guī)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2)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只付給和其它工人同樣的工資。
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以卓越的政治的、歷史的敏銳,直接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國家是一個階級鎮(zhèn)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工人階級獲得統(tǒng)治地位,不能繼續(xù)運用舊的、一直針對自己的壓迫機器來進行管理,而是必須用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其間要害,正在于防止國家機關、公職人員從社會公仆變?yōu)樯鐣魅恕?
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但是這個偉大遺訓的命運充滿苦澀。
在蘇聯(lián),越到后來,領導集團越是把由巴黎公社原則引申出來的英雄主義和犧牲精神作為對人民群眾的愚弄,同時越是在高層把它淪為一種烏托邦神壇的供奉品,宣傳它的美好和不可能實現(xiàn)。在執(zhí)政集團中間出現(xiàn)一批貪污腐敗分子。他們享有勞動產品分配方面的特權,還要用各種辦法不斷地擴大這種特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不是致力于為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發(fā)展經(jīng)濟,如果屬于全民的或者屬于勞動集體的企業(yè)萎縮虧損、資產流失、工人甚至難以保證正常而穩(wěn)定的勞動權利,而領導者卻大幅度地給自己增加收入,那就同巴黎公社原則南其轅而北其轍了。
把巴黎公社原則宣傳為烏托邦,是站不住腳的。它在巴黎公社存在的日子里實現(xiàn)了。共產黨成為執(zhí)政黨之后,堅決拒絕任何特權和生活簡樸,成為許多領袖人物和先進模范人物的共同品質。列寧逝世,全部存款只有4盧布。斯大林和毛澤東同志同樣成為共產黨人在這一方面的不朽榜樣。
今天,在世界社會主義的低潮中,巴黎公社原則仍然是共產黨人的光榮。在古巴,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卡斯特羅的月薪為26美元,領導人中沒有一個人有國外存款。西歐國家共產黨人在艱難中奮斗。意大利重建共產黨把黨員給黨的捐款記錄在每年更新的黨證上。希臘共產黨許多黨員利用休息時間走街串巷為黨義務賣報。德國不少老黨員去世前把全部財產作為黨費交給黨。黨的各種節(jié)日,都由黨員的義務勞動來支撐。黨的經(jīng)費一般存在個人手里。但是極少有貪污挪用的現(xiàn)象。希臘黨二十多年里僅僅發(fā)生過一起黨員因經(jīng)濟問題被除名的事情。黨員進入議會,全部工資和補貼收入都交給黨。希臘共產黨黨章明確規(guī)定,“所有黨員具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共產黨員不能享有特權,也不能容忍特權的存在。”該黨專職干部領取同樣的工資,不因地位高而享有特權。它的總書記被譽為“希臘最清貧的政黨領袖”。希臘中右翼的新民主黨名譽主席、前總理米佐塔斯基說:“撇開意識形態(tài)不談,單從做人的角度而言,希臘共產黨人都是一些信念執(zhí)著、意志堅定、品格高尚、樂于奉獻的人。他們充滿著人格的魅力,確實令人敬佩。”
人民需要的,正是作為社會公仆的領導者。共產黨人在執(zhí)政以前具備這樣的品格,在執(zhí)政以后的最初年代里具備這樣的品格,問題是怎樣在執(zhí)政以后的長時期永遠具備這樣的品格。
(二十)共產黨和其它政黨的區(qū)別之一,是先進性和群眾性的結合。
人民意味著絕大多數(shù),但是人民是一個階級的概念。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環(huán)境中,人民包括著不同的階級,其間有著不同的利益取向、不同的價值選擇。只有工人階級,處于資本主義壓迫的最底層,始終同資本主義制度相對立,同時又始終是現(xiàn)代社會生產力的產物,始終代表著絕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和意愿。
共產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使它得以掌握最先進、最革命、最科學的世界觀,得以確定解放全人類的歷史目標和找到實現(xiàn)這種目標的現(xiàn)實道路,得以培養(yǎng)出一批又一批富有政治遠見和犧牲精神而又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骨干分子。這首先既不是一個先天的命題,也不完全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世界不同國家共產黨奮斗歷史提供給人類的事實。正如黨的群眾性來自先進性、越是先進的才越是群眾的,黨的先進性也來自群眾性、越是群眾的才越是先進的。
離開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把黨的性質泛化為比如全民族的、全民的或者“勞動人民的”,在一片混沌中模糊先進與落后,結果不過導致黨和人民一道六神無主,陷入窮途末路、分崩離析。這也不完全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成為由蘇共蛻變和幾乎所有東歐國家共產黨改變性質之后的悲劇遭遇所證明的事實了。
資產階級政黨為選舉和取得議席而存在,先進與否姑且不論,但是那是眼睛向上的、至多只是希望從群眾中多拿選票而并不在實際上維護群眾利益的黨。資產階級政黨對待群眾的態(tài)度是,當群眾沒有覺悟的時候嘲弄和藐視群眾,當群眾組織起來、行動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斗爭的時候懼怕和壓制群眾。
共產黨卻在社會的基層建立自己的組織。黨員生活在群眾中。黨通過基層組織、通過黨員同群眾建立最廣泛的聯(lián)系,汲取群眾的意見、總結群眾的創(chuàng)造,貫徹和實現(xiàn)黨的決策。黨的先進性,就在于引導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愿望和力量,概括群眾自己的經(jīng)驗,以群眾能夠接受的方式克服群眾中的落后,和群眾一道前進。
工人階級政黨所面對的,不僅是私有制度特別是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經(jīng)濟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力量,而且有小生產的、習慣勢力的廣泛存在和深厚基礎。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統(tǒng)治的一個基本經(jīng)驗,是竭力維護自己的整體利益,同時在人民群眾中蓄意制造和維持這樣一種局面:誘發(fā)、煽動和助長原始性、動物性、自發(fā)性和極端自私使之陷入分裂與自我爭斗,由于喪失對世界歷史運動與國家命運的關注而斤斤計較眼前個人的蠅頭小利,由于缺乏階級的、民族的整體利益觀念,至多只能產生一些眼界心胸不超出一畝三分地和雞腸一般小胡同的里弄政客;這成為資產階級穩(wěn)固統(tǒng)治的前提。這就是今天西方政治學天天教導的把人民大眾從國家管理中排除出去的所謂“精英政治”。
從革命活動的初期,馬克思恩格斯就尖銳地提出德國“庸人氣”的問題。列寧終生同他所謂的“小市民氣”進行斗爭,認為小生產產生著資本主義,認為人民只有在歷史創(chuàng)造的實踐中、在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才能克服自身的保守、狹隘、自私、散漫。
蘇共蛻變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被閹割的事實、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落入低潮的嚴重局面,使得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的關系問題、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問題、黨作為工人階級政黨的思想的政治的獨立性問題,成為直接關系黨的存亡的緊迫而重大的問題。
(二十一)共產黨由于得到人民的支持、信任和擁戴而存在、而勝利、而發(fā)展,由于失去人民的支持、信任和擁戴而消失、而失敗、而萎縮。要說共產黨有什幺秘密的話,秘密就在這里。這本來算不得什幺秘密。不過,在今天共產黨存亡絕續(xù)問題引發(fā)煙霧迷漫的歪理謬說之際,找回這個“秘密”,從歷史實踐中呼喚這個“秘密”的全部活力,卻成為共產黨人的一個緊迫任務了。
毛澤東同志的20個基本論點
(二十二)就其主要特點來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怎樣的黨呢?
這是一個人類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在飽受這個時代幾乎所有壓迫形式蹂躪的、苦難異常深重的國家產生和崛起的黨,一個領導人民同二十世紀一切種類的剝削階級、剝削制度——從握有最強大經(jīng)濟力量、科技力量和軍事裝備的帝國主義,到國內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到最野蠻、最落后的農奴主階級——進行過較量并取得勝利的黨。
這是一個經(jīng)歷過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國內斗爭和國際斗爭考驗,經(jīng)歷過武裝斗爭和非武裝斗爭、戰(zhàn)場廝殺和談判桌上的較力、合法斗爭和非法斗爭、公開斗爭和地下斗爭、政治的經(jīng)濟的和思想文化斗爭考驗,經(jīng)歷過各種黨內斗爭和饑餓與險惡自然環(huán)境考驗,成功地通過所有這些煉獄的黨,一個由于毛澤東同志和他的戰(zhàn)友們的豐富政治經(jīng)驗、崇高道德品質而多數(shù)黨員對內外敵人的收買、腐蝕、糖彈攻擊與和平演變有著高度警覺的黨。
這是一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民居人口多數(shù)的社會中創(chuàng)建和進行活動,農民出身的黨員長期以來在黨員總數(shù)中居多數(shù)的黨。農民和其它小生產者的思想會帶到黨內并產生影響。但是即使在工作重點放在農村的時期,即使在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和其它農村工作中,黨都在自覺地以工人階級思想進行教育和引導,努力把農民出身的黨員提高到工人階級的、共產黨的水平上來。毛澤東同志從來強調,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必須把小資產階級引上無產階級的軌道。在黨的領導下,從出身農民的共產黨員中成長起一大批具有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功勛卓著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經(jīng)濟專家和科學家、文藝家,蔚然成為中國史乃至世界史上的奇觀。所謂中國共產黨是“民粹黨”的說法,完全沒有根據(jù)。
這是一個曾經(jīng)犯有多種形式的錯誤,錯誤路線不止一次在中央占據(jù)主導地位,又總是自己糾正錯誤,把錯誤作為一種財富,用它來教育黨員和人民,在總結自己教訓中更加團結、逐漸在政治上理論上越來越成熟的黨。
這是一個以弱勝強,一個由于敵我力量對比和自身原因屢屢被逼迫到死亡邊緣,又一次一次死里逃生、重新集結起來進行戰(zhàn)斗、獲得新生的黨,一個經(jīng)受過難以想象的挫折和失敗、和自己的人民共同品嘗艱難、在長期生死與共的斗爭中建立起深厚群眾基礎的黨,一個無論內外敵對力量多幺強大、無論自己的錯誤多幺嚴重、無論失敗多幺慘痛、無論付出多幺大的代價,都終究壓不垮、剿不滅、打不倒、騙不了、拆不散的黨。
這是一個領導人民通過不同階段在國家經(jīng)濟建設和社會發(fā)展方面創(chuàng)造巨大成就,從造不出一輛自行車而自己設計和制造出汽車、火車、輪船、飛機、衛(wèi)星、導彈、核武器,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和國民經(jīng)濟體系,掃蕩千百年來困擾我們民族的腐敗、迷信、賣淫、吸毒、黑社會現(xiàn)象,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與健康水平,結束1840年以來“東亞病夫”的歷史,使到處遭受侮辱的中國人在世界上挺起腰桿、揚眉吐氣的黨。
這是一個繼續(xù)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斗爭、繼承這些斗爭的偉大傳統(tǒng)和經(jīng)驗,代表最先進的工人階級、人數(shù)最多的農民階級和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一切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的階級、階層的利益,具有最廣泛、最深厚群眾基礎的黨。
總之,這是一個集中了中華民族全部智能和優(yōu)秀品格、為使中華民族擺脫不幸而有今天的地位發(fā)揮了最大作用、付出了最大犧牲的,唯一地具有著為民族的更大的、全面的進步做出決定性貢獻的黨。黨的勝利,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勝利,也是中國一切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勝利,是全民族的勝利。
(二十三)中國共產黨的特點和功勛來自人民、來自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lián)系。這種血肉聯(lián)系,成為中國共產黨壯大和蓬勃發(fā)展的生命的源泉,成為它的全部經(jīng)驗的結晶。
依靠和團結絕大多數(shù)人,建立、鞏固、發(fā)展、深化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中國共產黨有一系列理論的、政策的、工作方法的獨特創(chuàng)造。為此做出最大貢獻的,是毛澤東同志。特別是毛澤東同志逝世以后中國和世界共產黨人的歷史,包括蘇共下臺和蘇聯(lián)解體的歷史,每一頁都在繼續(xù)寫下毛澤東同志偉大和毛澤東思想現(xiàn)實生命力的證詞。
唯物史觀貫穿于毛澤東同志的全部著作和全部社會活動。毛澤東同志關于人民的歷史地位、關于黨同人民關系問題的獨創(chuàng)性見解,可以概括為20個基本論點。
這20個基本論點是:
(1)“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國的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內容,但是始終構成居民的絕大多數(shù)。在中國,人民中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是工人階級,工農聯(lián)盟是人民力量的基礎,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也屬于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并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
(2)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這個論斷提出于抗日戰(zhàn)爭時期。
1960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河南鄭州分別會見來自非洲、拉丁美洲、亞洲一些國家的朋友。根據(jù)當時負責起草新聞稿的熊向暉同志的記述,毛澤東同志在閱讀新聞稿的時候,刪去了原稿“中國人民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取得的偉大成就”中的“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和“偉大”,改為“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
他說:“為什幺一定要說毛澤東的領導呀?沒有毛澤東,中國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這是唯心史觀,不是唯物史觀。我把唯物史觀的精髓概括成一句話,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動力’。過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現(xiàn)在建設,靠的還是人民。一切成就都來自人民自己的努力。”
他又說:“領導人和人民不能分開,而是人民的一部分。‘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們,也包括了我。如果脫離人民,做官當老爺,那就不能包括。領導人和人民也不能等量齊觀。今天我向拉丁美洲朋友講了,你的稿子上也寫了,‘人民是決定的因素’。應當突出‘決定的因素’,不應當突出‘非決定的因素’。就是說,應當突出人民,決不要突出個人。”[vii]
(3)“卑賤者最聰明”,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中國人民中間,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xiāng)村、每個城鎮(zhèn),都有那里的“諸葛亮”。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人民群眾有向一切可以發(fā)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的無限的創(chuàng)造力。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chuàng)造的。只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tài)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首先要向群眾學習。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4)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并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做主,自己來處理,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黨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領導和幫助群眾,而不是給群眾以恩賜。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一定時期,農民會用自己的雙手丟棄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
(5)組織起來,實現(xiàn)人民的大團結。
帝國主義敢于欺負我們,主要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tài)。中國各民族不團結,是舊中國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的結果,也是帝國主義挑撥離間的結果。
黨的基本任務,是宣傳群眾和組織群眾。共產黨員每到一地,都要深入群眾,根據(jù)群眾的覺悟程度,啟發(fā)和幫助群眾提高,在群眾內心自愿的原則下,幫助群眾逐步組織起來。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還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眾覺悟。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組織起來,將自己由利于反動派剝削壓迫的散沙狀態(tài)改變?yōu)閳F結狀態(tài),實現(xiàn)人民的大團結,是中國人民長期斗爭的一個成果。
(6)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
共產黨人徹底地為人民利益工作,認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作為自己的出發(fā)點,一切言論行動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7)黨是革命事業(yè)的領導者、組織者,又是建設事業(yè)、群眾生活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黨的領導權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甲)率領被領導者(同盟者)向著共同的敵人作堅決的斗爭,并取得勝利;(乙)對被領導者給以物質福利,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對被領導者給以政治教育。要使群眾認識,黨代表他們利益,和他們呼吸相通,接受黨的政治號召,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和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沒有這兩個條件或兩個條件缺一,就不能實現(xiàn)領導。
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就要真心誠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活和生產的問題。要組織、領導和幫助人民發(fā)展生產、改善生活、提高文化,解決油鹽柴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孩子的問題、讀書上學的問題、生瘡害病的問題。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替人民著想。部隊負責同志要替戰(zhàn)士著想。機關負責同志要替大廚房著想,替雜務人員著想。群眾生產,群眾利益,群眾經(jīng)驗,群眾情緒,群眾的每一要求與每一提議,一切群眾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領導干部應該時刻注意的,都應該提上議事日程。
(8)共產黨員不是要做官,而是要真誠地為人民服務。
共產黨人是革命的先鋒隊。他們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不能一時一刻地脫離群眾。在民眾運動中,他們是民眾的學生和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在政府工作中,他們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就是敵人,對于無論什幺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就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9)黨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務員。
中國共產黨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革命和建設,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黨內僅有一些委瑣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的領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一切干部,不論職務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人民是主人。老百姓可以罵我們,我們卻不應該罵他們。
(10)共產黨員應該在人民群眾的實踐中經(jīng)風雨、見世面。
無論在什幺問題上,共產黨員一定要同群眾相結合。每到一地,都要和那里的群眾打成一片,都要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應該經(jīng)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眾斗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眾斗爭的大世面。凡屬真正團結一致、聯(lián)系群眾的領導骨干,必須從群眾斗爭中逐漸形成,而不是脫離群眾所能夠形成的。
我們黨有成百萬有經(jīng)驗的干部。這些干部,大多數(shù)是好的,是土生土長,聯(lián)系群眾,經(jīng)過長期斗爭考驗的。有建黨時期的,有北伐戰(zhàn)爭時期的,有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有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有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有全國解放以后的,他們都是我們國家的寶貴財產。東歐一些國家,沒有這樣一套干部。我們有在不同革命時期經(jīng)過考驗的這樣一套干部,就可以“任憑風浪起,穩(wěn)坐釣魚臺”。
(11)知識分子要和工農民眾相結合。
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一切為人民服務的知識分子應該受到尊敬。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知識分子必須逐步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感情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這需要經(jīng)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我們的專門家一方面幫助群眾、指導群眾,一方面向群眾學習,使自己的專門知識不致成為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毫無內容、毫無生氣的空中樓閣。專門家只有代表群眾,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
(12)人民群眾的意見和經(jīng)驗,是黨制定政策的基礎。
我們工作中決定的因素,是發(fā)現(xiàn)哪些政策是人民大眾接受的,哪些是有意見的、反對的。只有證明為大眾擁護的政策,才能成為我們黨的政策。革命的政治家是千千萬萬群眾政治家的領袖,他們的任務是把群眾政治家的意見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再使之回到群眾中去,為群眾所接受、所實踐,而不是閉門造車、自作聰明、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那種貴族式的所謂“政治家”。——這是無產階級政治家同腐朽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的原則區(qū)別。
(13)群眾路線是黨的基本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凡屬正確的領導,就是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tǒng)的意見)集中起來(經(jīng)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tǒng)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把黨的方針變?yōu)槿罕姷姆结槪癁槿罕姷囊庖姡谷罕妶猿窒氯ィ娭谛袆樱⒃谌罕娦袆又锌简炦@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huán),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14)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
要了解情況,唯一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沒有調查,實際工作者無法了解變化著的情況,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的人不能將理論與實際相聯(lián)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是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了解情況就是認識世界。全黨進行系統(tǒng)的、周密的調查研究,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huán)。調查研究,第一是眼睛向下,而不是昂首望天。沒有滿腔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一定不能做、一定做不好。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
(15)按照群眾的需要和自愿領導群眾前進。
一切為了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fā),而不是從良好的個人愿望出發(fā)。超過群眾覺悟、違反自愿原則的命令主義是錯誤的。遷就群眾中少數(shù)人的不正確意見,落后于群眾、違反領導群眾前進原則的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有些群眾容易注意當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不了解長遠的、全局的、集體的利益。不少青年人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國人民怎樣經(jīng)歷千辛萬苦的斗爭才擺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要經(jīng)過怎樣的長期的艱苦勞動。因此,需要在群眾中經(jīng)常進行生動的、切實的政治教育,并且把發(fā)生的困難作真實的說明,和人民一起研究解決的辦法。
(16)革命戰(zhàn)爭偉大力量的最深厚根源存在于人民群眾之中。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戰(zhàn)爭是吸引革命人民的旗幟,黨所領導的軍隊是真正人民的軍隊。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是這個軍隊的唯一宗旨。每一個指戰(zhàn)員以至每一個炊事員、飼養(yǎng)員,都是為人民服務的。軍隊不但是戰(zhàn)斗隊,而且主要地是工作隊,會打仗、會做群眾工作、會生產,無往而不勝。黨的領導保證著軍隊和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在革命戰(zhàn)爭中,群眾是打不破的銅墻鐵壁。正是由于人民的真心誠意的支持,從紅軍、八路軍、新四軍到人民解放軍,從大刀長矛、小米加步槍到現(xiàn)代化裝備,從消滅小股敵人武裝、消滅日本侵略軍和蔣介石武裝到擊敗號稱無敵于天下的美國王牌軍隊,我們的軍隊成為一支傳奇般的軍隊。
(17)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中國革命和建設勝利的法寶之一。
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喚起民眾,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結成國內統(tǒng)一戰(zhàn)線,發(fā)展到建立和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國內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國外,聯(lián)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結成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就是國內國際的兩個絕大多數(shù)。
在國內,統(tǒng)一戰(zhàn)線包括在一定條件下利用敵人營壘中的矛盾、有區(qū)別地對待各種中間勢力。但是,必須堅決地揭露和清除民族叛徒,必須保證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原則有兩個。第一個是團結,第二個是批評、教育和改造。關門主義是錯誤的。投降主義和對別人采取排斥和鄙棄態(tài)度的宗派主義也是錯誤的。
(18)關于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工人階級(經(jīng)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是一種政治制度。它是保衛(wèi)人民革命成果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武器,要求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反動派實行專政。它的第一個作用是壓迫國內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的剝削者、破壞者,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第二個作用是防御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人民民主專政保證著人民在國家生活中的主人公地位,是經(jīng)濟建設和各項事業(yè)發(fā)展的先決條件。
(19)人民必須管理上層建筑。
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企業(yè)、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如果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只有全國各族人民都負責,才能避免人亡政息。
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的手里,由誰來發(fā)議論,都是屬于權利問題。人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
(20)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社會主義社會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類性質完全不同的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除了對抗性的一面,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應該采取民主的方法來解決。所謂民主的方法,就是討論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
(二十四)這20個基本論點顯示出的,不是若干互不相關的、支離破碎的觀點,而是一種世界觀、學說、理論的大廈和有機體系。大廈和體系的根基是:不是西方也不是中國的神仙皇帝、貴族官僚、大亨大腕,而是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才應該也必定會成為世界歷史的真正主人。
這完全不是什幺把“人民”掛在口邊、寫在紙上的政治標簽,不是在需要的時候表演一番的“親民”姿態(tài),而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哲學。
(二十五)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的奮斗實踐鍛造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是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事業(yè)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開創(chuàng)者。
當外國侵略者壓迫中國人民的時候,他是偉大的民族英雄。當本國剝削階級壓迫人民的時候,他是階級解放和社會解放的偉大旗手。當共產黨執(zhí)政而某些共產黨員利用人民的授權謀取私利、危害人民的時候,他是黨內腐敗現(xiàn)象的最堅決的敵人。他把民族解放、階級解放、社會解放視為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事業(yè),也把清除黨內腐敗現(xiàn)象視為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事業(yè)。
在黨成為執(zhí)政黨之前,黨和人民為一方,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反動階級為另一方,這種敵我性質的階級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隨著這一矛盾的解決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除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會出現(xiàn)處于執(zhí)政地位的黨同人民群眾的矛盾。這里大量存在的,是黨的方針政策怎樣逐步調整和完善、以更好地實現(xiàn)絕大多數(shù)人利益的問題,是人民怎樣在黨的領導下、在作為國家和社會主人的情況下、在歷史創(chuàng)造的實踐中全面提高的問題;所有這些,都屬于人民內部矛盾。黨內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反紀律等脫離群眾以至于危害群眾利益的問題,一般地也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可以和應該通過黨內教育、黨的法規(guī)來解決。
在研究蘇共走向腐敗、衰落乃至失去執(zhí)政地位的原因的時候,可以責備它的黨內教育、黨內法規(guī)不夠完善和沒有能夠堅持下去。黨內教育和法規(guī)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但是問題不僅在這里——如果集中蘇共黨內教育和法規(guī)的條文,大約可以有幾大厚冊——尤其在于這種教育和法規(guī)永遠不能脫離、更不能代替人民的監(jiān)督。否則不過形同虛設而已。應該記住,解決黨內問題,人民群眾同樣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為著使黨內腐敗現(xiàn)象不至于發(fā)展到越出思想作風、工作作風的范圍而沉屙難愈,不至于形成同權力結合的利益集團而尾大不掉,不至于走到改變黨和政權性質的嚴重地步,或者為著在已經(jīng)出現(xiàn)這樣的危險局面的時候拯救黨,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充分發(fā)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只能是黨內大多數(shù)同人民群眾團結一致,只能求助于“人民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動力”這一具有決定意義的法寶。
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就在于,在他看來,執(zhí)政地位、偉大功勛、光榮歷史、崇高威望、領導職務,都不能成為共產黨員懼怕群眾、同群眾些許隔離的理由,都不能成為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利用權力為自己和家人謀取私利的理由;在共產黨員脫離群眾的錯誤同群眾利益之間,只能選擇后者而決不能選擇前者。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以后,他反復要求黨員領導干部到群眾中去,包括發(fā)動整風、干部參加勞動、進行調查研究、聽取各種意見和批評。來自群眾的即使是激烈的、錯誤的批評和意見,都表現(xiàn)著群眾對黨的信任和擁戴;這種信任和擁戴,要比成噸成噸的評功擺好、阿諛奉承有價值得多。相反,如果群眾對黨的工作、國家的命運采取事不關己的態(tài)度,歷史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精神受到挫傷,陷入政治上的消沉和冷漠,滿足于尋求小恩小惠和眼前利益,倒是一種悲劇了。
在他認為黨同群眾關系出現(xiàn)嚴重問題的時候,在開展黨內斗爭的同時,他直接訴諸群眾,號召來一個“孫悟空大鬧天宮”。作為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和最高領導人,在黨執(zhí)政的條件下,有如此的胸懷和氣量,敢于如此鮮明地依靠人民的力量解決黨內發(fā)生的問題,這對于任何處于執(zhí)政地位的剝削階級來說,這在任何剝削階級政黨中,都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人類幾千年歷史,數(shù)不清的王冠和令牌,皇帝、國王、總統(tǒng)們沾沾自喜地陶醉于別人喊自己“萬歲”的呼聲之中,還從來沒有一個民族、國家、階級、政黨的領導人,如毛澤東同志這樣呼喊出“人民萬歲”的口號。
毛澤東同志有過錯誤。中國黨有過錯誤。人民也會有錯誤。沒有任何人、任何政黨是絕對真理的化身。這使我們想起中國古代哲人孟子的一段名言:“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問題的要害恰恰在于,是不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fā)。為著人民的利益,也需要人民的付出,但是人民不會因此而生出怨憤。為著人民的利益,有時候會有犧牲,有時候會犯錯誤。但是人民寧愿付出這樣的犧牲,人民比較地能夠原諒這樣的錯誤,這樣的錯誤也比較地容易得到糾正。
毛澤東同志把終生獻給中國各族人民的解放和發(fā)展的事業(yè)。人民的評價,是對他的功過的最權威的裁決。在他去世之后不久,中國黨曾主要就對他的評價和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問題,做出過一個決議。間或有知識分子沈溺于個人委屈對他進行批評,也有人身攻擊、編造歷史、誣陷栽贓的文字。在他離開自己人民二十多年以來,出現(xiàn)無數(shù)新的歌曲,卻惟獨頌贊他的歌曲能夠繼續(xù)廣為傳播;出現(xiàn)無數(shù)反映群眾情緒、對領導人進行批評甚或嘲諷的政治性的民謠與笑話,卻惟獨沒有一句表現(xiàn)出對他的絲毫不敬;出現(xiàn)無數(shù)新的或仿佛新的政治概念,卻惟獨他的那些平易而深刻的警句,比如“為人民服務”、“群眾路線”、“艱苦奮斗”、“謙虛謹慎”、“實事求是”,最長久地活在人們的口上;出現(xiàn)無數(shù)新的畫像和美術作品,卻惟獨他的肖像貼在農民的炕頭、掛在汽車方向盤的旁邊。任何給毛澤東同志抹黑的企圖,總是被人民的輕蔑沖卷得無地自容。毛澤東,他的英名和事業(yè),已經(jīng)深深地刻在中國各族人民的心里,已經(jīng)和中國各族人民的情緒、意愿、歷史選擇融為一體。
(二十六)毛澤東同志1945年在《論聯(lián)合政府》中說:“二十四年的經(jīng)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shù)氐娜罕娨笙噙m合,都是聯(lián)系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shù)氐娜罕娨蟛幌噙m合,都是脫離群眾的。”
我們在2003年可以說,這是中國共產黨八十二年的經(jīng)驗告訴我們的真理,同樣也是蘇共下臺、蘇聯(lián)解體的教訓告訴我們的真理。
我們在2003年還可以說,這個歷史的真理,無論過去、現(xiàn)在、將來,都與共產黨的生命同在。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再度勃起、在世界人民結束西方全球化的新的歷史創(chuàng)造的進程中,它將再次閃射耀眼的光芒。
蘇聯(lián)是一個過程
(二十七)蘇聯(lián)之為蘇聯(lián),就在于它是一個有著自己主權與獨立地位的國家、一個人民成為社會主人的國家、一個共產黨執(zhí)政的國家。
這些基本特征的存在形態(tài),在蘇聯(lián)的不同時期,有很大的區(qū)別。蘇聯(lián)的歷史,是這些特征形成、發(fā)展到弱化、變形以至消失和國家解體的歷史。但是蘇聯(lián)存在,這些特征就存在。在這個意義上,蘇聯(lián)是對西方全球化的反動和對它的歷史方向的逆轉。
(二十八)在西方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西方壟斷資本同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矛盾,特別是在第三世界,集中于國家主權、民族獨立問題。第三世界國家的發(fā)展,首先遇到從帝國主義壓迫或者說從資本主義世界統(tǒng)治鎖鏈中解放,爭得國家主權、民族獨立的任務。在爭得國家主權、民族獨立之后,由于和資本主義世界統(tǒng)治處于同一個時代,仍然繼續(xù)面臨維護主權和獨立的任務。這成為第三世界國家解放與發(fā)展的決定性基礎和最具號召力、凝聚力的政治旗幟,成為實現(xiàn)國內民主,人民掌握自己命運、創(chuàng)造自己新生活的第一個步驟,成為避免再度淪為西方資本附庸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成為判斷不同政黨的進步性和得到人民擁護程度的最重要的標準。
(二十九)眼前有一個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的例子。
墨西哥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墨西哥革命制度黨不是共產黨。但是墨西哥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在西方全球化的總體架構及其進程中,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的起落,對于認識蘇共命運頗有參照意義。
墨西哥革命制度黨是墨西哥、也是拉丁美洲的第一大黨,自1929年3月到2000年12月,連續(xù)執(zhí)政71年。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處,黨員人數(shù)已經(jīng)達到1300萬。在政黨林立、社會動蕩、競爭激烈、政局屢變的拉美,這一點非常突出。在墨西哥2000年7月的大選中,革命制度黨失敗。失敗的原因大體包括:經(jīng)濟社會政策失當,貧富兩極分化嚴重;黨內腐敗叢生,缺乏有效的自我監(jiān)督和社會監(jiān)督;黨內派系斗爭激烈,凝聚力下降,不能形成思想上、行動上的統(tǒng)一力量;西方國家首先是美國插手支持反對派。
但是被公認的最重要的原因,是黨放棄了曾經(jīng)使自己由于存在廣泛群眾基礎而不斷取得勝利的、事實證明比較符合墨西哥實際情況的正確路線。
這個黨長期堅持革命民族主義,并且在1972年的“七大”把革命民族主義正式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和原則。其主要內容是,繼承和發(fā)揚墨西哥獨立戰(zhàn)爭、十九世紀中葉華雷斯改革運動和1910至1917年墨西哥革命的傳統(tǒng),捍衛(wèi)國家獨立和民族主權、自由和民主、正義與社會公正,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建立“民主、公正、自由、平等”的社會。在墨西哥和拉美的各資產階級政黨中,革命制度黨由此贏得尊敬和廣大群眾的擁戴,保持著黨內團結和在國內長期執(zhí)政的地位。
從1982年德拉馬德里出任總統(tǒng),特別是在薩利納斯出任總統(tǒng)期間(1988-1994),革命制度黨逐漸放棄革命民族主義的指導思想,極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經(jīng)濟政策,片面強調市場作用,削弱政府職能。在美國接受新自由主義教育的技術官僚占據(jù)黨的領導崗位。1992年,革命制度黨建黨63周年,薩利納斯在慶祝大會發(fā)表講話,認為黨的指導思想過時了,提出進行修改,以社會自由主義取代革命民族主義,作為“黨和政府實現(xiàn)歷史目標、發(fā)展民族文化的指導思想”。該黨主要報刊隨即發(fā)表《社會自由主義,我們的道路》。5月,黨的“十五大”確認了這一主張。
所謂社會自由主義,在執(zhí)行中暴露出種種問題,引發(fā)諸多社會矛盾,黨內國內也一直存在批評意見。這使得薩利納斯不得不一再為自己辯解,說他的社會自由主義不同于新自由主義。塞迪略出任總統(tǒng)期間(1994-2000),還在1996年9月革命制度黨的“十七大”重提革命民族主義。但是不管他們說些什幺,實際上奉行的都是來自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結果就是在經(jīng)濟自由的旗號下,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于少數(shù)人的手里,大多數(shù)人的貧困化日益加劇。這當然不能不引起人民群眾的普遍不滿。
2000年7月3日,即大選后的第二天,革命制度黨全國委員會舉行會議。路易斯·奧爾蒂斯委員說,失敗原因是黨“背離了革命的方向和建黨的原則”,“黨背叛了自己,將民族主義變成新自由主義,將主權變成全球化”。革命制度黨參議員、曾出任內政部長的曼努埃爾·巴萊特說,這是由于“黨失去了指南,在意識形態(tài)上出現(xiàn)偏差,新自由主義的瘟疫在黨內蔓延”,“將社會自由主義強加給黨,篡改了黨的原則,使黨力量削弱,與基層失去聯(lián)系”。[viii]
(三十)對外反對國際資本的壓迫,對內反對國內剝削階級的壓迫,由此爭取與維護社會解放和人民的權利,正是在這兩個方面,1917年十月革命和其后蘇聯(lián)發(fā)展的歷史,開創(chuàng)了人類社會進步的新時代。
在第三世界國家,共產黨把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爭取和維護國家主權與民族獨立,作為自己的最低綱領和實現(xiàn)各項任務的前提。共產黨獻身于工人階級解放和發(fā)展的事業(yè),在所有為實現(xiàn)民主、為實現(xiàn)民族解放與發(fā)展而進行斗爭的政黨中,共產黨因其階級品格而最徹底、最堅決。另一方面,一切熱愛自己的祖國、懷有民族解放與發(fā)展的崇高信念的仁人志士,總是或者成為共產黨人,或者黨的同盟者。
(三十一)可以研究一下,美國當局在演變和解體蘇聯(lián)過程中,為蘇共開列出了怎樣的繳械條件。
1991年6月,在“迅速地接近真相大白的時刻”,尼克松發(fā)表一篇具有綱領性意義的文章,公開申明西方不是要從經(jīng)濟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毀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但是他恰恰在兩個方面對戈爾巴喬夫“不放心”:“戈爾巴喬夫是共產黨組織培養(yǎng)的產物,是一個愛國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因此,只有加大壓力,“他才會接受肢解帝國、摧毀社會主義的改革”。[ix]
這就是說,不允許社會主義也不允許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不允許在國內實現(xiàn)絕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也不允許反對帝國主義的干涉和控制甚至不允許具備抗擊這種干涉和控制的能力。兩個不允許,由此產生兩個目標:不僅請共產黨下臺,還要肢解國家,或者說,不僅毀滅社會主義的成果,而且毀滅民主主義的成果。總之,戈爾巴喬夫和他那個共產黨必須滿足西方的兩個條件:對內屈服于國內資產階級,對外屈服于國外資產階級,不僅要賣黨,而且要賣國。
蘇聯(lián)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的歷史,是共產黨領導人民抗擊和戰(zhàn)勝帝國主義侵略干涉的光榮史。蘇聯(lián)的衰敗和解體,則同時是共產黨領導集團脫離自己的人民、屈從于帝國主義侵略干涉的恥辱史。看西方首先是美國的臉色行事,按照美國提供的藥方制訂自己的政治戰(zhàn)略和閹割自己的民族精神,一味討好、順從、媚態(tài)十足,使得蘇共在戈爾巴喬夫時代喪失最后一點先進性,也在最廣泛的意義失去了群眾基礎。
于是人們看到一種歷史的軌跡:徹底的愛國主義的道路走向共產黨、走向社會主義;倒過來,背棄共產黨、背棄社會主義走向賣國主義。
(三十二)有一種意見,認為蘇聯(lián)自稱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但是它起步于落后國家而不是資本主義高度發(fā)展的國家,后來又發(fā)生種種錯誤,不符合他們所謂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的定義,因此從來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問題由此引申,蘇聯(lián)共產黨根本就不是共產黨。
在我們看來,不是歷史服從于定義而是定義服從于歷史。和任何在歷史運動中出現(xiàn)、壯大和變化的新生事物一樣,蘇聯(lián)的或者別處的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都既不是某種既成觀念的外化,又不是從一出生就注定只能永遠正確無誤。歷史不像切西瓜,一刀下去,豁然分明,一個瞬間由漆黑一團變得通體光明。
無論社會主義制度或是共產黨,都在人民歷史創(chuàng)造活動的實踐中產生和逐步完善,都處在起起落落、生生死死的過程中。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在蘇聯(lián)取得偉大的成就,但是它的前景和命運本來就是兩種而不是一種,為此才有共產黨人的永不停息的奮斗。走到自己的反面,真共產黨被假共產黨打倒了,列寧、斯大林的黨被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的黨打倒了,是它在世界歷史運動中的一種曲折。這種曲折,當然不會是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終點。但是完全沒有理由說,有缺點、錯誤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是社會主義制度,列寧、斯大林的黨不是共產黨,在這樣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這樣的黨領導下取得的成就應該記到別的什幺制度、別的什幺的黨的名下,也沒有理由把蘇聯(lián)存在的整個過程看作是一成不變的,用一種語焉不詳?shù)摹疤K聯(lián)模式”來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
(三十三)十月革命勝利后的最初日子里,列寧即提出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土地法令》,還有《工人監(jiān)督條例草案》、《俄羅斯人民權力法約》、《工人同被剝削勞動農民的聯(lián)盟》、《勞動人民和被壓迫者法約》、《關于實行銀行國有化及有關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力宣言》等,奠定了人民權力的基礎。
也是從黨取得執(zhí)政地位的最初日子起,列寧就異常鮮明地提出反對黨的官僚主義化的問題。他把官僚主義叫做“內部最可惡的敵人”。他們?yōu)E發(fā)文件、亂下指示、空談法令、廢話連篇,使生動活撥的工作淹沒于浩如煙海的公文。在他看來,如果說有什幺東西會把蘇維埃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東西。他的意見完全正確:“只有當全體居民都參加管理工作時,才能徹底進行反官僚主義的斗爭,才能完全戰(zhàn)勝官僚主義。”[x]
這是列寧直到逝世都在耿耿于懷的問題。作為四卷本中文版《列寧選集》壓軸之作、列寧逝世前的最后兩篇文章《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察院》和《寧肯少些,但要好些》,關注的也是這個問題。他一再強調,新的社會制度“以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的合作為基礎”,為著改善國家機關,需要清除僅僅知道“尊敬上司,遵守辦文的形式和禮節(jié)”的因循守舊習氣。在某種程度上,一些“可愛的官僚”正在使新的國家機關沾染上西歐國家制度的許多最有害和最可笑的偏見。因此,他呼吁“向我們國內戰(zhàn)爭的經(jīng)驗請教”:“到我國專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發(fā)掘新的力量”。
(三十四)列寧的遺訓沒有能夠在蘇共堅持下去。
最初是高級軍官,爾后是領導干部、科學技術專家及其它方面的高級知識分子和經(jīng)濟部門領導人,得到較高收入和越來越多普通勞動者不具有的權利(比如享用高級住宅、別墅、汽車的權利,購買緊缺商品、出國旅游、安排親友特別位置的權利,接受某種特別教育的權利,等等)。這套東西在成為制度,同時延伸出越來越多、越來越不成樣子以至不得不禁止為外人道的陳規(guī)陋習。腐敗叢生腐敗,勢必逐漸形成掌握政權和各方面社會權利的特殊利益集團。
法國著名作家、《約翰·克里斯朵夫》的作者、十月革命的擁護者羅曼·羅蘭,1935年抱著極大熱忱訪問蘇聯(lián)。他撰寫了大量歌頌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蘇聯(lián)的文章,同時在《莫斯科日記》[xi]中寫下他的深深的憂慮。他敬重列寧、斯大林、捷爾任斯基“拒絕一切會使他們凌駕于普通公民之上的物質特權”的品質,但是領導人的豪華別墅、城郊公路邊人們怨憤的眼神,也使他產生一種擔憂,“保衛(wèi)國家的偉大共產主義軍隊及其領導人正在冒險變成特殊階級,而且,比什幺都嚴重的是,變成特權階級”,“宮廷中的上層達官顯貴(即使應該得到這種恩賜)過著特權階級的生活,而人民卻仍然不得不為了謀取面包和空氣(我想說的是住房)而進行艱苦的斗爭”。
在名義上,全體人民在生產資料所有制面前是平等的,在法律和選票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在實際上,黨的領導集團卻在越來越通過支配、控制、使用和經(jīng)營人民賦予自己的權利,實現(xiàn)自己的私利。在赫魯曉夫以前,這還只是局部的現(xiàn)象。從赫魯曉夫時代起,黨內形成特權集團。到戈爾巴喬夫時代,這個特權集團已經(jīng)全面控制黨和國家領導機構、形成根本改變國家性質的完整的路線和政策并且有領導地付諸實踐了。這成為社會主義蛻變的一種現(xiàn)實形式。
如果沒有列寧和斯大林領導蘇共進行的努力,蘇聯(lián)的壽命將不是70多年而是超不過20年。先驅們的偉大,就在于馬克思主義的清醒、徹底和堅定,就在于不是掛羊頭賣狗肉,不是欺瞞天下、口惠而實不至,說說了事,而是在實際上百折不撓地進行探索和創(chuàng)造。
成敗歷歷在目,不免使人感慨系之。但是在根本保證人民在社會主義國家充分實現(xiàn)國家主人權利的問題上,黨的所有的探索、創(chuàng)造甚至失敗,都不是徒勞無益的,都是世界共產黨人和工人階級的彌可珍貴的財富。
(三十五)從總體上說,從蘇聯(lián)存在的全部歷史來看,蘇聯(lián)是蘇聯(lián)人民的蘇聯(lián)。
蘇聯(lián)解體十幾年以后,一位俄羅斯紡織女工這樣說出她本人和她周圍人們的看法:在我熟悉的人們中,至少有80%的人喜歡蘇聯(lián),至少有90%的人按照蘇聯(lián)時代的標準生活水平降低了。報紙和電視每天宣傳美國好、西方好。別人再好,是別人的。蘇聯(lián)再不好,是我們自己的。蘇聯(lián)是我們人民自己奮斗建立的國家、是我們自己的政權。
一位俄羅斯知識分子在蘇共被傾覆以后說,“我是一個普通黨員,在蘇共時期經(jīng)常受批評,但是現(xiàn)在和黨站在一起。黨在臺上的時候可能有2000萬黨員,黨受難的時候可能只有20名黨員。我們的黨仿佛生病的老母親。我們要讓生病的母親重新站起來,成為勝利女神!”[xii]
一位紡織女工對蘇聯(lián)的看法,一位蘇共普通黨員對蘇共的看法,確有清高通達的士大夫不能企及之處。其中所包含的歷史的真理,遠遠超過唾沫飛濺的政治家們的演說、震耳欲聾的廣播的鼓噪、厚如磚塊的學術家的著作。
歷史提供著一種比較和鑒別的舞臺。蘇聯(lián)后期,人民把戈爾巴喬夫時代同列寧、斯大林時代比較的時候,罵聲遍于國中。蘇聯(lián)解體以后十多年,人民把失去社會主義的支離破碎的現(xiàn)實同社會主義的過去比較的時候,卻感覺即使那種未必夠格的社會主義也還是好于今天。
俄羅斯科學院綜合社會研究所所長米·康·戈爾什科夫這樣談到他的祖國:一個在二十世紀大部分時間里曾是世界共產主義先鋒隊的國家,“變成了大概是整個后共產主義地區(qū)中最‘右’的國家之一”,同時,“沒有一個東歐國家如此懷念社會主義的過去”。他提供了該所全國調查中顯示人們認識變化趨勢的資料。2000年,對社會主義好感的人占59.5%、反感的人占40.5%,對資本主義好感的人占33.7%、反感的人占66.3%;兩年之后的2002年,對社會主義好感的人占70.5%、反感的人占29.5%,對資本主義好感的人占32%、反感的人占68%。[xiii]
2002年11月7日,正值十月革命85周年。法新社自莫斯科報道,“民意測驗顯示,越來越多的人對蘇聯(lián)往事感到驕傲”,游行隊伍中居然有這樣的標語:“資本主義就是戰(zhàn)爭”、“打倒資產階級”。報道說,自1991年蘇聯(lián)倒臺至今已經(jīng)十多年了,對于蘇聯(lián)過去的看法開始變得成熟起來,“據(jù)7日公布的一項全國性民意測驗顯示,60%的人認為,十月革命曾經(jīng)對俄國產生積極的影響,而1990年只有49%的人這樣認為。33%的人說,共產黨奪取政權后曾經(jīng)推動了俄國社會和經(jīng)濟的發(fā)展,另外27%的人說,它為俄國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時代。”
2002年12月30日,正值蘇聯(lián)建國八十周年。法新社自莫斯科報道,當天公布的一項來自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的民意調查顯示,70%的俄羅斯人希望俄羅斯沒有解體,75%的俄羅斯人認為蘇聯(lián)更適合推動國家的社會和經(jīng)濟發(fā)展。
這就是蘇聯(lián)人民的回答。
美國一家報紙2003年載文,承認“許多俄羅斯人以他們的蘇維埃歷史為榮,例如紅軍的強大;中央計劃經(jīng)濟提供的保障;甚至這個國家以往的廣闊疆域。在最近的一項調查中,2/3的俄羅斯人說他們對蘇聯(lián)解體感到遺憾。”至于今天,“1/4的俄羅斯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多年來,這個國家一直把艾滋病看作是一個遙遠的問題,但是現(xiàn)在,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的艾滋病毒傳染速度趕得上俄羅斯。”但是它的結論有點文不對題:“蘇維埃的精神枷鎖仍然重重地壓在俄羅斯人及其對民主的夢想上”,“蘇維埃的遺產阻礙經(jīng)濟發(fā)展”。[xiv]好象他們比蘇聯(lián)人民還關心那里的民主狀況和經(jīng)濟發(fā)展,好象連今天那里艾滋病的大幅度傳染也是因為該死的蘇維埃!
(三十六)俄羅斯和蘇聯(lián)的其它加盟共和國,十月革命以前都屬于第三世界。
農奴制俄國1861年的解放農奴法令,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fā)展。1900年,俄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產國。1892-1902年,俄國鐵路增加42%,完成全國鐵路網(wǎng)的基本布局。到1913年,俄國擁有9000個工廠(指雇傭16名以上工人的企業(yè))、城市人口占到總人口的15.3%。俄國已經(jīng)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但是也因此不可能逃脫世界危機普遍而強大的沖擊。十九世紀下半葉,俄國經(jīng)歷6次危機,農產品價格下跌,農民收入大幅度減少。俄國沒有變?yōu)橘Y本主義,仍然留在第三世界。
俄國工業(yè)化的方式不過是,外國資本控制工業(yè)和國民經(jīng)濟的關鍵部門,以犧牲本國大眾利益為代價使外國投資者和本國一小撮上層人物發(fā)財。到1914年,外國投資者擁有40%的鐵路線、40%的機械工廠、42%的銀行股份、50%的化學工業(yè)、50%的煤和石油產品、60%的銅礦與鐵礦石、80%的焦碳產量。1917年俄國工業(yè)總投資5億英鎊,外國投資占1/3。直到1918年,在88.11億盧布的俄國國債中,大約50%為外國人所掌握。這使俄國成為歐洲最大的債務國。按照平均富裕水平來說,1913年的俄國大體與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相近,為美國的1/6、德國的1/3。其它指針是:電力為德國的1/5或者美國的1/7,生鐵和銅為德國的1/8或者美國的1/11,煤為德國的1/15或者美國的1/26。
有一種宣傳,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幾十年俄國工業(yè)迅速發(fā)展,如果沒有戰(zhàn)爭,俄國還是能夠迎頭趕上,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然而在歷史的進程中,“如果”是沒有意義的。而且即使按照最高水平,當時俄國的經(jīng)濟增長率也低于西方國家。1900年俄國人均生鐵產量為美國的1/8或者德國的1/6,到1913年就只有美國的1/11或者德國的1/8。在這樣一種國內國際秩序中,俄國越是力圖趕上,就落后得越多。
美國學者斯塔夫里亞諾斯兩卷本《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引述翔實豐富的資料論證,十月革命導致了這樣的奇跡:“是俄國而不是中國、印度或其它中東、非洲或拉丁美洲國家,成為第一個脫離第三世界的國家”[xv]。
(三十七)西方全球化在二十世紀有過兩次由于不同資本壟斷集團的擴張沖突造成的世界性浩劫,即兩次世界大戰(zhàn)。拯救人類的力量來自世界人民的團結和斗爭。把人類從第一次浩劫中拯救出來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是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蘇聯(lián)的出現(xiàn)。在把人類從第二次浩劫中拯救出來的斗爭中,蘇聯(lián)付出的代價最大,發(fā)揮的作用也最大。接著是蘇聯(lián)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是中國等一系列國家共產黨成為執(zhí)政黨、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各方面事業(yè)的發(fā)展,是以此為巨大后援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興起和世界殖民體系的瓦解。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建國以后的成就,極大地改變了世界力量的對比。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把那個時代看作是自己的驕傲。
(三十八)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使革命前落后的蘇聯(lián),成為一個在經(jīng)濟、國防、教育、文化、科技和國際地位方面與美國并駕齊驅的世界最強大國家,使革命前同樣屬于第三世界的東歐幾個國家成為被列入第二世界的國家。特別是蘇聯(lián)的出現(xiàn),打斷西方全球化的進程,在資本主義之外開辟了一條第三世界發(fā)展的新路,為廣大第三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所羨慕、所尊敬。
蘇聯(lián)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后來社會主義中國及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是社會主義的勝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共產黨的勝利,也是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和整個第三世界的共同勝利。
(三十九)蘇共從共產黨變?yōu)榉枪伯a黨,從點滴地、局部地喪失共產黨的屬性到由于越來越多和幾乎全部喪失這種屬性而混亂、而衰微、而變質、而“自行解散”;蘇聯(lián)內外政策逐步變化,最后實現(xiàn)社會性質的根本改變;在蘇共那里,首先丟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踐的品格,把它凝固于黨的文件、官方教科書和官方宣傳品,變?yōu)殡x開人民生活和創(chuàng)造性勞動的教條律令以及個人升官發(fā)財和獲取名利的政治標語,按照各種需要從不同的方面任意增刪和曲解,一直走到只剩下空洞的招牌和軀殼,——所有這些,都是一種過程。
蘇共、蘇聯(lián)的歷史,呈現(xiàn)出這樣的軌跡。當列寧、斯大林領導蘇共在人民中扎根、全心全意實現(xiàn)人民利益與愿望的時候,當黨充分相信和依靠自己的人民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時候,國家發(fā)展比較順利。即使發(fā)生錯誤,也比較容易糾正,不至于影響全局。比如人們至今議論最多的農業(yè)集體化急于求成的錯誤,肅反擴大化的錯誤,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初期準備不足的錯誤。這些錯誤沒有改變一個基本事實:社會主義蘇聯(lián)在資本主義的國際包圍中存在和確立下來了,蘇聯(lián)成為戰(zhàn)勝法西斯德國的中堅力量,人民的社會地位和物質文化生活比之舊時代發(fā)生天翻地覆的變化,蘇聯(lián)從第三世界國家成長為世界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但是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lián)共產黨領導集團同人民由疏離而對立,喪失階級的、民族的自信和自尊,亦步亦趨于美國,屈服于新自由主義,一心一意去同西方全面接軌和融入所謂西方那個“國際社會”,于是黨下臺了,國家解體了,俄羅斯在“休克療法”中休克、帶著走向資本主義的愿望回到第三世界了。一個偉大民族由進步走向停滯和倒退了。
西方當局把從赫魯曉夫以來蘇共所走過的道路叫做“改革”,一直在鼓勵、贊揚和幫助推行這種改革。這種“魔鬼之吻”的溫柔帶來國家毀滅和人民災難,已經(jīng)是一個不需要進行討論的簡單事實。
(四十)茲·布熱津斯基寫過一本頗有影響的書《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xvi]他所謂“共產主義”,大體相當于人們日常理解的“社會主義”。按照他的說法,“雖然共產黨在幾個不發(fā)達國家中奪得了政權,但所有這些國家的共產主義實踐都遭到了全面失敗”,因此他的大作“是一本論述共產主義最后危機的書”,“到下個世紀,共產主義將不可逆轉地在歷史上衰亡,它的實踐與信條將不再與人類的狀況有什幺關系”。
一個對自己的研究成果負責的嚴肅的學者,會為這位布熱津斯基編造歷史的勇氣和草率感到驚訝。歷史偏偏不是他的婢女。看來,他既不了解十九世紀,也不了解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既不了解蘇聯(lián),也不了解中國和世界。且不說他對歷史的辯證法一無所知,他甚至對歷史的加減法也不甚了了。
十九世紀是一個沒有共產黨執(zhí)政現(xiàn)象的世紀。二十世紀出現(xiàn)了共產黨執(zhí)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此導致我們這個星球的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廢墟上聳立起來的蘇聯(lián),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實現(xiàn)工業(yè)化,工業(yè)生產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廢墟上,蘇聯(lián)恢復得最快,和完全沒有受到戰(zhàn)爭破壞并且大大地發(fā)了一筆戰(zhàn)爭財?shù)拿绹啾龋?982年,國民收入達到后者的67%,工業(yè)總產值達到后者的80%,在科技、教育等方面和國防的某些部門還處于領先狀態(tài)。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遍布世界各國的共產黨,風起云涌的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從不同方面顯示著社會主義的活力。難怪西方頭面人物一個一個驚呼:不要太久,紅色風暴就要席卷到美國的西海岸了。
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之說,即使蘇聯(lián)解體以后也是站不住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潮,卻遠遠不是什幺“全面失敗”。就世紀的宏觀視野而言,社會主義制度不存在于十九世紀,而在二十世紀出現(xiàn)了、確立下來并且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到布熱津斯基宣布“大失敗”的時候,社會主義制度仍然存在著,社會主義的影響仍然存在著:這就是二十世紀為世界歷史運動增加的“新質”。我們處于二十一世紀的最初年份,至于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是不是會在這個世紀“不再與人類的狀況有什幺關系”,不妨繼續(xù)看下去再下結論。
倒是資本主義的地盤和影響比之十九世紀在大大縮小,資本主義特別是所謂“美式資本主義”給人類帶來的弊害,比之十九世紀暴露得更廣泛、更突出,也更為人們所普遍認識。
2002年12月6日,英國BBC中文網(wǎng)發(fā)布了這樣的消息:美國“皮尤人民與新聞研究中心”,在44個國家、3.8萬人的范圍里進行以“2002:世界在想什幺”為主題的民意測驗,顯示“人們對美國這個唯一的超級大國的不滿與日俱增”。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民意測驗。在27個參加過2000年同一調查的國家中,20個對美國持正面評價的人大幅度減少。同兩年前相比,英國對美持正面看法的人從83%下降到75%,喜歡美國的德國人從70%下降到61%。約旦、埃及、巴基斯坦等國70%以上受訪者對美國持負面印象;76%的俄羅斯人、75%的法國人、54%的德國人、近50%的英國人,認為美國對伊拉克動武懷著控制伊拉克石油的自私動機;64%的法國人、71%的德國人、47%的英國人,反對使用武力推翻薩達姆。調查結果發(fā)表的第一天,鬧得布什也不得不趕忙出來辯解:美國“不是一個征服者的國家,而是一個解放者的國家”。
負責主持皮尤中心這次調查的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說:“如果沒有人喜歡你,你最終就無法領導世界。大英帝國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對它過于龐大的勢力范圍產生了反感,他們想脫離出去。”皮尤中心負責人安迪·科胡特說:“我們搞單邊主義,我們加大了貧富差距,我們沒有為解決全球問題盡力。”美國一家大報刊登這次調查的消息,報道的題目竟然是《日漸衰落的全球形象》。報道特別列舉在接受美援最多的埃及的調查,說只有6%的埃及人對美國持積極態(tài)度,與持反對態(tài)度的人的比例為1:11。[xvii]
新近的熱點是,美國25萬大軍和飛機、導彈、航空母艦似鐵桶一般圍著伊拉克,據(jù)說伊拉克威脅美國安全與世界和平,非要武力顛覆它曾經(jīng)扶持的薩達姆總統(tǒng)。開戰(zhàn)前夕,今年2月26日,布什和薩達姆有一場電視交手。西班牙一家報紙評論說,布什的講話“是一次典型的啰嗦發(fā)言”,而“薩達姆明顯地使美國公眾折服了”,“在薩達姆和布什之間進行的第一輪對抗中,薩達姆贏了”。[xviii]美國報紙承認,美國的戰(zhàn)爭叫囂使薩達姆“過去從來沒有見過那幺多國家的政府試圖阻止對他的打擊”,“布什總統(tǒng)及其班子已經(jīng)使自己陷入萬丈深淵”,因此“布什將贏得戰(zhàn)爭而失去人心”。[xix]
布熱津斯基說到“最后危機”。到底是誰的“最后危機”,只有“最后”才清楚。
(四十一)蘇聯(lián)的興亡向人類顯示出一個事實。這就是,當共產黨興旺發(fā)達的時候,社會主義制度得到確立和鞏固,爭取民族獨立、國家主權的斗爭取得勝利,西方國家工人階級爭取自己權益的斗爭得到巨大的后援,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與發(fā)展事業(yè)取得成就;當黨衰微蛻化的時候,社會主義制度危機重重,民族解放運動陷入困境,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苦難深重。
無論是奮斗、受難、成功、再奮斗、再受難到再成功,無論是失敗、勝利、再失敗到再勝利,無論是痛苦、喜悅、再痛苦到再喜悅,共產黨都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共命運。世界歷史是前進還是倒退,世界人民是走向解放和發(fā)展還是走向苦難,是如此鮮明地同共產黨、社會主義運動的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
這就是共產黨之所以為共產黨。
(四十二)蘇共和蘇聯(lián),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無論悲喜,都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的一個重大事實。它曾經(jīng)以建立人類第一個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的全國政權、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并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加載史冊,現(xiàn)在又以其崩潰和解體的悲劇加載史冊。作為一種歷史過程,對于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來說,蘇聯(lián)既是由其勝利給人巨大鼓舞和投身解放斗爭的信心的范例,又是提供沉痛教訓、從它的失敗中重新探求新的解放之路的范例。無論在哪一種意義上,蘇聯(lián)的興亡,都是二十世紀以來直到今天人類關注的焦點,都是世界共產黨人的珍貴無比的教科書。
西方輿論的若干論點
(四十三)蘇聯(lián)存在、蘇共執(zhí)政,從一開始,就是帝國主義征剿、封鎖、圍堵、制裁、瓦解、攻擊的對象。那些西方輿論擺弄了70多年的古老的論點,今天又成為對蘇共下臺、蘇聯(lián)解體的當然解釋。概括地說就是:政治獨裁和消滅人的獨立性與個性、經(jīng)濟一塌糊涂、人民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并且要求資本主義。
(四十四)“政治獨裁”,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性異常強烈的概念。當著出現(xiàn)尖銳的階級對立、階級斗爭的局面的時候,往往形成政治獨裁;區(qū)別在于誰對誰獨裁。
蘇聯(lián)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無論為著戰(zhàn)勝國外帝國主義的征剿、封鎖、圍堵、制裁、瓦解、攻擊,無論為著戰(zhàn)勝國內敵對勢力的顛覆活動,都不得不使用“政治獨裁”的手段。這是階級斗爭的規(guī)律。對于蘇共來說,這是向資產階級學來的安身立命、看家護院的本領,這是弱者求生的法寶。
(四十五)關于蘇共的所謂政治獨裁,在西方報刊炒得最熱的舉例,是斯大林時代的肅反工作,即所謂“大清洗”。
那次肅反的背景和全面評價又當別論。作為一個歷史公案,從中吸取怎樣的教訓,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但是西方和蘇共內部某些人的鼓噪太不著邊際。
在削弱和毀滅蘇共的過程中,這一直是一個敏感的問題。戈爾巴喬夫宣布解散蘇共以后,1991年9月13日,蘇聯(lián)有兩個組織即——“保衛(wèi)列寧公眾委員會”和“列寧與祖國”——在莫斯科大學舉行記者招待會。到會者指出:赫魯曉夫上臺后,曾經(jīng)要總檢察長、司法部長等統(tǒng)計1921-1953年迫害了多少人。根據(jù)當時的統(tǒng)計,33年間共清洗3777380人,其中處以極刑的64298人,平均起來比目前每年因社會犯罪而死亡的人數(shù)少。他們不敢公布這個數(shù)字。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共產黨喪失了宣傳陣地,從1987年起公開造謠說,1921-1938年17年間斯大林清洗2000萬人,后來增加到4000萬,最高改為6000萬。[xx]
影響很大的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一書稱,斯大林時代“數(shù)百萬人慘遭殺害”,受迫害者“可以絕對有把握地估計不少于2000萬,可能高達4000萬”。按照美國最后一任駐蘇大使馬特洛克《蘇聯(lián)解體親歷記》的說法是,“希特勒入侵蘇聯(lián)導致2100萬人喪生。斯大林所殺的人比這還要多。”[xxi]蘇聯(lián)國內也有相應的聲音。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被西方譽為“改革之父”的雅科夫列夫,曾經(jīng)援引一個數(shù)字:三十年代后半期,被流放和監(jiān)禁的總人數(shù)為1400萬-1700萬,“我想這不會有什幺夸大之處”[xxii]。此人從戈爾巴喬夫時代到葉利欽時代一直擔任“為政治迫害犧牲者恢復名譽委員會”主席。他還以這樣身份的權威口吻回答記者,“在肅反運動中受迫害的人數(shù),可以說2000萬人,也許還要多。我認為多于此數(shù)”,“我傾向于2000萬”。[xxiii]這里排列著一堆“估計”、“我想”、“可以說”、“也許”、“我認為”、“我傾向于”,論者頗具夸大勇氣卻胸中無數(shù)。
以科學態(tài)度研究這個問題的竟然是一位中國學者。他主要根據(jù)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按照那個時代的包括蘇聯(lián)國內的政治氣候,不會提供縮小的數(shù)字——蘇聯(lián)和后來俄羅斯公布的官方數(shù)字,根據(jù)近年的解密材料,進行了詳盡的考證。所謂“大清洗”,實質上是針對黨內反對派的運動,發(fā)生在1937-1938年,指因為政治問題被判刑。所謂判刑,包括監(jiān)禁、死刑、流放、驅逐出境。根據(jù)他的考證,此間被監(jiān)禁在勞改營(蘇聯(lián)國家安全局管轄,中文譯為“古拉格”)的人數(shù)為60-70萬,被處決的人數(shù)為681692人,被流放和被驅逐處境人數(shù)為28411人。幾項合計,1937年至1938年因政治問題被判刑的總人數(shù)為130-150萬。這個數(shù)字是目前廣為流行的數(shù)字的1/10至1/15。按照蘇聯(lián)1937年全國人口普查的數(shù)字,在所謂大清洗的高潮時期,被判刑的政治犯,不到全國人口的1%。[xxiv]
我們等待著,不論采取什幺辦法取得和掌握其它國家詳盡資料、又取得和掌握最現(xiàn)代技術的西方首先是美國,什幺時候能夠為人類提供下述一些方面的可靠數(shù)字:比如從1640年算起,西方資產階級在他們的母國和全球特別是第三世界,采取屠殺、搶劫、偷竊、戰(zhàn)爭、封鎖、禁運、制裁、超經(jīng)濟剝削、不平等貿易、制造災荒與貧困等等手段,總共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比如在美國國內,僅僅為了取得和控制今天那片國土、積累今天壟斷資產階級的那些財富,總共造成了多少印第安人、黑人、拉美人和本國普通勞動者的死亡;比如在中國,從1840年到1949年,西方國家的侵略,包括鴉片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八國聯(lián)軍入侵、日本侵華戰(zhàn)爭和美國出錢出武器支持蔣介石集團挑起的國內戰(zhàn)爭,包括戰(zhàn)爭形式之外的其它形式,總共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這樣的數(shù)字,對于人類認識我們這個時代和尋找新的出路,實在大有幫助。但愿像上面說到的中國學者一樣,不要夸大也要不縮小。
西方國家有龐大的研究力量和現(xiàn)代化裝備,提供這些方面的盡可能接近事實的數(shù)字,應該不是困難的事情。一旦把這些數(shù)字擺在人類面前,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控與大混亂》一書中關于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殺人比希特勒“有過之無不及”的看來義憤填膺的控訴,就更會顯出自己的那點斤兩。
(四十六)有一個現(xiàn)成的可以證明蘇共政治獨裁的最無可辯駁的例子,不知道西方主流輿論何以忘卻。這個例子就是戈爾巴喬夫。
此人擔任蘇共總書記期間,既以“民主”的名義支持、放縱黨內外否定黨的歷史、肢解黨的力量甚至否定國家歷史、肢解國家的力量,又窒息、壓抑黨和人民中不贊同他的主張的力量,特別是擅自做出解散黨的荒唐決定。西方反共專家把獨裁專制宣傳為簡直就是共產黨的別名。但是他們恰恰在清算共產黨的獨裁專制的時候,一字不提這個共產黨歷史上獨裁專制到極端的最新而且最無可辯駁的實例。
(四十七)共產黨消滅人的獨立性和個性嗎?
在藝術創(chuàng)造的領域,虛偽、矯飾、裝模作樣最無存身之地。
當人民為著自己也為著祖國戰(zhàn)斗和勞動的時候,同樣是人的個性得到充分發(fā)展和實現(xiàn)的時候。洋溢著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灌注著深沉的歷史思考和現(xiàn)實創(chuàng)造力、顯示出獨特民族文化根基的豐富多彩的蘇聯(lián)藝術,成為二十世紀人類文明的燦爛篇章。高爾基和馬雅科夫斯基,阿·托爾斯泰、蕭洛霍夫和法捷耶夫,烏蘭諾娃和列賓,《神圣的戰(zhàn)爭》和《喀秋莎》,屬于蘇聯(lián)人民,也屬于世界人民。歌曲是人民的靈魂。全世界都知道,今天的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不是共產黨人。他提出用蘇聯(lián)國歌曲調作俄羅斯國歌的曲調。這真是一種值得玩味的社會現(xiàn)象。
性、愛和婚姻,大約可以算是最能夠體現(xiàn)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領域。即使在這樣的領域,社會主義的貢獻也是人所公認的。一個國家,一個政權,一個執(zhí)政黨,如果連自己人民的愛的權利、自己女性的起碼尊嚴都不能保障,那也實在可悲到極點了。
在美國,每年有200萬-400萬女性遭到丈夫、未婚夫或情人的暴力侵犯,對婦女的家庭暴力現(xiàn)象同艾滋病一樣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英國政府的資料表明,每天有167名婦女遭到強奸,每20名婦女中就有一人曾經(jīng)遭到強奸,貧困家庭16-19歲女性遭到強奸的比率最高。法國2002年9月公布一項調查《法國人:引誘,性與金錢》,說96%接受調查的法國人認為,愛情可以花錢買到。歐洲議會一份報告說,家庭暴力已經(jīng)成為歐洲婦女致殘致死的主要原因。[xxv]
法國出版的《歐洲時報》發(fā)表《東歐少女“人間蒸發(fā)”,暗訪歐洲性奴魔窟》,說每年大約有20萬婦女被從東歐賣到西歐乃至美國。她們不斷被強奸、毒打直到馴服為奴,被玩殘之后,再被層層轉賣到歐洲各地。某一個停車場的妓女,恰恰來自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xxvi]俄羅斯最近十年來有7.5萬女性出嫁到美國,平均年齡19.5歲,“希望通過與外國人結婚獲得幸福”,但是離婚率達到90%-100%。她們有的失去孩子、失去生命,有的被賣為奴或者被迫賣淫。[xxvii]同一個主題,還可以列出幾個標題:《獨聯(lián)體女子:國外性奴辛酸淚》、《東歐性奴隸在呻吟》;《科索沃性奴遍地,變態(tài)者蜂擁而至》;《國際販賣兒童及年輕婦女的現(xiàn)象在歐洲呈上升趨勢,很多受害者被迫賣淫》;《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婦女兒童被販賣到西歐國家淪為性奴隸》;《年輕婦女不斷被誘騙到韓國并幾乎像奴隸一樣為駐韓美軍提供性服務》;《俄羅斯妓女征戰(zhàn)東南亞》。[xxviii]
關于資本主義和已經(jīng)由于處于蛻變過程而走下坡路的社會主義,關于獨立性和個性,關于性和婦女的社會地位,關于愛、婚姻和家庭,這里告訴我們的已經(jīng)足夠了。
(四十八)在資產階級制度下,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把金錢作為人生的唯一支柱,把個人私欲作為世界的臍眼,把褲襠作為宇宙,把地球自然資源和月球、人們的靈魂和精神、愛情和尊嚴、祖宗的遺產和孩子們的未來統(tǒng)統(tǒng)變成商品,實在不足與談獨立性和個性。今天西方遍布全球的廣告、媒體、教育網(wǎng)絡、霸權話語,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和感情方式、生活方式和選擇權利。看好萊塢大片、聽美國流行音樂、吃麥當勞、穿牛仔褲、照搬美國教科書、按照美國當局需要的基調重寫自己民族的歷史和解釋當前的世界事件,正在淹沒各民族人民對人類文明的不可替代的貢獻和文化獨特性。
現(xiàn)在的問題,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企圖消滅或者已經(jīng)在消滅人的獨立性和個性。恰恰相反。我們先不算幾百年的老帳。這幾年來,西方首先是美國,在解體蘇聯(lián)、演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過程中導致貧困人口大量增加和人均壽命大為降低,把第三世界國家作為新式武器試驗場、工業(yè)垃圾與核廢料傾倒處,在那里殺人放火、制造污染、破壞環(huán)境。所有這些,豈但是對人的個性,簡直是對人的生命和生存條件的嚴重傷害。對人的生命的傷害,正在延伸到價值觀和精神世界的層面。時髦全球的美國生活方式被作為人類文明豐富性的唯一樣板和最高體現(xiàn),到處被膜拜有加。美國為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正在用它的硬力量和軟力量塑造人性的單一的、凝固的模式:在西方全球化的浪潮中把全球徹底改革為它發(fā)財致富的條件,使各國、各民族人民全部地、永久地成為它的奴隸。美國滿口民主和自由,但是在他們那里只有壟斷資產階級的實實在在的民主和自由。
一個動輒就手持導彈“先發(fā)制人”的國家,一個靠招募百萬間諜和準間諜來運轉、用刺刀警棍直升機和機場車站路邊墻角到處裝監(jiān)視器來對付自己人民的社會,一種制造出世界最多監(jiān)獄和最多犯人的政府,是沒有資格談論民主,也沒有資格談論人的獨立性和個性的。
(四十九)蘇共下臺、蘇聯(lián)解體,是由于人民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是由于“其內部矛盾所引起的社會主義經(jīng)濟的崩潰,以及普通民眾要求廢除社會主義并代之以資本主義這場來自社會底層、受到民眾歡迎的革命”[xxix]嗎?
蘇聯(lián)計劃經(jīng)濟被西方稱為“斯大林模式”。這種計劃經(jīng)濟越到后來,越加暴露出同現(xiàn)代生產力和世界交往的巨大發(fā)展在某些方面不相適應的弊病。但是基本事實是,正是社會主義計劃經(jīng)濟,使俄羅斯和其它十幾個原先屬于第三世界的國家,在蘇聯(lián)時代取得了它們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經(jīng)濟的巨大發(fā)展,支撐了衛(wèi)國戰(zhàn)爭的勝利,造就了蘇聯(lián)僅次于美國的國際地位。對于這樣一種建樹了歷史功勛、對于一個大國的發(fā)展發(fā)揮過重要作用的經(jīng)濟體制,加一個罪名、罵一通娘,即告得勝凱旋,輕率到不進行起碼的具體分析,算不上嚴肅的科學態(tài)度。
我們不打算引述冗長的經(jīng)濟數(shù)字,而是打算引述幾位其權威性無可置疑的、具有國際聲望的美國學者對于蘇聯(lián)經(jīng)濟而且恰恰是對于已經(jīng)走上自己歷史的下坡路的蘇聯(lián)經(jīng)濟及其體制的評價。
歷史學家阿瑟·施萊辛格1982年訪問莫斯科之后說:“美國有些人認為蘇聯(lián)正處于經(jīng)濟與社會崩潰的邊緣,只要用力推一下就把它翻到懸崖下面去了”,這些人“只是在自欺欺人”。他把這些美國人和與那些認為資本主義已經(jīng)窮途末路的蘇聯(lián)人相比,說雙方都有一些“癡心妄想者”,“總是看到別人的社會比他們自己的更脆弱。實際上每一個超級大國都有經(jīng)濟麻煩,只是雙方都還沒有倒在纜索上而已”。
1984年,著名經(jīng)濟學家加爾布雷斯做出相似的估計:“俄羅斯體制取得了成功”,“這是因為與西方工業(yè)經(jīng)濟大不相同的是,這種體制充分地利用了它的人力。”
蘇聯(lián)問題專家休厄林·比亞勒1982年在《外交事務》撰文指出,“現(xiàn)在的蘇聯(lián)在下一個十年將不會在一場真正的體制危機中苦苦掙扎,因為它以自己擁有強大的、未經(jīng)使用的政治與社會穩(wěn)定的潛力而感到自豪,這種潛力足以使蘇聯(lián)忍受最大的困難。”
諾貝爾經(jīng)濟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在他的教科書《經(jīng)濟學》(1981年)中說得還要激烈:“如果認為大多數(shù)東歐人生活在悲慘之中,那幺它就犯了一個低級錯誤。”
另一位著名經(jīng)濟學家萊斯特·瑟羅也是在八十年代末的教科書《經(jīng)濟問題》中聲稱:“指令性經(jīng)濟能夠顯著地增強和促進經(jīng)濟的增長過程嗎?蘇聯(lián)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表明,這是可以的。1920年,俄羅斯在世界經(jīng)濟中只占較小的份額。今天,它的經(jīng)濟成就卻可以同美國相媲美。”
這些引文轉引自一位美國中央情報局雇員、曾經(jīng)有幸作為專家參與策劃美國瓦解別國秘密戰(zhàn)略的人物的一本帶有自供狀性質的書《里根政府是怎樣搞垮蘇聯(lián)的》[xxx]。無須懷疑他對社會主義蘇聯(lián)的敵對立場。同樣無須懷疑的是,他不會搬出權威性的學者來反對自己,那幾位學者也的確既非馬克思主義者,也沒有材料證明對社會主義蘇聯(lián)有特別的好感。
經(jīng)濟體制需要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而發(fā)展,但是蘇聯(lián)后期經(jīng)濟體制方面的問題再嚴重,也遠遠不足以導致國家解體。相反,解體之后的俄羅斯和其它各國,倒是沒有共產黨執(zhí)政也沒有計劃經(jīng)濟了,結果一個個經(jīng)濟雕敝、兩極分化、社會動蕩,十多年基本上沒有建設項目。然而這些國家還那幺經(jīng)得起折騰,尚能在艱難中維持。秘密何在呢?秘密就在于,蘇聯(lián)時代的家底還在保證著多數(shù)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比如免費或者低價的住房、醫(yī)療、學校,比如城市居民在郊區(qū)分得的小片土地。在莫斯科,經(jīng)常有人開著蘇聯(lián)時代的小轎車,到集市出售自產的土豆和卷心菜。對于中國人來說,這簡直匪夷所思。但那正是活脫脫的一幅靠舊家底混新日子的歷史風俗畫。蘇聯(lián)解體后仿佛從地下冒出一批富可敵國的大款。他們的財富,主要不是來自新掠奪的剩余價值,其最大部分來自通過私有化改革侵吞國家、集體的鉅額財產。如果沒有蘇聯(lián)時代人民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和巨大的積累,大款們也只好空有一番如此這般的雄心大志罷了。這也該算是此前經(jīng)濟成就的一種反證。
(五十)在現(xiàn)實政策中,蘇共后期實際上已經(jīng)把人民從自己的政治詞典中一筆勾銷了。
蘇聯(lián)人民從列寧、斯大林了解共產黨、了解社會主義,認為共產黨、社會主義就是國家的統(tǒng)一和強大,就是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就是人民自己作為國家主人平等地享有的參與社會管理的民主權利和自己的勞動權、受教育權、醫(yī)療權等等。共產黨會有錯誤,社會主義在實踐過程中不會盡善盡美,人民總是有不滿意的方面和不滿意的時候。人民寬容地對待這一切,相信錯誤會得到糾正,未來是美好的。
有一個新近的例子。
2002年9月,法國公布一項國家財產私營化問題的民意調查結果:69%的人反對、26%的人贊成郵局私營化,69%的人反對、27%的人贊成電力公司私營化,64%的人反對、30%的人贊成煤氣公司私營化,66%的人反對、29%的人贊成鐵路私營化,53%、52%、51%的人反對、41%的人分別贊成電話電信、航空公司、電視公司私營化。[xxxi]——法國并非社會主義國家,這種調查也完全看不出共產黨的作用,何況出自民意調查機構的調查不像全民公決那樣本來應該具有法律意義。但是事關全民,就沒有理由離開全民,由少數(shù)人決策。就其形式而言,這本來屬于資產階級民主。對于執(zhí)政的共產黨來說,這尤其是不應該成為問題的事情。
人們知道,蘇聯(lián)人民奮斗幾十年爭得的全民就業(yè)、免費就學和醫(yī)療的權利,正在隨著國家的解體逐漸地被埋葬。但是蘇聯(lián)私有化改革起步于蘇共執(zhí)政的最后日子里。到后來的葉利欽時代,這種私有化改革就被它的執(zhí)行者毫不隱諱地稱為“出賣蘇維埃帝國”[xxxii]。根據(jù)戈爾巴喬夫的指令,1990年出現(xiàn)了一個“500天計劃”,規(guī)定在500天里使70%的工業(yè)企業(yè)實行私有化,私有化已經(jīng)成為官方政策。
蘇聯(lián)工業(yè)企業(yè)實行全民所有制,屬于蘇聯(lián)全體人民。這是用天文數(shù)字都難以表述的鉅額財產。在一個至少還自稱社會主義、由共產黨執(zhí)政的國家里,黨和政府的領導集團完全沒有權利擅自做出這樣的決定,即在不經(jīng)過全體人民授權和認可的情況下,把全體人民的勞動成果和全體人民占有的財產,改革為少數(shù)私人所有。那是人類史上公開掠奪人民的一場空前浩劫。西方把這場改革稱為“民主化改革”。其實這里一點民主的影子也沒有。按照西方經(jīng)濟學的流行術語,這是一種最嚴重的代理人侵權行為。
蘇聯(lián)解體前夕,曾就是否保留蘇聯(lián)進行全民公決。2002年6月,古巴就國家采取社會主義制度的問題進行全民公決。這樣的題目,是值得全民公決的。兩次公決,結果都是肯定的。但是在蘇聯(lián),這種結果卻首先被幾個握有重權的共產黨頭頭所踐踏。
社會主義的勝利,曾經(jīng)使這些人在羽翼未豐的時候總是滿口革命高調,以標榜擁護黨、堅持社會主義進入高位。他們需要人民的麻木、遲鈍、思想混亂。人民對黨和社會主義的信賴、人民的寬容,被黨的新一代領導集團——自稱列寧繼承者的人們、本來應該是“龍種”實際上卻是“跳蚤”的人們——所利用,并且遭到嘲弄和褻瀆。人民終于逐漸發(fā)現(xiàn),他們的本來總是為黨所關注、被黨的決策所吸收的聲音,他們的本來總是得到黨的真誠支持和積極引導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現(xiàn)在遭到冷落、輕蔑、排斥、壓抑。黨的會議、文件、領導人講話和主流媒體的聲音,離開人民越來越遠,越來越多的決策正在為剝奪人民的社會上層帶來利益。人民提出自己意見的正常渠道被堵塞。當他們終于憤怒到試圖用自己的力量、用某種不那幺溫良恭順的方式糾正黨的為他們所痛心疾首的錯誤的時候,他們就被合乎邏輯地認為是妨礙當局統(tǒng)治穩(wěn)定的力量,而成為專政對象,不得不面對警棍、刺刀和監(jiān)獄了。
(五十一)這就在蘇聯(lián)后期陰差陽錯地形成一種奇特的政治現(xiàn)象。
一方面,人民包括黨內中下層的多數(shù)仿佛在反對共產黨。
現(xiàn)在名義上還是共產黨、還是社會主義,實質卻正在變化。人民對實際政策不滿,人民在受到損害,然而一時還無法辨別,這是在黨和社會主義范圍內為著前進的倒退抑或為著整體的局部犧牲呢,還是徹底的背叛。
事實終究使人民明白,他們把對于老一代共產黨人的信任和擁戴奉獻給新一代領導集團,來自一種誤解。今天所謂共產黨、所謂社會主義,只剩一張廣告牌。統(tǒng)治者不過在利用人民對過去黨的功業(yè)的懷念、對老一代共產黨人的崇敬,來維持自己的地位。歷史發(fā)展到這樣的時候,人民的憤怒就不可遏止了。
蘇聯(lián)解體前夕、解體以后經(jīng)常發(fā)生的群眾性的罷工、游行、集會,反復出現(xiàn)這樣一些政治口號:“十月革命是我們的節(jié)日!”“捍衛(wèi)十月革命思想!”“警惕啊,資產階級沒有死,它又醒來了!”“戈爾巴喬夫背叛了列寧,我們對列寧仍然忠誠!”“戈爾巴喬夫的黨完蛋了,而列寧的黨還在!”“列寧的名字和事業(yè)永存!”“我們愛戴斯大林!”等等。[xxxiii]這些口號中顯示出的,是人民的歷史評價、人民的意志。人民所反對的,是戈爾巴喬夫的假共產黨、假社會主義,而不是列寧、斯大林時代的真共產黨、真社會主義。
問題不在于人民中間的確存在反對共產黨的政治口號,而在于人民已經(jīng)在區(qū)分“列寧的黨”和“戈爾巴喬夫的黨”。這種區(qū)分有著重大的意義。擁護、熱愛、重新呼喚“列寧的黨”,反對“戈爾巴喬夫的黨”,這就是人民的選擇。
另一方面,新一代黨的領導集團、作為它的社會基礎的新興資產階級——大約只有10萬人,有著強大的政治的、經(jīng)濟的、思想的能量,并且得到西方當局的支持和呼應——一個時期里卻仿佛在維護共產黨。
他們維護的,恰恰是“戈爾巴喬夫的黨”。
蘇共的衰敗竟然達到這樣一種極度可悲的程度,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力量同工人階級、同人民群眾的聯(lián)系幾乎被完全切斷,黨已經(jīng)無力回到自我拯救的正確路線,使人民呼喚的“列寧的黨”成為一種歷史的懷念。人民怨恨和拋棄的“戈爾巴喬夫的黨”,卻是活生生的現(xiàn)實。當人民的這種政治情緒形成一種歷史力量,而黨的新一代領導集團也已經(jīng)感覺到“黨”對他們來說不再具有意義的時候,黨的末日就來臨了。
不是人民而是黨的領導集團,把“列寧的黨”變成“戈爾巴喬夫的黨”,爾后又宣布解散這個黨。不是人民而是黨的領導集團,最終埋葬了黨。
(五十二)于是問題歸結為,蘇共下臺、蘇聯(lián)解體,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失敗和陳舊過時的最新例證嗎?
失去執(zhí)政地位前夕的蘇共,實質上已經(jīng)不再是共產黨。
這時蘇共的理論,實質上已經(jīng)不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時蘇共的路線和政策,實質上已經(jīng)不再是社會主義。
在這里議論什幺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失敗或者陳舊過時,要幺文不對題,要幺是在偷換概念。
(五十三)圍繞蘇共、蘇聯(lián)興亡的論戰(zhàn)由其生而生,卻不會由其死而死。這場論戰(zhàn)已經(jīng)進行了一個世紀。看來,還將繼續(xù)論戰(zhàn)下去。也許,要到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乃至整個進步人類同國際壟斷資本斗爭的下一個回合勝負分曉的時候,才可以有一種階段性的、為多數(shù)人認可的意見。即使那個時候,也仍然會有不同的看法。
這場論戰(zhàn)本身屬于歷史,如此深刻地聯(lián)系著不同階級人們的愛和恨,如此深刻地滲透著不同階級人們的現(xiàn)實利益和未來選擇。這場論戰(zhàn)不是誰制造出來的,也不是誰能夠阻斷或是掩飾起來。然而無論如何,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將從這場論戰(zhàn)中認識歷史與現(xiàn)實的是非,取得創(chuàng)造新世界的智能。
蘇共黨建主要教訓
(五十四)問題的全部癥結在于,蘇共領導集團從社會公仆變?yōu)樯鐣魅耍瑥娜娜鉃槿嗣穹兆優(yōu)轵T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蘇共生于斯、盛于斯、衰于斯、敗于斯。這就是蘇共下臺、蘇聯(lián)解體的最根本的原因。
從黨的建設的角度來說,在黨同人民群眾關系問題上,蘇共垮臺地位至少有五個方面的教訓。這就是:改變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閹割共產主義的目標;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用片面的、孤立的發(fā)展代替全面的、綜合的發(fā)展;破壞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形成脫離人民和黨內大多數(shù)的、由極少數(shù)人組成的特殊利益集團。
(五十五)第一個教訓,是改變了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
從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起,蘇共已經(jīng)聲稱,它不再是工人階級先鋒隊而是“蘇聯(lián)人民的先鋒隊”,成為“全體人民的黨”。蘇共以這樣一種自吹自擂走上脫離絕大多數(shù)人的不歸之路,為自己掘好了墳墓。
這里在似是而非中玩弄了一個語法游戲。難道能夠說共產黨不是人民的先鋒隊、不代表全體人民嗎?當然不能。但是問題在于,這里有一種因果關系:共產黨因為是工人階級先鋒隊,所以才是人民的先鋒隊、才代表全體人民。如果舍棄工人階級先鋒隊這個關鍵性環(huán)節(jié),抹煞這里的因果關系,所謂黨是人民先鋒隊、代表全體人民也就無法成立。我們已經(jīng)論及黨的先進性和群眾性問題,指出黨的先進性來自群眾性、越是先進的才越是群眾的。怎幺能夠設想,黨可以離開自己階級的先進性,而代表一般的“人民”呢?
(五十六)圍繞取消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問題,蘇共官方輿論和西方主流輿論沆瀣一氣、頗為合拍,理由也越講越無所顧忌。大體是:蘇聯(lián)已經(jīng)沒有階級對立、階級斗爭,只有“全體人民”了;起決定作用的已經(jīng)不是人民而是科技了;在西方國家,工人階級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數(shù)減少了,階級矛盾緩和了,甚至只有階層而沒有階級了。——事已至此,還有什幺必要談論工人階級先鋒隊呢?
美國最后一任駐蘇大使馬特洛克在《蘇聯(lián)解體親歷記》中寫道,蘇共領導集團內部關于階級斗爭問題的辯論由來已久,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總是含蓄地采取行動以削弱這一理論,而改革政策的推進隱含在“新思維”的模糊不清的詞語中。1988年夏季,辯論走向公開化。謝瓦爾德納澤在刊于《真理報》的一篇講話中說,“在和平共處時期不存在什幺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現(xiàn)今,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依靠先進科學、現(xiàn)代化設備和尖端技術來加快物質財富生產與合理分配的能力,以及我們開發(fā)和保護那些人類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資源的能力。”馬特洛克興奮得難以言表,“我一直孜孜以求的東西終于呈現(xiàn)在我的面前。階級斗爭這個決定對外政策實質的理論被官方人士宣布予以放棄。”他立即向謝瓦爾德納澤通報,“我已把他的有關階級斗爭的講話作為一個可喜的跡象向華府作了匯報。”[xxxiv]
(五十七)特別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階級斗爭問題,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一直成為各國共產黨人發(fā)生激烈爭論的焦點之一。能不能正確認識和處理這樣的問題,對黨和國家的命運關系極大。
蘇共犯過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比如三十年代的肅反。比如克格勃,本來是對付敵人的,卻被用來監(jiān)視、壓制和懲治人民。不區(qū)分具體的時間、地點、條件和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情況,一味夸大階級矛盾,一味用處理敵對階級間階級斗爭的方式來處理本來不屬于這樣性質的社會矛盾,自我傷害,徒然樹敵,增加混亂,導致認識的簡單化和一系列政策錯誤。這些錯誤沒有直接釀成黨的下臺和國家解體,但是當時已經(jīng)嚴重地敗壞黨和社會主義的名聲,至今還成為西方把共產黨宣傳得一無是處、面目猙獰的最常見的例證。
它的最嚴重的后果或許不在這種錯誤本身,而在從一個極端引發(fā)出另一個極端,成為另一個更大和更具危害性的錯誤產生、膨脹的前提。這就是蘇共抹煞階級、階級斗爭的錯誤。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同樣是不區(qū)分具體的時間、地點、條件和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情況,但是卻一味拒絕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分析社會矛盾,否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否認階級斗爭仍然是我們時代歷史的直接動力和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它既在西方國內階級斗爭的事實面前閉上眼睛,又在西方每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征剿、封鎖、圍堵、制裁、瓦解、攻擊面前閉上眼睛,在西方對第三世界的壓迫和剝削面前閉上眼睛。在蘇聯(lián)國內,它先是以已經(jīng)消滅剝削階級夸大自己的成就,然后是聽任甚至放縱實際存在的新資產階級的活動,直到黨的領導集團中的主要人物成為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政治、經(jīng)濟、思想文化的最高代表和國外資產階級的隨從,最后撕下共產黨、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在自己黨和祖國的葬禮上獲取新的加冕。
在一些枝節(jié)的問題上還會有不同看法。但是關于社會主義社會是否存在階級、階級斗爭以及這種斗爭的激烈和嚴酷,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執(zhí)政的共產黨正確認識和處理階級、階級斗爭問題怎樣地直接關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特別是有蘇共下臺、蘇聯(lián)解體的歷史擺在世界面前,應該說,已經(jīng)不再成為需要爭論的問題了。
(五十八)不僅在取得執(zhí)政地位之前而且在取得執(zhí)政地位之后,不能設想,一個不承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黨,還能算作是共產黨。
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分析、階級斗爭的學說,是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認識社會、判明自己的實際地位和尋找解放之路的銳利武器。在工人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以前如此,在工人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以后仍然如此。在國內問題上如此,在國際問題上仍然如此。在人類社會尚未發(fā)展到最后消滅剝削階級、剝削制度的階段之前,這個武器不能丟棄。
在西方加緊推行自己的全球化,用亞洲人民的血汗錢、非洲兒童的尸骨、拉美的金融動蕩構筑統(tǒng)治世界的大廈的時候,在維護人民權利的正義聲音幾乎被從世界主要媒體掃蕩殆盡的時候,在共產黨人被強制地封上嘴巴和紛紛遭到解雇、監(jiān)視、拘禁、關押、槍殺的時候,關于世界除了愛和甜蜜之外再無其它的宣傳是一種麻痹和欺騙,關于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陳舊過時的宣傳本身就是階級斗爭的現(xiàn)代版。
黨的任務不是搬弄馬克思主義的現(xiàn)成詞句,不是教條式地用敵對階級兩軍對壘、格斗廝殺作為階級斗爭的唯一形式——盡管這種形式當前仍然存在,而是對具體社會歷史條件中的階級、階級斗爭狀況進行經(jīng)得起實踐檢驗的分析,由此確定并經(jīng)常變化自己的戰(zhàn)略和策略。
但是歷史再一次以異常沉痛的教訓告誡共產黨人不要忘記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的名言: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一道前進。
(五十九)蘇共改變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自稱是代表“全體人民”的“人民先鋒隊”,仿佛基礎和擁護者的隊伍在擴大。然而事實上,它卻因此不再代表工人階級,更說不上代表全體人民,而是僅僅代表國內新生資產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
蘇共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活動的時代,正是蘇聯(lián)人民以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英雄主義精神共同建設和保衛(wèi)自己社會主義祖國的時代,也是蘇聯(lián)人民空前團結的時代。蘇共作為所謂代表“全體人民”的“人民先鋒隊”活動的時代,卻成為蘇聯(lián)日漸混亂、衰敗和國內人民分裂的時代。
1989年前后,蘇聯(lián)有過一個“蘇聯(lián)共產黨代表誰”的調查,認為黨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勞動人民的占7%,代表黨員的占11%,代表黨政官員的占85%。到黨下臺、國家解體以后,1996年又有另一個調查:來自原先蘇聯(lián)黨政官員中的人,在總統(tǒng)周圍居有官位的占75%,在各政黨領袖中占57.1%,在地方精英中占82.3%,在政府中占74.3%,在經(jīng)濟界占61%。[xxxv]
(六十)取消共產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一個直接后果,是逐漸形成了網(wǎng)羅野心家、腐敗分子和其它社會糟粕的黨的領導集團。
在黨執(zhí)政的條件下,由于黨的光榮歷史和社會威望,有報國志向的優(yōu)秀人物匯聚于黨內,懷著強烈個人欲望的人們也會擠進黨內。最好的人在黨內,最壞的人也在黨內。黨越是橫向發(fā)展黨員質量也越低,黨越是淡化、忘記和背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前者越是受到排擠,后者越是如魚得水、飛黃騰達。
于是出現(xiàn)兩種共產黨員。
一種是真共產黨員,在認識問題和社會實踐中,在交往和道德中,在為奪取政權而進行的殊死斗爭中和取得政權以后的日常工作中,都努力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世界觀和人生的準則。
另一種是假共產黨員。浸透個人發(fā)財升官的欲望,本來同共產黨的宗旨風馬牛不相及,盡可以相信別的什幺主義、加入別的什幺組織。當共產黨員意味著艱難、代價、付出和獻身甚至生命危險的時候,他們無影無蹤。當共產黨員意味著收入豐厚、職位升遷的時候,他們指天誓日地表示效忠,甚至踐踏朋友和同志的政治生命加官進爵。當反對和背叛共產黨意味著收入豐厚、職位升遷的時候,他們又紛紛向黨潑污水,以至于出賣和辱罵黨、攻擊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以此作為邀功請賞的籌碼了。
中國宋代文學家歐陽修有《朋黨論》,說君子以道為朋,小人以利為朋,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jié)。“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這里的道、道義、忠信、名節(jié),對于共產黨人來說,就是黨的政治屬性,就是黨的宗旨、理想、信念和紀律。這里的利,不是天下蒼生的大利,而是小人的私欲、私利。
魯迅先生講到一種東倒西歪、無論左右而不變其激烈的“翻著筋斗”的革命家。革命高潮時候他們故作激烈,“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情,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得死”。然而激烈得快,也平和得快,革命低潮時候便退伍、落荒、頹廢、叛變,以至激烈到拿朋友的頭作進見禮。
歐陽修說的“小人”和魯迅說的那種“翻著筋斗”的革命家,就是假共產黨員的生動畫像。
在黨內工人階級英雄主義占主導地位的時候,這種“小人”總是遭到清除。但是黨的高歌凱旋和取得較長時間執(zhí)政地位,卻使“小人”很容易進入黨內或躲過清除。他們一批一批地滋生,政治的和道義的墮落一代勝過一代。首先是私欲的低級形態(tài)的演出,比如在生活上脫離群眾、高高在上、追求享受和特權,比如為著維護和擴大缺乏群眾基礎的權利而在作風上崇尚形式主義、虛浮夸飾、風頭主義、小道取容,竭力使黨的機構官僚化、衙門化。后來發(fā)展為以權謀私、媚上剝下、貪污受賄、結黨營私,直到草菅人命、欺壓百姓、侵吞公產、賣黨賣國,自覺地對內屈服于國內資產階級,對外屈服于國際資產階級,完全置國家興敗、民族盛衰、人民死活于不顧。
當“小人”由個別而群體、由下層而上層、由權力較小到權力擴大、由外圍而核心,占據(jù)黨的相當一些重要崗位的時候,他們就能夠利用黨的現(xiàn)成的組織系統(tǒng)和紀律約束,通過媒體、宣傳、教育以至于組織手段,在黨內和全社會,妖魔化黨的歷史、黨的締造者的輝煌業(yè)績和老一代革命家用鮮血凝鑄的光榮傳統(tǒng)。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國如此,黨亦如此。待到黨已經(jīng)無力抵制他們、面對他們瘟疫一般毒化黨、污染社會而束手無策的時候,他們完全有力量用各種借口一批一批地把忠誠的共產黨員從各級領導崗位撤換下來,幾至完全拒絕、壓制和窒息人民的聲音,把本來清晰的真理越搞越胡涂,把黨和社會拖入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的混沌,甚至以非為是、以黑為白的謬誤的泥坑。
這時候的黨,黨員對損害黨、損害人民的現(xiàn)象或者敢怒而不敢言,或者認識胡涂、麻木不仁、無動于衷。在上層,理想、信念、紀律徒有虛名,不過是維持門面、欺騙群眾的標簽,或者排除異己、擴大權利的口實。理想、信念、紀律和與此內在聯(lián)系著的英雄主義、獻身精神,僅僅作為一種慣性的力量,在一些普通黨員中繼續(xù)存在和發(fā)揮作用,但是已如鳳毛麟角,充其量僅具宣傳價值了。一直鬧得“金吾皆乳臭,廟堂盡奸佞”,黨就變?yōu)楦鲬压硖ブ\取私利者的烏合之眾了。
蘇共在越來越大的規(guī)模上去精華而取糟粕,在糟粕中選擇糟粕,其代表人物漸次集中于黨的領導機構直到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他們以黨的組織名義瓦解、削弱黨,破壞黨在長期奮斗中建立的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他們在黨內和人民中高度孤立,生活在藐視、嘲弄、憤怒和唾罵中。但是黨卻被弄得唯有坐以待斃,直到使有近一個世紀輝煌歷史和近2000萬黨員的偉大的蘇共頃刻瓦解,使一向在文字和口頭上標榜的黨的凝聚力、戰(zhàn)斗力成為笑話。
放棄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放棄由此決定的黨的先進性,開啟了災難的入口。接納黨員,不可避免地魚龍混雜。隨著代謝分解機能漸次衰退,鬧得遍地貪官污吏、下流政客。這些人雞犬升天、權勢膨脹,于是忠良遭到貶斥,百職為之寒心,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由變?yōu)榭照劧獾嚼渎浜臀瘲売诘亍⑷稳僳`踏。待到異己力量控制他們的中央,就必然導致全局糜爛、不可收拾。在走向共產主義的漫長行程中,起伏、挫折、失敗、倒退不可避免。無論是“拉出去”、“打進來”,無論是思想的、政治的、組織的,黨內存在一些極端個人主義者甚至黨的敵人,這些人取得某些權利,并不足怪。問題在于,蘇共先是吸收越來越多這類貨色混入黨內而聽之任之、無所措手足,越是使他們成為上層腐敗的基礎,上層腐敗越是轉而培養(yǎng)、擴充、深化這種基礎,人民的權力也越是由于脫離人民而轉化為反對人民的權力,最后鬧得局面糜爛、不可收拾。
偉大的蘇聯(lián)共產黨,因為背離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而如此嚴重地脫離人民群眾,鬧到自殺了事,這真是歷史上少見的殘酷的諷刺。
(六十一)第二個教訓,是蘇共閹割了共產主義的目標。
對于共產黨人來說,共產主義是一個有自己科學界定的嚴肅而沉甸甸的話題。
1982年召開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其對共產主義問題的完整、科學和富有時代感的論述,得到許多國家兄弟黨的關注和贊賞。
大會指出,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社會運動。作為一種運動,其最終目的是實現(xiàn)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這種社會制度在我國的完全實現(xiàn),還需要若干代人的長時期的努力奮斗。在我國,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為最終實現(xiàn)共產主義理想而進行的運動,早在中共產黨成立和領導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候就開始了。現(xiàn)在這個運動在我國已經(jīng)發(fā)展到建立起作為共產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每天的生活都包含著共產主義,都離不開共產主義。我們黨內和黨外的那幺多英雄模范,那幺多為了革命理想而奮不顧身、犧牲一切的人,指導他們行動的難道不就是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嗎?“因此,共產主義的思想和共產主義的實踐早已存在于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中。那種認為‘共產主義是渺茫的幻想’、‘共產主義沒有經(jīng)過實踐檢驗’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共產主義理想曾經(jīng)鼓舞和指引蘇聯(lián)共產黨人戰(zhàn)勝難以想象的困難。共產主義精神和道德曾經(jīng)激發(fā)蘇聯(lián)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但是,當赫魯曉夫把共產主義歸結為不過是一盤土豆燒牛肉、揚言二十年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人民看到是無聊和俗不可耐。當戈爾巴喬夫引進美國式的資本主義,以此取代共產主義作為國家發(fā)展模式的時候,人民看到的是目標的虛妄,是黨的怯懦和背叛,是他把共產黨弄得一錢不值。
(六十二)第三個教訓,是蘇共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保證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和團結人民群眾的思想的、理論的旗幟。蘇共從斯大林后期起,出現(xiàn)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教條化的傾向。從赫魯曉夫時代起,馬克思列寧主義由于蓋上“官方”的印章、附屬于黨的領導集團的私利,一方面被作為當局執(zhí)政合法性和成就的裝點物,起著謀取個人權位和利益的工具的作用,一方面被作為當局根據(jù)自己需要任意取舍揉搓的“詮釋學”。洋洋灑灑的論文,厚如磚塊的著作,擺滿書架、充溢著教學和研究單位,但是同人民群眾的實踐脫離,越來越失去活力。
然而這又成為蘇共內部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勢力孳生繁衍的前提。起初是教條化;接著是沿著反對教條化的道路,走到曲解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創(chuàng)始人的人格侮辱以及對整個學說的一筆抹煞。蘇共曾經(jīng)先后出現(xiàn)兩種主管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中央大員:先是頗多教條主義,主要本領是在已經(jīng)發(fā)展變化的新的世界里符咒一般誦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寧全集》;后是成為戈爾巴喬夫埋葬蘇共主要助手的雅科夫列夫。此人不僅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懷有刻骨的仇恨,而且按照蘇共后期幾位領導人的披露的材料,已經(jīng)被美國情報機構所收買。這類人物最初拿出的,是馬克思、列寧的只言詞組和經(jīng)過他們肆行歪曲的雜拌,后來就只剩下編造這些巨人有多少情婦或者殺了多少人的謠言的才華了。
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旦脫離人民的歷史創(chuàng)造活動而成為“官方”的私有物,就不能不喪失自己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理論品格。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他的理論在本質上是革命的、批判的。用恩格斯的話來說,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就越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和愿望。但是在當局已經(jīng)放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馬克思列寧主義被禁錮于書齋和課堂、僅僅作為當局權力的遮羞布的情況下,在當局一方面縱容色情、暴力、下流、庸俗和對反共思潮表示少有的寬容,惟獨對戰(zhàn)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揮舞砍刀的情況下,在當局在關于愛、關于甜蜜的小夜曲的伴奏中同國內外資產階級蜜月共度、向人民的利益進攻的情況下,真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jīng)沒有合法存身的余地,倒是假馬克思列寧主義可以大行其道了。
這里人們看到的,也許還有馬克思、列寧的肖像和名字,也許還有來自馬克思、列寧的引文,但是已經(jīng)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人民拋棄這樣的黨,真是天公地道。
(六十三)第四個教訓,是逐漸用片面的、孤立的發(fā)展代替全面的、綜合的發(fā)展。
在生產力問題上,有兩段話,對于認識蘇共的這一錯誤具有直接的意義。
一段見于馬克思關于英國和殖民地印度關系的論述:英國帶來的鐵路將造成互相交往和來往的新的需要,產生現(xiàn)代工業(yè),但是“英國資產階級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使人民群眾得到解放,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于生產力的發(fā)展,而且還決定于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xxxvi]
另一段見于1998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獲得者、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fā)展》一書的中文版序言:“當中國在1979年開始進行大規(guī)模經(jīng)濟改革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jīng)擁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口以及發(fā)展良好的醫(yī)療保健體系,而且不存在土地擁有量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常見于發(fā)展中世界,而且在中國土地改革以前也存在)。”“遠在實行經(jīng)濟改革之前,中國就一直是在當代世界——特別是通過教育擴展、醫(yī)療保健體系轉變和土地改革上的重大進步——促進社會變革的一個先行者。”[xxxvii]
越到后來,蘇共越是絕對化到把社會發(fā)展歸結為就是發(fā)展生產力、就是經(jīng)濟增長,直到用一堆經(jīng)濟數(shù)字和百分比,甚至用一堆折合為美元的總量與平均數(shù),代替社會發(fā)展的全部。這就使把社會發(fā)展庸俗化的錯誤進一步加深,在更淺薄的意義上又一次庸俗化了。
(六十四)生產力具有歸根結底的決定作用。但是首先,全人類的第一個生產力是工人、勞動者。如果說生產力包括生產工具的話,那幺,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正是革命階級本身。其次,不存在為發(fā)展生產力而發(fā)展生產力,生產力本身不構成自己發(fā)展的目的。再次,生產力的發(fā)展既不是脫離生產關系的過程,也不是脫離上層建筑特別是政治上層建筑的過程。最后,生產力處于基礎地位,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的發(fā)展,只能是在這一基礎上的全面的、綜合的發(fā)展。如果一個國家某個時期有燦爛的經(jīng)濟總量和人均收入的數(shù)字,但是存在于總量和人均數(shù)字背后的,是國家與民族的附庸地位,是政治、經(jīng)濟、社會權利的兩極分化,是絕大多數(shù)人的失業(yè)與貧困、被剝奪接受教育與享有科技成就的權利,是信念迷失、丑惡橫行、正義貶值、道德淪喪與自然生態(tài)的破壞,它的發(fā)展成就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打折扣,甚至成為一種反發(fā)展,就不能不潛伏著巨大的危機。
在共產黨執(zhí)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發(fā)展生產力的目的,不是順應少數(shù)人的發(fā)財欲望和填滿他們的錢袋,而是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發(fā)展生產力的過程,不是削弱人民的權利和降低人民的地位,而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再生產和壯大革命階級本身的過程,不是引導人民在眼前的某些物質利益面前停下腳步,而是使人民在政治上、精神上、文化上、道德上繼續(xù)前進、不斷提高行使社會主人翁權利的能力和歷史創(chuàng)造力的過程。
事實證明,這不僅能夠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同時開創(chuàng)出一種社會全面解放、全面進步,用全面的發(fā)展代替片面的發(fā)展的道路。這是一種以絕大多數(shù)人為中心,絕大多數(shù)人參與和實現(xiàn)絕大多數(shù)人利益、使絕大多數(shù)人從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以及物質匱乏、精神愚昧、道德低下、文化落后中解放出來和普遍提高,絕大多數(shù)人掌握自己的命運、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的道路。這是一種全新的歷史道路。如果不能確定這樣一種方向、不能沿著這樣一種方向不倦地進行新的探索和創(chuàng)造,那種所謂社會主義是沒有意義的。
(六十五)在人類進入帝國主義的時代,蘇聯(lián)完全有資格被認為是落后國家經(jīng)過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制度而社會生產力得到大幅度提高的范例。蘇聯(lián)在發(fā)展生產力以及發(fā)展教育、文化、科技方面的成就舉世矚目。已經(jīng)在人類歷史確立下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所以對世界人民具有吸引力,所以獲得存在而且注定前景廣闊的歷史根據(jù),正在于它體現(xiàn)了這種全面的、綜合的發(fā)展和進步。這是社會主義的光榮,也是第三世界發(fā)展的光榮。
從赫魯曉夫時代起,蘇共主要地甚或僅僅以發(fā)展生產力、物質財富增長和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作為同資本主義進行比較的尺度,作為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的唯一標桿。這是從以人民為中心的全面的、綜合的發(fā)展和進步的一種可悲的倒退。有一段時間,經(jīng)濟在增長,但是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jīng)]有相應的提高,人民的權利受到黨內特權利益集團的侵蝕,而且越到后來,經(jīng)濟本身也越加處于停滯狀態(tài)。這就勢必走到貶低社會主義的獨特貢獻、貶低蘇聯(lián)人民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經(jīng)驗的荒唐地步,使國家再度陷入重復西方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片面性和可怕波折,取消自己的優(yōu)勢而以自己的劣勢同資本主義的優(yōu)勢相比較,永遠地落在后面。它當然不能不導致人民的不滿。
(六十六)第五個教訓,是破壞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形成脫離人民和黨內大多數(shù)的、由極少數(shù)人組成的特殊利益集團。
蘇共從建黨起即實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共產黨人的一種創(chuàng)造和對人類政治文明的獨特貢獻。
今天的共產黨人,在考慮黨內民主問題的時候,不妨回顧一下列寧的時代。無論在理論上或是在實踐上,那都是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
從1917年十月革命到列寧逝世,共77個月。黨由地下斗爭到公開狀態(tài),由在野到聯(lián)合多黨執(zhí)政再到黨成為唯一執(zhí)政黨,經(jīng)歷了對外的戰(zhàn)爭和國內戰(zhàn)爭、經(jīng)濟崩潰和饑荒,經(jīng)歷了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的災難、貧困和犧牲。黨只有保持高度的團結和統(tǒng)一,才可能戰(zhàn)勝困難。列寧強調,客觀形勢和黨的任務要求黨的各級組織“絕對必須執(zhí)行”中央委員會的指示,要求“無條件地執(zhí)行”代表大會的決議。
這里是說必須“執(zhí)行”中央指示和代表大會決議。但是就這些指示和決議的形成而言,就黨內同志的關系而言,列寧在同樣的意義上強調的是充分的民主。(1)全國或者地方的代表大會可以有與主報告觀點不同的副報告,供比較和選擇,以保證決策的正確性;(2)禁止具有特殊政綱和集團紀律的、鬧獨立的派別活動,允許黨員、各級組織在適當場合提出自己的意見,鼓勵對黨的缺點的批評;(3)重大分歧問題交付全黨討論表決;(4)在領導集體內部,可以同列寧爭論,他們是同志和戰(zhàn)友,而不允許出現(xiàn)帝王和諂臣、佞臣之間那種關系;(5)提倡報刊經(jīng)常地、廣泛地批評黨的錯誤;(6)在代表大會和中央尚未做出決定的時候,可以否定最高領導人的提案;(7)和反對自己的同志合作共事;(8)可以在各種會議上質詢、遞條子、提問題;(9)普通黨員也可以在規(guī)定的形式和范圍內與黨的領導人辯論;(10)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專門委員會,檢查黨的財務收支,并向大會報告;(11)由黨的代表大會從工人和農民中選出75-100名(這當然是大致的數(shù)字)中央監(jiān)察委員,當選者同中央委員一樣,應該經(jīng)過黨的資格審查,享有中央委員的一切權利;(12)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有一定數(shù)量委員必須出席中央政治局每次會議,應該不顧情面,“不讓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總書記,還是某個其它中央委員的威信,來妨礙他們提出質詢,檢查文件,以至做到絕對了解情況并使各項事業(yè)嚴格按照規(guī)定辦事”。
這些方面的規(guī)定和經(jīng)驗,當然不能認為是完美無缺的。黨在黨內民主問題上的創(chuàng)造性,沒有理由在那里終結。但是蘇共戰(zhàn)勝了建國初期的巨大困難,人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站住了,一種新生的社會制度確立下來了,就是這些規(guī)定和經(jīng)驗的正確性的無可辯駁的證明。這些規(guī)定和經(jīng)驗,貫穿其中的主要原則,到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時代,不僅沒有堅持下來,沒有加以健全和完善,而是或者被忘記,或者形同虛設,乃至全面地反其道而行之(例如,事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的決策完全由極少數(shù)人所壟斷,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意見不允許討論和批評,等等),那個黨也就在走向壽終正寢了。
(六十七)黨內民主具有兩重性。一方面,這是基于人民民主的民主,是黨通過自己的基礎組織和黨員,廣泛吸取人民智能、概括人民意見、集納人民意志的民主。另一方面,這是基于全體黨員平等權利、凝聚黨員共產主義積極性、由黨的嚴格紀律所內在地維系的民主。這兩個方面互為因果、損榮與共、相互聯(lián)系和滲透。黨內民主屬于人民民主,服務于人民民主,又是人民民主的集中形態(tài)。
在為取得政權而斗爭的年代,黨、黨的某個組織和黨員個人,其正確或是錯誤,總是直接關系到生死存亡,總是一方面直接暴露在敵人面前,一方面直接暴露在人民的面前。由于復雜的斗爭環(huán)境和秘密的、相對分散的狀態(tài),在全局上,很難形成嚴格的等級制度,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很難依靠高度集中的指揮系統(tǒng)貫徹自己的意旨,更多情況下只能實現(xiàn)路線的政策的領導。這就為各級黨組織甚至黨員個人根據(jù)當時當?shù)厍闆r吸取來自人民的經(jīng)驗和智能、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提供了較大空間,也使得全局性錯誤的風險和后果多少分散化了。
建立新的國家政權,共產黨成為國家的執(zhí)政黨,提出了黨在新的情況下繼續(xù)保持和加強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lián)系、完善自己組織制度的任務。列寧逝世以后,蘇共既沒有尖銳而明確地提出、更沒有有效地實現(xiàn)這個任務。黨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形成的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越來越淪為僅僅稱得上是一種慣性力量,也因此而越來越不再能夠從現(xiàn)實中得到無盡的營養(yǎng),而被代際繼替所中斷。于是逐漸形成與高度集中、等級制度并存的官僚體制,決定黨和國家命運的內外政策越來越成為極少數(shù)人的專利和特權,對全民資產的支配權越來越轉向所有權。黨和國家機構成為本來意義上的“衙門”。處于上層極少數(shù)同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黨和國家機構的普通工作人員,只能承擔看來沒有思想性的文牘主義的、形式主義的程序性任務,而且也只有在這個范圍內循規(guī)蹈矩才可以有晉升的機會。黨內民主、人民民主徒有其名。黨內大多數(shù)和廣大人民群眾已經(jīng)在事實上被剝奪就重大問題參與決策、進行監(jiān)督甚至發(fā)言的權利。
共產黨總是需要正確地處理兩種關系。一個是同國內外資產階級的關系。一個是同廣大人民群眾、同國內外大多數(shù)的關系。由掌握全民資產的支配權向掌握所有權轉移的過程,是一個政策轉換的過程,也是一個上層極少數(shù)思想、心理、價值觀、世界觀和生活方式資產階級化的過程。離開人民越遠,離開資產階級就越近。同樣,離開資產階級越近,離開人民也就越遠。脫離自己的人民而屈服于國內資產階級,脫離世界廣大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而屈服于國際資產階級,黨和國家的性質改變,成為同一的過程。
完全不能設想,在一個共產黨執(zhí)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可以沒有人民的充分的民主權利,可以在沒有人民充分民主權利的情況下存在黨內民主。黨要求自己的黨員聯(lián)系群眾,有遠見卓識、獻身精神、嚴格求實、忠誠正直。擁有越來越多這樣的黨員,把他們的智能和力量集中起來,黨才能夠形成正確的決策和統(tǒng)一的力量,才是不可戰(zhàn)勝的。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在同樣的意義上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
黨的全局性的決策,只能由全黨做出。黨的地方和部門組織的決策,只能由參加該地方、該部門黨的工作的全體黨員做出。在黨的基本屬性的范圍內,黨的紀律、生機和凝聚力的基礎是,決策成為黨員個人智能、創(chuàng)造性的結晶和升華。一個不能保證黨員個人權利,不能保證實現(xiàn)黨員民主選擇得到實現(xiàn)的黨,是沒有前途的。
黨的領導機構是執(zhí)行黨的決策的指揮部和組織者。領導機構內部實行一人一票表決制。領導機構和領導人由民主選舉產生,實行任期制。選舉不是保險箱。即使是公正的選舉,也不能保證一定選舉出優(yōu)秀的、稱職的領導機構和領導人。但是選舉的民主基礎、選舉程序的民主性,一般地總是同選舉結果的正確性呈正比,在多數(shù)情況下,遠比個別人的暗箱操作和單純的行政任命可靠。
在民主程序的范圍內,七嘴八舌、議論風生、個人創(chuàng)造性,和統(tǒng)一意志、統(tǒng)一行動、嚴格的紀律,同樣都是黨內政治生活的常態(tài)。沒有前者,黨只能存在虛假的、不堪一擊的團結。沒有后者,黨將不配成為革命工人階級的戰(zhàn)斗的司令部而只能淪為聊天室和空談俱樂部。
(六十八)黨的民主集中制承擔著兩個重大任務,即選優(yōu)和糾錯。
作為一種組織制度,民主集中制是選擇優(yōu)秀的、稱職的領導機構和領導人,使黨履行歷史的責任,無負工人階級和人民的重托,無負黨員的希望的組織保證。同樣重要的是,它還應該是發(fā)現(xiàn)選擇錯誤及黨的其它錯誤的時候,及時地、有效地糾正錯誤的組織保證。黨需要選優(yōu)機制,也需要糾錯機制。所謂糾錯機制,就是排泄廢物和毒素的機制。實現(xiàn)這兩項任務,成功地發(fā)揮兩種機制的作用,都要求有堅實的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的基礎。
選優(yōu)和糾錯,最根本的標準在于,是不是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的某項政策可能符合其所以形成的程序,但是實踐證明危害著群眾的利益,那就應該得到糾正。黨的某個干部可能因為符合上級機關、上級領導人的口味而得到提升,但是群眾對他持懷疑態(tài)度甚至反對態(tài)度,那就應該撤消對他的提升。
民主集中制保證著黨內的平等和公正。黨內總是會有不同的意見。這就需要一種制度,使得各種意見取得平等爭論的地位,使得正確的意見能夠采用民主的方法產生、完善和進入決策,使得錯誤的意見能夠在民主討論中得到糾正,使得黨的團結保持原則性和廣泛性。只有這樣,黨才能永遠不沾染欺上瞞下、見風使舵、阿諛諂媚、吹牛拍馬、排斥異己的剝削階級政客作風,使得正義得到支持、庸俗得到遏制、腐敗得到清除。
(六十九)民主集中制成為蘇共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后來既發(fā)生濫用民主、破壞黨的統(tǒng)一意志和統(tǒng)一行動的錯誤,又發(fā)生濫用集中、破壞黨的民主和侵犯黨員民主權利的錯誤。戈爾巴喬夫成為集兩方面錯誤于一身的代表人物。蘇共曾經(jīng)有過打擊正確意見的錯誤。這種錯誤應該糾正。但是赫魯曉夫特別是戈爾巴喬夫,不是用民主集中制的辦法、用共產黨人解決黨內矛盾的正常辦法,而是用丑化黨、分裂黨的辦法“糾正”這種錯誤,居心已經(jīng)不良,舉措步步荒唐,就不可避免地養(yǎng)癰遺患、走上毀滅黨的道路了。
蘇共沒有阻止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這類人物在黨內上升和進入黨的領導核心,沒有及時識破他們的真正面目和采取果斷步驟把他們清除出去,特別是在戈爾巴喬夫的政治背叛已經(jīng)不是隱秘的而是公開的、不是口頭的而是在事實上給黨和國家造成了災難性的損失,黨內外也已經(jīng)有許多同志對他進行堅決揭露的時候,他們的已經(jīng)蛻化的組織制度幾至沒有發(fā)揮出任何有益的作用。蘇共從走向衰退到被解散的事實說明,就選優(yōu)和糾錯這兩個方面而言,它的組織制度都存在致命的弊端。
(七十)總結蘇共黨建方面的教訓,應當特別提到兩部著作。
一是日本作者的《蘇聯(lián)解體之謎》[xxxviii],認為國家解體之謎在黨,黨解體之謎在領導集團,“像戈爾巴喬夫這樣的改革家能夠成為蘇共領導人本身,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歷史之謎”。
文章認為,黨領導國家政權,但是如果黨成為與國家組織一體化的行政組織,就不是本來意義上的共產黨了。“黨員不是根據(jù)理想、信念入黨,而是為了取得在國家機關或社會組織謀取優(yōu)厚待遇所不可缺少的條件而入黨的。在勃列日涅夫時代,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腐蝕,黨員的心理已經(jīng)近似日本公務員的心理。所以使黨員捍衛(wèi)黨或燃起黨員的使命感起而采取政治行動的可能性極小。蘇共官僚們最關心的既不是馬克思和列寧的意識形態(tài),也不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而是維護和擴大自己的特權,保持既得利益。即使要堅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主義制度,也是為了維護黨政官僚的利益。”
在這種政治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共產黨員,大部分是“順應主義者”,即隨機應變、隨波逐流、隨風轉舵,“當改革政策成為當局的正式路線時,所有黨員都在順應領導層的意識形態(tài)路線和政策的改變”。事實上最熱衷于資本主義化的正是黨政官僚。“1987年以來逐漸實行了國有財產私有化、國營企業(yè)私營化政策。在市場化政策實施過程中,與新企業(yè)家或黑社會結成一團熱衷于私有化的,是頗諳其中訣竅的黨政官僚們。他們利用固有的特權、有利的社會地位以及裙帶關系,首先把國有財產攫為己有,辦起有利可圖的企業(yè)。”
另一部著作,是我們已經(jīng)涉及到的美國大衛(wèi)·科茲教授和新聞記者弗雷德·威爾的《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lián)體制的終結》。
該書作者寫于1996年的英文版序指出,“西方媒體充斥著各種關于下層群眾撼動蘇聯(lián)體制并群起而攻之的故事”,“我們的結論是,蘇聯(lián)體制的瓦解,不是源于與經(jīng)濟崩潰一道而來的群眾暴動,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統(tǒng)治精英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所以應該把蘇聯(lián)體制的終結理解為“來自上層的革命”。該書中文譯者后記也說,兩位美國作者對蘇聯(lián)解體持一種在西方世界里頗為獨特的看法,這就是,“最根本的,是上層利益選擇的結果:黨和國家精英中起主導作用的一部分人覺得資本主義更有吸引力,更能給他們帶來實惠——經(jīng)濟的、政治的、地位的等,因此放棄了原來就不太堅定的理想,加入到分割國家財產、搶奪社會政治地位的親資本主義大潮當中。”
解體過程中和解體以后十多年來的歷史,仿佛有意地在為兩位西方作者的論點作注解。
那里絕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沒有提高反而陷入困境,一批共產黨高層官員卻隨著黨的下臺而官運財運并駕亨通。他們紛紛脫帽加冕——脫下共產黨的帽,加上諸如總統(tǒng)、總理、部長、董事長、總經(jīng)理之類的冕。俄羅斯一家報紙載文,說這些人在獨聯(lián)體各共和國“看準了政治行情”,拼命攫取金錢和權利,政治投機,銅臭熏心,良心扭曲,成為“政壇蛀蟲”。[xxxix]蘇共原政治局委員葉利欽帶頭退黨,轉瞬之間變成俄羅斯總統(tǒng)。黨和國家的許多上層人物,依背叛社會主義和擁戴資本主義的程度而在新政權中榮升到相應的位置,或者同時成為銀行家和大富翁。對于他們來說,過去已經(jīng)引起群眾憤恨的某些特權、處于非法狀態(tài)的貪污受賄行為,今天合法化了,可以放開手腳為所欲為變本加厲了。最后一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盧基揚諾夫說,過去群眾對政治局委員使用國家特別分配的別墅有意見,但是和今天部長們的別墅相比,那簡直就是茅草屋。
蘇聯(lián)的“改革”,真是地地道道的“革革命的命”——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命,革社會主義的命,革共產黨和共產黨人的命,革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命。結果,改革改出了歷史的巨大倒退,改出了重新革命的對象和必然性。這種對于同列寧、斯大林的名字、同無數(shù)先烈鮮血聯(lián)系在一起的偉大事業(yè)的踐踏越是殘酷無情,也越是成為新的列寧和斯大林再生的社會條件。
全球化與反西方全球化
(七十一)全球化之作為一個符合其全球身份、引起全球普遍關注的理論范疇,是和蘇聯(lián)、東歐共產黨的衰落與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低潮、世界共產黨人的厄運,和新自由主義的強制性的廣泛推行,和第三世界的災難起伏與再度陷入困境,和美國確立其唯一霸權國家的野心及實踐,同時發(fā)生的。這不是偶然的巧合。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一方面在實踐中強制推行西方全球化的戰(zhàn)略,一方面由他們的語言策劃師對何謂“全球化”、怎樣“全球化”,做出符合他們攫取全球利益的要求的解釋。他們借助強大的經(jīng)濟、政治、軍事、文化及技術力量,把這種符合他們利益的解釋強加給世界。壟斷資本直接或間接操縱的大小官員、研究機構、學者專家、教育部門、商業(yè)炒作特別是各種新聞媒體,每天進行合乎他們口味的說教,那簡直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如此則加封“著名”、“大師”、“里程碑”之類頭銜,給予種種獎項、送上各色論壇、刊登報章雜志的顯要地位、出版精美華貴的著作。不同意見則一概視同異類,封凍、貶斥、冷落或者妖魔化、漫畫化。這種“制造同意”的伎倆,建立起他們在“全球化”問題上的話語霸權和唯一解釋權。
這種話語霸權的實例俯拾皆是。比如把共產黨叫做“專制主義”、“暴力”、“希特勒”,把資本主義叫做“民主”、“自由世界”,把西方特別是美國當局叫做“國際社會”,把西方特別是美國幾家大媒體叫做“國際輿論”,把侵略別國叫做“解放”、“拯救”、“維和”、“人道主義干預”,把經(jīng)濟滲透和控制叫做“援助”,把阻礙人民掌握和利用科技叫做“維護知識產權”,把他們在全球攫取利潤導致的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叫做“效率優(yōu)先”,把只許壓迫、不許反抗叫做“穩(wěn)定”,把不平等貿易叫做“自由貿易”,把取消別國主權、剝奪人民權利和起碼的生活保障叫做“改革”和“轉軌”,把強加新殖民主義甚至干脆就是舊殖民主義枷鎖叫做“接軌”或“融入”國際家庭。新近一位在研究西方話語霸權方面頗有造詣的美國語言學家的文章說,現(xiàn)在使用的“恐怖主義”一詞,正式的定義就是“反對我們和我們同盟者的人”。[xl]這實在已經(jīng)成為足以編一部乃至若干部詞典的浩大工程。
西方全球化話語霸權的靈魂,是資本主義的永恒性和資本擴張的無限性。在他們的詞典里,全球化是什幺?就是抽除社會關系和國際壟斷資本控制者地位的資本、貿易、市場、技術的全球流動,其實說的是,全球的人們都來吃麥當勞、喝可口可樂、穿美國牛仔服、看美國大片、聽美國音樂,照搬照抄美國政治制度和企業(yè)制度,按照美國當局的要求和標準思考問題、確定敵我、判斷是非。
在全球兩極分化和停滯倒退比翼雙飛的情形無法遮掩,在進步輿論戳穿全球化即資本主義化、美國化的把戲和提出抗議的時候,在諸如“餅會越做越大,不平等只是相對的”、等到人均收入達到幾千美元兩極分化就會自動消滅之類美麗的歪理邪說已經(jīng)成為笑料的時候,西方當局仍然喋喋不休地重復著“別無選擇”:全球化也許并不十全十美,但是整個人類除了資本主義之外,沒有別的出路。他們靠美元、導彈和謊言,硬把自己的這種“別無選擇”,制造為當代一切政治討論的當然前提。
這種話語霸權,導致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統(tǒng)治和全球人民陷入災難的現(xiàn)存秩序的凝固化,導致歷史的停滯、文明的萎縮和人民創(chuàng)造力的窒息,具有徹頭徹尾的保守的、反動的性質。
(七十二)全球化是人類社會歷史的一種過程。
這一過程從資本主義制度確立開端。
但是這里的“開端”,具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它既是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資本主義的開端,又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一個新的階段的開端。在后一種意義上,它標志著出現(xiàn)使用來自遙遠地方的原料、出產供世界各國消費的工業(yè),標志著地方的、民族的自給自足狀態(tài)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把這一過程稱為“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而且認為生產力越是巨大增長和高度發(fā)展,“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fā)展過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tài)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xli]
(七十三)全球化這一歷史過程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
社會生產力的巨大增長、高度發(fā)展和與此相聯(lián)系的世界普遍交往的形成,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范圍內出現(xiàn),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確立、發(fā)展、擴張、衰退和消亡,卻不會因為資本主義的消亡而停止前進。生產力的發(fā)展,總是會打破生產關系對它的束縛,顯示出永恒的性質。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曾經(jīng)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而且這種促進作用至今也還不能認為已經(jīng)完全消失。但是第一,生產力在資本主義范圍內的發(fā)展,是一種使人本身的活動成為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壓迫人的力量的發(fā)展,是一種給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帶來巨大災難的發(fā)展。美洲印第安人的滅絕、非洲黑奴的勞作、疾病和死亡,造就它的最初的輝煌。中華民族從鴉片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八國聯(lián)軍、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和蔣介石集團飛機大炮上的“USA”標記,領略了什幺叫做“全球化”。第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就其主要方面來說,已經(jīng)顯示出對發(fā)展生產力的阻礙作用。這種阻礙作用,不僅表現(xiàn)為它在全球范圍對絕大多數(shù)人的權利和利益的公然侵犯與對人類生存條件的日益嚴重的破壞,而且表現(xiàn)在它限制現(xiàn)代生產力包括科技和知識造福于絕大多數(shù)人及其本身的發(fā)展、深化、推廣及運用。第三,促進生產力發(fā)展的新的生產關系即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jīng)出現(xiàn)并且在人類歷史上確立下來。可以批評它的不完善,應該總結它的經(jīng)驗教訓。但是要把它的歷史和現(xiàn)實抹掉,要禁止它在未來的探索中繼續(xù)完善和發(fā)展,是完全不可能的。
(七十四)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基本矛盾的基礎上,出現(xiàn)西方全球化即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反對西方全球化兩種社會力量、兩種歷史趨勢。
西方全球化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至今左右著全球化的性質,或者說,資產階級掌握著全球化的主導權。但是反對這種全球化的力量和趨勢一直存在著、發(fā)展著、壯大著。西方全球化的進展必然引發(fā)反對者隊伍的擴大,而這同時意味著人民隊伍的擴大。人民是反對西方全球化、把西方全球化改變?yōu)閷崿F(xiàn)全球人民利益的決定性力量。
一方面是西方全球化,一方面是反對西方全球化。用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哲學家易懂的話”來說,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異化,一方面是消滅這種異化。雙方統(tǒng)一于全球化的進程,又相互對立和斗爭。生產力越是高度發(fā)展,也越是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fā)生矛盾。資本主義異化越是成為全球現(xiàn)象、越是滲透到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它給全球人帶來的苦難也越是深重,也越是造就反對者的政治覺醒和提高其組織程度。人民在這一進程中的偉大歷史創(chuàng)造,將最終消滅資本主義異化,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所說的“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
(七十五)正像西方主流輿論把西方全球化即資本主義全球化等同于全球化的全部,把資本主義宣傳為人類社會的全部和唯一,即所謂“別無選擇”,他們同時制造和到處散布一個概念:反全球化。
事實上,人民所反對的,不是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fā)展和普遍交往的擴大,不是全球范圍資金、貿易、市場、技術的流動,而是西方壟斷資本集團以犧牲全球人民利益為代價對全球的征剿和對全球人民歷史創(chuàng)造權利的剝奪。人民不是反對全球化,而是反對西方全球化。
(七十六)西方全球化,是人類歷史幾千年剝削制度以一種新質的姿態(tài)在全球范圍的深化和延續(xù)。
隨著資本主義關系的出現(xiàn),處于社會底層的人民就已經(jīng)點燃起反對這種壓迫和剝削的斗爭火焰。德國的托馬斯·閔采爾,法國的掘地派,英國的平等派和后來的憲章派,第三世界抗擊西方入侵、維護民族主權的斗爭,就已經(jīng)寫下反對西方全球化的篇章。
來自資產階級的進步力量,進行了最初的系統(tǒng)揭露和批評資本主義痼疾的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工作。甚至文藝復興時代的偉大思想家,都顯示出超越資產階級狹隘利益和階級偏見的胸懷。這種痼疾在發(fā)展并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識。當這種痼疾越來越顯示出不能夠在資本主義制度的范圍內通過調整、改革和改良得到根本解決的性質的時候,到資本主義范圍之外尋找新的社會道路的理論努力出現(xiàn)了。于是歷史運動推出了空想社會主義。
西方全球化的歷史和現(xiàn)實、工人階級的斗爭和人類文明的積累,作為物質的、思想的前提,必然地把空想社會主義推向科學社會主義,必然地走向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產生。
全球化——既包括西方全球化,同時也包括反對西方全球化——構成了人類近代史、現(xiàn)代史和當代史的全部。
全球化與共產黨
(七十七)歷史提出的問題,只有在歷史中、也只能夠由歷史本身做出回答。要問蘇共這樣一度強大的黨都已經(jīng)失去執(zhí)政地位,為什幺共產黨還有存在的必要,最簡單的答案是:因為存在西方全球化和全球人民從這種資本主義全球壓迫中解放出來進行屬于自己的歷史創(chuàng)造的必然要求。
西方全球化從其出現(xiàn)就在被壓迫、被剝削的民族和階級中制造著反對者。資產階級進行著自身的、同時進行著自己掘墓人即無產階級的再生產。正如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所說:“資產階級生存和統(tǒng)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里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yè)進步,使工人通過結社而達到的革命聯(lián)合代替了他們由于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tài)。于是,隨著大工業(yè)的發(fā)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xlii]
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為追求階級解放而進行的斗爭的產物,是人類為擺脫剝削制度壓迫特別是資本主義災難而進行的斗爭的產物,是人類從西方全球化中解放出來、使人民由全球化的客體變?yōu)橹黧w、在全球范圍成為歷史和自己命運主人的核心力量。越是西方全球化,越是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和不斷地再生產,歷史和人民也越是需要共產黨,越是提供和創(chuàng)造著黨新生、壯大、成熟和在全球歷史舞臺高揚起前進、發(fā)展、勝利的旗幟的條件。
(七十八)沒有任何其它政黨,具有共產黨同全球化進程之間內在聯(lián)系的品格。
作為黨的階級基礎,工人階級的勞動和消費、原料和產品及其使用的設備和技術,從而它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都以世界市場為前提。這就是說,工人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
第二,工人階級始終是現(xiàn)代社會中同先進生產力相聯(lián)系、同歷史進步趨勢相聯(lián)系的階級。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改變著社會也改變著工人階級,然而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框架內,工人階級的勞動創(chuàng)造一切而這個階級自己卻一無所有,永遠處于底層,永遠是最堅決、最徹底、最具有革命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部分。因此,工人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
第三,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在一定的民族或者國家的范圍活動,有可能首先在這一范圍上升為領導階級。然而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統(tǒng)治的全球擴張,由于這種統(tǒng)治的擴張到處使不同膚色、不同國籍、不同民族的人們呻吟在一個叫做雇傭勞動的怪物的壓榨下,而隨著貿易自由的實現(xiàn)和世界市場的建立、隨著工業(yè)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趨于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分隔和對立日益消失,資本同勞動的對立越來越全球化。在這個意義上,工人沒有祖國,世界工人階級的團結、在不同民族和國家上升到統(tǒng)治地位的工人階級的聯(lián)合行動至少是各主要國家的聯(lián)合行動,應該說,正是工人階級解放的根本條件之一。
第四,共產黨的理論基礎即馬克思列寧主義,所認識和研究的對象不限于比如德國、英國或者俄國,它所揭示的規(guī)律也不僅僅屬于比如德國、英國或者俄國。在它描述和分析比如德國、英國或者俄國的問題的時候,也從來沒有把問題作為一種孤立的國內現(xiàn)象,而是把握著這些國家在世界總體聯(lián)系中的地位。馬克思列寧主義面對的,是人類社會特別是人類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來的社會規(guī)律。它本身就是世界歷史運動的理論,就是使今天一切標明全球化研究的學說、派別、著作因為狹窄和至多具有局部的、枝節(jié)的意義而黯然失色,顯示出視野開闊、系統(tǒng)全面的、具有科學和實踐力量的全球化理論。
第五,西方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世界統(tǒng)治,使工人階級斗爭得以建立全球聯(lián)系,使共產黨得以在更廣大的范圍和更深刻的基礎上形成、完善自己的基本政治屬性。資本世界統(tǒng)治有強有力的地方也有相對薄弱的地方,各國的發(fā)展不平衡。共產黨存在和活動的社會歷史條件有著極大區(qū)別。但是正因為同樣被國際資本所統(tǒng)治,所以形成黨的共同的基本政治屬性。另一方面,社會歷史條件的千差萬別,又決定著各國黨的異常艱難的探索任務、提供著異常廣闊的創(chuàng)造的天地。世界共產黨人在各國具體條件下工作,同時有著全球范圍的共同目標,能夠把代表國內大多數(shù)和團結世界大多數(shù)統(tǒng)一起來。
第六,共產黨人的活動,是世界人民尋求平等、公正、民主的社會秩序的歷史要求的延續(xù)和最高形式。它是從斯巴達克、陳勝和吳廣、托馬斯·閔采爾、玻利瓦爾、圣·馬丁、孫中山到世界各民族人民反抗壓迫和剝削的偉大革命傳統(tǒng)的繼續(xù),是從赫拉克里特、蘇格拉底、孔子、但丁、伏爾泰、黑格爾到世界各民族人民偉大文明創(chuàng)造活動的繼續(xù)。正如列寧在回答“為什幺馬克思的學說能夠掌握最革命階級的千百萬人的心靈”這個問題時所說的:“這是因為馬克思依靠了人類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獲得的那些知識的堅固基礎”。[xliii]毛澤東同志立足于中國的回答就是:從孔夫子到孫中山。
這些特點,是共產黨曾經(jīng)具有、應該具有和惟有共產黨才能夠具有的。
(七十九)多國共產黨人共同制訂、共同認可的《共產黨宣言》,是共產黨人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這個綱領指出:
美洲的發(fā)現(xiàn)和殖民化、繞過非洲的航行和東印度、中國的市場,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天地;
由于開拓世界市場,資產階級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chuàng)造出一個世界,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使所謂未開化或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使整個社會服從于它們發(fā)財致富的條件;
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余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yè)的發(fā)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yè)本身的產物;
現(xiàn)代的工業(yè)勞動,現(xiàn)代的資本壓迫,無論在英國或法國,無論在美國或德國,都是一樣的,都使無產者失去民族性;
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shù)人的或者為少數(shù)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shù)人的、為絕大多數(shù)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
共產黨人在無產者不同的民族的斗爭中,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jīng)歷的各個發(fā)展階段上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
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
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xiàn)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xié)調;
全世界無產者,聯(lián)合起來。
所有這些論斷,都只能在“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的意義上,在全球化的范圍內,才可能得到全面的、徹底的、正確的理解。
(八十)需要趕緊聲明,這里只是從理論上談及全球化、西方全球化和其中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的地位與作用,而不是在呼吁立即爆發(fā)一場世界革命。任何革命,無論是在一地、一國、數(shù)國乃至世界,無論過去、現(xiàn)在還是將來,都不是誰心想事成或者人為煽動的結果,而為社會矛盾發(fā)展的客觀形勢所使然。革命政黨本身也是這種形勢的產物,而且只能在客觀形勢所決定的條件下活動。
自二十世紀末以來,西方全球化積極推進的世界,正患著一種新的全球病:否定革命、遠離革命、咒罵革命,糟蹋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改變共產黨的革命性質直到干脆埋葬共產黨。這已經(jīng)成為今天升官發(fā)財?shù)目旖莘绞健?
不必羨慕這種全球病,也不必重犯共產黨人曾經(jīng)多次犯過的主觀主義性質的革命急性病。
(八十一)在一個資本主義已經(jīng)建立起世界聯(lián)系而且這種聯(lián)系越來越密切的時代,各國共產黨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不可能在一種封閉的環(huán)境中產生和活動,更加不可能在一種完全脫離國際條件的情況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或是建設的成功。
蘇聯(lián)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勝利,是蘇共和蘇聯(lián)人民在特定國際環(huán)境中艱難奮斗的產物。當蘇共清醒地認識自己活動的國際環(huán)境,有效地利用不同國際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利用各國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解放斗爭所造成的客觀形勢并積極支持這種斗爭,從自己人民也從各國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歷史創(chuàng)造活動中汲取智能的時候,它是生機蓬勃的。
問題在于,至晚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蘇共已經(jīng)不再把自己的勝利看作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共同勝利,不再根據(jù)世界絕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判斷敵我和是非、確定戰(zhàn)略和策略。于是發(fā)生一系列理論的、政策的錯誤。
第一,不是基于世界歷史運動的客觀聯(lián)系和總體進程,來認識黨與社會主義的命運和在堅持中繼續(xù)發(fā)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而是把社會主義凝固于蘇聯(lián)的已有程序,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凝固于維護蘇共當權集團的私利。
第二,把世界工人階級、世界共產黨人之間的平等的、建立在共同事業(yè)基礎上的國際合作,歪曲為蘇共作為“老子黨”的頤指氣使,賦予自己干預他國他黨內部事務、在他國他黨頭上發(fā)號施令的特殊權利。
把社會主義蘇聯(lián)同其它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平等的、真誠合作和互相援助的關系,歪曲為霸主和附庸的關系,在脫離國內大多數(shù)的同時,脫離世界的大多數(shù)人。
當美國整合國際反共勢力,西方資產階級暫時放下內部糾紛,在消滅社會主義和各國共產黨的共同事業(yè)面前空前團結起來的時候,蘇共卻做了一系列擴大共產黨人之間、社會主義國家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分歧的、使親痛仇快的事情。
從赫魯曉夫時代起,蘇聯(lián)刮起一股所謂“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風。和任何事物一樣,資本主義也在發(fā)展和變化,需要不斷地重新認識,而且越是重新認識,就越應該揭示它在世界歷史運動中的客觀聯(lián)系。但是那些“重新認識”的鼓噪,在方法論上卻把美國的富庶強大看作一種孤立自在的現(xiàn)象,割斷其國際聯(lián)系和全球掠奪的基礎。隨之產生的,就是弱化民族自尊和階級自尊,就是對西方首先是對美國的盲目崇拜和刻意模仿。
對美國資產階級當權集團抱有幻想,甚至同美國霸權主義時而勾結、時而爭奪,壓抑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和盤剝第三世界利益,從民族利己主義走到社會帝國主義。
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是片面的,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圍剿蘇聯(lián)、圍剿社會主義,卻是全面的,實行著包括軍事、經(jīng)濟、科技、外交、政治、思想文化等廣泛領域的綜合而系統(tǒng)的戰(zhàn)略。另一方面,越到后期,蘇共和蘇聯(lián)政府越是把主要精力、物力、財力集中于軍事,熱衷于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既不再相信人民是打不破的銅墻鐵壁,也不再著力于社會的全面進步,更不再堅持共產黨人的英雄主義和獻身精神以抵制西方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圍剿。
所有這些錯誤,都在促成蘇共下臺、蘇聯(lián)解體的過程中,充分暴露出來和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孕育著偉大革命風暴的時代
(八十二)從二十世紀末起,西方主流輿論把我們的時代界定為“新全球化”或者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其主要根據(jù)是,西方世界統(tǒng)治的進程由于蘇聯(lián)的出現(xiàn)、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fā)展而受到強大抵抗,蘇共下臺、蘇聯(lián)解體已經(jīng)使這種抵抗減弱到二十世紀以來的最低程度;在新自由主義的旗幟下,資本統(tǒng)治正在向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曾經(jīng)勝利的地方大規(guī)模推進。
在西方全球化的這個新階段,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集團主要是做三件事。第一件,解體蘇聯(lián),演變東歐。第二件,發(fā)起一場從亞洲開始、席卷幾乎整個第三世界的金融危機。第三件,以軍事侵略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為標志,接續(xù)其被1917年十月革命打斷的、十九世紀未曾完成的武力征剿第三世界的劣跡。第三件事,算是剛開了個頭。
這里的每一個步驟,都記載著西方全球化的勝利。然而每一個步驟,同時記載著西方全球化的失敗。
解體蘇聯(lián)、演變東歐,導致的是國家主權的削弱、社會的混亂、經(jīng)濟的衰退、人民社會地位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是一夜之間可以過上美國富人生活的幻夢的破裂,是在同甚至不夠格的社會主義的活生生比較中形成的對資本主義的失望與憤恨。
從亞洲開始的金融危機,使危機地區(qū)倒退十年至三十年不等。曾經(jīng)依靠自己人民的勤勞而一度輝煌的國家,一旦把自己捆上美國包圍社會主義政治需要的戰(zhàn)車,在這種需要消失的時候,幾百億、上千億美元的財富,就會轉瞬之間流入美國大亨的錢袋。
武力征剿,十九世紀舊戲再度開臺,航空母艦、巡航導彈、B-52代替馬刀和毛瑟槍,即便有“民主”、“自由”的彩球飛揚,留下的仍然不過是殘垣斷壁、橫尸遍野、經(jīng)濟雕敝,一個俯首帖耳的政府班子和一股媚外求榮的邪氣。
(八十三)由于西方全球化的推進,美蘇兩國爭霸全球正在改變?yōu)槊绹粐Q霸全球。十多年過去了,生活每一天都在用新的證據(jù)告訴世界,西方全球化把美國推上全球霸主的地位,但是寶座由朽木做成,寶座之下地火洶洶。歷史不是西方全球化的朋友。
幾年以前,西方包括美國統(tǒng)治集團內部已經(jīng)有一種議論,根據(jù)其科技泡沫的破裂和股市的下挫、經(jīng)濟不景氣和前途黯淡、道德淪喪和貧富兩極分化以及在國際社會的孤立狀態(tài)等等,指出美國的霸權地位必將衰落或者正在衰落。
從2001年的“9·11”事件,到當前美國正在積極準備、隨時可能打響的侵略伊拉克的戰(zhàn)爭,成為一種歷史轉折的象征,標志著200多年美利堅民族上升與民氣勃然的趨勢的中止,同時標志著西方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階段向下一個階段——我們姑且名之曰新帝國主義階段——轉變的端倪。
我們至今慣常使用的提法,是“美國為首的”西方或“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之類。特別是即將爆發(fā)的侵略伊拉克的戰(zhàn)爭,將向世人證明,我們正在真正進入一個美國一家獨霸世界、說一不二的時代,一個原本意義上的全球化即美國化的時代。在西方同第三世界的矛盾中,仍然是“美國為首”,但是美國顯然居于更加突出的地位;就整個世界而言,美國不僅同第三世界、而且同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越來越多的國家發(fā)生矛盾,也在那里霸氣十足。“單邊主義”,就是其它西方國家加給它的名稱。總之,美國處于世界的金字塔的頂尖,霸則霸矣,然而它的孤立、它的和幾乎一切其它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發(fā)生矛盾、它的四面楚歌狀態(tài),也是空前的。
這種轉變不是前進而是倒退,不是強大而是虛弱。現(xiàn)任總統(tǒng)布什的救命稻草,居然只剩下在軍事力量絕對懸殊、有把握充分演示美國武器先進性和美國兵殺人才干的情況下,向弱小的、可以保證自己犧牲最少的第三世界國家發(fā)起侵略戰(zhàn)爭。眼前的目標是伊拉克,隨后準備“先發(fā)制人”的“邪惡軸心”名單越拉越長。這叫做瘋狂掩飾虛弱。
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甚至只是一個黨派或者團體,在道義上陷于泥濘,眾叛親離,人心喪盡,卻想一味靠揮槍弄棒、窮兵黷武稱雄天下,終究不過做夢而已。中國人記得,日本侵略者的和槍炮和碉堡,得到美國當局支持的蔣介石集團的飛機、坦克和軍艦,都曾經(jīng)在那個時代的中國土地上被認為不可戰(zhàn)勝,但是人民一旦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堅忍不拔地戰(zhàn)斗,那些東西哪里去了呢?
美國對伊拉克,一方是具有世界最強經(jīng)濟、軍事、科技力量的獨一無二的大國,一方是經(jīng)受了1991年海灣戰(zhàn)爭的洗劫加上連續(xù)十數(shù)年制裁、破敗貧弱的第三世界小國。但是我們記著“小道大淫”的古訓。我們完全不相信,偉大的伊拉克人民會不戰(zhàn)而降。侵略者可以毀滅工廠、學校、醫(yī)院和大規(guī)模屠殺平民,可以顛覆或者改變政權,卻不可能永久地征服任何一個民族,何況是伊拉克這樣的有著深厚文化根基和捍衛(wèi)獨立與自尊的光榮傳統(tǒng)的民族。伊拉克人民的反侵略戰(zhàn)爭終將再一次告訴世界,人民只要團結一致、共同對外、堅持斗爭,即使一個第三世界的小國,也將成為埋葬侵略者的墳墓;在偉大的人民面前,被夸大和神化的最先進的武器,不會成為美國勝利的保險箱。另一方面,侵略者的殘暴和偽善,伊拉克人民的英雄主義,一定會大大促進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不分國籍和膚色的團結,使美國壟斷資本集團更深地陷入世界人民憤怒和抗議的海洋。
美國耶魯大學國際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保羅·肯尼迪,1998年曾經(jīng)以出版《大國的興衰》,預測蘇聯(lián)垮臺和美國也將因為“帝國的過度擴張”垮臺而獲得很高的學術聲望。他最近發(fā)表《到了美國退場的時間?》和《危險的野心》,分析世界歷史事變的最新進程和美國的政策,展示的是這個國家的黯淡前景。
他認為,今天的美國最強大,但是稱霸世界的愿望已經(jīng)大大損害它的“軟實力”,“沉醉于濫用強權”,“被傲慢和自負沖昏了頭腦”,“認為世界上每個討厭的政權都是必須面對的威脅”,使“美國十有八九處在危險中”。“帝國的過度擴張”已經(jīng)不是對喬治·布什領導的美國或是對十年至十五年后美國錯誤的描述,“美國如果卷入三、四甚至五場戰(zhàn)爭,它就會看到它精疲力竭的那一天”。歷史的無情使美國到了“退場的時間”:“‘退場’意味著一個國家在后退,一個民族退出舞臺,就像禮拜儀式結束后,教堂里的人群退場一樣。”[xliv]
(八十四)曾經(jīng)以反抗英國殖民統(tǒng)治、參與粉碎德國法西斯的正義戰(zhàn)爭和經(jīng)濟、科技的發(fā)展贏得世界尊敬的美國,現(xiàn)在自封為世界帝王,成為一個浮游于它無力控制的全球混亂中的國家。它在西方全球化中一手揮舞導彈、一手揮舞“人權”、“民主”與“自由”,到處聚斂財富,到處制造災難,到處強加他們需要的政治、經(jīng)濟及文化模式,又到處播種對資本主義的懷疑和不滿。
以蘇聯(lián)為樣板的所謂現(xiàn)實社會主義在上個世紀后半期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名聲,以至于在第三世界國家和蘇聯(lián),都有相當一部分群眾在一定時期對美國和資本主義抱有幻想。今天的西方全球化,越來越使這種幻想走向破滅。
社會主義的存在和成就曾經(jīng)迫使資本主義國家實行某些福利政策以緩和國內階級矛盾。今天的西方全球化,卻正在通過推行新自由主義大規(guī)模地削弱和剝奪這種福利,以填充“巨無霸”式壟斷資本的欲壑,制造新的貧窮和兩極分化。
第三世界曾經(jīng)廣泛存在封建的、宗法的關系和落后的生產方式,因此工人階級相當弱小。今天的西方全球化,正在擴大著工人階級的隊伍。資本主義在全球化,雇傭勞動在全球化,現(xiàn)代工人階級也在全球化。資本主義擴張到哪里,資本和勞動的對立就延伸到哪里。
西方全球化正在使人類社會矛盾在全球范圍日益簡單化。地域的、國家的、民族的、種族的、宗教的、文化的沖突,貧困、失業(yè)、戰(zhàn)亂、動蕩、饑荒、疾病蔓延,人類生存環(huán)境的破壞,不同部門、不同職業(yè)、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的人們在社會地位和收入狀況方面的不公正,都或者由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而加劇,或者直接來自這種全球化。美式西方全球化,越來越成為我們時代一切災難的源泉,越來越成為全球社會發(fā)展和人類解放與進步的最大阻力與最大威脅。
(八十五)當美國壟斷資本把全球的經(jīng)濟利益、政治權利和思想文化的統(tǒng)治權集于一身的時候,他們也就把全球的不滿、憤怒、仇恨集于一身了。當美國壟斷資本主要或者僅僅依靠窮兵黷武、玩槍弄棒、殺人放火維持以它為核心的全球統(tǒng)治秩序的時候,正在演出的,就只是西方全球化的閉幕式了。
今天世界歷史事變昭示給人類的前景,已經(jīng)不是西方全球化的某一個階段、某一種形式的失敗,而是西方全球化本身作為一種歷史進程的終結。
(八十六)西方全球化促成著反西方全球化。西方全球化的推進加大著反西方全球化的能量。西方全球化和反西方全球化的實踐,同樣屬于歷史。
反西方全球化,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包括反對一切資本主義性質的壓迫與剝削及其災難性后果,反對一切與資本主義相聯(lián)系、相表里的壓迫與剝削形式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秩序、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它有時采取理論形態(tài),有時成為實際的運動,有時兼而有之。
(八十七)最近十多年來,首先在西方理論界,出現(xiàn)一股對西方全球化的新進程進行清算的思潮。其中若干著作和它們的作者,已經(jīng)被稱為反西方全球化的理論代表。
就其內容和基本傾向來說,這些著作可以大體分為三類:直接批判資本主義全球化,批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尋找替代方案。
全部羅列這些著作和詳細介紹其中的內容,幾乎是不可能的。解體蘇聯(lián)以后,美國官員弗朗西斯·福山曾經(jīng)有一個聲名頗大的判斷,叫做“歷史的終結”。它引發(fā)一種“終結潮”——不是終結社會主義而是終結西方全球化、終結新自由主義的思潮。此后出現(xiàn)的相當一批著作,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就是直接或間接地在同福山這種判斷對話。可以從譯為中文、特別是在青年讀者中傳播甚廣的這類著作中,按照原著寫作或出版時間,舉出幾種:
[美]戴維·施韋卡特《反對資本主義》(1993)
[美]J·M·布萊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1993)
[德]烏爾里希·杜赫羅《全球資本主義的替代方式》(1994)
[美]伊曼努爾·華勒斯坦等《自由主義的終結》(1995)
[美]伊曼努爾·華勒斯坦等《轉型時代——世界體系的發(fā)展軌跡:1945-2025》(1996)
[美]邁克爾·佩雷曼《經(jīng)濟學的終結》(1996)
[德]漢斯-彼得·馬丁、哈拉爾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1996)
[美]道格拉斯·拉米斯《激進民主》(1996)
[美]約翰·霍根《科學的終結》(1997)
[德]格拉德·博克斯貝格、哈拉德·克里門塔《全球化的十大謊言》(1998)
[英]蘇珊·斯特蘭奇《瘋狂的金錢》(1998)
[英]約翰·格雷《偽黎明:全球資本主義的幻象》(1998)
[美]伊曼努爾·華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終結——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科學》(1999)
[英]保羅·赫斯特、格雷厄姆·湯普森《質疑全球化》(1999)
[美]丹尼爾·辛格《誰的新千年——他們的還是我們的?》(1999)
[美]J·K·吉布森-格雷漢姆《資本主義的終結——關于政治經(jīng)濟學的女性主義批判》(1999)
[英]阿蘭·魯格曼《全球化的終結》(2000)
[美]約翰·凱克斯《反對自由主義》(2002)
此外,還有德國學者同幾位第三世界國家學者合作撰寫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終結:新的歷史藍圖》,收入江蘇人民出版社“終結者譯叢”、由英國和美國七位學者分別撰寫的《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教育的終結》、《男性的終結》、《哲學的終結》、《藝術的終結》、《組織化資本主義的終結》、《人性的終結》。
(八十八)這里的作者,幾乎全部來自西方主要發(fā)達國家,也沒有材料顯示哪一位是共產黨人。惟有《資本主義的終結——關于政治經(jīng)濟學的女性主義批判》一書,據(jù)稱作者是“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者”。有幾位在批評馬克思列寧主義。有幾位在總結蘇聯(lián)的教訓,或者明確表示對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反感。
我們在討論反西方全球化問題的時候列舉出這些著作,既不認為這些著作的所有論述都是所謂“進步的、革命的”,也不想因為并非到處吻合某種進步和革命的教條便以嘲弄和貶低顯示自己的公允。這些著作涉及我們時代廣泛的社會問題,有不同的視角、理論傾向和不同的觀點,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認為世界資本主義、西方全球化并不是歷史的唯一,人類決非“別無選擇”。
在這股“終結潮”中,有一本作者為伊利亞·普利高津的《確定性的終結》,尚未見到中文譯本。然而僅僅這個書名,就足以顯示出一種歷史的進步。福山認為人類終結于或者說停滯于美國資本主義的勝利;這就是他們的所謂“確定性”。事實告訴人們的不是這種“確定性”而是“確定性的終結”,而是人類歷史不會、也沒有以西方在一個回合的勝利作為終點。一切志在成為人民主人、人民霸主的階級、集團和個人,都做著關于這種地位永恒不變的“確定性”的夢。打破這種夢,結束歷史僵化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絕對保守主義,在歷史觀上回到辯證法,承認歷史的變化、運動的永恒性,不是抑制人類的創(chuàng)造力而是向這種創(chuàng)造力敞開大門,成為我們所說的“終結潮”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成就。
按照《偽黎明》的說法,“全球自由市場是一個美國綱領”、“一個注定要失敗的綱領”,“就像二十世紀其它的烏托邦一樣,全球自由放任主義將連同它所造成的損失一起,被歷史的記憶所吞沒”。
按照《轉型時代》的說法,“一個主要的強國一旦取得霸權,就會千方百計地利用其霸權地位來延長其統(tǒng)治權。然而,正是這種延長統(tǒng)治權的努力本身對其權力基礎具有破壞傾向。由此開始其相對衰落的長期過程。這就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本質。”作者認為,雖然世界前景變幻莫測,但是美國霸權的衰落已經(jīng)成為事實。
無論如何,正視美國霸權主義、新自由主義乃至整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衰落,成為一種正在崛起的、顯示出越來越大影響的社會思潮。這些著作,作為我們時代的聲音,第一位的意義不在于那些替代方案實現(xiàn)的可能性,而在于對正在運行的主流現(xiàn)實的及其前景的否定,在于把人類歷史看作一個有自己過去、現(xiàn)在、未來的客觀過程。這是當代進步人類在苦難中的控訴和理論創(chuàng)造的精華,這是埋葬西方全球化的深層歷史力量的一次新的呼喚。
這些著作的一個普遍弱點,是研究全球化而沒有足夠估計全球人民的意志、愿望和決定性力量。在那些令人尊敬的作者們的筆下,人民是悲苦的承擔者,他們值得同情然而除了消極地接受命運的安排卻無所作為。人民的創(chuàng)造力,基本上在他們的視野之外。美國霸權主義、新自由主義乃至資本主義的衰落,被作為同人民的反抗和斗爭無關的自我演化過程。應該說,他們至多只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因此,《偽黎明》強調,未來是全球自由放任主義的崩潰和“一個正在深化的國際無政府主義狀態(tài)”;《轉型時代》強調前景莫測,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混亂之后,甚至會有“重構一種與以前體系一樣的充滿等級、不平等和壓迫的體系”的可能,也就不足為怪了。
(八十九)反西方全球化之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引起全球關注,發(fā)端于1999年底在美國西雅圖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部長會議期間。從那時開始,西方巨頭的每次國際性聚會,幾乎都會引發(fā)群眾性的示威和游行。參加人數(shù)越來越多,口號也越來越具有政治性。西方國家軍警的彈壓,多次出現(xiàn)的傷亡,都只是進一步點燃起憤怒的火焰。結果是西方巨頭們在他們統(tǒng)治的偌大世界,居然找不到一塊可以安寧地討論如何瓜分全球利益的會議廳,鬧得東躲西藏、偷偷摸摸,甚至不得不把聚會搬到在海洋中漂浮的某個軍艦上。2001年,與集聚世界大國和富人的“世界經(jīng)濟論壇”會外群眾示威的同時,在巴西出現(xiàn)反西方全球化力量的第一個全球性論壇“世界社會論壇”。2003年1月,舉辦第三屆論壇,156個國家的5000多個組織派出代表,到會人數(shù)達到10萬人。論壇強調指出:美國利用全球化在全球追求其單方面利益和霸權,擁有最大和最危險的武器庫,不僅是戰(zhàn)爭的最大危險,而且是各種恐怖主義的制造者。
正如西方全球化已經(jīng)在反對所謂恐怖主義的名義下走到赤裸裸的全球武力征剿,反西方全球化運動也已經(jīng)相應地在確定反對侵略戰(zhàn)爭的主題。當我們寫作這段文字的時候,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戰(zhàn)爭準備如火如荼、幾乎每天發(fā)出的戰(zhàn)爭叫囂震耳欲聾。但是從2003年1月18日起,在阿拉伯世界,在華盛頓、紐約、巴黎、倫敦、柏林、羅馬、莫斯科、東京、漢城和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城市,幾乎同時爆發(fā)大規(guī)模群眾反戰(zhàn)示威。西方壟斷集團內部爭吵不休、裂痕斑駁。
2月15日,全球——覆蓋歐洲、美洲、亞洲、大洋洲、非洲60多個國家、600多個城市——參加反對美國侵略戰(zhàn)爭的群眾性示威游行的人數(shù)為1000萬以上,據(jù)稱已經(jīng)超過上世紀七十年代反對美國侵略越南戰(zhàn)爭的規(guī)模。如此眾多的國家和人民,卻有著共同的目標,這就是集中譴責布什和布萊爾,主張“要和平不要戰(zhàn)爭”、“抗議用鮮血換石油”、“戰(zhàn)爭是民主和自由的倒退”、“布什從未在乎人權”等等。
(九十)貌似公允的評論家,使用不同的語言,在自己的主流媒體組裝西方廉價出口的零部件,沒完沒了地復制西方已經(jīng)造好和炒爛的話題:反西方全球化就是反全球化,就是不識時務、守舊和倒退;這些人魚龍混雜,一盤散沙,偏愛街頭暴力,是一支不受政府管轄的無政府力量;提不出積極的建議,“并不一定是進步的、革命的力量”;如此等等。
他們終歸要說點什幺。
但是反西方全球化運動的出現(xiàn)、規(guī)模的擴大、向歷史深層的推進,卻表明著這樣一個無法更改的事實:西方全球化損害著越來越多的人們的利益,制造著越來越多的敵人,已經(jīng)和正在遭到世界越來越多人們的質疑和唾棄。
參加挺身反對西方全球化特別是美國霸權主義的實際運動的,不僅是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和全球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而且包括在日益加劇的兩極分化中從所謂中產階級中跌落的人們、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甚至來自西方資產階級內部的某些力量。
希望得到起碼生存保障的人們,要求真正民主權利的人們,呼吁自由地發(fā)展的人們,追求尊嚴地生活的人們,維護民族主權、國家獨立的人們,反對戰(zhàn)爭、要求和平的人們,保護環(huán)境的人們,提倡女權的人們,維護兒童權益的人們,來自不同國家、民族、階級、黨派、宗教和有著不同職業(yè)、信仰、政治見解和生活方式的人們,——一切在西方全球化中受到損害和有志于尋找新的社會目標的人們,正在重新集結起來。
反對西方全球化,已經(jīng)蔚然成為全球的一道勃發(fā)生命力的風景線。
(九十一)西方全球化的現(xiàn)實,正在提供認識資本主義的頂峰美國、認識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歷史命運的從未有過的清晰而切近的藍本,正在孕育著結束資本世界統(tǒng)治、進行社會探索和創(chuàng)造的偉大風暴。一個逆轉西方全球化歷史方向的新的時代,正在從這里起步。
新的坎坷和新的創(chuàng)造天地
(九十二)人們會問,在反西方全球化的全球性運動中,在西雅圖和熱那亞的街頭,在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群眾游行隊伍中,究竟有多少曾經(jīng)宣誓為全人類解放貢獻終生的共產黨人呢?在進步人類面對西方全球化的嚴酷進程重新認識自己命運、進行新的偉大歷史探索和創(chuàng)造的隊列中,難道沒有共產黨人出沒嗎?在西方全球化使全球日益陷入空前廣泛而深刻的兩極分化,極少數(shù)富翁用全球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血汗,養(yǎng)得自己肥胖過度的時候,在非洲兒童由于戰(zhàn)亂和饑餓、伊拉克兒童由于制裁和缺醫(yī)少藥而夭折,亞洲勞工葬身礦井、拉美人民不得不靠揀易拉罐和乞討糊口的時候,共產黨人在哪里呢?
(九十三)在研究全球化與共產黨關系問題的時候,當前世界呈現(xiàn)出來的,是一幅看來矛盾的、無序的、錯綜復雜的圖景。
對于國際壟斷資產階級來說,黨仍然是一種極具威脅性的存在。
一方面,共產黨、共產主義運動的消息很少見諸媒體,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作用似乎已經(jīng)無足輕重。另一方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被宣傳為萬惡之源,鬧得面目全非、周身污濁,被一次一次宣判已經(jīng)過時、失敗和死亡。西方當局及其主流媒體,從來沒有停止在全球向共產黨或者他們想象中的共產黨動手動腳,或者吐沫飛濺、傾盆大雨般沒完沒了地發(fā)射古往今來最刻毒、最具侮辱性的語言導彈,或者把黨的莊嚴的綱領送上云端,在關于“愛”、“寬容”之類的溫柔樂曲中,使共產黨成為只要不革命、說什幺干什幺都無所謂的黨。
忠誠的共產黨人卻仍然在戰(zhàn)斗。
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仍然是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執(zhí)政黨。在美國炮口下巍然屹立的古巴,共產黨是國家獨立和人民權利的象征。在蘇聯(lián)各共和國,共產黨存在下來了;存在本身就是意義。
西方發(fā)達國家共產黨遭到嚴重的破壞,在調整中艱難地前進。1999年歐洲議會選舉期間,共產黨呼吁同“新自由主義教條”決裂,主張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終止公共部門私有化、取消第三世界國家債務,反對北約東擴和對外軍事干涉,形成新的歐洲左翼。其特點是在自己的綱領中吸收了知識階層、女權主義、黑人群體、生態(tài)主義斗爭的經(jīng)驗和智能。近二十年來,每年4月中旬的第一個周末,都要在美國舉辦包括多國組織和人士參加的社會主義學者會議。2002年會議的一個突出成就,是一致認為當前的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資本主義對第三世界的盤剝與控制。因此,“把社會主義運動與民族運動結合起來,強調民族運動在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民族運動對抗資本主義,已經(jīng)成為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最重要內容和旗幟。”[xlv]
在拉美,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左翼的勃起及其在社會生活中地位的加強,已經(jīng)日益成為引起廣泛注意的動向。
有一種現(xiàn)象令人憂慮。這就是,在理論的思考和戰(zhàn)斗中作繭自縛,主要地把自己局限于這樣一些方面:(1)社會主義曾經(jīng)在蘇聯(lián)取得巨大成就,使一個原先落后的國家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2)社會主義沒有全部垮掉,還有中國等幾個國家屬于社會主義;(3)西方包括美國自身也還有許多問題;(4)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本本精彩論述甚多。因此社會主義必然戰(zhàn)勝資本主義云云。
這些方面的論題當然可以發(fā)揮。然而僅止于此,就終究無法擺脫自我辯解的被動地位。這種辯解,就主要方面而言,或者立足于書本和概念而遠離實踐,或者是為著歷史而不是為著現(xiàn)在和未來,或者屬于先輩而不屬于自己,總體上缺少的,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本來具備的現(xiàn)實的深厚根基和歷史的生命力。
在反西方全球化群眾運動的游行中,在工人罷工隊伍的前列,經(jīng)常出現(xiàn)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卡斯特羅、格瓦拉的畫像。大概不會有人反對,那是一種信念、一種對于共產黨人歷史功績的肯定和創(chuàng)造未來的思想旗幟。
(九十四)在蘇共失去執(zhí)政地位和蘇聯(lián)解體,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對共產黨人乃至整個左翼的全球性征剿愈益嚴酷的背景中,有兩種現(xiàn)象值得特別注意。
一種現(xiàn)象是,一些未曾確立過社會主義制度的第三世界國家,在明確地呼吁社會主義。委內瑞拉一家報紙就有這樣文章:《拉丁美洲對社會主義的向往》[xlvi]。在越南河內召開的一個會議上,來自印度的青年代表透露,印度有1000萬人擁護共產主義運動,“我們認為,唯一正確的道路就是社會主義。”[xlvii]
一家墨西哥雜志在回答“社會主義過時了嗎?”這個當代最敏感、最直接的政治問題的時候,且不說比西方主流輿論,而且比許多曾經(jīng)同共產黨有關的媒體、團體和個人,更懂得歷史辯證法:“社會主義過去和將來永遠不會過時。今天的社會主義正處于后退時期,或者說正在撤退。盡管社會主義的歌曲不唱了,那種風格也不使用了,但毫無疑問,不能把社會主義看作是過時的東西。”“理想社會主義的出現(xiàn)為人類尋求更加合理的社會制度開辟了廣闊前景”,因為這一事業(yè)“來源于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盡管我們在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方面從技術上取得一些進步,但從某些方面講,我們依然面對著一個地獄。本世紀開頭的局勢就令我們感到如此地凄涼:一場可能發(fā)生的核戰(zhàn)爭、生態(tài)災難以及那些被認為是‘多余的’貧困人口。”[xlviii]
另一種現(xiàn)象,如英國《經(jīng)濟學家》周刊所說,“馬克思思想的影響力遠遠不限于人數(shù)日益減少的自封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許多假設、分析特點和思維習慣,在西方學術界甚至更大的領域廣為流傳。”
在談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時候,這家周刊的一個判斷頗具一格:西方人正因其在西方生活,或者說直接了解資本主義,所以“大多對此有較為公正的看法”。恰恰在拆毀柏林墻十周年紀念日前夕,1999年10月,BBC公布了它在相當大范圍的關于一千年中誰是最偉大人物的民意測驗的結果:馬克思。它說,“馬克思作為一位哲學家、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和革命者所取得的成果,在今天仍得到學術界的尊重。”文中舉出兩本書《馬克思的報復》和《今天為什幺要讀馬克思》,也有類似的看法。[xlix]——對于那些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前共產黨員來說,對于那些今天還有共產黨員身份卻僅限于從所謂純學術層面或者說從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層面承認馬克思主義而竭力回避和抹煞其革命靈魂的人們來說,“革命者”居然是BBC民意測驗中馬克思獲得尊敬的原因之一,實在是歷史的嘲弄。
甚至某些西方主流報刊也在談論,西方全球化的時代進展到今天,世界需要馬克思、正在創(chuàng)造著出現(xiàn)新的馬克思的條件。“今天,下一位馬克思在世界某地漫步”,——他或許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大街上反抗使他家破人亡的一次經(jīng)濟衰退,或許是巴勒斯坦人、印度尼西亞人,或許身在北京,或許是每天死亡幾百名兒童中某一個非洲國家孩子的父母,或許是俄羅斯人。總之,不僅曾經(jīng)出現(xiàn)馬克思的西方國家,而且“從拉美到非洲再到亞洲,任何地區(qū)都可能出現(xiàn)下一位馬克思。”[l]
諸如此類現(xiàn)象的并存,顯示出這樣一個事實:不是先哲的教義、金錢的誘惑、政府的法令、軍警的槍口,而是西方全球化或者說資本全球擴張的現(xiàn)實,推進著人們認識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創(chuàng)造著共產黨、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存在和發(fā)展條件。但是共產黨、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生命力不在投票箱、書齋、權柄、頭腦和宣言里,而在世界人民反對西方全球化、創(chuàng)造新的未來的偉大的歷史實踐中。
(九十五)中國共產黨的一段往事,對于今天的世界共產黨人來說,具有啟示的作用。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其時中國政府昏庸無能,執(zhí)政的國民黨內頗多親日勢力,其它則要幺主張“中國必亡”的失敗主義,要幺鼓吹“中國速勝”的盲目樂觀,倒是在剿滅共產黨這個問題上不惜軍力,而且得到日軍的默契和配合。民族災難烏云壓頂,亡國滅種近在咫尺。共產黨只有幾塊地域狹小的根據(jù)地和一支人數(shù)很少的軍隊,面臨著遠為強大的日軍和國民黨軍的雙重圍剿。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斯大林的著作,都不會提供救中國于水火、使共產黨勃然興起的現(xiàn)成藥方,共產國際的指示又往往隔靴搔癢、文不對題甚至錯誤百出。
在巨大的艱難和被斬盡殺絕的考驗面前,中國共產黨人沒有靠變節(jié)背叛以茍活人世,沒有靠背誦教義而自消自滅。黨勇敢地高舉起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捍衛(wèi)民族利益的旗幟,根據(jù)新的現(xiàn)實確立了新的戰(zhàn)略策略。這就是組成共產黨領導的、最廣泛的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在國際上,利用帝國主義之間、不同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直到團結日本方面反對侵略戰(zhàn)爭、要求和平的人士。在國內,團結一切民族叛徒之外的力量。首先團結占人口最大多數(shù)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地主區(qū)分為開明地主和漢奸地主、惡霸地主。資產階級不僅區(qū)分為民族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而且同蔣介石集團實現(xiàn)國共合作。但是團結面越廣,也越是清醒地保持著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保持著黨的階級尊嚴和政治獨立性。
日本侵略者把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瓜分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變?yōu)槠湟粐刂频闹趁竦兀@一戰(zhàn)略的實施,極大地改變著中國的國際生存環(huán)境和國內階級關系,造成中國人民的災難,也造成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面對的新的現(xiàn)實和新的群眾基礎。出現(xiàn)了新的最主要的敵人,也出現(xiàn)了新的、比過去多得多的朋友和潛在的朋友,包括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時期團結共事的朋友。黨正是在這種艱難中重新取得歷史主動權,戰(zhàn)勝巨大坎坷、重新崛起和壯大的。
全部問題的依據(jù),就是黨同人民群眾的聯(lián)系,就是黨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在新的現(xiàn)實中明確最主要的敵人、建立和鞏固最堅實的階級基礎、依靠和團結最廣泛的人民群眾。用毛澤東同志寫于這個時期的一部偉大的哲學著作、軍事著作《論持久戰(zhàn)》中的話來說就是:“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zhàn)爭困難的前提。”
(九十六)凝聚著國際壟斷資本仇恨和恐懼的地方,恰恰應該是人民寄予最大期望的地方。
但是如果說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和整個進步人類把從資本國際統(tǒng)治下解放的期望寄托于共產黨,在今天的世界,恐怕只有很少人相信。
在發(fā)生蘇共蛻變、失去執(zhí)政地位以至一個強大社會主義國家解體這一事件之后,人們當然不能不思考,共產黨到底是否有資格承擔歷史賦予的重任。西方以極大精力繼續(xù)把共產黨妖魔化;澄清已經(jīng)存在和繼續(xù)編造傳播的謠言和污蔑決非易事。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給黨造成極大的困境;認識和客觀地分析這種困境,找到走出困境的道路,同樣決非易事。但是問題仍然集中于黨本身。
歷史累積和沉淀著人民的深深的信賴。但是黨特別是像蘇共這樣曾經(jīng)一度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旗手的大黨,的確犯有重大的錯誤。時代正在發(fā)生的深刻變化,要求黨對歷史事變和世界運動進程及其走向做出科學的回答,重新審視和完善自己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只有在黨的錯誤首先是蘇共的錯誤真正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重新起步的教益的時候,只有在黨顯示出領導人民戰(zhàn)勝西方全球化、在全球生產力和交往的空前發(fā)展中實現(xiàn)人民自己權利的政治能量的時候,只有在黨首先為本國工人階級和人民的解放、民族的進步做出任何其它政黨無法代替的貢獻的時候,人民才能再度確立對黨的信賴,再度接受黨。
(九十七)在世界以從未來有過的速度和規(guī)模全球化,全球化成為全球居民卷入的過程,偉大的科學技術提供著從任何一個地方觀察社會運動全貌工具的情況下,在我們這個星球的任何地方,資本擴張到哪里,資本的壓迫和剝削在哪里存在,哪里就會有反對這種壓迫和剝削的斗爭,哪里就會有共產黨、就會有馬克思以及他的弟子們的蹤跡和影響。
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就是一部教科書。在西方侵略者眼里,這塊偉大的土地堪稱肥美的宴席。但是他們忘記了,這里會出現(xiàn)幾個李鴻章、汪精衛(wèi),卻也有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的猛士、武昌起義的好漢、“五四”運動掀開的新的篇章。接著就是共產黨人、毛澤東和他的戰(zhàn)友,就是從井岡山、延安到北京,從平型關、淮海戰(zhàn)役到朝鮮戰(zhàn)場,從國家的統(tǒng)一、多民族的團結到空前規(guī)模的現(xiàn)代化建設,就是中華民族的有血有淚、可歌可泣、使世界為之驚嘆的輝煌史詩。
西班牙報紙刊出的《新社會主義代替新自由主義》指出,列寧領導的1917年蘇聯(lián)革命曾經(jīng)提供一個人類歷史的“質的飛躍”的成果典范。現(xiàn)在,“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運動正在高漲。第一世界各種各樣的示威游行、對美洲自由貿易區(qū)越來越多的反對態(tài)度、新自由主義選舉的不斷失敗以及拉丁美洲新興社會運動中自發(fā)進步組織的出現(xiàn),都明顯地說明了這種趨勢。在這個運動中,全球后資本主義正在為這樣一種過渡性方式提供出路,這就是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主義。”雖然運動還處于自己的初級階段,但是它將會發(fā)展壯大,“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標,需要有一個理論上的全球定位系統(tǒng)。這個所謂的理論性系統(tǒng),要求弄明白它目前所處的位置和到底向哪里邁出步伐,以便實現(xiàn)這種新的社會。”[li]
重要的不是理論的論證和邏輯的推演,而是現(xiàn)實本身運動的客觀進程。當資本主義發(fā)展到弊端百出,要求擺脫它的束縛、創(chuàng)造新的社會形態(tài)的工人階級的斗爭涌上舞臺而人類文明的進步也已經(jīng)提供足夠的思想前提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出現(xiàn)了。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戰(zhàn)爭,進步人類結束這種戰(zhàn)爭的要求,產生了列寧。在德國法西斯的鐵蹄橫掃歐洲的時候,出現(xiàn)了斯大林。日本帝國主義大規(guī)模入侵,中華民族陷入民族滅絕的危難而執(zhí)政的蔣介石集團節(jié)節(jié)敗退,在民族生存的斗爭中,錘煉出了毛澤東同志。
西方報刊在談論下一位馬克思。不是一位馬克思,而是成千上萬的馬克思。誰遵循馬克思的道路前進,誰在人民歷史創(chuàng)造的實踐中探索和尋找真理,誰把自己的終生無私地獻給人民的解放事業(yè),誰就可能成為下一位馬克思。
當歷史需要馬克思的時候它就會創(chuàng)造出馬克思,當人民需要共產黨的時候它就會創(chuàng)造出共產黨。
工人階級和人民養(yǎng)育了黨。尋找和創(chuàng)造新生活的實踐鍛煉著黨。歷史進程呼喚著黨。過去是這樣,現(xiàn)在也是這樣。無論在一國、數(shù)國或是整個世界,工人階級和人民越是在苦難中掙扎,這個問題也越是被生活推到前臺。
(九十八)在西方全球化日甚一日地推進的過程中,擺在今天共產黨人面前的,是兩條路。
一條,滿足于背誦美好的詞句和回顧過去的功勛,在少數(shù)人的小范圍里發(fā)表政見和進行討論,終究被歷史發(fā)展的浪潮擠到后臺。
另一條,同新的時代、新的群眾相結合。
這就是,實現(xiàn)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團結,實現(xiàn)全世界工人階級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團結,實現(xiàn)全世界工人階級同一切要求進步、和平、民主、公正、平等的人們,同一切在西方全球化進程中利益受到損害、要求改變西方主宰和美國稱霸的世界秩序的人們的團結,從不同資本集團之間的利益糾紛以及由此引起的內訌、爭吵、矛盾中捕捉西方壟斷資本的軟肋和命穴。
這就是,從古往今來反對壓迫和剝削、反對迷信和愚昧的思想資料中,特別從研究西方全球化問題的思想資料中汲取智能,對西方全球化的現(xiàn)實和各國人民反對西方全球化的實際斗爭進行新的理論概括,在西方全球化同世界人民相對立、走向窮途末路的歷史過程中繼續(xù)披荊斬棘。
西方全球化導致資本主義在全球的再生產。共產黨只能在這一過程中自覺地推進黨、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再生產,賦予黨存在、奮斗的新的現(xiàn)實根基和歷史生命。
(九十九)歷史提出的問題只能在歷史中回答。
在從西方全球化災難中拯救人類的斗爭中曾經(jīng)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共產黨,有義務、有責任也有可能,把歷史的功勛、理論的優(yōu)勢轉化為現(xiàn)實的力量,在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實踐中繼續(xù)前進、更新自我、實現(xiàn)黨的現(xiàn)代化,成為全人類解放的當之無愧的政治旗幟。
歷史不會事先為共產黨人準備好美味的餡餅和歡慶的花環(huán)。在多數(shù)情況下,等待共產黨人的,是警棍和監(jiān)牢、拷打和死亡,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坎坷和曲折。但是和人民在一起,通過錯誤和失敗的煉獄走向正確和勝利,正是共產黨人的天職。
歷史是人民創(chuàng)造和人民成為主人的過程。奴役絕大多數(shù)人的社會秩序終究將被絕大多數(shù)人所埋葬。絕大多數(shù)人終究將獲得自己和獲得世界。
腐爛壞死是生命的試驗室。西方全球化造就的巨大的苦難和深刻的危機,正是共產黨和世界人民從根本上逆轉西方全球化的方向、創(chuàng)造新的偉大未來的孕床。
2003年3月
http://www.weiweikl.com/sxzb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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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見柳靜《西方對外戰(zhàn)略策略資料(第1輯)》,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
[ii] 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iii] 《他們是法西斯分子》,法國《瑪麗安娜》周刊2002年12月1日。
[iv] 《法西斯主義卷土重來?》,西班牙《起義報》2002年4月1日。
[v] 岡納·繆爾達爾《世界貧困的挑戰(zhàn)——世界反貧困大綱》,北京經(jīng)濟學院出版社1991年。
[vi] 列寧《被舊事物的破滅嚇壞了的人們和為新事物而斗爭的人們》,《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vii] 熊向暉《歷史的注腳——回憶毛澤東、周恩來及四老帥》,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
[viii] 見徐世澄《連續(xù)執(zhí)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緣何下野》,《拉丁美洲研究》2001年第5期。
[ix] 尼克松《戈爾巴喬夫的危機與美國的機會》,美國《華爾街郵報》1991年6月2日。
[x] 列寧《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文獻》,《列寧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
[xi] 羅曼·羅蘭《莫斯科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xii] 見文甘君《憂郁的俄羅斯在反思》,三聯(lián)書店2000年。
[xiii] 米·康·戈爾什科夫《當代俄羅斯:是否有“新社會主義”的前景?》,《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2年第6期。
[xiv] 《蘇維埃的遺產阻礙經(jīng)濟發(fā)展》,美國《芝加哥論壇報》2003年1月26日。
[xv] 斯塔夫里亞諾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商務印書館1993年。
[xvi] 布熱津斯基《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
[xvii] 《日漸衰落的全球形象》,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2年12月5日;《美國既讓人羨慕,又遭人唾罵》,美國《華盛頓郵報》2002年12月9日。
[xviii] 《宣傳性轟炸:戰(zhàn)爭的第一槍——薩達姆以1比0取勝》,西班牙《起義報》2003年3月1日。
[xix] 《贏得戰(zhàn)爭卻失去人心》,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3年2月27日。
[xx] 見柳靜《西方對外戰(zhàn)略策略資料(第1輯)》,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
[xxi] 小杰克·馬特洛克《蘇聯(lián)解體親歷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
[xxii] 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改革運動》,新華出版社1999年。
[xxiii] 見季正矩《腐敗與蘇聯(lián)共產黨的垮臺》,《香港傳真》2002年4月3日。
[xxiv] 吳恩遠《蘇聯(lián)“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數(shù)考》,《歷史研究》2002年第5期。
[xxv] 西班牙《世界報》2002年9月30日;法新社倫敦2002年7月23日電;法國《歐洲時報》2002年9月21日。
[xxvi] 法國《歐洲時報》2002年9月25日。
[xxvii] 俄塔社莫斯科2002年9月18日。
[xxviii] 法國《歐洲時報》2002年3月9日、5月19-22日;英國《名利場》2002年7月號;德新社科隆2002年7月22日電;拉美社哈瓦那2002年8月18日電;美聯(lián)社日內瓦2002年9月3日電;俄羅斯《消息報》2002年9月28日。
[xxix] 見大衛(wèi)·科茨、弗雷德·威爾《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lián)體制的終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
[xxx] 彼得·施魏策爾《里根政府是怎樣搞垮蘇聯(lián)的》,新華出版社2001年。
[xxxi] 法新社巴黎2002年9月9日電。
[xxxii] 阿爾弗雷德·科赫《出賣蘇維埃帝國》,新華出版社2000年。
[xxxiii] 見柳靜《西方對外戰(zhàn)略策略資料(第1輯)》,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
[xxxiv] 小杰克·F·馬特洛克《蘇聯(lián)解體親歷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
[xxxv] 俄羅斯《消息報》1996年1月10日。
[xxxvi]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tǒng)治的未來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xxxvii] 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fā)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
[xxxviii] 夸田茂樹《蘇聯(lián)解體之謎》,日本《This Is 讀者》1992年第3期。
[xxxix] 《金錢與權利的追逐者》,俄羅斯《消息報》2002年2月27日。
[xl] 喬姆斯基《“聯(lián)盟社會”的罪行》,美國《外交政策》2002年第9/10期。
[xli]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xlii]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xliii] 列寧《青年團的任務》,《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xliv] 保羅·肯尼迪《到了美國退場的時間?》,美國《新聞周刊》2002年12月-2003年2月特輯;《危險的野心》,德國《經(jīng)濟周刊》2003年1月30日。
[xlv] 見何萍《反思當代反全球化運動——2002年社會主義學者會議簡介》,《國外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
[xlvi] 《拉丁美洲對社會主義的向往》,委內瑞拉《宇宙報》2001年6月6日。
[xlvii] 德新社河內2002年12月17日電。
[xlviii] 《社會主義過時了嗎?》,墨西哥《標志》周刊2003年2月16日。
[xlix] 《共產主義后的馬克思》,英國《經(jīng)濟學家》周刊2002年12月21日。
[l] 《在此之后——無論資本主義命運如何,有人已經(jīng)在設計替代方案》,美國《華盛頓郵報》2002年1月20日。
[li] 《新社會主義代替新自由主義》,西班牙《起義報》2002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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