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為社會主義，主要是看其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

　　比如，經濟基礎，要看其是否為公有制？如果不是公有制，那就不是社會主義。

　　往期推薦：國民黨反動派以“國營”經濟為絕對主體，它是社會主義嗎？

　　但是，修正主義總是掛著公有制的羊頭，在行資本主義之實，蒙蔽很多人。比如越南，在憲法中說：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是人民的國家，......具有各種不同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的多種成分的經濟結構，是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個人所有制為基礎的，其中，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是核心。

　　所謂的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是核心，是什么樣的呢？

　　國有企業數量占比0.3%，非國有企業占比99.7%。

　　越南國有企業職工數量占全全國職工的6.8%，非國有企業職工占比93.2%。

　　數據詳見：越南改革開放后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這樣的經濟基礎，越南竟然大言不慚地說自己是社會主義，豈不是讓人笑掉大牙嗎？

　　不是社會主義，卻要標榜自己是社會主義，這就是妥妥的修正主義。

　　掛羊頭賣狗肉是修正主義的共性。蘇修如此，越修如此，各路修都是如此，概莫能外。

　　既然修正主義有掛羊頭賣狗肉的特性，很能迷惑一些人。為避免口水仗，我們就暫且不以這個標準來衡量。我們從上層建筑來觀察。

　　上層建筑有很多方面，本號僅僅以三個標準作為照妖鏡來衡量。

　　1、黑社會。

　　社會主義是人民當家作主，不可能有黑社會存在的土壤，惡勢力剛有苗頭就會被人民專政、打倒。

　　如果有了黑社會，那就一定是人民受欺壓，人民就不是當家做主，而是奴仆，這樣的國家一定不是社會主義。

　　國民黨反動派的中華民國就是如此，杜月笙，黃金榮，劉文彩......，還有數不清的南霸天、胡漢三。

　　對待這些黑社會，毛主席是如何對待的呢？

　　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這里還講一個鎮壓反革命的問題。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你說殺不殺呀？要殺。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無非是唱對臺戲。這個戲，我們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對頭。我們殺的是些“小蔣介石”。至于“大蔣介石”，比如宣統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們一個不殺。但是，那些“小蔣介石”不殺掉，我們這個腳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產力，不能解放勞動人民。生產力就是兩項：勞動者和工具。不鎮壓反革命，勞動人民不高興。牛也不高興，鋤頭也不高興，土地也不舒服，因為使牛、使鋤頭、利用土地的農民不高興。所以，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捉起來一批，管制一批。

　　這里的“土豪劣紳、惡霸”就是黑社會的基礎。

　　越修、蘇修，無一例外都有黑社會。

　　越南的范文甘黑社會曾經轟動一時。

　　根據廣西民族學院外國語學院《東南亞縱橫》2003年第7期24-27頁：

　　越南胡志明市“黑老大”張文甘案件，是越南2002年度最受國人關注的案件。檢察機關從2001年12月18日決定起訴到2002年10月18日做出調查結論，調查時間長達10個月，調查結論厚達600頁，涉及155名被告，其中21名被告原是國家工作人員(14名公安、4名檢察員和3名新聞工作者)。胡志明市42名黨員因涉及此案而被開除黨籍，14個各級黨委部門因涉及此案及其同伙而被胡志明市黨委會給予批評到警告和解散的處分。張文甘黑社會集團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胡志明市逐漸發展起來的，以經營賭場、走私、洗錢和放高利貸為主，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主犯張文甘小學五年級文化水平，成長過程劣跡斑斑，曾多次犯罪被捕入獄，但無悔改之意。其以開公司、經營飯店以掩蓋其開賭場、募集職業殺手、壟斷生意，把勢力從南到北擴張，形成一個龐大的黑社會集團。其用金錢、美色收買腐蝕一些擁有重要職務的黨政機關黨員腐敗分子，以此來包庇其犯罪行為。涉案的高層官員有原中央委員、公安部原副部長裴國輝中將；公安部V26局副局長鄭需大校；最高人民檢察院原副院長范士戰；原中央委員、“越南之聲”廣播電臺臺長、新聞協會秘書長陳梅杏以及越南駐巴基斯坦大使阮國寶等。案件調查結果建議以殺人、故意傷人、占奪財產、執行公務時利用職務、行賄、受賄、充當賄賂媒介、組織賭博、賭博等24項罪名起訴張文甘團伙,以殺人、故意傷人、組織賭博、行賄、賭博、隱藏罪犯、組織強迫他人非法逃到國外或留在本國居住等7項罪名，其中前4項其為主謀的罪名起訴罪犯張文甘。經過57天的審理,胡志明市人民法院2003年6月5日以謀殺等罪名，判處臭名昭著的越南黑社會犯罪集團頭目張文甘及其他5名要犯死刑。

　　根據《人民日報》1982年5月3日第3版臺灣社會剪影專欄《賣血人的苦難》：

　　在臺灣，賣血是一種行業，是“三百六十行”以外最殘忍的一行。

　　......

　　賣血也象其它行業一樣，遭受層層剝削和敲詐勒索。醫院驗血人員、注射人員、警察以及流氓、幫會等黑社會勢力操縱著賣血業。誰要賣血，須經他們的“引導”。“目前每五百ＣＣ的官定價格為臺幣三千二百元，但在私人檢驗所，扣除手續費后，賣血者所能得到的，只有一千六百到一千八百元左右；在公立醫院可得到兩千元。”許多地區不僅有醫院的“規費”，還有黑社會、流氓集團的“抽頭”，到了賣血者手中，自然就所得無幾了。

　　蘇修在黑社會方面也絕對不遑多讓。

　　根據《國際展望》1988年第16期《“黑手黨”在蘇聯》（作者 遠聞）

　　這一夜顯得不同尋常的寂靜。天空中雪花飛舞,遠處商店招牌上的霓虹燈光時隱時現。空曠的街道上只是偶而有幾輛小汽車悄然馳過。看不到一個行人。整個城市都熟睡了。半夜時分，突然響起了一陣雜亂的槍聲。被槍響驚醒的人們匆忙地披衣下床，把窗戶推開一條縫，恐懼地向外窺視。只見幾個黑影消失在街角，雪地上留下了幾行亂七八糟的腳印……第二天才知道，半夜里的槍戰原來是兩個敵對的強盜團伙為爭奪地盤而火并。這場槍戰發生在1988年1月20日，莫斯科市中心的學院街。說起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黑手黨”的勢力居然會滲入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莫斯科。然而這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1月20日火并的那兩伙強盜都屬于“巨盜”，他們殺人搶劫，敲詐勒索，投機販毒，無惡不作，其所作所為同在西方世界早已名聞遐邇的“黑手黨’并無二致。

　　根據《河南警察學院學報》  1993年第2期《原蘇聯有組織犯罪及其社會基礎》（作者 趙可）：

　　有組織犯罪在原蘇聯是一種既新又老的社會現象。早在70年代，蘇聯就有一些黑社會組織，但其地位和知名度很低。法學界和犯罪學理論研究一直不承認有組織犯罪在蘇聯的存在這個事實。近10年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有組織犯罪已普遍存在并成為社會的大患。這個事實不僅引起原蘇聯當局的高度重視，并組織力量對付有組織犯罪，而且法學和犯罪學理論界對這種事實開展了廣泛深入的理論研究。盡管原蘇聯的有組織犯罪不象意大利和美國黑手黨那樣規模大，組織嚴密，但其威力和社會危險性并不亞于此。

　　......二、有組織犯罪的社會基礎。

　　原蘇聯學者的研究資料指出，同有組織犯罪作斗爭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確定其產生的社會基礎。

　　......1.手中集中了流通于影子經濟領域中大量金錢的那些人構成的集團。這個集團代表著特殊利益。影子經濟的代表者總是占據著社會財富“金字塔”的頂峰。在原蘇聯，所謂富戶不過只占全部家庭的2.7%，而其中只有0.7%的家庭的財產有合法來源。根據研究資料，在這些家庭中有15，000--20,000人是百萬富翁。目前這個數字在繼續增加。在過去5年內(1986-1990)被盜的國家財產和社會財產中的一半多裝入4%的盜竊者的腰包。

　　黑社會這個照妖鏡，是一個否決項：只要有黑社會的，一定不是社會主義。

　　▲ 曾經不可一世的黑社會惡霸黃金榮接受新中國對其改造

　　2、是否依靠人民群眾？是否怕人民群眾？

　　社會主義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人民當家作主，那就一定要依靠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就是要發動群眾。

　　依靠你，就一定要發動你，如果不發動你，那就一定是沒有依靠你。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同志們，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

　　如果沒有發動群眾來做事，那就說明沒有依靠群眾，沒有依靠群眾，就說明是怕群眾，怕群眾就不可能是人民當家作主，不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一定不是社會主義。

　　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就是如此。哪怕在關系到民族危亡時刻，他也不敢發動群眾來全面抗戰，只是搞包辦的不敢讓人民參與的片面抗戰。

　　根據《蔣介石全集》：

　　各位要曉得：現在政府當局的環境，比較李鴻章當時更加困難百倍。這話怎么說呢？因為李鴻章當時上面只有一個西太后來牽制他，現在雖然是民國，表面上沒有皇帝，而實際上四萬萬人民就是四萬萬個西太后，政府隨便實施一種策略，不是這個懷疑，就是那個反對，不是這個淆亂黑白，就是那個造謠生事，上下四方都來牽制他，使他毫無自由發揮才智運用策略的余地，再加以一般人民不體念中央的困難，不服從政府的命令，還要自己破壞各方面的秩序，弄得舉國騷然，使政府處境更加困難，更不能專心致志對外！各位大家想一想！一個西太后牽制李鴻章，已經弄得一敗涂地，種下現在國家危亡的禍根，使我們受痛苦受恥辱；如果四萬萬個西太后來牽制政府當局，那么，不知國家將來更要失敗到什么田地，貽害后世子孫到什么程度！現在全國四萬萬人都是主人翁，尤其各位青年學生更是主人的中堅分子，兄弟現在當行政院長，不過是一個公仆。好比一個大家庭，四萬萬人都是主人，兄弟是仆人，主人對于〔第145頁〕家政，當然大權在握，不能放棄，但是要使家業興隆，必須信任忠實有能的仆人代為負責去辦理一切事情，至于一切事情最后的責任，主人當然要負起來。如果將責任義務都讓仆人來負，主人對他，到處干涉，遇事牽制，用而不信，信而不堅，那么，國家這樣大的責任，仆人是負不了的，縱使勉強負起，亦必不敢自由發展他的特長，盡量運用他的才智來相機處理一切事情，不是勞而無功，就要消極無為，這個家庭就要日趨衰落。就國家而言，也是一樣。所以我們總理孫先生主張權能分開，以致權（四權）屬于國民，治權集于政府，國民應該信任政府行使治權，然后纔可以有效的辦好國家一切事情。總理對于這一點，曾經舉了一個很好的比喻，就是：「國家就是一輛大汽車，政府中的官吏就是車夫。……駕駛汽車的車夫是有能而無權的，汽車的主人是無能而有權的。這個有權的主人，便應該靠有能的專門家，去代他駕駛汽車。民國的大事，也是一樣的道理。國民是主人，就是有權的人；政府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由于這個理由，所以民國的政府官吏，不管他們是大總統，是內閣總理，是各部總長，我們都可以把他們當作汽車夫。只要他們是有本領，忠心為國家做事，我們就應該把國家的大權付托于他們，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事事由他們自由去做，然后國家纔可以進步。進步纔是很快。如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請了專門家，一舉一動都要牽制他們，不許他們自由行動，國家是難望進步，進步還是很慢」。我們由這段話看來，可知我們全國國民不好不信任政府，擁護中央，尤其在這個國家存亡絕續之交，好像汽車在懸崖絕壁的窄路上走，如果坐汽車的主人，不能一心一意信任車夫，而左右牽制他，不是自取覆亡嗎？！所以我們要抵御外侮，挽救危亡，就要信任政府，擁護中央，要絕對相信政府〔第146頁〕整個救國的計劃，絕對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政府要我們左就左，右就右；要我們進就進，退就退。

　　蔣介石竟然將四萬萬人民當做西太后，處處掣肘他。這得多無恥，多不要臉啊！

　　在面對日本侵略者瘋狂踐踏，國土淪喪，中華民族就要滅亡之時，蔣介石不但不去抗日，竟悍然發動幾次反共高潮——皖南事變、平江慘案、確山事變等，這樣的罪行罄竹難書。

　　1944年9月19日，毛主席在審閱新華社電訊稿《延安權威人士評國共談判》時作了重要修改，并加寫了一段話，他寫的是：

　　“一看6月5日政府之提示案，就可知道，提示案沒有一個字提到抗戰（這是最值得注意的），沒有一個字提到當前的艱危之局，沒有一點表示改弦更張放棄誤國政策之意。該提示案要把敵后抗戰卓著功勛、抗擊了敵偽軍六分之五的武裝力量（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井岡山觀心注）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即是說，該案允編10個師，依國民黨編制每師約一萬人，不過10萬人，其余37萬正規軍都要‘取消’，而且要快快‘取消’，試問這不是日本人的腔調嗎？日本強盜千方百計用殘酷的戰爭方法所不能‘取消’的，現在經過國民黨政府諸公一紙提示案，假如真正‘取消’了，那豈不是要受到天皇陛下的頭等獎賞嗎？該提示案又要把由中國解放區人民民主選舉出來的、與敵后人民血肉相關、甘苦與共、堅決領導抗戰的民主政權，‘一律由各該省政府派員接管處理’。但是這些所謂‘省政府’也者究在何處呢？誰也不知道它們逃在什么角落里去了。它們究竟與人民及其艱苦卓絕的斗爭有什么關系呢？如果有一天查明了它們的所在地，這些所謂省政府的老爺們，只應該給他們一種公平的待遇，就是‘撤職查辦’4個大字。何況還有許多賣國賊暗藏在這些所謂省政府里面呢？賣國賊龐炳勛、石友三不都是過去這類省政府的主席嗎？至于委員們之投敵叛國者更不可勝計了。總之這個提示案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只是那些為著私利而忘掉國家民族的人們之意旨的反映。說得明白一點，所謂提示案，正是今天一小群只圖私黨利益，不知民族大義的國民黨法西斯分子之卑鄙意識的結晶，是每一個真正愛國者所不可能與不應該接受的，因為誰要接受這種提示案，就無異于幫助日本侵略者。”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這是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和現時國民黨的抗戰主張的原則分歧。如果共產黨員忘記了這個原則性，他們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抗日戰爭，他們就將無力克服國民黨的片面性，就把共產主義者降低到無原則的地位，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他們就是對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戰爭和保衛祖國的任務犯了罪過。

　　歷史上，所有的私有制，剝削社會，都不敢發動群眾，哪怕要亡國，也絕對不敢發動群眾——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反動派都是如此。因為一旦發動群眾，覺醒的人民就會打倒這些罪惡的反動派。

　　根據《毛澤東年譜》：

　　（1936年）8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各單位負責人參加的會議。在講話中指出：盧溝橋事變是中國大規模全國性抗日戰爭的開始。國民黨轉變已大進一步，但離徹底轉變還遠。目前還存在著嚴重的危機，即統治者怕群眾起來。

　　毛主席就是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眾的。

　　根據《毛澤東年譜》：

　　（1959年）3月30日，閱陶魯笳三月二十九日報送的關于山西省各縣五級干部會議情況的報告及附件，寫批語：對報告中的五級干部會議和全民大討論結合進行的三種方法，毛澤東批注：“這三條辦法好。群眾一到，魔鬼全消。本來沒有鬼，只在一些同志的大腦皮層里感覺有鬼，這個鬼的名字叫做‘怕群眾’。”

　　......

　　（1962年）1月30日下午四時，在人民大會堂主持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并作長篇講話。......現在有些同志，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

　　（1963年）11月15日下午，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阿爾巴尼亞總檢察長切拉等，張鼎丞等在座。......比如講，鋪張浪費、貪污分子，一般說靠行政的辦法是整不好的，他們就是怕群眾，叫做上下夾攻，他們就無路可走了。

　　（1966年）7月24日上午，在釣魚臺十二號樓召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害怕群眾，共產黨員害怕群眾那還了得，你們都要下去，下去搞兩個鐘頭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頭腦就清醒一點。

　　（1968年）6月3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一些軍隊領導人談話。......我們有些同志就是怕別人貼標語，別人貼標語就要抓人。哪有共產黨怕群眾的。

　　（1968年）10月12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召集林彪及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我們有些同志就是怕別人貼標語，別人貼標語就要抓人。哪有共產黨怕群眾的。

　　3、是否兩極分化？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判斷一個國家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標準還有很多，上述三個照妖鏡，都是否決項：

　　有黑社會的一定不是社會主義。

　　不依靠群眾（不走群眾路線，不敢發動群眾）的一定不是社會主義。

　　兩極分化的一定不是社會主義。

　　基于上述三個照妖鏡，當今的越南、赫魯曉夫以及以后的蘇聯都不是社會主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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