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歲的中專女生姜萍，以第12位的名次闖入阿里全球數學競賽決賽，這本來是一件挺溫馨的故事。
但是，這兩天媒體和自媒體的瘋狂炒作，當地有關部門和企業的表演，已經讓姜萍事件逐漸變味：
“據此前媒體報道，姜萍中考考了621分，因學費沒去讀高中，而選擇了可以免除部分學雜費的漣水中專。”
姜萍“走紅”后，當地某企業董事長到姜萍老家“慰問”、送錢送物；當地文旅更是在一天內連發三條動態……
“勵志”和“獎勵勵志”的故事固然讓一些人感動，卻又讓另一些被動。
于是，在姜萍的熱度進一步上升之后，當地村干部又出來“統一口徑”，姜萍不是因為家庭貧窮去讀中專……
流量的“反噬”來的就是這么快！
姜萍事件讓筆者想起了北大“韋神”。韋神本來在潛心治學，媒體卻動不動把人家掛出來，中間還搞出一個“韋神僅用一天隨手幫6個博士解決了困擾他們4個月的難題” 的熱搜。
稍微有點專業知識的人都知道：“術業有專攻”，并非六個物理學博士太水，而是他們的主攻方向并非數學；在解決這個物理學難題的過程中，六個博士已經在自己的領域完成了大部分工作，最后由韋東奕幫助攻克了應用數學領域的難關。這個故事本來說明了分工與協作在科研領域的重要性，卻被媒體解讀出來另外一種味道：通過貶低六個物理學博士來造神韋神。
這一次，媒體為了流量又開啟了新網絡造神運動。它們僅僅是把姜萍當作獲取流量的道具，沒有人注意到連攝像機前擺拍的黑板板書中余元公式都明顯存在問題。今天它們把姜萍捧得有多高，明天就可能讓姜萍跌的多慘。
如果22日的決賽，姜萍繼續能獲得好成績，這場造神運動還能繼續下去；如果姜萍在決賽中名落孫山，這些媒體、這些企業，還會一如既往地關心幫助一個熱愛數學的貧困女中專生嗎？
往年也不乏普通人在阿里數學競賽預賽獲得好名次的案例，但而今還有幾個人記得他們？這些人在沉重的生存壓力面前，可能得到進一步深造，發展他們的興趣與天賦嗎？
姜萍事件本來可以成為檢查地方扶貧工作、反思先行教育體制、舊的考試制度以及人才培養選拔機制等很多問題的一個契機。遺憾的是，媒體太急功近利了，太急于講感人的雞湯故事了，反而讓事件變了味道，甚至可能會毀掉姜萍！
姜萍事件還讓筆者想起了大數學家陳景潤的故事。他本該在70年代初成名，可惜那時的媒體不懂炒作，直到1977年《光明日報》那篇春秋筆法的報道，才讓陳景潤名聲大噪，搞得好像毛時代“埋沒人才”、只有“科學的春天”才尊重人才一樣。
事實上，我們對比陳景潤和姜萍的成長過程，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事情，陳景潤碰上了航空專家沈元，與姜萍碰上了她的數學老師王閏秋有某種相似之處，姜萍能否成長起來，一方面取決于她的天賦，另一方面就在于她能否遇上陳景潤那樣的環境了。
1933年，陳景潤生于福州的一個村莊，父親是當地郵局的小職員，母親是家庭婦女。因為家庭比較貧困，陳景潤上小學和中學生經常被同學欺負，一度萌生輟學的念頭。
解放戰爭時期，心向新中國的沈元教授（北京航空學院創始人之一）滯留在福州，被請回母校福州英華中學教數學，同時兼任一個班主任，而陳景潤就是這個班的學生。
毛主席親自簽發北航首任副院長沈元的任命書
沈元（左）在國產運10大飛機上
正是沈元教授在陳景潤心中播下了“星星火種”，引發了這位“數學奇人”如癡如迷的興趣。
從此，陳景潤發奮學習，并于1950年夏提前考入廈門大學數理系。
1953年，大學畢業的陳景潤被分配到北京四中當老師，不善言辭的他并不適合站上講臺，而且又患上了肺結核；時任廈大校長王亞南不忍數學天才被埋沒，就把陳景潤調回了廈大，專心研究數學。
1957年，陳景潤的《塔內問題》發表，引起華羅庚的注意，就把陳景潤調入了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
1966年，陳景潤在數學研究領域取得了一個革命性的突破性成就，那就是證明了“1+2”，該研究成果成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經過進一步的證明和改進，有關該猜想的論文，直到1973年才寫畢發表于《中國科學》雜志上。
由于陳景潤長期癡迷于數學研究，過度勞累，肺結核病魔長期纏繞著他。毛主席的妻子得知了陳景潤的事跡之后，備受感動，捐出自己的工資給陳景潤治病，并安排醫療小組專門給他會診，這才挽救了陳景潤的生命；后來又派人給他安排了一套60平的住房，讓他可以專心從事數學研究。
1977年9月，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發表。這篇“文學”堪稱傷痕文學和“六個饅頭與一個饅頭”邏輯的鼻祖，“生動”地講述陳景潤如何受到迫害、研究受到干擾、處境如何艱難困苦，掩蓋了陳景潤攻破哥德巴赫猜想的真實過程，以及毛主席和毛澤東時代重視科研工作的真相：
1956年1月毛主席在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周總理在毛主席的關心指導下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有遠見地提出和確定了四項“緊急措施”，“科學春天”其實早已到來。
1956年，錢學森（前排左二）、沈元（前排左一）等參加全國十二年自然科學遠景規劃會
毛主席不僅重視尖端技術，在1960年7月18日的北戴河會議上號召“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他還特別重視沒有短期價值，但具有長遠意義的基礎領域研究。例如，1963年12月16日，他在聽取了聶榮臻元帥的報道之后，強調指出，“死光，要組織一批人專門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專門研究它。沒有成績不要緊……”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60年世界上出現了第一臺紅寶石激光器，而1961年昆明光學廠就誕生了中國的第一臺紅寶石激光器，并在其后持續攻堅，到70年代有了完全自主的晶體材料和專利權。到今天，激光技術在很多領域已經發揮出極其重要的作用，2018年11月，《中國科學報》自豪地推出一篇報道，《這次，中國技術封鎖美國，竟達15年！》
而陳景潤的基礎數學研究同樣產生不了短期價值，但卻具有著極其重要的長遠意義，哥德巴赫猜想一旦證明，將會使數學誕生出新的分支，很可能催生出新的物理理論。陳氏定理正是在毛澤東時代“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的科研環境下取得的。
歷史真相如何，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社會培養起來的數學家自然比那些亂寫一氣的記者更清楚。
當然，陳景潤能取得那樣偉大的數學成就，跟他的個人品格也是息息相關的，這才為我們了解歷史真相提供了一扇窗口。
70年代末，很多人已經開始給自己謀利，而陳景潤卻把出國講學的7500美元酬金全部上交給了國家；他結婚時婚禮特別樸素，家具都是舊的，還拒絕別人送禮，只收下了他最尊敬的華羅庚老師的保溫瓶。80年代外界謠傳不重名利、不善言辭的陳景潤是“怪人”，陳的妻子由昆深感不平，她總對記者解釋，“我覺得他很正常，他感情比一般人豐富，且明白事理，特別是他的心，象金子一樣”。
90年代初，陳景潤去福州中醫學院療養，與記者談起了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問題。陳景潤回憶自己中學、大學時代，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生活很苦；而自己的兒子由于生活條件好，未去過農村，不懂玉米、稻谷是什么。要讓兒子成為對社會有用之人，就必須讓兒子到農村體驗生活，磨練一下對艱苦環境的適應能力；讓孩子常與工人、農民的子弟交朋友，將來才能對社會有貢獻。陳景潤的這些家庭教育思想全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當然，還有鮮為人知的他為毛主席妻子掃墓到自己離開人世的事，這更是他“金子一樣”的心的體現……
陳景潤重病纏身，并非那時不重視科學家、不重視基礎理論研究，而是創業階段的經濟條件普遍不好，加上陳景潤過于刻苦……但他的情況也是被及時上報上去了，并非沒人關心。
反而是后來金錢至上的大潮下，陳景潤這樣的怪才才免不了要坐冷板凳。80年代一度還出現“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怪相。
所以真正的問題在于，一個健康的社會怎樣大量地發現并培養這樣的“天才”，使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底層子弟不必茍且于眼前的茍且，使“天才”不被埋沒，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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