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批左論”甚囂塵上，從互聯網的角度，它始于2020年初因造謠生事被網友捶死的方方，后逐漸興于“左PTSD”晚期重癥患者胡錫進。

　　而向廟堂深處看，“批左論”最后一次在最高場合由領導層人士發出，應該是在1990年3月的十三屆六中全會上，時年82歲高齡的王老雷霆書語：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這種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肯定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存在，決不叫ji左思想！實踐證明，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不少論斷是完全正確的，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和發展。

　　再在那之前的1989年8月18日，時年72歲的宋老也曾公開發聲：

　　這些年來，不少同志在思想上逐漸麻痹了。

　　近年來，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在搞改革。帝國主義抓住這個時機，千方百計地施加影響，通過各種渠道，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思想、政治、經濟、文化滲透，妄圖把改革引向歧途，搞他們的那種多黨制、“議會民主”等等。

　　我們黨內一些人對此非常欣賞。這幾年，我們不少黨員在對外交往中，只看到友好合作，只講“友誼”、“干杯”、“讓世界充滿愛”，對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喪失警惕，甚至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裝。

　　同國際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戰略相呼應，國內一些人，大肆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妄圖把改革納入資本主義軌道。

　　這些年，思想理論戰線上是非混淆、黑白顛倒的怪事比比皆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被視為“思想解放”，被吹捧成“精英”，給予各種榮譽和地位。

　　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各種腐朽思想的同志卻被斥責為“左”、“僵化”，文章不能發表，以至受到孤立、嘲弄、誣陷和圍攻。

　　在一些報刊上、學術講壇上和文學作品中，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暢行無阻、泛濫成災，我們共產黨人終生為之奮斗的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被誣蔑為“烏托邦”；我們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被攻擊為過時的教條，甚至被誣蔑為宗教迷信；成千上萬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被攻擊為專制獨裁，并企圖用西方的政治多元化、多黨制來取代；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被否定、被批判，“一切向錢看”被奉為行為準則，甚至把商品交換原則引入黨內政治生活；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具有的鐵的紀律被認為是束縛個性發展、實現自我價值的桎梏；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公有制被說成是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鼓吹中國的出路在于全面私有化；在選拔干部上要用被庸俗化了的“生產力標準”代替德才兼備的原則。

　　這些謬論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毒害了不少黨員，特別是青年黨員。

　　在那不久之后，瀕近晚年的王老終于是敞懷感嘆出了那一句震動全黨乃至驚醒全球（已然破碎不堪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話：

　　毛主席他老人家，比我們早看了五十年吶！

　　1

　　1966年，毛主席說過一句發人深省的話：

　　一部分知識分子身上遺留著資產階級的血腥味，他們混在人民中間，用語言及其偽裝欺騙著民眾，卻在筆桿子上為帝國主義的利益搖喊。

　　次年6月，主席更有精辟揭露：

　　容易出現修正主義的，第一個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聞記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學的。都是在意識形態方面。

　　不夸張的說，學生與教授是兩個絕對隔閡的階級。

　　還記得去年年初合肥廬江中學那個“砸教授場”的孩子嗎？

　　不論那位年輕稚嫩卻血氣方剛的合肥學子自己有沒有意識到，他都已經完成了一件偉事：眾目睽睽之下勇敢地扒下了一個封建、愚昧且帶有一定文化買辦性質的反動階級的皇帝新衣。

　　一個離開了PPT就不會演講、講座生涯純靠坑蒙混騙撈取出場費（據說兩萬/場）、滿腹下流齷齪的媚洋“教授”的場子，砸得砸不得？

　　這個問題就像是一個經典的比喻：“老虎屁股摸不得”。

　　1962年的中央擴大會議上，主席曾公開發難：

　　我們有些同志，不允許群眾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呀！凡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

　　四年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主席又說：

　　學術界、教育界的問題，過去我們是蒙在鼓里的，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掌握的。

　　我們的政策是不要壓青年人，讓他們冒出來。就像戚本禹批判羅爾綱。戚是中央辦公廳信訪辦公室的一個工作人員，羅是教授。

　　一年前合肥廬江中學那個學生搶過話筒的動作，已經通過輿論傳播給全國所有站在講臺上的人以警告：90/00后乃至05后已經悄然崛起了，不論你們這幫價值觀塑成于80年代的「HS派」——陳宏友正是1985年前后上的大學，人生觀鑄于其時——愿不愿意承認，這個事實就擺在你們面前。

　　這部分老派文化買辦、反動學術權威們，要么自己自我進階、完成提升，要么就坐等被拍死在“孩子們”的洪流中。

　　不要小看這些「八九點鐘的太陽」，他們照射出的光芒可蕩滌一切陳腐黑暗、刮盡高臺之上敗落的既得利益團體，所謂“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這些話，同樣送給認為“中外反動勢力聯合鎮壓了太平天國”這句話是“左”的“委員”們——按部就班的八股教學、墨守成規的評辯流程、似乎恪守“政治安全地帶”實則抵制深度教研研究的「不作為」教育思路、用打壓無背景無資源學生來維護自己殖殤內核的恃權放狂反動學術權威作態………

　　我國的人文社科藝術教育領域，真的該吹吹風了。

　　一方面要吹熄殖性不改的既得利益學閥集團，一方面要吹旺更多敢于上臺砸教授場子、敢于將“中外反動勢力”這樣的詞匯概念用于學術研究的年輕學生的心火！

　　1957年3月，面對全國教育與宣傳工作的新形勢，主席曾對許多從舊社會走來的“教師爺”發出了苦口婆心的階級動員：

　　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里的不恰當的東西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我們當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學，一面當先生，一面當學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學生。

　　八年后那個火紅的盛夏，《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文中以“英雄的紅衛兵萬歲”的口號，提出了“把紅衛兵建設成為具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的青少年革命隊伍”的目標。

　　就在那半年前，主席曾感慨：

　　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

　　平均每十二天接見一次，主席就像初升的太陽一般，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迎接著保衛新中國政權、保衛億萬工農階級利益的紅衛兵。

　　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

　　八次接見紅衛兵，來自全國各地的師生和紅衛兵一千余萬人有幸與毛主席一同捍衛著共和國的青春。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讓更多的孩子見到我，讓他們知道我對他們的希望。

　　將來，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義，就是現在在廣場上見到我的孩子們當中，會有人記著我對他們的希望，記著我說的要反對修正主義，要敢于實行‘對修正主義造反有理’。

　　我多見一群孩子，多站一會，就多一份希望，這是很有意義的。

　　這段回蕩在歷史中的重音，仿佛輝映著今天太多青年求學人“如果有人膽敢搞修正主義，孩子們‘造反有理’！”

　　這里摘取一段列寧1919年的演講吧：

　　資產階級的虛偽表現之一，就是相信學校可以脫離政治，你們都清楚地知道這種想法多么虛偽。

　　提出這個原理的資產階級自己就把資產階級政治放在學校事業的第一位，竭力把學校用來專門替資產階級訓練恭順的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遍教育來專門替資產階級訓練資本的走卒和奴隸，他們從來不想使學校成為培養人格的工具！

　　學校不僅僅是學習知識的，更是一個學習“知識應當如何使用、為誰使用、為誰掌握”的政治大講堂。

　　如果僅僅以學習知識為最高目標，那么不但難以擺脫“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的周期率，更無法踐行毛主席“路線錯了，知識越多越反動”的現實判斷。

　　正像《人民日報》1966年8月2日著名社論《全面貫徹毛主席偉大教育思想的典范》中的教導號召：

　　階級斗爭是青年的一門主課，青年應該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從2022年聲勢浩大的全國性“毒教材”揭發清算大潮，到去年破天荒的中學生大砸教授場子，再到今年引得天怒人怨的“高等學府批左”……人文社科教育領域過去二三十年在“去革命化”、“與國際接鬼”的歷史巨浪裹挾下所沉積的種種時代弊病，已經到了不得不正視的地步。

　　教育系統的深府高臺、講壇之上的滔滔師者、教材教具的政治方向，這三個核心要素內藏的一眾污穢沉垢，多年來已孵化培育了兩代不止的數量龐大的逆向民族主義精英。

　　經年累月以來，他們深入、把控、擁持著國家各行業部門的權重宦位，其根子都是在于教育紊亂。

　　早在1955年5月，毛主席就曾覺察到：

　　許多人認真一查，查出了他們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集團。過去說是“小集團”，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鉆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里。

　　兩年后情況愈發復雜，主席再發警告：

　　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

　　右派的企圖，先爭局部，后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他們知道，共產黨在這些方面不如他們，情況也正是如此。

　　就在那兩個月前，主席還鄭重致信過周恩來、陳云、彭真、陸定一，要求：

　　大學、中學都要求加強思想、政治領導和改進思想、政治教育，要削減課程，要恢復中學方面的政治課，取消憲法課，要編新的思想、政治課本，要下決心從黨政兩系統抽調幾批得力而又適宜于做學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學校工作，要賦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領導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務。，主張在對華關系上要有“新的手段”，要以柔克剛，有長遠打算。

　　2

　　1905年，美國頒布《限制來美華工條約》，引發了國人的強烈不滿，全國各地爆發了抵制美貨、焚燒美貨、殺死美國傳教士的行動。

　　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也給老羅斯福寫信，稱：

　　每年赴日留學的中國人約有六千人，而赴美的才幾百人。哪國能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就能在商業和精神上獲取最大回報。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可靠。

　　1906年，美國國會像往年對清政府的庚子賠款進行核對，此時的美國正在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中美關系也正處于“相對緩和”的階段。

　　從長遠利益考慮，美國政府在眾多民間人士的建議下決定將這筆錢用作專項的教育資金，培養日后親美的中國留學生和政府官員，并創辦以美國大學為模板的中國大學。

　　1908年，美國國會通過相關決議，“庚子興學”一事由此拉開了帷幕。

　　在當時并非沒有明人看穿，如章太炎就指出：

　　美國此舉實際上是鼓鑄漢奸之長策。

　　但這樣的聲音已經不再掌握實權的深宮之中。

　　按照規定，清政府需每年派出一百名學生前往美國學習，其中的80％學習農業、機械工程、工業、商業等實用科目，剩余的學生則學習法政史哲等學科。

　　為了讓留學生能夠更加有準備的赴美留學，中美雙方決定成立游美學務處以對留學生進行必備的培養，而這所機構也成為日后清華大學的前身。

　　這也是今天人們戲稱清華北大為“留美預備學校”的由來。

　　軍工科技不見清華北大

　　1910年的第二次招考中，在四百余人中選拔出七十人進入游美學務處，這一批留學生中更是涌現出眾多日后的著名學者。

　　比如那個鼎鼎有名的“祖師爺”、民國親美學閥代表，胡適先生。

　　對于美國和中美關系，這位買辦文化精英的胡適先生曾用孟子的“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來比喻，即美國和中國之間應當是父子關系，兒子不可以得罪老子、不可以不聽老子指揮……

　　單純的批判一個胡適是沒有意義的，真正的問題是赴美留學，是那個誕生了胡適的晚清/民國時代。

　　隨著游美學務處逐漸改造為留美預備學校“國立清華大學”，截止1924年，中國已派赴美留學生一千余人。

　　1924年，那正是中國時局混亂之際，為使庚子退款能夠不被執政者用作戰爭軍費，美國又在中國設立“中國文教促進基金會”，用作對其剩余千萬美元退款的專項管理，而這些資金也被用作清華大學的建設資金與培養留美學生，使得中國的留美運動沒有因為時局的動蕩而停止下來。

　　1928年國立清華大學成立后，庚子留美運動繼續展開，1933年新一輪的學生赴美留學繼續………

　　1949年8月30日，毛主席曾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上有被殖民記憶的國家，直接點明過：

　　美帝國主義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

　　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圣約翰、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些事業出了名，因而做了駐華大使的。艾奇遜們心中有數，所謂‘那些在宗教、慈善事業和文化方面團結中美兩國人民的紐帶，一直在加深著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是有來歷的。

　　從一八四四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一百零五年，據說都是為了‘加深友誼’。

　　3

　　留美預備高潮在中國的歷史上有過兩波，其一興于20世紀初，止于1949年；其二興于20世紀末，止于2012年。

　　2002年3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和哈佛大學，曾啟動過新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官員合作培訓嘗試項目”。

　　當時的計劃中，該項目分五年，每年由中美雙方共同培訓六十名中國高級官員。

　　美國方面要求，受訓官員必須以中青年干部為主，要求參加者的基本情況是地市級或局級以上干部，本崗位至少兩年工作經驗，45歲以下（副省級可適當放寬），本科學歷，具有相當于大學四級的英語水平。每期近三個月培訓時間，入選官員先在清華大學培訓一個半月，再到哈佛。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中國項目部主任助理在接受采訪時說：

　　我們覺得，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由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政府官員的素質和能力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有必要盡我們所能，幫助他們豐富經濟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識，擴展他們的戰略遠見以及及時掌握管理方法，幫助他們有效地應對變動中的公共政策環境。我們的課程將主要包括公共管理應用、公關技巧、評估能力、領導藝術等方面，采取案例教學為主的方式。

　　事實上，早在80年代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里就出現了中國學員，有組織有規模是在1996年之后，其中有多位省部級領導干部。

　　甚至，還有來自中國解放軍系統的學員：2001年8月，二十五位中國大校及上校軍官曾前往肯尼迪政府學院開始為期兩周的進修課程。

　　另外，還有個別省市也與哈佛大學建立了直屬培訓聯系。

　　如北京市，在2002年3月時就至少有七位由北京市委組織部選拔考核的官員在哈佛大學學習。

　　自1998年至2001年入世起，短短三年間，北京市類似的國際交流項目就已有超過三百位官員參與。

　　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其前身是哈佛大學的公共行政研究生院，成立于上世紀30年代，60年代更名為肯尼迪政府學院。

　　政府學院從2000年初起設立了專門的亞洲部，管理以中國官員為主體的亞洲學生。

　　自90年代末以來，中國政界涌動起人員培訓的春潮，不少地方政府紛紛將自己轄區內的官員派到海外接受有關機構的中短期培訓，甚至在各地方政府之間形成了攀比風潮，“誰赴美人數多，誰的執政姿態就更現代化”。

　　2001年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根據當時的培訓熱，提出了一項被外界稱為是針對中國官員的最大規模的海外培訓計劃：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

　　恰巧，當時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院長約瑟夫·Ｓ·奈，正受聘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顧問委員。

　　據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一位負責人向媒體透露：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不是教學機構，要進行培訓，必須尋找合作伙伴。清華大學公管學院成立才一年多，但清華的名氣、哈佛與清華的良好合作關系，加上公共管理學院沒有傳統的思維定勢，相比而言更能接受新的改變。

　　當時，賽奇是哈佛最有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2002年大規模、成建制的赴美留學項目啟動后，他主講的“中國政治經濟改革”課程是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中國官員學生們最愛聽的課之一。

　　“資本主義世界最尖端的學府正在為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培養治國之才”，這是海外媒體對該項目的評價。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賽奇教授是福特基金會——美國中情局的核心觸手的駐華首席代表。

　　關于福特基金會，我后文會說。

　　從2002年到2012年，這個項目共為中國培訓了超過六百 名廳局級以上官員，其中有不少日后晉升省部級干部——這里面，也出過省部級的老虎，我就不提名了。

　　從1874年到1914年，注冊的國際NGO的數量從三十二個增至千余個，其中包括國際紅十字會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二戰以后，國際NGO在美國政府的領導下數量猛增，并且在國際事務中承擔起顯著的作用。

　　今天，國際NGO的數量已經超過13000個，其中有1/4是在1990年以后涌現出來的。

　　在1949~1978年間，中國與國際組織和NGO的合作非常少，意識形態高地也難以為帝國主義侵犯。

　　而改革開放以后，局面開始轉變，中國逐漸廣泛歡迎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的支持。

　　1978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世界銀行之類的貸款機構和緊隨其后的國際NGO開始在中國運作。

　　1988年，福特基金會成為了第一個獲得在中國特殊運營許可的國際NGO，基金會的中國項目主任彼得·蓋特納與國務院談判，當時表示希望將其置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管轄之下。

　　仿效福特基金會的模式，首都北京逐漸形成了與外國機構進行項目合作的做法。

　　根據清華大學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的估計，在中國的國際NGO（包括注冊的和未注冊的）大概在1000~2000個。

　　1999年，福特基金會批準的項目中，涉及資產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共有2.466億美元，其中用于社會和資源發展的有0.748億美元，經濟增長的有0.983億萬美元，人類發展和生育健康的有0.735億萬美元。

　　而涉及和平和社會共同公正的則有1.892億美元，其中用于人權和國際合作的有1.074億美元，用于治理和公民社會的有0.0818億美元;涉及教育、媒體、藝術和文化的有1.139億美元，用于教育、知識和宗教的有0.696億美元，用于媒體、藝術和文化的有0.443億美元。

　　從那一時期開始，從鼓吹“放棄十八億畝耕地紅線”的茅某某，到鼓吹“去工業化”的霧霾紀錄片《XX之下》導演柴某，再到2021年的某部武漢封城紀錄片，都能看到福特基金會的影子。

　　早在1955年，福特基金會就開始了對芝加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的中國學研究的資助，后來將資助的范圍擴大到哈佛大學、加州伯克利等另外十二所大學和研究機構進行中國學研究。

　　其目的就是吸納中國社會中遍布在媒體（輿論系統）、高校（教育系統）的反共精英、自由派知識分子，策動顏色革命和政治顛覆。

　　2002年，福特基金會正式將觸手伸進中國教育體制內部：PHE（Pathways to Higher Education）項目啟動，中國中西部地區的三十九所高校參與其中。

　　近十年后，2011年，來自六個國家的教育界代表在中國的西部重鎮——成都，召開“探討提高貧困生發展能力”的會議，會議由福特基金會直接策劃和組織。

　　成都，這個城市的特殊性我科普過很多次了。

　　2020年7月美國駐成都領事館被關閉后，《紐約時報》曾哀嘆：

　　成都總領館是美國在中國大陸的五個領事館中最西端的一個，北京關閉成都總領館的命令，使美國失去了一個搜集新疆和西藏信息方面最有價值的外交前哨。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也曾指出過：

　　成都總領館一些人員從事與其身份不相符的活動，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的安全利益。

　　美駐成都領事館，“生前”曾轄云貴川渝藏疆六個中國省級版圖，說白了就是負責這一大片區域、大半個中國的情報收集、輿論滲透、政治策反。

　　這片區域內，有我國重要的鋼鐵基地、軍工基地、核基地、信息數據基地。

　　當年那個名噪一時的四川大間諜黃宇，自貢人，還記得吧？2002-2011年間通過販賣原涉密單位（涉及軍工）信息逾15萬份資料（其中絕密級別達90項、機密級292項），獲利逾70萬美元。這個貨每次前往東南亞交易，正是美駐成都領事館安排出境。

　　說回福特基金會。

　　2003年，福特基金會又宣布設立一項面向非洲、中東、亞洲、拉美和俄羅斯籍研究生的“國際獎學金計劃”：十年出資三億美元，執行該基金會有史以來數額最大的全球研究生獎學金計劃。其中兩億八千萬美元用于資助3500名學生完成三年的碩士或博士階段學習。

　　這3500名資助對象不論在哪國留學，都必須是來自上述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學生被認為在美國高校學生中人數比率偏低。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長安街東方君悅大酒店，福特基金會北京辦事處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招待會，歡送在中國工作九年、即將離開中國的首席代表華安德(AndrewWatson)。

　　一位參加了這次活動的國內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負責人在采訪中曾向《瞭望》新聞周刊回憶：

　　整個招待會大概邀請了400多人，其中絕大部分人都是來自于中國各重要部門，有科研、教育、政策咨詢部門的知名專家學者，同時他們過去也都接受過福特基金會各種形式的資助。參加者人數如此之多、層次如此之高、學科范圍如此之廣，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讓這位經常參加高規格會議的人士震撼的是：

　　福特基金會自1988年在華活動以來，二十年花費了大概 四億美元，也就是說，僅用四億美元就獲得了對中國學術界如此規模的影響力。

　　也是在2008年，在福特基金會的參與下，美國組織了一起動靜磅礴的反華反共活動，此處不多贅述。

　　十年后的2018年，還是在福特基金會的策劃下，又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樊姓人、賀姓人、張姓人、蕭姓人等齊聚一堂的“改革開放四十年研討會”……

　　也是在2018年，或者說，“直到2018年”，在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公室與北京市公安局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公室在京聯合召開的“部分境外非政府組織代表座談會”上，我們的教育部才對外宣布建立了境外非政府組織審批機制，并與全國的教育部直屬高校進行了第一次針對性的座談，此后我們才陸續出臺了《高校與境外非政府組織合作的具體規定》。

　　當然，之所以能在彼時終由公安部牽頭，也是因為那年4月潛伏公安部多年的“涉外虎”（姓孟）宣告落馬……

　　除了福特基金會，還有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亞洲基金會、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等在冷戰時期壯大、擔負起白宮和中情局對外作戰任務的NGO組織，不處不在中國的領土興風作浪。

　　1945年，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成立了“俄羅斯研究中心”，該中心隸屬于哥倫比亞大學新創立的國際事務學院，專門針對蘇聯和東歐國家進行政府策反活動。

　　1947年，卡內基資助了美國的六所大學發展國際事務和地區研究項目。

　　到1952年，這兩個基金會已經為國際事務和地區研究項目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的資助。

　　1953年，福特基金會向一百零四名年輕的美國人提供獎學金，資助這些人在國內或者國外從事有關亞洲和近東研究。其中，二十五人從事近東研究，五十一人從事南亞和東南亞研究，二十八人從事近東和中東問題研究。

　　此外，福特基金會還資助了一系列海外培訓和研究，目的是要強化美國對外國地區高等院校的控制、深度滲透發展中國家的教育系統、策動發展中國家的下一代塑成“美式思維”。

　　不要忘了，不僅有與美國政府關系密切的NGO，還有一大幫與美國財閥深度勾連的NGO，如默沙東艾滋病基金會、孟山都基金會、可口可樂基金會、花旗集團基金會、陶氏化學公司基金會、柯達慈善信托基金、摩根大通基金會、摩托羅拉基金會、加州聯合石油公司基金會、德意志銀行美國基金會等等……

　　在許多反華事件中，均能看到他們的身影。

　　尤其是某些醫藥財閥控制的NGO，過去幾年的抗疫歲月中我們已格外熟悉。

　　根據劉佑平的研究，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年間（到2012年之前），美國NGO組織對華捐贈輸入資金規模約為兩百億元，其中17%注入中國民間組織，82%都流入了高等教育機構、科研機構及政府機構，分別為31%、30%和21%。

　　還記得那個著名的鼓吹“給中國學生減負”（實質是吃肉又砸鍋、轉移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矛盾）的教務系統大官吧，就是福特基金會的馬前卒。

　　所以，回頭望去，諸位還會為今天充斥在娛樂圈、演藝界、文化口、教育部、輿論場、新聞業的那些殖壬現象感到驚奇嗎？

　　一切亂象的背后，都是歷史深處意識形態的失序和政治火炬的熄滅。

　　跋

　　批“左”成風，是「殖性不改」的人文社科藝術領域利益集團用以自我遮蔽、負隅頑抗、拒絕改革、死守權勢的反動護身符。

　　這幫四體不勤、不學無術、抱團取暖、吃著皇糧反體制、扛著紅旗反紅旗的瀕冢鼠輩，啃盡時代紅利，剮透民脂民膏，享受著共和國在特殊歷史階段給予他們的高企階位，卻永遠以崇洋媚外“與國際接鬼”為榮、以鄙斥共和國紅色革命歷史和愛國群眾為業，直到今天仍舊以極不匹配地位與待遇的匱陋學識，坐擁著普通群眾與真正專家人才難以企及的高校、協會、機構等體制內組織高位，飛揚跋扈，恃權放狂，荒淫無度，封官捧爵……

　　明白了這些，才會更加欽佩、欣慰、感動于去年廬江中學那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學生其勇毅，以及今年這位敢于使用“中外反動勢力”概念的學子其進步。

　　列寧曾說過：

　　必須有這樣的青年一代，他們在有紀律地同資產階級作殊死斗爭中已開始成為自覺的人。在這個斗爭中，他們中間一定會培養出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應當使自己在訓練、教育和培養中的每一步驟都服從這個斗爭，都同這個斗爭聯系起來。

　　造反有理，砸場無罪，控訴反動何懼！

　　繼續前進吧，八九點鐘的太陽！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