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莊子·天下》有言：“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于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這是“內圣外王”第一次出現在典籍里。
莊子的意思是，研究天地宇宙的規律，分析萬事萬物蘊含的哲理，再體察古人先賢的經驗，就能塑造內圣外王之道。
但“內圣外王”到底是什么，莊子沒有明說，只是感嘆道：“后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遺憾，洋溢其間。
莊子留下的空白，儒家后來給補上了。
《大學》開篇就寫了兩段——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明德、親民、至善是《大學》的三綱領，意為執政者要發揚自己的光明美德，敬愛人民造福人民，締造一個至善至美的社會。
格物、至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大學》的八條目，其中格物、至知、誠意、正心、修身是圣賢必備的內在修養，可稱為“內圣之道”，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王者必備的外在功業，可稱為“外王之道。”
如果沒有內圣的修養，便不可能有外王的功業，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魯國的季康子向孔子問政的時候，孔子就答道：“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言外之意便是，執政者的內在修養、氣質、謀略散發于外，一層一層影響周圍的人，就能共同成就一番功業。
所以，踏踏實實的落實這“三綱領八條目”，便是儒家實現內圣外王的方法論。
2
自青年起，教員便砥礪苦修，完善自己的健全人格。
他在湖南省立圖書館第一次見到世界地圖，首先想到的不是“世界如此寬廣，有多少美好事物”，而是在韶山沖沒見過幾個生活快樂的人，全湘潭縣、全湖南省、全中國、全世界恐怕也差不多。
一股悲天憫人的情懷，充斥胸中。
進入湖南第一師范以后，教員刻苦讀書，并寫下大量讀書筆記，取名為《講堂錄》，其中一篇里寫道——
“人情多耽安佚而憚勞苦，懶惰為萬惡之淵藪。人而懶惰，農則廢其田疇，工則廢其規矩，商賈則廢其所鬻，士則廢其所學。業既廢矣，無以為生，而殺身亡家乃隨之。國而懶惰，始則不進，繼則退行，繼則衰弱，終則滅亡。可畏哉。”
“少年需有朝氣，否則暮氣中之。暮氣之來，乘孰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墳墓。”
“不遷怒，不貳過，蓋行事之大難者也。”
“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漫游四宇尚已。”
“惟明而后可斷，既明而斷矣，事未有不成者。”
這些讀書筆記，基本涵蓋了格物、至知、誠意、正心、修身等條目，所以教員進步很快，沒用幾年時間，便具有極強的人格魅力，成為湖南一師的學生領袖之一。
人到中年時，教員通過秋收起義、四渡赤水、抗日戰爭、三大戰役等輝煌功業取得非凡的地位，不僅吸引了數百萬追隨者，還帶著他們建立了新中國，改變了江山的顏色。
以往的戰爭領袖走到這一步，必然要大封親戚，無論賢愚都提拔到重要崗位，確立自己家族的獨尊地位。
但教員沒有。
大舅哥楊開智給教員寫信，提出到北京謀個職位，最好是個領導崗位，教員非常不滿，回信把楊開智一頓訓斥：
“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
以教員的脾氣，這封信的措辭已經相當嚴厲了。
楊開智不甘心，又請表弟向三立給毛岸英寫信，說想在長沙謀一個廳長職位，毛岸英體會父親的意思，給舅舅回了一封長信，信里寫道：
“新的時代，這種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極端落后，而尤以通過我父親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皇親貴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靠自己的勞動和才能吃飯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抗美援朝爆發以后，教員又親手把長子毛岸英送到朝鮮，做了中國人民志愿軍的第一個兵。
把政治理論和個人品德結合起來，用于治理家務，便是教員的齊家。
正因教員能做到這一點，他才敢說：“高級干部的子女是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的漢獻帝，嬌生慣養，吃不得苦，如果他們不能人格獨立、生活獨立，就會逐漸走向官僚化和貴族化，損害黨的事業。”
說完，教員就要求高級干部子弟夾著尾巴做人，不要把父輩掛在嘴邊出去唬人。
教員修成了圣賢身，并以身帥正，又有誰敢不正？
此為教員的內圣之道。
3
除了橫掃天下的軍事戰績以外，政治，尤其是影響全黨、全國風氣的政治建設，教員也是頗多建樹。
1938年9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不僅總結了抗戰以來的斗爭經驗，還徹底糾正了以往的右傾錯誤路線，真正明確了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定位，為我黨領導抗戰勝利奠定基礎。
在會議上，教員提出“政治路線確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的著名論斷，然后和同志們制定了“任人唯賢”的干部政策——
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聯系，有獨立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對犯錯誤的干部，要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
此后，數十上百萬的三八式干部，在我黨的領導下加入抗日戰爭，并成為新中國的中堅骨干力量。
1941年5月，教員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做了《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整風運動開始。
經過數年整風，以教員思想為核心的辯證唯物主義，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各項工作的行動指南。數百萬黨政軍人員的思想，至此統一到史無前例的地步。
這種無堅不摧的凝聚力，便是此后數十年，各項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保證。
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教員提出著名的“兩個務必”——
全黨在勝利面前要保持清醒頭腦，在奪取全國政權后要經受住執政的考驗，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兩個務必一經提出，立即通過各級黨組織向下傳達，成為全體黨員的行為準則。
新中國成立以后，干部隊伍不變顏色，常年累月保持著沖天干勁，以人定勝天的信念再造山河，“兩個務必”功莫大焉。
當然，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那么多黨員干部總會出幾個害群之馬。
1951年開始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中，教員親自處理重大典型案件，并在征求黨外民主人士的意見之后，批準華北局逮捕貪污腐敗的高級干部劉青山、張子善，隨后將其處以死刑，立即執行。
用教員的話說：
“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
這次處決高級干部，可以視為給“兩個務必”打的補丁。
同樣是1951年，教員收到長子毛岸英犧牲在朝鮮的消息，難受的不行，聽彭德懷說了毛岸英的犧牲過程以后，更是淚流滿面，望著院里的松柏，他不禁背起庾信的《枯樹賦》：
“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可能是心情不佳，他就到石家莊休息了兩個月。
但就是在這里，教員親自審定了一批文稿，那些得意之作，他原文留存，那些不滿意的文稿，他又幾經修改，直到滿意為止。
這些經他一手篩選審定的文稿，匯編起來，便是《毛選第一卷》。
此后兩年，教員又親身參與了第二卷、第三卷的編輯工作，編輯第四卷時，教員參與的比較少，但審定了收錄的篇目，并一一提出具體指導意見。
教員懷著悲愴的心情參與審定、編輯工作，可見他對這件事的重視程度。
原因就在于，教員要把自己的思想、觀點、方法論公布出來，讓人民群眾參考借鑒，人人都能成圣賢。
就像他給湖南大學校長李達的信中說的：“關于辯證唯物論的通俗宣傳，過去做得太少，而這是廣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學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寫些文章。”
直到人生晚年，教員還在研究“三個世界”和“繼續革命”理論，試圖給新時代的國家和人民指明方向。
此為教員的外王。
4
教員曾說，喜歡李白的浪漫主義風格，他自己的詩詞風格，也是走浪漫主義這個方向。
但他砥礪苦修的過程，實在談不上有多么浪漫。
從現在回溯歷史，教員其實是用數十年的時間，融合了儒家理學的格物致知，以及心學的知行合一，成為二十世紀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
三皇五帝及至周公以后，政統和道統、政治和教化合一的國家領袖，唯其一人而已。
達到這個程度，足以稱為內圣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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