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Landsburg與Burkett所寫的《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和階級斗爭》一書的譯文在《批判與再造》（10 期、11期、12期和15期）刊出之后，引起了一些響應與討論。其中包括《批判與再造》去年12月號 (14期)老田所寫的《「鄧小平過程」為什么是可能的》，和在今年6月號（20期）陳映真所發表的《「中國人民不能因怕犯錯而裹足不前」》，以及吳一慶在7月號（21期）所寫的《從階級關系反思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這本書能夠引起對中國大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討論是好事。Hart-Landsburg 與 Burkett決定寫這本書的原因是一些「西方左派」把中國從七十年代末以來的改革定位為社會主義的，并名為「市場社會主義」。特別使他們震驚的是在一次古巴的會議中，幾位古巴經濟學家也把中國的改革說成是社會主義的發展，認為中國可以作為他們學習的模式。
兩位作者把1978年年底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始的改革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84），第二階段（1984-1991）和第三階段（1991到現在），并將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勞動體制的改革、農村人民公社的解體、中國對外資的開放、經濟特區的成立等各方面在這三個階段的改革作了很清楚的說明和記載，這是此書的重要貢獻。此外，兩位作者對近些年來「西方左派」有關中國的討論也作了很周詳的介紹和批評，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贊許的。
在讀過Hart-Landsburg與Burkett的文章和在《批判與再造》中的幾篇回應后，我對如何看待中國革命后的發展，以及如何評價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改革有一些看法，就在這篇文章中將自己的一些看法分下面幾點加以解釋和說明。
一、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對中國大多數的勞動人民來說，革命后到改革前（1949-1978）和改革（1979）后到今天的社會是截然不同的。這一點可以從老田的文章中引述兩位工人所說的話中看出，這兩個工人的話幾乎所有在改革前當過工人的人都可以同意。工人們親身體驗到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有位工人對我說：「中國當前所實行的不是什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并解釋說：「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就是騎在人民身上的有權有勢的官僚，這些官僚靠著他們的權勢發財致富。」一位中國大陸農民則告訴我：「當年毛主席說要反資本主義，我真是不明白什么是資本主義，也不明白為什么要反。現在全明白了。」
對中國的大多數勞動人民來說中國在改革前和改革后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那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就不再是兩個空洞的概念，而是有它們的實在的具體內容。這實在的和具體的內容是年齡在四十多歲以上的大多勞動人民親身體驗過的。換句話來說，也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中國有它們具體的實踐內容。就是因為中國社會在改革前與改革后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那么從一個社會轉變到另一個社會，必然經過了激烈的階級斗爭。事實上從中國革命成功后向社會主義過渡開始直到今天為止，階級斗爭就沒有停止過，只是在不同時期以不同形式出現而已。而且階級斗爭在將來也一定會繼續下去。
我認為Hart-Landsburg 與Burkett雖然對一九七十年代末以來的改革有詳盡的報導，但是他們對中國革命后到改革前的社會缺乏足夠的了解，因此他們也不可能對今天中國的社會有什么深入的分析。他們雖然承認中國革命后三十年在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提高方面的成績，并說這成績是：「結束了外國對中國的控制和農村地區的封建關系，實現了充分就業和基本的社會安全，并為人民帶來了普遍平等。」（15期，1頁）但是他們并不認為在這三十年間，包括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國社會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和在意識形態上產生了什么根本的變化。對這兩位作者來說，中國的社會向來都是一個由共產黨控制的、工人沒有主權（包括工人無權組織自主工會）的社會。因為他們對中國革命后社會的不了解，他們也就無法認識到1949革命后中國社會的變化和中國各次群眾運動，包括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意義。這就是為什么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完全是負面的。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與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改革派沒有兩樣，即「導致了巨大的不穩定和人員的死亡。」（同上，2頁）他們雖然提到1982年時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憲法中將工人的「罷工權」廢除，但是他們沒有提或是不知道原憲法中對工人「罷工權」的保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爭取到的（注一）。
就是因為Hart-Landsburg 與Burkett對中國社會缺乏認識，他們才會對改革背后的真正原因作出錯誤的分析。他們接受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改革派所給的改革的原因，并且接受了改革派說的：鄧小平的改革并沒有一整套計劃，而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摸著石頭過河」。Hart-Landsburg 與Burkett認為改革一旦將市場的機制納入了中國的經濟體制，市場的機制就不斷的帶來新的矛盾，為了解決這些新的矛盾而繼續推動著改革向前進。因此讀了這兩位作者的分析后會得到一個結論，即在改革的初期將市場納入中國的經濟體制，是為了解決計劃經濟導致的經濟停滯的問題，但是市場的機制卻帶來新的矛盾和問題，使得改革不得不進一步深化。
吳一慶的《從階級關系反思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一文。」（21期）與Hart-Landsburg 與Burkett有著相同的問題。雖然吳說要從階級關系來思考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但是他對中國社會在1949年到改革前的一段和改革后到今天這一段的階級關系有什么不同，或階級關系有什么改變并沒有說明。他說：「就社會生產關系而言，廣大勞工階級并不實際掌握社會生產資料。」（同上，4頁）吳一慶的這句話沒有什么意義。廣大勞動階級掌握生產資料到底是什么意思？改革之前，在具體政策上做了些什么有利于廣大勞動階級掌權的措施？有什么結果？為什么失敗？只有將這些歷史上的實踐加以說明和分析，才能使我們更進一步了解「資本主義復辟」背后的階級關系。
吳一慶又說：「問題的關鍵在于，盡管廣大勞動階級獲得了相當的社會經濟權益，但在最根本的層面上，新生國家仍維持或復制了他們被剝奪和被支配的社會地位。」在吳的文章里，他把「新生國家」看成一個數十年來如一日、沒有任何改變的實體。「新生國家」就是「維持或復制」勞動人民的「被剝奪和被支配的社會地位」，因此「新生國家」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并沒有什么根本的區別。果真如此，那么吳所說的：「毛澤東遏制革命倒退趨勢曾獲得一定的成功，但不久即遭到對手重挫。」（3頁）又是什么意思？毛澤東為「遏制革命倒退趨勢」做了些什么？在什么地方得到一定的成功？毛的對手是誰？他們為什么要打擊毛？既然有毛的「遏制革命倒退趨勢」的措施和毛的對手對這樣措施的嚴重打擊，那么不正是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內有的要將革命往前推進（或是遏制革命倒退），有的則是要打擊革命的前進。這樣對革命完全不同的認同和措施正說明了吳所指的「新生國家」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只是為「維持或復制」勞動人民的「被剝奪和被支配的社會地位」的統治集團。
Hart-Landsburg 與 Burkett和吳一慶沒有將中國革命后到改革前一段的發展和改革開始至今的發展作鮮明的對比，因此從這三位作者的論述中中國革命后的這半個多世紀中，中國到底是向社會主義過渡還是向資本主義過渡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又何必在意和關心今天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是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又何必在意和關心資本主義是不是已經在中國復辟？
對中國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來說，中國社會在改革前和改革后是截然不同的，但是這三位作者看不到這一點。就是因為他們模糊了改革前后中國社會的區別，他們也就不可能認識鄧小平改革的性質和改革背后的真正原因。Hart-Landsburg 與 Burkett認為改革是為了解決生產力不能發展的問題。吳一慶也是一樣，他說：「如前所述，對統治階級精英來說，市場化提供了絕佳的化公權為私利的機會。但此類情形的出現，應該說并非改革的初衷。經濟改革的本意是通過有限松綁以緩解和消融文革后期日趨嚴重的社會經濟矛盾，而官僚政治權力的濫用在改革初期只是個人化的投機行為。」（21期11頁）
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踐
在革命后的五十年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中國都已經有它們具體的實踐內容，我們應該從它們在中國的具體實踐內容，來認識它們的意義。這樣可以避免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變成空洞的和抽象的概念。如果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討論只停留在概念層次，那么張三有他的一套道理，李四又有另一套道理。在這個層次上去討論中國是不是社會主義，或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否已經復辟就沒有意義。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有它們不同的優越性，如何去評價它們不同的優越性就完全要看從那一個階級立場出發。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階段中，雖然商品生產仍然存在，但是商品生產受到一定的限制。中國在革命成功后到七十年代底改革之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對商品生產加以限制，并逐漸將一些生產「非商品化」。下面就革命后社會主義改革的三十年中，將一些重要的生產和勞動力「非商品化」的過程加以說明和討論。
勞動力「非商品化」的改革
資本和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兩個必要因素。因此在社會主義的改革中將勞動力變成不能自由買賣的商品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中國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下，每一個國有企業不必自負盈虧。一個企業的成績的考核不以企業的利潤多少或者是否虧本為標準（注二）。有的企業（像一些輕工業）因為國家將它的產品價格訂得高，所以利潤很高，另外一些企業（像重工業和支農的工業）因為國家將它的產品價格訂得低，所以有虧損。虧損的原因基本上是因為產品的價格訂得低，因此并不代表企業經營不好，虧損部分由國家補貼。在資本主義下，賺錢的企業可以用它的利潤再投資來擴大生產，而且利潤越高越會吸引更多的資本來投資。如果企業虧本，銀行討債，企業就得宣布破產。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是看當時經濟發展的需要由國家進行投資，像1960年代時農業機械化是一個重要的發展目標，農機的價格必須要訂得低，人民公社和大隊才買得起。因此生產農機的工廠會因為產品價格低而虧本，但是國家繼續補貼和繼續投資。
每個企業的工資基金由國家按一個企業的工作人數和工資等級來撥發（注三）。企業的工資支出由國家撥發，企業的廠長沒有權力可以用節省工資為理由來解雇工人。在社會主義改革中，國有企業的工人除了有極重大的特殊原因外，不能被解雇。工人的工作權受到國家的保護，也就是說工人有「鐵飯碗」。工人的鐵飯碗是勞動力「非商品化」的必要條件。換句話說，只有工人的工作權有保障，勞動力才不會被資本當做商品自由購買。從一九八○年代的改革開始，國有企業解雇了大批的工人，另外許多工人被強迫退休，在職的工人也都隨時面對被解雇的危機，同時工人也失去了曾經被憲法保障的罷工權。勞動力再次淪為可以被自由買賣的商品，工人也就失去了一切曾經享有過的權益。吳一慶要分析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就不能不去實際了解中國工人的過去和現在，不能只用「廣大勞工階級并不實際掌握社會生產資料」這種抽象的、沒有內容的話來解釋「資本主義復辟」。
勞動力如何可以變成「非商品」是一個最值得我們關注的議題，也是在社會主義改革中，國有企業工廠中最重要的階級斗爭的內容。勞動力「非商品化」包含的范圍從國有企業工人的工作是終身制還是合同工制（或契約工制），到工廠內的勞動程序、規章制度、管理階層和工人之間的關系和工資制度。
在社會主義改革的過程中，國有企業工人的工作是否應該是終身制一直是一個爭議。1956年時，劉少奇派遣了一批人去蘇聯學習他們的「合同工制」。這一批人回來之后就開始策畫如何在中國推行蘇聯的「合同工制」。但是不久「大躍進」開始了，因此阻礙了「合同工制」政策的推行。到了一九六十年代初，劉少奇又看到推行「合同工制」的機會，他開始推行了所謂「雙軌制」，即國有企業可以同時雇用臨時工和永久工，并且鼓勵采礦企業多雇用農民為臨時工。1965年，中國國務院通過新的有關雇用臨時工的條例，鼓勵國有企業增加雇用臨時工和減少雇用永久工。此條例更授權給各個企業，使企業可以用國家所撥發的工資基金來多雇臨時工。但是次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所以劉少奇的擴大使用臨時工的政策無法繼續推行。1971年時，在國有企業的大批臨時工獲得永久工的地位。（Liu Chiang-tan ）（注四）
我們不難理解工人在工廠中的地位與他們是臨時工或是永久工有直接的關系，臨時工連工作權的保障都沒有，也就不可能去爭取工廠的管理權。而工人爭取工廠的管理權是實際掌握生產工具的第一步。除了臨時工和永久工的爭議外，廠內的工資制度也是一項重要的爭議。劉少奇認為工資應該從計時改為計件，并且用獎金制度來刺激工人的積極性。但是毛澤東則認為用物質來刺激工人的積極性是資本主義的做法，工人階級為了工資和獎金彼此競爭不利于工人團結。在社會主義改革中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國的國有企業的工資制度常常不斷的變更。有時工廠管理會開始提倡計件工資，并且實施獎金制，過了一陣（常常是因為群眾運動）計件工資和獎金制度又因受到批判而廢止。
社會主義將勞動力「非商品化」的改革中，一個重要項目就是工廠內勞動程序和管理的改革。蘇聯革命之后，在新建的現代化工廠中，工人的勞動程序仍然延用西方資本主義工廠的勞動程序，廠內的管理也是從上到下的。1960年時，鞍山鋼鐵公司的工人提出改革工廠內的工作組織和勞動程序的提案，主要內容是：（一）政治掛帥，（二）加強黨的領導，（三）展開群眾運動，（四）有計劃的推進工廠管理人員參加勞動和工人階級參與工廠管理，（五）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和加強工人、干部和技術人員的結合，積極推進技術革命。「鞍鋼憲法」的精神代表了一個遠大的目標，即是經過工廠內管理和生產程序的改革，進一步朝向廢除雇傭勞動的方向努力。毛澤東在1960年批評當時工廠內的從上到下的管理制度時，看到這項提案的重要性，而在3月22日將它命名為「鞍鋼憲法」。
1960年雖然有了「鞍鋼憲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鞍鋼憲法」中新的工廠管理和干部與工人之間的關系并沒有能實現。這一點將在下面討論文化大革命時再作說明。
基本生活需要「非商品化」的改革
社會主義改革中的另一重要的項目，就是將以資本積累為生產目的改變為以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為生產目的。在資本主義生產下資本為主，生產的目的是資本增值，資本不會投入不能增值的生產。因此，即使是美國這樣富有的國家，卻無法消除貧窮。低收入人們的需要，像平價房屋、低價醫療，永遠不可能得到滿足，貧民區的學校永遠是劣等的，原因是滿足貧窮人的需要的生產不能使資本增值。所以在資本主義下剩余資本會投到觀光旅游點，包括高級旅館、高爾夫球場、賭場，但是資本不會投向建造平價房屋，或者在都市的貧民區蓋新的校舍。
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革中，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像食物、飲水、醫療、教育、住屋等都不再是商品生產。國有工廠的工人住屋每月房租只要一元到兩元人民幣，煤氣和水電各幾角錢，在食堂吃飯只要一角到兩角（注五）。除了吃飯與住屋外，工人的醫療完全免費，工人的家屬也只要付少許的醫藥費用。那些年國家還為工人蓋了慢性病的長期療養院。每個工廠和事業機構都設有自己的學校和托兒所（注六）。因此工人的工資雖然低（注七），但是他們不擔心失業，他們的基本生活非常有保障。工人的消費水平低，但是在慢慢提高。他們積幾月的積蓄就可購買像自行車、縫衣機、照相機和手表一類的「大件」。
農民的生活不像工人一樣有保障，因為在人民公社下，農業仍然是集體所有制。公社與公社之間的生產力還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富有的公社（大隊）的農民生活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像長江三角洲一帶的人民公社，因為這一地區本來就是中國農業最發達的，在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和大隊又建起自己的工業。工業利潤中的一部分用來支持農業和用作福利的支出，他們有錢建起自己的醫院。但是在貧窮的公社和大隊中，生活就要困苦得多。不過因為每個人都可以從糧食生產中分到口糧，而且有對五保戶（老、弱、孤、寡、殘）協助的設施，所以農民的基本生活有一定的保障。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農村的醫療和教育往前推進了一大步。從中國革命后到改革前，中國農民基本生活的保障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也是其它第三世界的農民從來沒有過的。
資本主義改革派說鐵飯碗扼殺了中國工人的積極性是對工人最大的侮辱，就像他們說大鍋飯養懶漢是對農民最大的侮辱是一樣的。在一九七十年代底改革之前，工人加班是自愿的，許多老師傅對工廠是非常關心的，他們在星期天和假日都要到廠里去看看，檢查一下機器才放心，他們把工廠當做自己的一樣去愛護。農民利用農閑的日子修建農田基本建設，他們一年的工作日從50年代中每年工作119 天增加到70 年代中每年工作250天。中國在革命后三十年的經濟建設奠定以后發展的基礎，而這三十年的建設是中國勞動人民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
社會主義下改革的成績
中國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成就連世界銀行也不得不承認，在世界銀行1981年的《世界發展報告》中這樣說：「在過去三十年中，中國最卓越的成績是，中國低收入人口的生活較諸與中國相類似的貧窮國家，要好得太多了。中國人不但都有工作，而且他們的食物供給在國家的配給制和集體的保險下得到保障，大多數的兒童不但有學校可讀，而且學校的質量也很夠水平。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都享有基本的醫療和有關計劃生育的服務。一個社會的生命預期平均年齡代表它的經濟和社會中的各種變量，大概是表示一個國家真正貧窮的最好的指數。中國的生命預期平均年齡已經達到64歲，以中國的個人平均所得來說是個杰出的成績。」
在社會主義時期，中國的工人和農民不只是獲得了生活的保障，而且他們的勞動受到社會最高的尊敬。不管一個人做什么在其它社會看來是最低賤的工作，他（她）一點也不失做人的尊嚴。在那三十年中，中國人也是一百多年以來，在西方白種人面前可以抬起頭來，第一次不感到自卑。
中國社會主義的改革把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推前一大步，使中國的勞動人民認識到從一個半封建、半殖民社會中解放出來的意義。我并沒有意思將解放后到改革前的中國社會說成是完美無瑕的。中國革命后的社會充滿了各種矛盾和各種問題，像在追求「工農聯盟」中，工農之間的矛盾（注八）；像在農業集體化中，集體與個人之間的矛盾；也像在全民所有制中，發展重工業與發展輕工業的矛盾等等。在社會主義的改革中，中國共產黨也在處理這些矛盾和問題中犯了很多錯誤，像在農業集體化中「一大二公」的政策；「大躍進」時，因操之過急而引起的夸大、謊報和不實的作風，和因此所造成的損傷等等。另外還有如何才能將計劃經濟變得更靈活，如何一方面限制農村自發性的資本主義，卻又不挫傷生產力的發展。就像祝東力所說的，毛澤東不但認識到這些矛盾和問題，而且不斷去思考和探討如何看待和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因為篇幅的限制這里無法從毛澤東在這些方面的思考來進一步認識社會主義改革的問題。
資本主義改革派的做法不是從過去的問題和錯誤中去尋求解決和改進，他們是要利用過去的問題、矛盾和錯誤作為資本主義改革的借口。為了給資本主義改革找正當性，他們必須要否定社會主義改革的一切成績。但是因為中國大多數的勞動人民是肯定社會主義的，所以資本主義改革派必須要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樣的說法來掩蓋資本主義改革的實質。如果中國大多數的勞動人民都像改革派一樣厭惡和痛狠社會主義，那么他們就不必如此苦費心思地想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為改革找正當性了。但是這番苦心終于還是白費的，就像祝東力所說的：「現實的中國究竟姓『資』姓『社』——這至少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就已經是一個無需討論的問題了。」
這里說的社會主義改革可能過于完美化了，因為到了70年代底中國大多數人的生活并不富裕，在農村中還是有很多非常貧窮的公社，不是所有的農民都能達到豐衣足食。在都市里的大多數工人的生活雖然有保障而且與過去相比提高很多，但是生活水平還相當低。這說明了社會主義改革時期可能太過注重長期的積累，而太過節約眼前的消費，這一點是值得檢討的。但是如果社會主義的改革得以繼續，今天人民生活的水平也會普遍提高，不會像今天這樣，窮人不得溫飽，而富人窮奢極欲。
三、從工農階級立場來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義
鄧小平改革派
用文化大革命作為改革的借口
Hart-Landsburg 與 Burkett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是：「導致了巨大的不穩定和人員的死亡。」（同上，2頁）吳一慶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是：「極簡要的說，晚期毛主義的階級視野缺乏一個明晰的聚焦點，它同時患有政治散光和政治近視。毛的階級理論與實踐一方面表現得過于寬泛，另一方面卻又過于狹隘。它的政治斗爭目標通常針對于個人，無所不包而顯得太過散亂：在文革期間，它的斗爭鋒芒幾乎指向所有的事物⋯⋯」因此「階級」「這一極其重要的批判性概念完完全全被庸俗化了⋯⋯」吳并且認為這種庸俗化的階級理論和實踐引起了社會的暴力和人們對政治的疲憊和恐懼，因此「為社會接納『市場經濟改革』路線奠定了廣泛的大眾心理基礎。」
Hart-Landsburg 與 Burkett和吳一慶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與資本主義改革派的說法是一樣的。資本主義改革派用文化大革命作為改革的借口，他們說多年的政治運動使得經濟不能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因為政治的混亂而倒退了十年。為了了解文革后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世界銀行還派了經濟專家去中國調察真相。Thomas G. Rawski將調查的結果寫成《中國的經濟成長與就業》(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一書，在1979年出版。Rawski對中國從1966年到1975年的經濟成長和就業的情況有詳細的報導和分析。這本書中所提供的數據與資本主義改革派的宣傳完全相反。
Rawski在第一章的總論中這樣說：「中國在供給全國的人口，包括收入最低的人口，足夠的食物、住屋、醫療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上獲得非常大的成就。中國的現代化技術在制造業各部門和科學中的各學科都得到廣泛的的掌握和迅速的發展。一個在1957年時尚不會制造農機、發電廠，甚至手表的國家，現在可以生產電子計算器、人造衛星、口服避孕藥和原子武器。而且為工業發展所需要的科學技術不只是集中在幾個大城市。農村的電氣化、農村的地方工業、技術訓練和出版業的發展，已經把現代的科學和技術帶給了中國的兩億多家庭。中國的少年教育已達到普及小學，而且中學的教育正在快速的擴展中，這樣的發展就保證了知識的傳播將會繼續普及和深化。」
并不是只有Rawski一個人對中國從革命后到改革前的經濟發展如此正面評估。1975年和1978年，美國參眾兩院聯合經濟委員會（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United States Congress）舉行了兩次有關中國經濟發展評價的聽證會，在每一次的聽證會中，都有數十篇當時研究中國經濟專家的文章，這些文章包括了中國經濟的總發展、工業發展（科技的進步）、農業發展（農業的現代化和農業科技）、中國的貿易、中國的教育、醫療和自然環境。這些文章中的絕大多數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評估都是正面的。作者們大部分不是左派，但是他們對中國能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有這樣全面的發展是佩服的。他們這些資料是要供給美國政府制訂中國政策參考的，所以是實事求是的。
Hart-Landsburg 與 Burkett和吳一慶認為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社會和經濟問題，并認為這些問題是改革的原因。他們這樣的看法若是在改革初期提出來的，還可以因為那時許多人對事實真相不夠清楚而被原諒。但是今天中國的廣大群眾，包括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都開始對文化大革命重新評價了，這三位作者這樣的看法就實在是脫離中國社會的現實太遠了。
我認為如果中國沒有文化大革命，鄧小平的改革將不是在1979 年，而是早在1966就由劉少奇開始了。果真如此，中國的「反復辟」就會比今天要困難得多，甚至于幾乎不可能。這就是為什么搞資本主義復辟的核心和他們的支持者最痛恨的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國革命后的群眾運動
要了解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意義，首先得了解中國革命后多次的群眾運動，文化大革命只不過是將群眾運動再提升一步。這個時期的群眾運動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中的新生事物，是在這之前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的，也是在資本主義改革之后又從這個世界上消失的史跡。中國過去的群眾運動是由權力中心——中共黨中央——發動的。中國共產黨這樣的做法并不合「統治階級」的規律。世界上的統治階級都懼怕群眾，他們怕群眾起來會出亂子，會動搖他們的統治。
中國有幾千年的封建歷史，再經過幾十年軍閥和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中國在革命之前沒有民主的傳統，民眾沒有表達他們意見的習慣。中國的革命是共產黨依靠工人和農民成功的，革命時毛澤東將共產黨的游擊隊比成魚，把群眾比成水，魚只有在水中才能生存。但是革命成功后，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中國的社會不經過徹底的改變，共產黨就仍然是跟過去沒有多大區別的政治集團。但是中國的革命是社會主義的性質，在社會主義階段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代表，它所執行的政策必須不斷取得無產階級的認可。換句話說，共產黨必須要堅持群眾路線。
不只是要堅持群眾路線，而且要將數千年來深入中國廣大群眾人心的「帝王將相」、「剝削有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和「有福的人是上輩子修來的」之類的思想和意識形態扭轉過來。
中國在革命后的土地改革不僅是將土地重新分配，而且是一場群眾運動。在這場群眾運動中，封建制度的意識形態受到批判，農民在土地改革中所獲得的不僅是土地，他們更從封建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枷鎖中解放出來。
今天中國大陸的人不管贊成或不贊成改革，他們都可以同意一件事，那就是在改革前政府官員鮮少貪污受賄，而今天政府的官員從上到下都貪污受賄。為什么？這不是有沒有法制的問題，今天大陸的整個執法系統內，上至法官下至警察，一大幫人都貪污受賄，有法律又由誰來執行？
中國革命后的「三反」和「五反」就是反貪污受賄的群眾運動，當時的做法是發動群眾來檢舉貪污的官員。此后在每一次的群眾運動中，在不同程度上，每一個單位的主管都要受到群眾的批評，這難道不是對群眾表達自已意見和看法最好的鼓勵？這難道不是群眾表達他們意見最好的訓練？這難道不是給改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關系提供了可能？
就連一般被認為最「民主」的國家的美國，它的統治階級也不會用發動群眾來改變社會。美國的南方在南北內戰后，對美國黑人的各種合法的與非法的歧視與欺凌一直持續到黑人的民權運動起來才有所改變。美國的民權運動是一場由黑人發起、受到白人支持的群眾運動。這場群眾運動受到南方地方政府的鎮壓，但是因為廣大群眾的支持而取得勝利，美國聯邦政府在1964年通過「民權法」（Civil Rights Bill）來保護黑人的公民權。美國的「民權法」跟其它法律立法的過程一樣，是在人民組織起來發動群眾運動之后，政府才被迫通過法律來進行改革。美國的勞工立法也是勞工運動起來后，統治階級不得不向勞工妥協而通過的。
如果我們把中國革命后的共產黨看做「統治階級」，把群眾看作「被統治階級」，這樣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在一個連資產階級民主傳統都不存在的社會里，如果沒有群眾運動，又如何能夠扭轉過來？吳一慶提到「新生國家仍維持或復制了」勞動人民「被剝奪和被支配的社會地位」，但卻對這個「新生國家」企圖要改變這種關系的群眾運動只字不提，而且也完全不能了解文化大革命在改變勞動人民的「被剝奪和被支配的社會地位」的重要性。
文化大革命路線的斗爭
上面提過在文化大革命前，「鞍鋼憲法」中的有關變革工廠內勞動過程和工人與管理干部之間關系的提案并沒有能實現。在文革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下，工廠內的勞動過程和管理制度的變革才受到重視，在不斷的政治學習中，工人認識到「鞍鋼憲法」各條對群眾取得在工廠中領導權的重要性。
Charles Bettelheim 是一位對社會主義有深入研究的法國馬克斯主義者。在他的兩本研究蘇聯革命后的階級斗爭的著作（Bettelheim, 1976, 1978）中，對蘇聯革命后的社會，從馬克斯主義者的立場作了詳盡的分析和批判。他這兩本書受到研究蘇聯革命后社會作者的重視，對了解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實踐和修正主義如何在蘇聯發展作出很大貢獻。
Bettelheim 在1958年、1964年、1967年和1971年訪問中國，并對中國社會作各方面的調查研究。1971年他去中國時，特別調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廠的勞動過程和生產管理的變化。Bettelheim對「鞍鋼憲法」在中國工廠中的實踐、工廠內不合理規章制度的改革、工人與干部思想意識的提高都非常稱贊。他看到工廠內的技術改革從過去依賴專家改變到依賴直接生產工人，也看到解決工廠中的經營管理問題從過去依賴管理階層到依賴工人群眾。他對文革在工廠內所產生的變革（transformation）這樣的新生事物感到非常振奮（注九）。
文化大革命的確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這是在重新評估文革時必須要做的工作。對文化大革命作評價，必須要從當時社會的客觀現實來檢討主觀上所犯的錯誤，包括因為經驗不足所犯的錯誤。中國1960年代的社會客觀現實包括了中國廣大群眾的思想和意識形態，他們的思想意識形態雖然在革命后的十多年中改變了很多，但是還不可能徹底脫離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殘余，這就是為什么一定要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但也是進行文化大革命所面對的阻礙。
從改革以來，絕大多數對文革的批評都是要徹底否定文革在向社會主義前進中的重要意義。這樣的否定是不合歷史事實的，也是不會被中國廣大勞動階級所接受和允許的。我們對文革的評價可以是三、七分，甚致是四、六分，但是絕對不能對文革全面否定。
文化大革命路線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激烈的政治斗爭，但是許多人只看到文革表面的派系政治斗爭，而不去進一步了解文革所產生的各方面的影響。文化大革命不僅遏止了「合同工制」的進一步推行，也遏止了人民公社的解散。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績還不止于這些。
文化大革命對各種資源的分配也有很大的影響，像對醫療資源的分配。一個例子就是在廣東省，1967年時，這省的城市人口占全省的20%，但是城市從政府分配到的醫療資源占全省的70%到80%，有60%的高級醫療人員和三分之二的病床都在城市里。在廣州醫生與病人的比例是1:600，在農村中醫生與病人的比例是1:10,000（Sidel and Sidel，34頁）。在文革中的政策是減少都市與農村之間醫療分配的不均衡。都市的醫療人員被鼓勵和說服去農村訓練農村的醫生和赤腳醫生。這樣的努力獲得很大的成就，使得農村的每個生產隊都有一個不脫產的赤腳醫生。另外，醫療資源也得到比較合理的分配，根據中國公共衛生部的報告，到了1979時，中國農村的病床已經占全國的62 %，而且醫院的質量也提高很多 (同上，48頁)。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政策也是了不起的成就。在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人民永遠是用自己勞動積累的社會剩余來培養將來統治他們的精英。如果教育制度不能徹底改革，那么所謂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只能是一句空話。但是要改變從中國數千年封建科舉制度遺留下來的士大夫思想，以及改革從西方學習到的資本主義的一套挑選精英的教育系統談何容易？反對的力量有多大？從革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幾年中，中國的教育制度沒有根本的變革。從文化大革命起才重新考慮到底誰有資格上大學？在文化大革命中廢除了憑書本知識入大學的考試制度，中學畢業后一定要在工廠或農村工作過才有資格入大學。這是第一步嘗試為工農階級培養自己的領導人的措施。
文化大革命中還有更多的新生事物這里無法多作解說，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對人的思想意識的改變，就像Bettelheim所說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們「發現了」在建設社會主義中的階級斗爭的重要形式。
四、也從階級關系來分析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
我認為Hart-Landsberg 和 Burkett 對改革背后的動力的分析是不正確的。鄧小平的改革不但從一開始就有全盤的計劃，而且改革政策中的重要項目都是早從50年代開始劉少奇就一直在努力推行的。吳一慶則認為市場化為統治階級精英提供了化公權為私利的機會，但此類情形的出現并不是改革的初衷。這三位作者都強調了資本主義改革并沒有一個清楚的目標，但是一旦將所謂市場納入經濟體制后，改革者就一步步跟著市場的發展走。他們跟許多人一樣把改革看成要解決經濟的現實問題，因此沒有政治斗爭的內容。雖然這三位作者書或文章中都用了的「階級斗爭」和「階級關系」這樣的辭句，但是在他們的論述中卻找不到階級分析的內容。
追溯1979年三中全會改革的起源
鄧小平1979年的農村改革就是從劉少奇早在1960代初時提倡的「三自一包」開始的，「三自一包」就是擴大自留地、擴大自由市場和實行每個農戶自負盈虧。一包就是包產到戶，也就是每個農戶要包下一年的生產量，超過這個產量歸農戶自己所有，藉此來刺激農民的積極性。劉少奇在一九六0年代初時，提出這一套農業政策就是要將成立不久的、尚未穩定下來的人民公社解體。如果劉的政策早在六十年代初得以實現，那么不需幾年人民公社就會解散。到鄧小平的農村改革時，人民公社已經有了二十多年的歷史，這時的人民公社比一九六0年代初時要堅定和穩固多了，但是仍然經不起由「三自一包」政策一步步的襲擊。1984年，改革開始僅五年之后人民公社就解散了。由此可見，如果劉的政策在六十年代初得以實行，「人民公社」就根本沒有持續的可能，當然也就更談不上什么發展。
同樣的，鄧小平在改革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項目即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是把原國有企業改變成以謀求利潤為目的企業，并進一步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國有企業的改革是資本主義改革中的重要項目，因為要建立資本主義必須要將原國有企業「非商品化」的生產改變成為資本增值的企業，將原國有企業的資產變為資本。相對于資本必須要有雇傭勞動。前面提過在社會改革的過程中，劉少奇的政策就是要在國有企業內設立起「合同工制」。「合同工制」就是使得企業可以隨時將工人解雇，當工人失去了「工作權」的保證，勞動力就可以進一步變成商品。
從改革的具體政策看改革派的階級性
如果我們要從階級關系來分析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我們則必須要認識鄧小平改革的階級性。如何決定改革派的階級性不是憑空無據來決定的，而是必須從改革的具體政策來分析。到底什么樣的政策對勞動階級有利或是有害必須要根據勞動人民長遠的總體利益來衡量。
（1）用農業改革來打擊「工農聯盟」
在中國革命時，中國工業發展落后因此工人的數目和力量很小。所以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的策略就是「工農聯盟」。「工農聯盟」就是在工人領導下與農民結成聯盟。這樣團結絕大多數中國勞動人民的策略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基礎。在社會主義建設時代中國共產黨還是堅持「工農聯盟」，集體化農業提高了農業的生產力和完成大量的農田基本建設。在工業的支持下，農村快速進行現代化。在社會主義改革中，只有農業集體化才有可能實行「工農聯盟」。在「工農聯盟」下中國的城市與農村同時成長，促進了工人和農民的團結。（金，《批判與再造》20期，16頁）
在農業改革初期，中共中央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格，1979年糧食的收購價格提高了20%，并且將超額的價格在提高價格之上再加50%。此后幾年農產品價格連續提高，農民的收入在短時期內增加了很多，積極性增加。鄧小平的農村改革就在這在表面看來一片大好時進行，「農村改革」從「承包制」開始逐步將人民公社解體。
鄧小平的改革從農業開始是改革派看準了與國有制相比較，將集體所有制解體要容易得多。在「人民公社」下的大隊和生產隊的生產還是小規模的，富有的公社有相當大量的生產工具，像大型的農機、農田灌溉系統，還有大隊和公社的工廠。鄧的改革就是將這些集體所有的資產承包給個人。人民公社解體后，將原公社的行政單位改為鄉，將大隊改為村。資本主義的農業改革打破了幾十年來的「工農聯盟」。到了1980年代中期之后，農村的兩極分化逐漸明顯。許多農戶借著權勢和關系承包原來屬于集體的資產而發財致富，在農村中出現了萬元戶。鄉和村的干部和農村中的新富是鄧小平政策的堅決支持者。
在改革剛開始時，農民因為糧食收購價格提高而收入增加，但是農戶中的絕大部分收入，很快就被農用生產資料（化肥、農藥和水等）的價格上升給抵消了。隨著集體農業解體，過去一切由集體負責管理和維修的灌溉系統都漸漸失修。人民公社解散后，就再沒有可能組織農民來搞農田基本建設。本來屬于集體財產的，像養雞養豬場、各種農村的工業企業和灌溉系統，都是過去靠所有社員的勞動建設起來的，現在變成了私人財產（注十）。許多生產的必要資料，像水或電，農民也得要付現金才能買到。農村的新官僚體系很快就建立起來了，在這個體系下有權就能換錢。過去的生產隊長、大隊的隊長和人民公社的干部是管理生產的，是為農民辦事的。今天農民所有生產一切都要靠自己，除了交糧、交稅和交費外，連賣自己的產品也得自己想辦法，農村的官僚只知道將鈔票往自己的口袋里放。
農業改革的結果就是中國農業專家陸學藝所講的中國農業的現狀：即耕地不斷的減少、土壤肥力減退、水利設施年久失修和各種自然生態破壞、農業生產工具落后，原有的農機具普遍老化、不配套。（陸學藝，2002）怪不得農民要說：「辛辛苦苦干了三十年，一個晚上回到解放前。」農民所指的是他們辛苦了三十年所修建的農田基本建設和他們所積累的生產工具，如今幾乎全部毀壞了，他們現今又重新回到革命解放前靠天吃飯的小農生產。這是所謂「三農」問題的基本原因。
農業的凋敝是大批農民離開家鄉去城市謀生的原因，二十五年的改革使中國農民淪為跟其它第三世界農民相同的悲慘命運。近些年來中國都市大規模的建筑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建筑公司認為城市里失業的工人所要求的工資過高，不肯雇用他們。這就跟臺灣城市的建筑都要雇用菲律賓和泰國的移住勞工一樣。中國一億的農民工是在城市里生活最困苦的一群人。
在農村集體制解散后，農民成了分散的個體，農民要組織起來就困難多了。工人要與農民形成聯盟不但因為農民的組織沒有了而困難，而且隨著城市內工人失業的嚴重化，他們會認為農民工搶了他們的工作，就像臺灣的工人認為「外勞」搶了他們的工作一樣。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為競爭工作機會以維持生計，會妨礙工人團結，不利發揮工人的力量。在發展落后的國家工人不但要團結，而且要和農民團結。「工農聯盟」雖已被破壞，但是中國「工農聯盟」的革命傳統依然存在，未來仍有重組的可能。
（2）用國有企業的改革來建立雇傭勞動制
資本主義改革在農村基本完成后，改革派就進行將原國有企業改革成為資本積累的企業。將原國有企業的資產變為資本，將原國有企業的工人的勞動力變成商品，將工人變為雇傭工人。在三中全會后，改革派很快就進行了工資制度改革。早在1979年到1980年時，工廠內就開始實行計件工資和獎金制度。但是工人抗拒這樣的改變。他們不為獎金而彼此競爭，他們將錢分了作為生活的補貼（注十一）。在此同時，改革派設法擴大工廠內管理階層與工人之間的工資差別。他們在管理階級中設立起各種不同的職稱，像總經理、副總經理、廠長、副廠長、各級工程師等各種職位，每一種職位都在原工資之上再加與職位相關的報酬。
1985年中共的十二大通過了國有企業的「經濟體制改革」，將原來的國有企業改變成獨立的謀利的法人，勞動體制改革是國有企業改革中的一部分。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條例中，授權給企業的總經理或廠長，使他們可以將企業利潤的一部分再投資，他們也有權將企業的生產設備變賣或租賃。企業的高級管理階層有權決定企業的工資制度和對勞工的處罰，包括解雇工人。「經濟體制改革」規定國家不再直接干預企業的經營，國家只是用價格、稅收和借貸來間接影響企業的生產。當一個國有企業都變成一個自負盈虧的獨立的法律實體后，這樣的改革已經改變了國有企業的實質，每個企業都變為各別的獨立謀利機構。
在國有企業體制改革中，企業的廠長和各層管理階層的收入與企業的利潤掛鉤，另外每個有高級管理職稱的人還設立了由他們自由支配的賬戶。這個賬戶就像美國高層管理的可以報銷個人消費的賬戶（expense account）一樣。這個賬戶被工人稱為高級管理的「小金庫」。廠長也有權用企業的利潤給工人增加工資，此后中國在改革前的八級工資制就完全被破壞了，同樣的工作會因工廠賺不賺錢而有不同的工資。總經理或廠長在「經濟體制改革」所獲得的對工人的制裁和處罰權，逐漸改變了工廠內工人和管理階層之間的關系。
1986年「合同工法」通過，規定企業新雇的工人都改為合同工。合同工與企業簽訂一年合同，一年之后企業有權不再續約，1988年時人民日報報導北京市要將工廠的所有工人（包括1986年前雇用的）在五年之內全部改為合同工。但是工人對合同工制非常抗拒，直到1992年時在所有企業中合同工工人只占2%。
（3）國有企業私有化與產業后備軍
改革派用從上層通過法律來強制把原國有企業中的資產改變成資本，把原國有企業的工人變為雇傭勞動者，這就充份說明了改革派的階級性。改革的目的就是在原國有企業內設立起一套資本經雇傭勞動所產生的剩余價值而不斷增值的一套機制。在設立雇傭勞動制的過程中，工人的反抗就是資本主義改革的階級斗爭的具體內容。
工人一方面要抵制對他們的「鐵飯碗」不斷的襲擊，一方面要面對各種生活必需品（包括住屋）的壓力和日常消費品物價的上漲，因此社會動蕩不安，更因此導致1989年在中國各城市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和6月4日中共中央的武力鎮壓。這一切都說明了資本主義改革派的階級性。在1989年之后，改革步驟加快。企業的總經理和廠長將原國有資產變賣，然后宣布企業破產，將工人大批解雇。從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中國有好多城市，破產關閉的工廠達到原來工廠的一半，或更多，失業的工人越來越多。改革派終于完成大多數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并且將大批工人趕到工廠之外，成為新的產業后備軍。
中國當局最近雖然在福利措施上作了一些改善，這是面對資本主義殘酷的社會現實，所有政權都必須要實行的安撫政策。但是這些為資本主義補漏洞的安撫措施永遠都沒有可能解決今天中國工人和農民的問題。中國今天失業的工人和失去土地的農民已經被資本拋棄在體制之外，這幾億人民的生路已經被斷絕了，而且這樣的事實每天每時仍在持續進行，這又怎能靠一些福利的措施來補救？
資本主義改革與中國的勞動人民
在資本主義改革進行了二十五年之后，中國社會中有不小的一部份人（包括大學教授、城市中小學老師和國家各階層官僚、做生意的、公司的中級管理階層），他們的每月收入從幾仟到一萬人民幣，消費水平的確提高了很多，另外極少一部份人（約5%到10%，包括高級官僚、公司的總經理、律師和會計師等高級專業人員）他們每月收入有幾萬或幾十萬甚致百萬人民幣，這些人過著非常奢侈的生活。在工人中，除了少數工人的工資較高外，大多數工人的每月工資都在六百人民幣上下，更有一些打零工的工人，他們的工資可以少到每月三百人民幣以下，大部份工人失去了他們曾享有的福利。前面已經說過，在農村中大多數的農民過著困苦的生活。隨著生活必需品「商品化」的改革，許多生活必需品對中國大部份的勞動人民來說，都變成了奢侈品，像醫療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中國醫療體系的改革與其它行業的改革并行，醫療體系的改革給廣大群眾帶來的災害只是許多改革中的一個例子。1985年時醫院和其它醫療機構開始實行自負盈虧，從此之后醫院和診所就像其它企業一樣變成營利機構。醫院第一步做的就是停止生產低價的藥品，因為生產這些藥品利潤很小，有時甚至賠本。接著為了增加利潤，醫院開始進口昂貴的醫療器材。新的醫療器材增加了醫院的收入，但是很少人能負擔高價的檢查費用。在今天的中國城市里，失業和被迫退休的工人沒有醫療保險，他們交不起錢就被拒絕在醫院的大門之外，更不要提從農村到城市工作的民工，這些付不起錢的貧窮人生了病只能等死。就連有醫療保險的人生一次大病也要付幾萬元人民幣，因生病而舉債的比比皆是，借不到錢的只有等死。在改革前中國人享有接受醫療的權利，因為醫生的診斷和治療以及藥物不是商品。改革將醫生的診斷和治療以及藥物商品化后，剝奪了廣大群眾的這種權利，正說明了改革者的階級性。
除了生活上的困難外，中國廣大的勞動群眾受盡了各級官僚的壓迫和欺凌。在農村中，地方官僚對農民的壓迫和欺凌可比于舊社會的地主和惡霸，這些可以從陳桂棣與春桃所寫的《中國農民調查報告》了解到一些。在都市中，警察和幾乎所有的制法人員，不但不再是人民的公仆，他們成了騎在人民頭上的新官老爺。他們借故罰錢，貪污受賄，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激起人民的公憤。
更要一提的是近年來中國大量的「圈地運動」，在官商勾結下，農村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被無償或少量的賠償被強占。在都市里，許多小市民因建設新的高樓大廈而被迫遷移卻不給足夠的補償。今天中國稀少的土地變成了開發商競爭的昂貴商品，只要有錢有勢就可以占據，農民和貧窮的都市居民就成了犧牲品。
五、中國的未來
在陳映真所寫的《中國人民不能因怕犯錯而裹足不前》一文中，陳認為中國目前實行的是「類資本主義」，但是他并沒有解釋什么是「類資本主義」。從他的文章中去理解「類資本主義」好像是類似資本主義，卻又不完全是資本主義。因為不完全是資本主義，所以陳得出了中國這樣「類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會使中國變成帝國主義。并由此得出中國的發展有「改變既有單極獨霸、美國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果真如此將會有助于世界和平。陳映真并且借用德國駐華大使的話說：「但看來建設社會主義沒有現在的答案。也許有些政策在日后看來是錯誤的——而有些是正確的，但中國人民卻不能因為擔心犯錯而裹足不前⋯⋯」。
陳映真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是樂觀的，他說：「對中國發展的批評和低度評價由來已久，但至今十幾二十年來這些批判與負面預測，沒有一條成真。科學、富有創見的評估和認識中國的工業化之發展社會學的意義，成為急迫的理論課題了。」
我當然不認為我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評估有什么創見，或許也不夠科學。但是還是要提出我自己的觀察和分析來供大家討論。我對中國未來十年經濟發展的評估是悲觀多于樂觀。我的評估是根據下面幾個原因：
第一，未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困難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的農業在過去二十五年沒有現代化的發展。中國今天農業的現狀不是當初農業改革所希望的結果。當初在人民公社解體后，資本主義改革派所希望的是發展現代化的大型企業農場。在農民分地的過程中，官方一直強調農田應該向種田能手集中來發展專業戶。但是二十多年改革的結果，除了原國有農場變成企業式的經營外，現代化農場成功的例子很少。不成功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農民不肯放棄農地，另外一個是資本沒有投向農業的積極性。今天中國的農業問題非常嚴重，中國大多數人口仍然停留在農村，但是農村經濟不振，他們處于半失業狀況，農民收入低，許多農戶靠家人在城市打工寄回來的錢生活。
上面已經提過中國的農業因各種自然生態破壞所引起的問題，這里不再重復。農業發展的落后將不能供給城市所需的糧食和工業所需的原料。農民收入低，國內市場則無法擴張（注十二）。農業不能現代化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大阻礙之一。
第二，因為國內市場不能擴張，因此造成中國制造業的生產設備利用率過低的問題。在《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03）——世界分工體系中的中國制造業》中有這樣的報告：「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結果，1995年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的有半數產品，其中照相膠卷僅為13.3%，電影膠片25.5%，電話單機51.4%，彩電46.1%，家用洗衣機43.4%，空調器30%，自行車54.5%，內燃機43.8%。國家經貿委2002年上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況調查表明，600種重要商品中，供過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13.7%，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27頁）。在一篇紐約時報雜志的報導中也強調中國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這篇文章說中國近90%的產業都是供過于求（New York times Magazine，2004年7月4日，30）。
中國近年來能夠維持經濟高成長率的原因之一就是對制造業（包括出口制造業）生產設備大量的投資，另外的原因就是大量的房屋建筑和公路及其它交通設施的投資。但是生產設備的投資因為消費市場無法擴大而存在著大量的沒有利用的剩余產能。像彩電的生產能力利用率是46.1%，也就是說有53.9%彩電生產設備是被閑置沒有用來生產。人民的收入不夠高，消費市場擴張不夠快，是資本主義的基本問題，這個問題近二十年來在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而且日趨嚴重。
第三，中國用出口來帶動經濟的策略不能持續。就因為世界生產供過于求的問題日趨嚴重，中國出口增加的速度必然要下降。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出超是靠中國借錢給美國來維持的。美國對世界各國的貿易的大量入超不可能長久下去，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是必然的，只是時間的問題。如果我們用過去二十年的發展作為借鏡的話，危機到來時，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一定會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給發展落后國家，由落后國家的勞動人民來承擔（注十三）。
第四，從中國的進出口來看，中國在技術上無法與美國、歐盟和日本兢爭，中國的進出口沒能脫離其它資本主義發展落后國家所處的劣勢。中國的制造業雖然增長很快，但是它生產制造業裝備的能力卻非常的薄弱。在上面提到的這本工業發展報告中，報告者們這樣說：「我國裝備制造業的生產能力利用率也只有50%多，國內市場急需的許多重大技術裝備、專用設備、儀器儀表等技術密集性產品每年大量進口。」（28頁）。在這一段的批注中，報告者們用兩個例子加以說明：在中國化纖制造設備的進口占國內市場需求的80%以上；石油化工裝備、轎車工業裝備、數控機床等設備的進口占國內總需求的70%以上（同上）。根據這個報告，中國除了裝備方面的技術落后外，在許多產品的生產中，很多重要技術和組件都得靠進口（27頁），因此跟許多發展落后國家相似，中國的出口還是得依靠進口的技術裝備、精密的儀器和各種零組件。中國的出口大部分還是利用廉價勞工所爭取到的出口市場。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下，中國的生產技術無法追趕美、歐或日本。
第五，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這個組織來說，的確像英國的《金融時報》所說「不只是重要的，甚至是關鍵的」。事實上，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是重要的和關鍵的。就是因為這樣，中國經過了15年的談判后。接受了加入WTO的苛刻條件，在2001年進入世界貿易組織。而入世貿的這些條件將便利于跨國資本加強對中國經濟的控制。除了大幅降低進口關稅和取消許多進口限額外，中國將國內的服務業市場對外開放，服務業市場中最重要的就是金融業。中國同意在加入WTO之后的幾年中，將國內幾項重要的勞務市場開放，其中包括金融行業（銀行、保險、證券等）、通訊、法律、會計、管理的咨詢，并且開放外國的工程師、建筑師、都市規劃師、醫療和計算機等專業人員到中國開業。另外，中國將取消所有對外國在中國的零售業、批發業、和修理與維修等行業的限制。
在入世貿前，中國對外國商業銀行在中國的業務有很嚴格的限制，外國銀行只能在幾個大城市營業，而且只可以進行外幣的交易，不能進行人民幣的交易。在中國加入WTO之后，從2005年開始，中國就必須取消在地區上對外國銀行的限制，再過兩年之后，外國銀行可以進入以人民幣與當地企業的交易，三年后 (2008年）外國銀行可以接受個人的存款，也可以貸款給個人。五年之后（2010年），外國銀行將享有與本國銀行同樣的權利（所謂full national treatment）（Lardy，70，73-74）。近兩年來國際的超級大銀行（像Bank of America 和Royal Bank of Scotland Group）大筆投資中國正是進行對中國金融進一步控制（華爾街日報，2005年 8月 22日，C14）。中國加入WTO對國際壟斷資本進一步控制中國的貿易和對中國的投資的確是重要的和關鍵的。
最后一點是在過去二十五年資本主義的發展中，中國的自然資源環境受到極大的創傷。資本主義的發展向來都是對自然資源和環境進行掠奪的，但是資本主義帝國可以將對資源和環境掠奪所造成的創傷轉嫁給落后國家。中國尚稱不上一個帝國，無法將資源和環境的破壞轉嫁。事實上，中國大陸和臺灣一樣，在發展以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策略下，必須承受由資本主義帝國轉嫁過來的對自然資源和環境所造成的傷害。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大量出口是在犧牲自己的資源和環境完成的。為了增加出口，中國大陸和臺灣都不去計算對自然資源和環境損傷的成本。過去的臺灣和今天的中國大陸，紡織業的大量出口都是將干凈的紡織品和成衣出口，把生產數倍于自已消費所造成的污染留下。為了出口建立起來的制造業消耗大量的能源和水資源。這樣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高度、快速掠奪是無法持續的。基于以上原因，我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遠景是不看好的。我們不能將短期的國民所得的增長率等同于長期的經濟發展。臺灣用出口來帶動國民所得的增長所造成的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災害，以及今天臺灣經濟所面臨的困境應該可以作為中國大陸的借鏡。
六、總結
毛澤東在1940年完成〈新民主主義論〉，那時他說明了在帝國主義之下爭取資本主義舊民主的時代已經過去，只有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才能救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下一步就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這篇論文的結論是從中國人民在多年流血斗爭經驗中所得到的。在帝國主義下，落后國家無法獨立發展資本主義。拉丁美洲的人民在戰后的四十年中，吃了多少苦頭才終于了解，他們國家的資產階級過于弱小，無法領導他們反帝，因此他們無法掙脫各帝國的控制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帝國在世界發生經濟危機時，利用「全球化」把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給他們來承擔。
中國人民在過去二十五年中，又再度體驗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實踐。中國廣大的勞動人民是有智慧的，他們經歷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實踐，他們面對著兩個截然不同社會，他們不會「裹足不前」，他們會作出自己的選擇。◎
注一：除了工人罷工權外，憲法還保證了「四大」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
注二：企業的考核標準是：多、快、好、省。
注三：工人工資分為八個等級，除了少許因生活費用差異所作的調整外，全國國有企業的工資同一標準。
注四：此本書原是中文，是在寫"Labor Reform: Mao vs Deng. "文章時用的參考數據，但是本書目前已經遺失。
注五：食堂的一切除食物外的開銷（食堂水電等一切費用和廚師的工資）都由工廠負責支付。
注六：有的只有小學，有的有中學。
注七：學徒的工資每月從18元人民幣開始，一級工的工資約40元，隨著工資等級的提高每月可達 70-80元，技術工人每月可拿一百多元。
注八：工農的矛盾是因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并存之間的矛盾。
注九：Bettelheim對文化大革命重要性的分析非常深刻，這里限于篇幅無法多作介紹。
注十：有些名為集體所有，但是由農村的官僚所控制。
注十一：1984年到1985年時，日常消費品價格上漲加快，工人用「獎金」用來補償他們實質工資下降。
注十二：日本雖然也是小農經濟，但是日本的農業是現代化的農業。在戰后經濟快速發展時，日本的農業人口占40%，日本政府用大量經費補助農業。今天中國的所謂三農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農村缺少資本，私人資本不但不投向農村還從農村抽走。政府也不將錢投向農業。除非政府對農業大量補貼，中國的農業無法現代化，但是中國政府在目前的發展下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意愿。
注十三：有關這方面的分析請見：金寶瑜著，《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
參考數據
中文
1.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8。
2. Hart-Landsburg 與 Burkett ，《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和階級斗爭》譯文《批判與再造》（10 期，11期，12期和15期）。
3. 祝東力，〈經濟轉軌的前景〉，《批判與再造》（13期）。
4. 老田，〈「鄧小平過程」為什么是可能的〉，《批判與再造》（14期）。
5. 陸學藝，《「三農論」——當代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研究》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6. 陳映真，〈「中國人民不能因怕犯錯而裹足不前」〉《批判與再造》（20期）。
7. 吳一慶，〈從階級關系反思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批判與再造》（21期）。
8.《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03）——世界分工體系中的中國制造業》，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
9. 金寶瑜，〈中國農業發展與問題〉，《批判與再造》（20期）。
10. 金寶瑜，《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巨流圖書公司，2005。
英文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晨觀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