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兩個問題：
① 脫口而出的所謂“外交豁免權”，足以證明今時今日洋大人在華于某些場合確實享有超國民待遇，否則不會成為這位行內人士隨口蹦出的已帶有某種“常識性”“共識性”意味的恐嚇話語；
② 但是這位行內人士卻又不是洋大人，僅僅是個國際合作機構的中國籍（應該是吧）工作人員，且有公車私用之嫌（遛狗），竟然也敢打著“外交豁免權”的牌子光天化日之下違反交通法，其惱羞成怒之態，足以證明公權力私用之泛濫——看看她氣急敗壞甚至帶有些疑惑不解的神情吧，其自視甚高、完全不把法律和普通群眾放在眼里的自我認知可見一斑，所以在面對路人指責時會一臉鄙夷乃至困惑，“你們什么貨色，竟敢質疑本官？！”
狐假虎威，挾洋自重，買辦本色。
從歷史來看，早在十九世紀60年代時，買辦勢力就開始與官僚勢力明目張膽相結合，這個“傳統”幾乎一直延續下來（除了1949后的三十年）。
盡管在晚清的封建官僚眼中洋行買辦仍被視為鄙賤的職業、買辦人物不過是一些除“聲色巨利”之外不知其它的“佻達游閑”，但事實上，封建官僚和買辦階層這兩個不同的社會群體已經在以洋務運動為中心，醞釀著的利益結合——即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出現與發展。
典型的就是1872年新式輪運業招商局的誕生。
通過招商局的創辦，晚清的百姓們可以看到：洋務派官僚不僅依賴有勢力的洋行買辦，而且還要網羅一批買辦化商人；不僅為了藉助買辦商人精通新式輪運的業務能力，而且還要依賴買辦商人的外域資本力量（大批外國輪運勢力）。
很多買辦人物也都藉機先后撈到沿海一些地方的官職，淪為洋人勢力嵌入晚清政府的楔子。
如福建廈門的興泉永道、浙江寧波的寧紹臺道，當時“皆用廣東籍貫之員”，伍崇曜在1863年病死以前主要在廣東當差，本來就是充當公司幫辦與洋人往來頗密的買辦。
獲取官職的買辦官僚更加便于利用亦官亦商的身份在洋人侵略者和封建統治上層之間左右逢源，如吳健彰任職上海蘇松太道期間，與之有資本關系的美商就飽受其惠。
而對于封建統治上層，這些買辦人物的作用也并不限于在政治上“同夷人說話了事”，同時還是經濟上的依靠對象。
1853-1854年間，吳健彰即曾以江海關洋稅為擔保向上海洋商借款127728兩，作為鎮壓小刀會（民間反清組織）費用——這也是舊中國外債史上最早的一筆。
時至今日，某些陰霾卷土重來，太多光明積重難返，這到底是1924還是2024，看看北京交警后續的處理結果吧。
另多一嘴，這位余女士任職的亞太空間合作組織確實蠻有錢的…
而東道主國的中國是最大出資國，因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廣大網友）是有權力和資格質疑該組織工作人員涉嫌公器私用的，他們花的都是納稅人的血汗金銀。
而且既然說到錢，不得不嘆，這位余秘書長的工作確實經費不菲。
比如，她曾任領導職務的單位——國家航天局國際合作司，在她離任后居然還會大力繼續支持她的新單位（亞太空間合作組織），且預算動輒10-300萬美元……
不由想起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在同胡志明談話時曾憂心吐露：
解放十幾年來，我們脫離群眾是很厲害的。青聯、婦聯、團中央都是空架子。我們的要求是不脫產，既當官，又當老百姓。假如不當老百姓，有什么辦法呢？一個月里當一個星期的官，三個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當老百姓，工人運動的領袖，這樣下去就可能變。這個是大方向問題！
主席還曾對陳正人尖銳指出過：
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
就在那一年多前，1965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轉批陳正人給一波同志“干部深入工廠蹲點勞動”的信，主席做了批示。
陳正人是井岡山的老戰士，1964年10月上旬時，時任八機部部長的他到洛陽拖拉機廠蹲點搞研究。
當時工廠領導考慮他是老同志、年紀大，要給他開招待所。而他拒絕了，自己把鋪蓋放進精密鑄造車間生活間，和工人同吃同住。
陳正人在給主席的信中感嘆：
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認真克服，干部與群眾生活的距離如果不縮小，群眾必然是會離開我們的！
主席的回復批示則如下：
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當做資產階級打倒……
官僚主義者與工人階級、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
主席那幾年時常與秘書、警衛員等談起，不少領導干部當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眾，而是做起了“老爺”……
他曾引用一首詠泥神詩來給官僚主義者畫過像：
除了三餐不食這一點不像外，官僚主義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個神像：一聲不響，二目無光，三餐不食，四肢無力，五官不正，六親無靠，七竅不通，八面威風，久坐不動，十分無用。
瀕近晚年的主席更是有過如此悲嘆：
為什么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想起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雷日科夫曾說過一句話：
權力應當成為一種負擔，當它是負擔時就一定會穩如泰山；而當權力變成一種樂趣時，一切也就完了。
作為執政組織，當你掌握的權力僅意味著要承擔起保障公眾的利益和滿足，當人民所要求你承擔的重大責任使你總在擔心自己能力不足——這樣的權力，對掌權者就是一種“負擔”。
相反，如果權力意味著能夠給個人及個人背后逐漸生成的「政治門閥」或「利益集團」帶來好處且社會責任處于次要地位時，那么權力的真正意義也就喪失了。
一如主席在50年代末評價蘇聯修正主義時說的那樣：
修正主義上臺，也就是資產階級上臺。
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式的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
蘇聯作為第一個將人類送入太空的國家，其生產力的高度一度來到了文明的頂點——但是，對布爾什維克真正的考驗，對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的執火人真正的考驗，是當自己取得政權、掌握了幾乎無限權力下作何表現。
列寧時期的革命者們，面臨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絞刑架，若能從監獄中逃出，不是轉入地下就是逃亡國外。
但是后來那些持蘇聯各高等大學文憑和口喊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口號入黨的人，眼睛瞄的則是飛黃騰達帶來的金錢、地位、特權、美女……以及由黨和國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質與精神滿足。
經過這一系列的變動，蘇聯特權階層控制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
即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岡山，在山上與王卓超等人談及蘇聯修正主義特權集團時所評述的：
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
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
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一年后，主席給予當權者的評語更為辛辣：
中國的官員是一個階級，而且他們的利益與工人農民的利益是對立的。如果這些紅色資產階級的特權不受約束，中國將法西斯化。
依附洋權也好，公器私用也罷，本質都是階級凌駕與脫離群眾。
以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八屆中央委員會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話作為結尾吧：
生產關系搞得不對頭，就要把它推翻。上層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輿論)要是保護人民不喜歡的那種關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層建筑也是一種社會關系。上層建筑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所謂經濟基礎就是生產關系，主要是所有制。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
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
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是好事。
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
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