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群眾，是毛主席之偉大的力量之源

　　12月26日，我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131歲生日馬上就到了。雖然既不逢十，也不逢五，官方不會舉行任何紀念活動了，但同往年一樣，全國各地的廣大人民群眾還會自發地舉辦各種活動，緬懷毛主席的豐功偉績，為實事求是地把毛主席的所謂晚年錯誤正名為晚年輝煌，為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主義）的完全回歸，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人類最終解放的崇高共產主義事業，毛澤東熱也必將一浪高過一浪地向前發展。

　　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通過二十八年艱苦卓絕的英勇斗爭，為什么就能把一個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殘酷剝削、壓迫、欺凌和統治中苦苦掙扎、積貧積弱、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徹底解放出來，建立起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什么能夠打敗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以及國內敵對分子的搗亂破壞，通過又一個二十八年的艱苦奮斗，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時，就把一個千瘡百孔、一窮二白、積貧積弱的老大窮國、老大弱國建成了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具有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體系、朝氣蓬勃、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

　　我想，根本原因無非有三條：一是因為我中華民族有“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優良傳統，能夠在愛國主義旗幟下，喚醒億萬人民群眾為共同的事業奮斗；二是因為領導我們事業核心力量的中國共產黨里面集合了一群掌握了人類歷史上最科學理論——馬列毛主義的中華民族優秀子孫，能夠把廣大人民群眾緊緊地組織團結在一起，形成一股無堅不摧的偉大力量；但是，光有這兩條還不夠，第三，中國人民還必須配之有自己的偉大領袖和導師——這就是毛主席。毛主席的最大本事就是能夠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優良傳統通過中國共產黨這個平臺，轉化為全國人民團結起來，都來“關心國家大事”的實際行動；有了毛主席，中國共產黨人就能把廣大人民群眾緊緊地組織、團結、凝聚在一起，形成無堅不摧的無敵力量。

　　所以，我要集中說說這第三條。

　　毛主席是誰？毛主席就是一位同你我一樣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就是一位從湖南省湘潭縣一個普通村莊——韶山沖農家小院里走出來的一位普通人。即使由于他無與倫比的崇高威望及其功績、經歷、才華、膽略和氣魄，并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他仍然是一位普通人，絕不高人一等，也絕不允許他的妻子兒女高人一等。毛主席又是一位偉人，而且是偉人之中的偉人，比古今中外可以稱為偉人的一切偉人更偉大的偉人、古今中外第一偉人！用今天一句時髦的話來說，如果毛主席說第二，沒人敢說第一的最偉大的偉人。因為他所代表的不是少數人，而是絕大多數人，代表的是全國幾億人民、甚至是全世界幾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

　　那么，毛主席作為一名普通人，何以又能夠成為古今古今中外第一偉人？毛主席作為古今中外第一偉人，歸根結底表現在哪里？在中國共產黨長達五十六年的那個既艱難、又輝煌的歷程中，毛主席的智慧往往比他的眾多戰友、甚至比“集體智慧”還要高明，這又是為什么？個中道理，人們也許會講出一千條、一萬條還不止。但是，也許沒人會想到，如果高度概括起來，從歸根結底的角度來說，我認為，毛主席之成為古今中外第一偉人的最深厚的根源與最集中的表現，均可以高度濃縮地概括為四個字：相信群眾。

　　在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話語體系中，群眾、人民、人民群眾、人民大眾、工農大眾、民眾，甚至老百姓、“卑賤者”……都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可以把它們統統看成含義相同的同義語。一句話，毛主席心目中的“群眾”，有著十分確切的含義，就是專指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人民群眾。

　　相信群眾，是我們黨群眾路線的核心內容。只有相信群眾，才談得上依靠群眾，始終同廣大人民群眾站在一起；才談得上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我們黨堅持群眾路線的根本目的）；才談得上始終站在群眾運動的前頭，把主要精力放在動員群眾、放手發動群眾上（這是辨別真假相信群眾、真假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的試金石、分水嶺），讓廣大人民群眾最大限度地組織起來，為人民自己當前的共同事業以及人類最終解放的共產主義事業英勇奮斗（而不是站在群眾運動的對立面，千方百計地要把已經組織起來的人民群眾重新打成一盤散沙）；也才談得上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針，保證黨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是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的基本工作方法）。

　　相信群眾，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說起來容易，人們在口頭上也都會贊成（有人就極力主張把群眾路線確定為毛澤東思想的三個基本點之一），但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因為他們能夠看到的“群眾”，幾乎都是有不少缺點而沒有多大本事的“群眾”，所以根本就看不起群眾。至于說要放手發動群眾，讓人民群眾最大限度地組織起來，有人可能立馬就會火冒三丈，因為他們已經公開聲明，再也不愿意看人民群眾的臉色行事啦！提到要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他們更會一百個不愿意，從來都不會相信“底層設計”！而一個人只要不想、不愿意組織發動群眾了，不管他嘴上說得怎樣好聽，其所謂相信群眾、堅持黨的群眾路線云云，就統統都是假的；如果他還表現為千方百計要把已經組織起來的人民群眾重新打成一盤散沙，那性質就完全變了，變成人民的敵人了。

　　與這些人完全不同，毛主席偉大就偉大在，他整整一生都把自己看成人民群眾中的一員，認為人民群眾之中蘊藏著改造中國與世界、改天換地的偉大力量，但這需要有人去組織。任何一個單個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一盤散沙式的“人民群眾”也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人民群眾真正的力量在于組織起來。更形象地說，一滴水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億萬滴水匯入大江大河、汪洋大海，才會排山倒海，蕩滌一切污泥濁水。可以說，毛主席是把自己畢生的精力都放在做好一件事上：做動員群眾、組織發動群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用最科學的理想信念把廣大人民群眾最大限度地組織、團結、聯合、凝聚在一起的工作，讓廣大人民群眾通過自己堅強的組織，自己教育自己，從而形成無堅不摧的偉大力量，就能打敗一切強敵，戰勝一切艱難險阻，自己解放自己，不斷地從一個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這才是毛主席之偉大的最終力量之源。如果你也能像毛主席那樣相信群眾，你也會成為毛澤東；如果人人都能像毛主席那樣相信群眾，人人都會成為毛澤東！

　　但是，要把毛主席相信群眾的偉大而真實的歷史及其深刻影響滴水不漏地全部說出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從幾個或幾方面具體歷史實例出發，窺一斑而見全豹就足夠了。

　　（一）

　　從《民眾的大聯合》中就可以看出，毛主席一出道（一接觸馬列主義），對馬列主義就有著與眾不同的卓越感悟力，就堅信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主人，堅信把人民大眾高度組織起來，讓人民大眾自覺地聯合起來，通過階級斗爭，“造反有理”，推翻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不合理社會制度與社會秩序的極端重要性。

　　早在毛主席懷揣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夢想，閱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等三本小冊子，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以后，就認清了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只有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這一真理，在《湘江評論》撰寫了《民眾的大聯合》等文章。毛主席滿懷激情地指出，“世界上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毛主席還振聾發聵地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一下子就抓住了馬克思主義的要害與核心，抓住了中國革命的關鍵與根本。現在想起來，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所指出的，這個“民眾大聯合”的口號，雖然內容上還不是十分成熟的，可一旦充實、完善起來，不僅可以同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同列寧“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相媲美，而且比這兩個人人皆知的口號更通俗，更容易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也更具有可操作性——盡管人們至今還沒有注意到、更沒人提到與想到這一點。

　　（二）

　　毛主席《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兩篇雄文，旗幟鮮明地告訴我們，往往最被人們瞧不起的中國廣大農民群眾，一旦充分組織起來了，就足以爆發出改天換地、改造中國與世界、無堅不摧的偉大力量。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毛主席就積極投身到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群眾組織起來的工作，直接參與組織領導粵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長沙泥木工人大罷工等一系列罷工斗爭，推動湖南工人運動迅速走向高潮。又趁回韶山養病之機，領導開展農民運動，并積累起了推動農民運動的豐富經驗，并在此基礎上，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在領導工農運動與深入湖南省的廣大農村實際考察蓬勃開展起來的農民運動的偉大實踐中，毛主席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自己的親身實踐相結合，同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撰寫出《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兩篇雄文，不僅解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對象等根本問題，更發現了推動中國革命的最大力量——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龐大農民階級隊伍，必將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只是更需要“民眾的大聯合”，需要把廣大農民群眾最大限度地動員、組織、團結起來。

　　毛主席站在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在對當時湖南全省幾個主要地方在中國共產黨領導與宣傳下深入開展起來、聲勢浩大的農民運動，進行了長達32天的深入考察的基礎上，有理有據地論述了農民運動“好得很”，對“糟得很”的論調進行了有力的鞭撻，對人們普遍瞧不起的人民大眾組織起來能夠形成的排山倒海般的磅礴力量做了熱情的謳歌。毛主席滿懷激情地預言，“很短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立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在對于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邊，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一邊，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頭上站在革命人民一邊，而在行動上則另是一樣，他就是口頭革命派；只有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也站在革命人民一邊，他才是完全的革命派”。這就把立場問題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科學高度，至今都是檢驗一個人真假革命者、真假共產黨人的試金石與分水嶺。

　　兩篇雄文，深入揭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動力，奠定了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雄厚底氣、理論基礎、力量之源，也在事實上成就了他老人家成為古今中外第一偉人的堅實基礎。后來，毛主席又特別提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其實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革命，農民才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這就把農民與農民運動對中國革命（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包括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科學高度。不僅在中國共產黨內，而且在整個國際共運范圍內都無人能夠企及。現在，人們為什么會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甚至，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其實，早在這兩篇雄文發表時，就已經注定了！

　　（三）

　　毛主席從秋收起義到遵義會議的偉大革命實踐，充分展示了他老人家堅定地相信人民群眾，堅決地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在任何情況下都始終不動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堅定立場、務實作風和偉大人格，從而展現出克服一切艱難險阻、打敗一切強敵、無往不勝的偉大力量。

　　當蔣介石、汪精衛兩個大劊子手向革命人民揮起了罪惡屠刀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人、中國人民并沒有束手待斃，而是奮起反抗，掀起了三次大的武裝起義——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均充分展現出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中華民族最優秀兒女不屈不撓、不怕流血犧牲，甘于為民族、國家和人民無私奉獻的崇高精神風貌。其中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參與的革命力量還要遠遠大于秋收起義，但最終都歸于失敗。原因不僅在于反革命力量的殘暴與強大，還因為在周恩來、張太雷等諸多同志（而且遠不止周、張，當時幾乎全黨同志）的心目中都只有十月革命的模式，只能依靠工人階級和其他革命力量，大多數同志是看不起農村與農民，沒有看到農民階級中蘊藏著偉大力量的，只想著首先要去奪取中心城市，然后再向全國發展，完全沒有顧及到中國革命的敵人——帝國主義列強以及依附于它們的中國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分割統治中國人民的反動勢力太強大；而強大的敵人又主要盤踞在中心城市，廣大農村則是它們統治的薄弱點；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則極其弱小，完全無法直接面對強敵；相信只有廣闊農村中受苦受難的億萬農民群眾才會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當時的全黨可以說唯有毛主席看到了這一點。當毛主席率領隊伍發起秋收起義后，由于投入的力量本來就少，又遭遇起義隊伍中邱國軒部叛變，起義遭遇到嚴重挫折，只剩下不足一千人的隊伍，繼續攻打長沙已經不可能，但上級仍然命令部隊必須打長沙。毛主席審時度勢，果斷取消攻打長沙的計劃，進行三灣改編。毛主席決定，把不足一千人隊伍縮編為一個團，由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全軍；黨支部建在連上，班和排建立黨小組，保證黨對軍隊絕對的領導；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官兵平等，長官不能打罵士兵、士兵有開會說話自由的規定，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參加對部隊的政治和經濟管理，監督軍隊長官；毛主席還親自制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以后發展成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此后，毛主席還強調，紅軍不僅要打仗，還要發動群眾、幫助群眾建立政權、打土豪籌款子，規定紅軍有三大任務：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做群眾工作。這些措施的實行，為建立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定地相信和依靠士兵群眾等不同于古今中外一切舊軍隊的完全新型的人民軍隊奠定了思想基礎與制度基礎，開始探索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依靠廣大農民群眾，開展革命斗爭的進程。這不愧為前所未有的偉大創舉，本應受到高度贊揚。但結果卻是，毛主席為此還遭受當時的黨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嚴厲處分，且長期受到黨內主流的非議，甚至一度被開除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還被謠傳成開除黨籍），連軍隊黨代表都做不了，只能當師長。1928年4月，朱德同志率領南昌起義余部與毛主席會師，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主席為黨代表，這才正式開始了“工農武裝割據”，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個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道路。

　　此后，也不是一帆風順，首先由于敵強我弱的情勢表現得極其懸殊，根據地建設與人民軍隊的建設都遭遇到嚴重的困難，許多同志產生了“紅旗能夠打多久”的疑問。為此毛主席接連發表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岡山的斗爭》三篇雄文，深入細致地剖析了當時中國的國情，告訴同志們，由于中國是各帝國主義國家間接統治的半殖民地，帝國主義在中國實行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加深了各自支持的各派軍閥之間的矛盾，造成了軍閥之間的長期分裂和戰爭，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同時，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地存在的地方，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大革命過程中工農兵群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我們還有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其中大多也是經由過民主的政治訓練和接受過工農群眾影響的國民革命軍中分化出來的；而且，全國革命形勢是向前發展的，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于全國政權的取得。這些因素共同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使得中國的紅色政權能夠在艱難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下來。

　　毛主席這些入情入理的分析，處處都是建立在充分相信群眾、相信黨的基礎之上的。然后，毛主席還以磅礴的激情寫道：“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的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來到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地平線上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同時，毛主席偉大的建軍思想在三灣改編之后繼續發展：毛主席繼三灣改編規定紅軍三大任務基礎上，進一步強調，軍隊絕不是單純打仗的；除了打仗消滅敵人外，還要擔負起宣傳群眾，通過打土豪分田地，把廣大農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組織到農民協會等自己組織之中，做好在群眾中建立黨的組織、幫助地方建立紅色蘇維埃政權的工作，并通過蘇維埃政權不斷擴充紅軍隊伍；還要完成籌款與發展生產等任務，規定紅軍要既是戰斗隊，又是宣傳隊（工作隊）和生產隊；毛主席還規定了“官兵平等、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的政治工作三原則；規定在軍隊中要實行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實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的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走是為了更好地打”，“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等等。這些制度、原則、措施的實行，包括不虐待俘虜、救治被俘傷兵、優待俘虜等瓦解敵軍原則的實行，不僅是相信一般的人民群眾，而且包含有相信被俘虜的大量國民黨基層官兵，也會在人民軍隊的感召與熏陶下迅速融入我軍隊伍，促使我革命力量不斷發展壯大的。

　　毛主席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就告訴我們，盡管紅軍“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現在“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毛主席說，“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雇傭制，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

　　但是，對毛主席實行這些，我們的同志、包括毛主席的戰友們都不是很快就能接受和理解的。為此，毛主席還同朱德、陳毅等同志有過長時間的爭論（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能夠成為我黨歷史上真正的“鐵三角”，同他們之間發生的這些爭論不無關系——畢竟真理是越辯越明嘛），最后在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主席紅四軍政委和前委書記的職務還被選掉了，毛主席不得不選擇抓緊學習馬列和指導地方工作，紅四軍則接連打敗仗。直到陳毅同志到黨中央匯報工作，并和周恩來同志一起代表黨中央起草了《九月來信》，充分肯定了毛主席工作后，陳毅、朱德同志親自把毛主席重新請回到紅四軍，并及時召開了紅四軍“九大”，通過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認真糾正了此前紅四軍存在的種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毛主席的新型建軍原則全面獲得通過，并很快在我黨領導的整個紅軍部隊中全面推廣開來，在我黨絕對領導下的、完全新型的人民軍隊才普遍建立起來了。此后，朱、毛兩人也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思想上從來都沒有分開過。農村革命根據地更是處于不斷鞏固擴大中。

　　但這些，都是毛主席的獨創，都是毛主席實行一系列堅定地相信與積極組織領導工農兵群眾的制度、原則、措施結出來的碩果，統統同所謂集體智慧無關，同當時的黨中央集體乃至共產國際完全無關，因而不僅不能得到應有的高度贊同，相反，卻一直遭受非議。黨中央和湖南省委還先后派出周魯、杜修經、劉安恭、涂振農、周以栗等人到根據地，指責毛主席這也不行，那也不對，要求按照他們的一套干這個、干那個，竟然也能得到一些人的擁護與支持，使沒有了毛主席領導的紅軍，每一次都無一例外地遭到大敗，其中的劉安恭本人也戰死沙場。毛主席則越挫越勇，事后在毛主席領導下，每一次都能讓紅軍隊伍與根據地地盤更進一步鞏固和擴大起來。

　　這終于引起從軍閥混戰中騰出手來的蔣介石的極度恐慌，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蔣介石先后派出10萬、20萬、30萬大軍，三次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還是他親自坐鎮指揮，并請德、日、英軍事顧問參與戰事籌劃，對陣紅軍3萬，兵力超出我軍十倍。毛主席則采取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方針，分別殲敵九千、三萬、三萬余人，繳槍無數，接連三次反"圍剿"均取得重大勝利，每戰后又分兵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籌糧籌款，解放了贛東，閩西等廣大地區，紅軍兵力也逐漸由三萬擴大到七萬，中央革命根據地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不斷擴大。

　　毛主席幾乎從白手起家開始，短短三年時間，為什么能夠取得這樣輝煌的戰果？就是因為把域內的工農兵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紅軍實行平時分散以發動群眾，戰時集中以對付敵人的方針。秋收起義后，1927年11月至1928年6月，黨在贛西、贛南和閩西地區領導農民們發起了萬安起義、吉安起義等一系列起義，促使紅軍建立了江西獨立第二、第三團和閩西紅軍第十九師以及眾多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29年1月，毛主席和朱德帶領紅軍第四軍進入贛南、閩西，進行了大柏地、長汀、龍巖等戰斗，協助這些地方普遍建立了共產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1930年3月15日，成立中共贛西南特委，劉士奇任書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成立，鄧子恢擔任主席，閩西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覆蓋300多里，80萬農民實現了土地分配，建立了六個縣級政府。 6月，紅軍第四軍、第六軍、第十二軍合并為紅軍第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他們在贛南、閩西地區展開了活躍的軍事行動。11月20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省瑞金縣成立，毛澤東擔任主席，項英和張國燾任副主席，中革軍委也在同日成立，朱德任主席。自此，中央革命根據地正式確立。

　　這樣，紅軍每到一地，都會密切聯系周圍群眾，放手發動群眾，把群眾組織起來，打土豪分田地，幫助群眾解決切身利益問題，協助建立當地的共產黨組織和其他群眾組織，建立蘇維埃政府，并把軍隊、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置于黨組織的統一領導之下。軍隊搞好擁政愛民，政府和群眾不忘擁軍優屬，軍政、軍民實現了高度一致。軍隊內部官兵平等、實現了官兵一致。到了戰時，官兵一心為人民作戰，為保衛蘇維埃政權作戰，為保衛革命的勝利果實作戰，同心同德，不怕犧牲，奮力奪取勝利；政府和人民則全力支持紅軍，萬眾一心。只要軍隊指揮員審時度勢，珍視我們包括各級指戰員在內、辛辛苦苦建設起來的珍貴的革命力量，實行正確戰略戰術下的周密作戰計劃并靈活機動地指揮，必定無往而不勝。這里，毛主席堅定地相信群眾，堅決地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的思想（而不是一味地照搬照抄蘇聯經驗，盲從共產國際指示）顯然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黨中央那里，由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連續三次占據統治地位，均嚴重脫離了人民群眾革命斗爭實踐的需要，特別是王明路線占據了統治地位后，1931年，顧順章、向忠發又相繼叛變，我黨的白區工作力量幾乎全盤喪失，黨中央本身也無法在上海立足，先是項英，接著周恩來，最后博古、張聞天等人不得不搬到毛主席創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中來。

　　誰知他們下車伊始，不經過任何調查研究，就只知道一味地盲從共產國際的瞎指揮，認為山溝里不能出馬列主義，完全不相信毛澤東這樣的中國共產黨人具有緊緊依靠中國的老百姓，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自己革命問題的能力。先是項英主持贛南會議，指責毛主席是‘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沒有完全脫離游擊主義的傳統’，集中火力反右傾，開始排擠毛主席對中央蘇區和紅軍的領導；接著，周恩來到達蘇區，傳達了臨時中央關于攻打大城市的決定，一戰而敗，不得不請回毛主席后，又主持了寧都會議，對毛主席正確路線做了徹底的否定和打擊，實際上剝奪了毛主席的軍事指揮權（周總理日后能成為公認的僅次于毛主席的偉大馬克思主義者，不僅因為他具有對馬列主義的堅定信仰、具備高尚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和卓越的領導才華，更重要的還因為他真正從這些錯誤經歷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訓，又善于批評和自我批評，深刻理解到了毛主席的偉大）；最后是博古、張聞天到達蘇區之后，毛主席和他的正確路線遭受了更大規模的錯誤批判和排斥，最后更是完全剝奪了毛主席的軍事指揮權，讓毛主席徹底靠邊站了。

　　這時，1933年1月底，蔣介石又調集了50萬兵力，親任總司令，發起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企圖將紅一方面軍主力殲滅于黎川、建寧地區。這時，由于積累了連續三次反圍剿斗爭勝利的成功經驗，毛主席正確革命軍事路線已經在全軍占據了統治地位，雖然毛主席已經被排擠在外，在總政委周恩來和總司令朱德的指揮下，紅軍此時7萬余人的兵力，主動采取退卻步驟，以一部兵力將敵向黎川方向吸引，主力則秘密轉移到東韶、洛口地區，待機殲敵。敵人誤認為紅軍主力往東向黎川地區轉移，即令其中路軍三個縱隊向廣昌、黎川地區集結，企圖迂回包圍我軍。2月27日至29日，在宜黃之黃陂地區，紅軍采取大兵團伏擊的戰法，殲敵第52、第59師，俘敵第52師師長李明和第59師師長陳時驥。在三天的時間內，紅軍取得了一仗殲敵兩個整師的重大勝利，敵軍則完全陷入被動。敵人被迫調整其中路軍部署，將分進合擊改為中間突破，其以6個師分成前后兩個縱隊，向廣昌方向進攻。紅軍以一部兵力，吸引敵前縱隊加速南進，而主力則向北移動。當敵后縱隊與前縱隊相距100里，前后處于孤立態勢時，紅1方面軍于3月21日，在草臺岡突然向敵發起進攻，殲敵第11師大部。22日，敵第9師一部企圖增援第11師，在東陂地區遭到我軍沉重打擊。敵第11師被殘后，敵中路軍其他各部紛紛后撤。經過黃陂、草臺岡兩仗，共殲敵近3個師，俘敵1萬余人，繳槍萬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敵人的第四次"圍剿"。神奇的是，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紅軍兵力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擴大到8萬余人。

　　這時，一些人完全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自以為離開了毛主席仍然能夠打勝仗。其實，至今人們都應該地看清楚，沒有毛主席親自指揮的第四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的第一功勞仍然屬于毛主席——因為毛主席已經確立起來的軍事路線才是取得這個勝利的決定性因素！改開四十年，我們取得一切成就同樣要首先歸屬于毛主席與毛澤東思想，任何人貪天功為己有都是無知+無恥！

　　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間，蔣介石調集約100萬兵力，加上200架飛機，采取“步步為營、碉堡推進”"堡壘主義"新戰略，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空前大規模"圍剿"，又在政治上推行“保甲連坐”，經濟上嚴密封鎖蘇區。這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在紅軍中占據了統治地位，掌握紅軍指揮權的博古和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全面否定毛澤東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開始時實行軍事冒險主義，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失利后又推行防御中的保守主義，使紅軍完全陷于被動。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確建議，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使紅軍完全陷于被動地位。經過一年苦戰，根據地越來越小，終未打破敵軍"圍剿"。第五次反“圍剿”最終遭到失敗后又實行逃跑主義，于1934年10月倉促命令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退出根據地。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被迫長征——其實“長征”還是以后的說法，當時就是實行盲目的逃跑主義，不顧一切地只想著怎樣盡快地同二、六兵團會師這一條“出路”。這時候，蔣介石又在紅軍撤退的路上連續設立了四道封鎖線，前三次都被紅軍英勇地打破，其又后在湘江兩岸集中了絕對優勢兵力，阻擋紅軍。紅軍血戰湘江，雖然最終突破重圍，但損失極其慘重！第五次反圍剿開始時紅軍本來有八萬多兵力，血戰湘江后，一下子銳減到只剩下三萬多！以致兩岸人民“兩年不飲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魚”。

　　我們要問，這時候，是紅軍突然變得不勇敢了嗎？是根據地的農民群眾突然不支持我們了嗎？是國民黨反動派突然間變得更強大起來了嗎？當然都不是！紅軍指戰員不怕犧牲、奮不顧身、前赴后繼、英勇奮戰之慘烈，用無與倫比來形容都遠遠不夠！《血戰湘江》、《絕命后衛師》等電視劇也只能從中呈現一斑！至于蘇區老百姓同紅軍的血肉深情與國民黨兵的腐敗、拉胯更無須多說了。那么，這一次，我們為什么會失敗得這么慘呢？路線！一切都在于他們推行的是一條完全脫離我國國情、對革命極不負責任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造成的！這條路線的要害與核心就是不相信群眾，他們既不信任親手創建了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的毛主席，也不相信蘇區廣大人民，又拒不聽取紅軍廣大指戰員的正確意見地瞎指揮。如果不是遵義會議結束了這一條機會主義路線，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中央紅軍全軍覆沒的結局將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有人揚言長征隊伍帶上了毛主席，挽救了毛主席，那是完全無視毛主席挽救了中央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的鐵的事實。可以預見，如果毛主席留在淪陷后的蘇區，怎么知道毛主席不能歷經千難萬險，不會重新帶領蘇區黨和人民，重新打出一片新天地呢？

　　遵義會議后，毛主席帶領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一下子擺脫了蔣介石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爬雪山過草地，粉碎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陰謀，勝利與陜北紅軍和紅二十五軍會師，一年后又與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這一前無古人的偉大壯舉。

　　接著在毛主席領導下，我們又進行了八年抗戰（如果不算以前黨已經領導群眾堅持了六年的十四年抗戰的話）與三年解放戰爭，就戰勝了國內外一切強敵，建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此期間，毛主席還寫出了《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被稱為《老三篇》，既奠定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立場觀點方法和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基礎，又已經變成中國共產黨的黨心與中國人民的民心。當時毛主席年富力強，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已經完全成熟，顯現出來的對敵斗爭藝術更是爐火純青，依靠廣大人民群眾英勇奮斗，創造出來的奇跡更是驚天地泣鬼神，數也數不清。陳老總總結說，淮海戰役是華北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其實，從1937，到1949，到1953抗美援朝戰爭勝利，我們所取得的一切勝利與成就，哪一次不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成果？在這中間，毛主席的個人智慧與殫精竭慮，同全國各族人民聰明才智與艱苦奮斗過程已經融為一體，想分開都不可能了。今天也不必細說那么多了。

　　（四）

　　建國后，毛主席一直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不停步、不動搖，更堅定地相信群眾，一刻也沒有脫離群眾，而是帶領億萬人民群眾不斷艱苦奮斗，向著共產主義遠大目標與每一階段的具體目標披荊斬棘，奮力前行。

　　對建立新中國后還應該怎么辦，是否要像偉大革命導師馬克思所說的那樣，要不斷革命等問題，毛主席早就未雨綢繆，認真仔細地深刻思考很久了。早在1944抗戰即將迎來勝利曙光時，毛主席就要求全黨同志學習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牢記李自成進駐北京不久就不得不退出去、徹底失敗的慘痛教訓；第二年，抗戰勝利前夕，毛主席在著名的“窯洞對”，回答黃炎培先生關于共產黨如何破除歷史上治亂興衰的周期律時，更明確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就是說，早從那時起，毛主席就深思熟慮地考慮過要讓人民當家做主，就必須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監督各級政府工作人員，防止眾多人民公仆脫離群眾，變成社會主人等問題了。直到今天，我們如果能將毛主席“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制度真正建立并不斷鞏固發展起來，至于使貪官遍地并那么猖獗嗎？

　　據說電影《建國大業》中，當開國大典過后，毛主席和當時的五大書記飲酒慶賀，均喝得大醉，高興得手舞足蹈。這顯然是極其不靠譜的惡意杜撰。毛主席自己就說過，建國以后，他沒有一天是快樂的.直到看見有農民群眾自覺地組織互助組,表現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強烈意愿,毛主席才高興起來。因為毛主席深知，在戰爭年代，革命者離開人民群眾就活不下去，堅持群眾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一刻也不脫離群眾都不成問題；但建國以后，一些人做了大官，似乎離開了群眾會生活得更好，這就時刻面臨脫離群眾、蛻化變質、走向反面的危險；黨也時刻面臨能不能帶領人民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早在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就提醒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因此，“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當黨中央決定離開西柏坡到北平（已經確定到北平建都）去時，毛主席神色凝重地告訴身邊同志，這是進京趕考。我們一定不要學李自成，不要脫離群眾，使革命半途而廢。

　　實踐證明，毛主席的擔心不是多余的。雖然毛主席的反復告誡言猶在耳，建國不久，就在天津出現了劉青山、張子善貪腐案件，而且涉案金額總計（合新人民幣）高達171.6萬元（這在當時可是一個天文數字啊）！而這二人均不是普通人，他們都是早年參加革命，年齡不大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都曾為革命做過卓越貢獻，而且均經受過戰場與刑場的雙重嚴峻考驗。就是這樣的兩個人，竟然在解放后做了“大官”不久，就在糖衣炮彈面前打了敗仗，嚴重脫離群眾，蛻化變質、貪腐成性了。劉青山還有這樣的口頭禪：“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享受一點還不應當嗎？”“革命勝利啦，老子該享受享受啦！”脫離群眾，嚴重犯罪，竟然還能理直氣壯！毛主席異常震怒，人民法院在鐵證如山情況下，果斷判處二人死刑立即執行。殺了劉青山張子善兩個人，驚醒了、也挽救了成千上萬名革命干部，新中國官場上保持了幾十年風清氣正。這顯然是對我們的干部隊伍的最大關心和愛護。而今天，貪腐過億，竟然也幾乎一個不殺，這怎么行？！

　　接著，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很大程度上也是針對干部隊伍脫離群眾、不想繼續革命，在糖衣炮彈面前打敗仗危險的。

　　1953年，抗美援朝取得勝利、國民經濟全面恢復，毛主席在制定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同時，又為全黨制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俗稱“一化三改造”。這體現了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方針。其實質是要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解決所有制問題，把我國引向社會主義大道，把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更緊密地組織、團結在一起。這絕對具有名副其實跨時代的偉大意義。

　　如此，如果說抗美援朝勝利與國民經濟全面恢復，包括土地改革全部完成，“耕者有其田”全面實現，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徹底完成與中國近代史的結束；那么，“一化三改造”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制定，則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啟與中國現代史開始的顯著標志。1953年就是中國近、現代史的分界線。

　　在這里，我們必須看到，雖然通過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一定程度上煥發出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有著不可否定的積極歷史意義；但同時又存在讓農民群眾只盯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重新變成一盤散沙的風險（因為革命戰爭時期那種必要的凝聚力我們已經沒有了），持續下去，兩極分化更是不可避免的。要把廣大農民群眾更緊密地組織、團結、凝聚在一起，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就必須及早著手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以同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同步地協調發展起來。

　　但這時，黨內馬上就出現了不一樣的聲音，有人就公開鼓吹要“鞏固新民主主義新秩序”，反對農業合作化運動；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展起來以后，他們又像小腳女人一樣裹步不前；農業合作社大規模建立起來了，他們更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一下子砍掉了二十萬合作社，千方百計地阻撓合作化運動的發展。毛主席及時組織編寫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并親自為該書撰寫了104篇按語，親力親為，有力地推動了農業合作化乃至整個一化三改造工作的高歌猛進，億萬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了。原定三個五年計劃，用十五年時間完成的“三改造”任務，到1956年底，短短三年時間就勝利完成了。雖然由于時間過于短促，后來看來并非完美無缺，但期間運行得還是十分平穩，生產力不僅沒有受到影響，反而有了顯著提高。其體現出來的偉大而深遠歷史意義是不容否定的，這是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根本無法比擬的。

　　但這期間，黨內由于驕傲自滿，脫離群眾的傾向日益明顯，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完全沒有顧忌我們共產黨人在戰爭年代流血犧牲、艱苦奮斗，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人民打天下，卻循幾乎每一個封建王朝建立之初都要論功行賞的“慣例”，學習蘇聯，毫無必要地搞起了軍銜制。可想而知，對此，毛主席是十分反感的。但苦于跟著他南征北戰、浴血奮斗的大量戰友們幾乎一致地（雖然也有個人同志表示有疑慮）強烈要求，一貫保持民主作風的毛主席又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來不及多想，只是堅辭大家一致“獻”給他的“大元帥”，沒有態度堅決地予以否決。一旦他老人家想清楚了，短短十年時間后，還是果斷地將其取消了。沒想到，毛主席逝世后，人們還是立馬把它恢復過來了。畢竟只有這樣（同把國家公務員劃分為從正國級到副科級十個等級相輔相成）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才會彰顯出自己具有高人一等的“顯赫”與“榮耀”，才能讓自己的整個下級都乖乖的絕對服從自己，滿足自己從物質上到精神上的一切私欲。這就把干部隊伍脫離人民群眾而高高在上的傾向和欲望完全“合理化”地釋放出來了——這是不是如今我們的干部隊伍腐敗高發、久治不愈的一個不容忽視重要原因呢？我看，沒人能令人信服否定這一點。

　　總而言之，隨著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黨內因驕傲自滿而脫離群眾的傾向越來越嚴重，加上蘇聯的赫魯曉夫篡奪了斯大林逝世后的蘇共領導權，做秘密報告，大反斯大林，造成了國際共運的極大混亂，現代修正主義路線開始盛行；帝國主義趁機在輿論陣地向社會主義陣營猖狂進攻；同屬于社會主義陣營的波蘭、匈牙利都有人鬧事，也對中國黨和社會產生了不利影響；我國國內也出現了一些群眾鬧事等未曾預料到的波折。對此，毛主席針對我國面臨的內外形勢，做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深入探討了出現諸多問題的根源與性質，旗幟鮮明地提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斗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必須懂得，沒有肅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會死心的，他們必定要乘機搗亂。美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集團經常還在派遣特務到我們這里來進行破壞活動。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肅清了，還可能出現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們喪失警惕性，那就會上大當，吃大虧。不管什么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該堅決消滅他”，提出了正確處理各類社會矛盾的理論與對策；并接著決定，要從整頓黨的作風入手，克服黨內出現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動員包括各民主黨派在內的全國人民一起起來，幫助黨開展一次像延安整風那樣大規模的整風運動。這顯然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大量基本群眾紛紛向黨提出了許多非常好的意見與建議，對各級黨組織存在的許多問題提出了嚴肅認真與負責任的批評，民主氣氛十分濃厚。可惜，這樣良好的社會氛圍并沒有維持多久，不少民主黨派人士代表著資產階級的意志，對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觸動了資產階級利益十分不滿（當年他們主動配合社會主義改造，就并非心甘情愿）。于是，趁此機會，他們紛紛以幫助黨整風的名義，向黨瘋狂進攻，公開喊出了要和共產黨“輪流坐莊”、輪流執政，其實是逼共產黨下臺的反動口號。他們所一心追求的，就是要學習美西方，在中國復辟（實行）美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這當然是無法容忍的！于是，毛主席批準決策，一場全國規模的反右斗爭由此展開。那時，毛主席已經退居二線，直接領導、指揮反右斗爭的就是處于一線的同志：劉少奇同志負總責，具體工作放在鄧小平同志的身上（周恩來、陳云等同志則主要負責領導經濟建設工作）。有人正中下懷：看到這是他們大展拳腳的好時機，可以趁機打壓大量與他們意見不同的好同志；從而乘機擴充他們個人的權勢；并順勢讓他們極其討厭、反感的整黨運動立馬夭折（無論如何，他們也不愿意通過整黨自我革命了）。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反右斗爭擴大化。毛主席本來估計，真正的右派分子最多不過五千人左右，他們則一下子擴大了一百倍，抓了五十五萬“右派分子”。把大量相信黨和社會主義的好同志戴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嚴重地傷害了大量基本群眾的感情（比單純的脫離群眾、不相信群眾還要嚴重得多），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甚至極大地傷害到了我們黨的民主信譽和在人民群眾中的崇高威望，更嚴重地打擊了真正革命的力量。后來，他們又把反右擴大化的帽子一股腦地扣到毛主席的頭上，還“高姿態”地表述：反右擴大化（以及日后出現的大躍進等問題）難道只是毛主席一個人的責任嗎？我們這些人不是也都舉了手嗎？

　　但是，廣大工農兵群眾還是愿意跟著毛主席、共產黨不斷革命的，就是要在對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基本完成后，不斷探索如何進一步發展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如何進一步調動工農兵群眾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以力爭盡快地改變我國一窮二白、貧窮落后面貌，逐步趕上（或基本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強國，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讓已經建立起來的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斷鞏固和發展，最終徹底戰勝資本主義，推進人類徹底解放的偉大共產主義事業。所以，在整風反右斗爭告一段落后，因沒有徹底清算反右擴大化錯誤、一些人仍然延續反右擴大化時形成的過熱的頭腦，沒有完全冷靜下來的情況下，就在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開了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后，"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起來。實踐證明，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乃至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都不是完美無缺的，但這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不久情況下不可避免（又能通過后續的工作逐步完善起來）的，其成績仍然是主要的。全盤否定它是完全錯誤的。單從那時在一窮二白面貌沒有根本改變，老百姓均非常貧困、有時甚至沒能吃飽飯的情況下，全國人民靠著頑強的戰斗意志，使用最原始的生產工具，依靠集體的力量，硬是修建了8萬多座大型水庫等眾多水利工程，完成的土石方量之大更是驚人（雖然這些大工程并非1958年大躍進一年干成，而是此后在毛澤東時代多年建成，但大多是1958年大躍進高峰時起步的）。周總理在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一九五八年由中央和省、市、自治區兩級舉辦的限額以上的新建和擴建的工礦企業共有一千多個，其中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而投入生產的約有七百個，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而投入生產的工礦企業的總和五百三十七個還多;由省、市、自治區、專區、縣興辦了大量的限額以下的洋土結合的工礦單位，這些工礦單位絕大部分在一九五八年內已經建成或者部分建成投入生產——由于年老記性差，網上看到更多這方面的許多數據大多忘記了，網友們完全可以予以更多的補充。

　　但是，我們還必須知道，大躍進時期，我們黨不少同志延續了反右擴大化時頭腦過熱的毛病，犯下“浮夸風”、“窮過渡”、“共產風”等錯誤，并造成嚴重后果（是造成往后連續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一個重要原因）。而犯這些錯誤的主要責任人是誰？我想經過這么些年網上的不斷曝光，一切正直的網友應該都基本上弄清楚了。單從近年來出版發行領袖們的《文集》就能看出，在此期間，身處二線的毛主席的文章、指示、批語等被選入《文集》最多，而且其中更多是關于批“左”傾冒進的；其他身處一線的同志被選入本人《文集》的竟然還不足毛主席的一個零頭，往往還是同反冒進完全無關的。這是為什么？是為尊者諱？也許是吧。但這些個“尊者”絕不是毛主席！至于是誰，聰明的網友們都會心知肚明。

　　所以，在此期間，毛主席也有錯誤，但卻是中央領導同志中犯錯誤最少、糾正錯誤最力的一位，因為毛主席始終相信群眾，實事求是，始終不忘黨的群眾路線。其他有的同志可就難說了。

　　至于1959年廬山會議上批彭德懷。彭德懷同志的《萬言書》，矛頭指向的絕不是毛主席，而是身處一線的同志。其實所謂《萬言書》本身并沒有太大問題，但彭德懷同志本身確有問題。如他率團訪問蘇聯，曾單獨會見過赫魯曉夫，此事他就從頭到尾，始終沒有認認真真地向中央匯報清楚，從而一下子讓人抓住了把柄，說他是“里通外國”，甚至干脆被人抓住不放；小人李銳，為了表示自己“反戈一擊”“有功”，以求自己能夠“上位”當總理（這并非笑話），憑空捏造，說有一個所謂的“軍事俱樂部”；毛主席為了大局著想，只能力保他內定的接班人。這才讓彭德懷同志受到了不該有的委屈。

　　另外就是三面紅旗中的人民公社。這才是毛主席的獨創（雖然最初來源于基層群眾的首創，但只有毛主席才賦予它獨特的意義）。毛主席制定的“一化三改造”是“一化”與“三改造”緊密結合，社會主義工業化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完善同時并舉。這才符合社會主義國家與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這個工業化，就不能僅僅是城市的工業化，而且必須包含有農村與農業的工業化。而這是原有的農業合作社根本無法承載的；更是蘇聯的“集體農莊”辦不到的。只有建立一個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的社會結構，讓一切內含的社會成員都能亦工亦農、亦文亦武、全面發展才好。而這是任何單方面的社會組織都難以辦到的，只有將政府融入這個社會組織之中，實行政社合一才行。那只有實行人民公社制度才完全符合這些條件。所以，人們才會喊出“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是人們通過人民公社制度，工農商學兵并舉并進，才能讓人全面發展，并從社會主義出發，逐步創造條件，不斷接近、并最終達成共產主義崇高目標。由此想來，如果當初我們不是學習小崗分田單干，一聲令下，徹底毀掉人民公社，而是堅持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不動搖，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之日，必定是整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接近實現之時。至少我們建成四個現代化的時間，在上世紀末肯定會如期實現。絕不會到了2020年建黨接近百年時，才勉勉強強地奔到“小康”。

　　直到現在，一提起毛澤東時代，人們想到的，還是一個字：“窮”。那時候窮不窮？的確是窮。但為什么窮？窮，是毛澤東時代、是毛澤東造成的嗎？一個甲午戰爭戰敗后，賣國賊李鴻章同小日本簽定的《馬關條約》，不僅被小日本割去了大量領土，還賠償人家白銀兩億兩，是當時清政府兩年的財政收入，一下子掏空了中國國庫，更養肥了小日本，嚴重地助長了它吞并中國、滅亡中國的野心，讓中國半殖民地程度大大加深。八國聯軍侵華，十一國列強逼迫賣國的清政府簽定了《辛丑條約》，賠償人家白銀四億五千萬兩，羞辱地讓四億五千萬中國人人人有“罪”，均需賠償人家一兩白銀。清政府傾家蕩產也拿不起這些錢，不得不延期付款，連本帶利需賠償人家九億多。賣國賊蔣介石在八年抗戰打了一半之時，還要繼續賠償小日本這些“欠款”。解放戰爭讓蔣介石敗退臺灣，又把他們搶掠中國人民的全部血汗財富一股腦地偷運到臺灣。蔣介石為了把人民的力量徹底消滅掉，推行了“金圓券”貨幣金融改革，結果一敗涂地，幾年時間就通貨膨脹了成萬上億倍，其實，就把全國老百姓的腰包徹底掏空！可以說，新中國接手的就是一個一貧如洗的中國，說一窮二白都有浮夸的嫌疑！我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抗美援朝打敗世界強敵美國率領的十六國的，全靠自力更生（美帝國主義為了搞垮新中國，不僅發動了侵朝、侵越兩場大戰，還在我領海附近建立了兩道“島鏈”嚴密封鎖我們，除了自力更生外，我們還有其他任何別的出路嗎？）之后也在長期處于準戰爭環境的情況下，我們又不能像帝國主義強盜那樣到外面去偷、去搶，怎么可能立馬擺脫貧窮面貌而富裕起來呢？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大會議召開時，我們已經建成了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體系健全，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當時我們的國家與人民仍然還不十分富裕，那已經相當了不起了，只有中國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緊密地團結凝聚在一起才能辦得到！

　　然后，從1959年起，我國進入了建國以來連續三年的最困難時期。我國遭遇到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盤踞臺灣的蔣介石蠢蠢欲動，揚言“反攻大陸”；印度反動派為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頻繁地在中印邊境地區向我挑釁，嚴重威脅我領土主權的完整；更嚴重的是蘇聯的赫魯曉夫大擺“老子黨”的臭威風，竭力要把我黨我軍變成它的附庸和小跟班，竟然提出要和我們建設什么長波電臺、聯合艦隊，被毛主席宛然拒絕，他竟然惱羞成怒，斷然撕毀已經簽署的對我們實施援助的協議，突然撤回派來援助我國的一切蘇聯專家；強逼我們償還抗美援朝期間為打敗美帝率領的十六國組成的“聯合國軍”而欠下蘇聯的債務（毛主席為保證國家不受任何外國控制地完全獨立自主，咬緊牙關，提前還清了這些債務，我們的困難不能不更是雪上加霜）；更離譜的是，赫魯曉夫還公然不顧同中國黨和人民的兄弟情誼，不顧社會主義陣營整體利益與形象，在國際上公開支持印度反動派對我國的挑釁，把中蘇兩黨的分歧直接端到了世人面前，暴露在帝國主義面前；與此同時，國內被打倒的剝削階級分子，人還在，心不死，他們時刻夢想恢復他們已經失去的天堂，時刻都在窺測方向，以求一逞……這些重重困難都疊加在一起，劈頭蓋臉地向我們襲來了。

　　國內外敵對勢力如此猖狂，階級斗爭如此激烈，可我們許多同志真是變了，他們想到的，不是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地同國內外敵人英勇斗爭，反而不顧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與意志，對外提出了極具妥協投降色彩的“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世界各國革命人民的支援要少），對內則力圖大搞“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極力鼓吹階級斗爭熄滅論。這一條路線若推行下去，顯然是對我們黨的初心使命以及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一次嚴重“修正”，是對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一個重要主要內容是“三和兩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的直接迎合——毛主席逝世后，沒有了這層“障礙”，這條路線得以全面推行開來，首先就是直接否定了毛主席“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的英明論斷。雖然通過決議，還裝模作樣地說階級斗爭并沒有熄滅，但“階級斗爭”卻漸漸變成了“敏感詞”；王偉光同志寫了一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的文章，也被人家明目張膽地一頓亂批。就是說，他們連“總設計師”所提四項基本原則中的“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都敢不放在眼里！到了后來，則連“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不再提了。如果說，堅持改革開放這個“強國之路”被吹得越來越玄乎，那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國之本”到頭來則只剩下一個孤零零的“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了。這才是使我們這個國家由毛澤東時代的風清氣正造成后來四十多年來腐敗遍地、問題成堆、且日益嚴重；國外則由“我們的朋友遍天下”，變成當今幾乎沒有一個真正朋友的局面，讓人們越來越懷念毛主席的根本原因。

　　回顧這段歷史，恰恰證明了毛主席所說過的，國內外階級斗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的路線斗爭是對社會上階級斗爭的直接反映，二者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為了解決好黨內自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問題，迫切需要大力發揚黨內民主。1962年一二月間的春節前后，我們黨召開了著名的七千人大會，意在讓大家暢所欲言，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用毛主席的話來說，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毛主席還在會上率先做了自我批評，指出，“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可別人就不是這樣想了，有人就公開大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但是對這“七分人禍”，他則一點兒都不愿意分擔，完全不承認他曾經大刮共產風、大搞浮夸、高喊過窮過渡的言論（而他這些錯誤言論從網都能看到，恕我不一一列舉了），推過攬功，溢于言表。今天，我們在網上搜“七千人大會”的資料，還能看到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全文，但劉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口頭報告，能看到條目，就是難見這個報告的原文真面目。搜“七千人大會報告原文”（這個原文是集體寫稿，確定劉少奇同志來做），呈現出來的內容則干脆文不對題，均顯得十分詭異。還能看到一個《七千人大會劉少奇講話:實事求是需要勇氣,要五不怕》，對劉少奇同志做了好一頓吹捧，但具體內容上仍然是空洞無物。真不知道有人要掩蓋什么！但總體看七千人大會，還是有其深遠意義的，因為它畢竟發揚了黨內民主，增強了黨內民主氛圍，有利于統一全黨思想，為黨健康發展提供了保障；也為后續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和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毛主席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同年9月24至27日，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了《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六十條），確定農村人民公社實行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對人民公社體制做了進一步完善，具有偉大意義。毛主席還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了下面一段話，可以看做是他老人家創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開篇：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

　　我想，毛主席講這一段話，可能還有一個明顯的意圖，就是教育犯路線錯誤的同志，希望他們能夠從中看清自己的問題，看到犯這些錯誤的嚴重性，并在接下來要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實踐中認真糾正、改正這些錯誤。

　　但事實讓毛主席又一次失望了。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后，中共中央決定在城鄉發動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制定出了《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 “前十條”)。認為《六十條》公布后，全國農業生產的情況，一年比一年好，對于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正在起著重大的影響。但社會上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社會上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情況。許多同志對此并沒有認真考察，認真思索，甚至熟視無睹，放任自流，需要通過社會主義教育，端正無產階級立場，領導人民群眾進行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的斗爭。必須解決依靠誰、爭取誰的問題，在農村中，只有依靠貧農、下中農，才能形成鞏固的工農聯盟，很好地管理國家，辦好農業集體經濟，有效地鎮壓和改造一切敵對分子，擊破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包圍。規定了農村中正確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主要是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但對于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蛻化變質分子來說，也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要讓群眾充分發表意見，批評錯誤缺點，揭露壞人壞事，也要防止逼供信，嚴禁打人和采用任何變相的體罰；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同階級敵人作斗爭，同自然界作斗爭；對于犯有一般缺點和錯誤的同志，要好好幫助他們洗手洗澡，下樓過關，努力工作；但不管什么人都必須退回貪污盜竊的贓款、贓物和其他應退的財物，真正做到手腳干凈，不能馬馬虎虎。要重視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問題。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進行調查研究的問題。“前十條”對 社教“四清”運動的任務、政策、方法作了規定。5月20日，中央把它作為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在黨內傳達——這些，本來就已經足夠了。

　　9月，在劉少奇同志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節外生枝討論制定了《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后十條”)。“后十條”對農村形勢做出了極為嚴重的估計，提出敵人拉攏腐蝕干部，“建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認為“這次運動，是一次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復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從政策規定上就有夸大其詞之嫌，背離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教育”初衷，矛頭直接指向了基層的干部群眾，極易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規定“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企圖讓工作隊包打天下，完全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

　　接著，劉少奇又派王光美同志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間，帶領工作隊在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開展四清運動。在此期間，王光美同志把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撇在了一邊，脫離廣大人民群眾，大搞神秘的扎根串連、背靠背的揭發斗爭，矛頭直接指向廣大基層干部，沒有一丁點“社會主義教育”的印記，還說“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確實是一次比土地改革運動更尖銳、更復雜、更艱巨的階級斗爭。”搞出了一個錯誤的“桃園經驗”，并直接導致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嚴重后果。

　　本來，由于王光美同志還比較年輕，革命經驗不足，我揣度，她是力求貫徹毛主席的馬列主義階級與階級斗爭理論——自然，也是要貫徹劉少奇同志主持制定的《后十條》，而犯了錯誤。這并不奇怪。奇怪的反倒是劉少奇同志作為一個“老革命”，作為我們黨內僅次于毛主席的領袖人物，為什么還會竭力推廣這個錯誤的“桃園經驗”？為什么要制定一個同毛主席《前十條》對著干的《后十條》？直到看到網上刊載的劉少奇同志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寫給愛國將領續范亭的一封信，以及毛主席專門為這封信寫的66條批語（見http://oisum.com/Article/zatan/2019/12/411838.html），我覺得至少從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方面說來（據說這還是劉少奇同志的長項），劉少奇同志還是同毛主席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的。聯想到毛主席說過“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我釋然了：那時因為他對毛主席反復闡述的馬列主義階級與階級斗爭理論很不理解，也不能正確把握黨的群眾路線之核心的情況下，是“良心”驅使他這樣做的。

　　退居二線的毛主席，在原則問題上絕不會讓步，直到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全國工作會議，劉少奇同志還堅持說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是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等錯誤提法，同毛主席發生了直接沖突。毛主席則旗幟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布這次會議討論的紀要《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二十三條》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全國城鄉社教“四清”運動繼續進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劉少奇同志對毛主席的提法始終不理解，并對處在二線的毛主席參加相應的會議都竭力阻撓，讓毛主席不得不拿著黨章與憲法加以反擊；毛主席和夫人組織姚文元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由此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人民日報》和全國報刊都敢于嚴密封鎖，拒不轉載，用毛主席的話說，北京可真可謂成了“針扎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毛主席以后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都沒有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方式，能夠自下而上地揭露我們的陰暗面，現在終于找到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大意）。

　　毛主席在標志著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五一六通知》中旗幟鮮明地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許多人都曾懷疑這是不是把形勢估計得過于嚴重了？因為畢竟那時的各級領導干部大多數還都是好的，有些人僅僅是露出一點“走資”的苗頭而已。可現在看來，毛主席這個估計不僅并非言過其實，用到現在更可謂恰如其分啊！正如李先念同志晚年曾對陳云同志說過，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講黨內有個走資派，我們多數人不理解、不認同。但是，從這幾年看，×××像不像一個走資派呢？陳云同志回答說，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資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見，證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果不其然，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當廣大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后，他們不是因勢利導，積極帶領群眾斗爭，把矛頭對準走資派，反而仍然慣用“四清”時的那一套，直接派工作組，不是去保護，反而去鎮壓群眾，像五七年反右擴大化一樣，把眾多師生群眾打成“右派”抓起來，而把有走資派錯誤的同志輕輕放過。逼得毛主席在8月5日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毛主席寫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的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這一篇大字報和這篇評論。可是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所謂“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就是那個“三和一少”、“三自一包”、“階級斗爭熄滅論”；所謂“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是指“桃園經驗”中的“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也包括1957年反右擴大化時對同他們意見不合的許多革命者和人民群眾的無情打擊。毛主席還多次說過，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大意）！

　　對接著進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里就不做具體分析了。因為說到這里，兩條路線斗爭的脈絡已經完全清晰了。

　　這里還要強調的是，當年，毛主席自學習了《共產黨宣言》等幾本小冊子，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第一天起，就始終牢牢地抓住了一個詞：階級斗爭，以后毛主席更是直截了當地提出“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說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斗爭，一抓就靈”，這是為什么？因為，在毛主席的心目中，只有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一切為了人民群眾才是目的，而堅持階級斗爭這個綱則只是手段——僅僅是在有階級與階級斗爭情況下達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目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因為這時候，一切人都只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與行為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超階級的人是不存在的。而不同階級的根本利益則完全不同、甚至是根本對立的。宣揚階級斗爭熄滅論、否認階級斗爭客觀存在的言論，統統都是騙人的鬼話與謬論，都是骨子里不愿意為人民服務，而只一心為自己、為自己所在的階級和小集團利益服務的借口罷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才是人類歷史的真正創造者。說歷史是英雄創造的，那是完全錯誤的；說歷史是英雄和人民群眾共同創造的，也是站不住腳的。英雄是在人民群眾偉大斗爭中顯現出來，并只是人民群眾中的一員，且只有深深地同廣大人民群眾融合在一起，在廣大人民群眾的隊伍里才會發揮出其應有作用來；離開了人民群眾，任何所謂的英雄統統都只能一事無成。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那是因為毛主席的偉大作用已經深深地融入到我們黨領導廣大人民群眾英勇斗爭的偉大事業中去，并通過這一偉大事業顯現出來了。人為地想把毛主席同廣大人民群眾分開，也是完全不可能了。許多人嘲笑“毛主席萬歲”，說人哪有活一萬歲的？他們不知道，毛主席喊出了“人民萬歲”的真理，只要人民萬歲，毛主席也一定萬歲！

　　今天看到，廣大人民群眾每年都會自發、多次地舉行紀念毛主席的集會，毛澤東熱不斷地升溫，我們的官方卻從來不予報道，反而千方百計地給以打壓；外國領導人與外國人民訪華期間參拜毛主席紀念堂，也被嚴密封鎖消息；可以一年兩次紀念孫中山，卻十年才肯紀念一次毛主席；在此之外，紀念碑與紀念堂咫尺之遙，卻似海角天涯，絕不肯踏進紀念堂半步；搞了一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卻偏要把毛澤東思想摒除在外……這是為什么？我想，只有一個解釋：建國以來，毛主席多次放手發動群眾整治貪官污吏，嚴重地得罪了整整一個階級——黨內資產階級，人家記仇來著呢！這也恰恰證明了一個真理，有人已經變了，變得同人民群眾格格不入，變得與人民為敵了卻渾然不覺。他們不知道，毛主席已經與廣大人民群眾融為一體，仇恨毛主席就得罪了廣大人民群眾，而人民群眾是得罪不起的！歸根結底，相信群眾，就無往不勝；脫離群眾，就一事無成；同人民為敵，就只能一敗涂地！

　　青山擋不住，畢竟東流去。人民群眾人心所向，擋是擋不住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主義）徹底回歸，馬列毛主義重新成為我黨、我國和全國人民的唯一指導思想，終究會成為現實！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