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產黨員、優秀女教師張桂梅為人型原型的電影《我本是高山》公映后，爭議很大。張桂梅的偶像是江姐，是英雄，她是一個有信仰的共產黨的人民教師，但是，電影沒有這方面的表現，只強調了兒女情長這類個人私情的作用，刻意矮化人物，讓人物去政治化、去革命化、去共產黨化、去英雄化。

　　不但影片如此，正如軍報老將陳先義同志指出：

　　“前一陣子在提到張桂梅時，我們的媒體在宣傳時，常常把張桂梅比喻成‘中國的特雷莎’。”

　　這說明，不僅電影按西方的普世價值觀設計，主流媒體進行正面宣傳時，也在按著西方的普世價值觀方向。

　　特蕾莎（Blessed Teresa of Calcutta；1910年8月27日－1997年9月5日）是世界著名的天主教修女和慈善工作者，一輩子主要替印度加爾各答的窮人服務。于1979年得到諾貝爾和平獎。2003年10月被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列入了天主教宣福名單。

　　“特蕾莎是一個體現西方價值觀、符合資本主義本質的人物，這與我們的英雄張桂梅格格不入。用這樣兩種價值觀的形象作類比，可以說不倫不類。這部電影，貫穿的就是這個思路。”

　　上梁如何，決定下梁的狀態。“上有所好，下必趨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我認為造成這樣一部將英雄庸俗化的影片的根本原因是：首先是我們的相關部門和領導干部，已經背離初心、庸俗化，我們現在的宣傳文化導向和政策，不敢或不愿旗幟鮮明、理直氣壯的宣揚共產黨人的初心和形象，不作這方面的明確要求和規范，沒有弘揚正氣、高唱英雄和共產主義信仰的氣氛和環境，缺少真正忠于馬克思主義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干部。

　　張桂梅被人民大眾喜愛尊敬的英雄人物，她公開聲稱支撐自己的是信仰，“是共產黨員的信仰，是我對黨的承諾”，但電影中沒有對她這種英雄主義來源的表現，對她真實生活中，用共產黨員的精神要求自己和身邊同志，用唱《國際歌》、看電影《焦裕?》、戴黨徽等進行學校團建，用與逝世的丈夫演唱《毛主席來到我們農莊》表達個人生活情感，對這些體現張桂梅這個獨特人物特點的細節，都沒有表現。

　　甚至十分荒唐地將張桂梅與逝世的丈夫演唱《毛主席來到我們農莊》這個真實細節，改成了跳西方情調的華爾茲舞。

　　對此，紅色文化老將陳先義深刻說：

　　一、因為在編劇看來，那樣高大上的東西落了俗套，只有寫庸俗的人性，才能合于大眾審美。

　　二、就是投資人都是資本家，出了錢了就要發言。就要求說了算。把文化完全當生意做，只會問題越來越多，這就是《我本是高山》結果變成了“一堆土”的原因和思考。

　　筆者作為電影業界中人，深有同感。

　　并深感這樣社會現象出現并淹沒一切的關鍵根源是：我們黨的干部隊伍出了問題，一些黨的各級干部，特別是掌握關鍵崗位權力的干部，沒有信仰，沒有或完全忘了初心，背離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完全庸俗化，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他們自己不相信共產黨的學說，沒有張桂梅這樣的共產黨人的信仰，這些人只知道升官發財，張桂梅這樣將“共產黨員的信仰”、自己“對黨的承諾”當成精神支撐的人，在這些所謂共產黨的干部看來，可能就是傻子，就是精神不正常的人。

　　這不是筆者憑空想象、信口胡說，我說個真實事例：我們長春市有個詩人叫孟戈，是我國革命現實主義代表詩人韓笑的外甥，孟戈將傳統詩歌的意象特點和西方現代派詩歌的非現實主義藝術手法綜合創建了“虛擬現實主義詩派”，受到賀敬之等詩歌大家的肯定和稱贊。除有藝術創建外，他還是一個熱心社會公益活動的人，是長春市見義勇為先進人物和獎章獲得者，是長春市市民道德楷模之一，他經常管社會上不正確的事，經常對地方政府一些不當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敢和各種不正之風、腐敗現象斗爭，2008年時長春市長崔杰，曾率十多位長春市主要領導專門接見、表彰他，稱贊他是“愛管閑事的好市民”，大張旗鼓號召全市“向孟戈學習”。

　　孟戈是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員，2014年曾被提名為研究會理事，這是很大、很高的榮譽，很多人想搶都搶不來，但他當時卻致信紅會會長說：“我資歷和能力都不夠，我當個會員做些具體工作就可以了，不要推舉我為理事人選。”

　　孟戈是個革命后代，父母都是建國前參加人民軍隊打天下的老革命，母親曾立軍功并被優選任國家副主席的機要秘書，他的祖輩是抗日英雄、東北抗聯烈士、著名電視連續劇《夜幕下的哈爾濱》主人公的生活原型之一，但孟戈為人非常樸實、非常低調，有時長春市開會，請他到主席臺就坐，或請他作為知名人士為別人頒獎，他都不會到臺上去，他的信條是：老老實實做人，扎扎實實作事。

　　但對這樣一個自覺傳承革命傳統和使命的先進模范人物，吉林省和長春市一些部門的主要領導，卻認為他是個精神不正常的人。我曾協助長春電視臺拍攝十多分鐘時長的專題片《市民模楷孟戈》，接觸到的幾個長春市宣傳、文化、教育部門的主要領導，都問我：孟戈這個人是不是精神不正常？他們這樣認為的理由，就是孟戈經常說一些類似上面引用的張桂梅說的那些高大尚的話，做了一些“正常人”不敢做不會做的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黨的形象的事！

　　長春市是全國16個副省級計劃單列市之一，是900多萬人口的大型省會城市，是全國有名的文化和教育名城，這些官員尚且如此認識水平，其它城市的情況更是可想而知。

　　我們黨的一些關鍵的領導崗位，由這樣一些干部掌握，如果編導們按張桂梅的生活真實編導，這些領導干部能讓這樣的影片公映不？不把高大上的東西變成庸俗，這些編導們會不會被這樣的領導干部們認為是“精神不正常”，甚至取消今后再拍片的資格？

　　所以，綜上種種原因，《我本是高山》只能將英雄主義的事跡不倫不類拍成個人情調的影片，只能讓影片中的“張校長辦校的全部動力和精神寄托不是承繼江姐那樣一心為人民為信仰的英雄，而是僅僅局限在對亡夫的追念和對鬼神一樣的魔幻寄托上。”

　　這是《我本是高山》沒拍出“高山”的根本原因。

　　這讓人想到毛主席的名言：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如何解決干部問題現在仍是個嚴肅的、嚴峻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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