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沖突再起，中國官方呼吁雙方保持克制，中國民間的輿論場卻形成了立場截然對立的雙方：一方同情以色列、譴責哈馬斯針對以色列平民的恐怖主義行為，一方同情巴勒斯坦、譴責猶太復國主義長期以來對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壓迫與屠殺。
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劉耘博士”發表了一篇題為《以巴沖突的由來和我的立場觀點》的文章，貌似“理中客”地分析了巴以沖突的歷史，提出了如下觀點：
1、“以色列建國于法有據”
——猶太人離開巴勒斯坦地區是公元1世紀的事，罪魁禍首是羅馬帝國的統治階級；
此后近兩千年巴勒斯坦地區與猶太人完全無關，猶太人沒有任何正當理由、而僅憑《圣經》舊約中的文字表述，就對在這里生活了一千多年的阿拉伯人提出領土訴求；
猶太人在猶太復國主義的鼓噪下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重返巴勒斯坦，不過是英國對這個地區實行殖民統治之后，通過暴力手段實現的，今天的巴以沖突完全是殖民主義留下的禍根；
劉耘所謂的“法”不過是二戰之后，超級大國的列強們強加給巴勒斯坦人民的。
歷史問題之所以不能含糊，就在于長期以來美帝國主義主導的世界主流輿論，一直掩蓋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罪惡歷史，試圖將巴勒斯坦人民反對以色列侵略和美國霸權的斗爭掩蓋為宗教沖突，將巴以沖突簡化為所謂“野蠻”與“文明”的沖突，激化第三世界人民之間無休止的民族矛盾與宗教矛盾，從而遏制世界人民的覺醒與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反抗。
2、“巴勒斯坦問題阿以雙方都有責任，絕非以色列單方面造成”
3、“和平是解決巴以沖突的唯一出路和正確選擇”
4、“雙方內部極端勢力是巴以和平的最大敵人”
——后兩條從字面意義上籠統地講，筆者并不反對。但劉耘在具體表述里顯然有很嚴重的拉偏架的行為，以至于他最后順著所謂的“野蠻”與“文明”的沖突，提出“在雙方的矛盾沖突中，我個人同情文明程度更高，契約意識更強，民主法治更健全的一方，反對任何一方踐踏人權濫殺無辜的行為”。
劉耘的潛臺詞意思非常明確，那就是以色列才是“文明程度更高，契約意識更強，民主法治更健全的一方”，所以他同情和支持以色列。
殖民主義的罪惡歷史，讓以色列人民在巴勒斯坦地區的繁衍、生息在如今已經變成了既成事實，該被清算的是歷史上的殖民主義而非普通的以色列人民，進而應該由清算殖民主義歷史開始，反對現在的帝國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巴以沖突合理的解決方案，應該是回到1947年聯合國劃定的界限，將東耶路撒冷歸還給巴勒斯坦人民，讓以色列人民與巴勒斯坦人民能夠在各自的家園和睦共處。
然而，在過去70多年間，以色列的法西斯政權是怎么干的呢？它在一步步地蠶食、擠壓巴勒斯坦人民的棲息地，逐步地將巴勒斯坦人民趕到一個又一個鐵絲網隔離起來的不足數平方公里的“露天集中營”（隔離區）和貧民窟，對巴勒斯坦人民實行慘無人道的種族滅絕行為。網絡上很多人貼出了下面這張圖片，直觀而清晰地反映了以色列政府的暴行：
那些跪舔美帝的公共知識分子聲稱：是因為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義行為，才迫使以色列不得不建立隔離區，來阻止恐怖主義。因此，才有了劉耘關于“巴勒斯坦問題阿以雙方都有責任”的說法。事實果真如此嗎？
以色列建國是猶太復國主義的準軍事部隊將巴勒斯坦人民趕出家園的結果；1967年前的以色列，有1/4的公民被迫臣服于英國臨時托管措施的嚴厲軍事統治之下，巴勒斯坦人沒有任何的基本人權與公民權；在以色列建國初期，以色列政府將居住在“國土內”的少數巴勒斯坦人趕入貧民區針對這些居民實施特別法，摧毀居民的房屋和生計，奪走他們的土地，甚至可以在任何時候將居民送入大牢。
1956年10月，在“西奈行動”的前夕，以色列軍隊殺害了49位巴勒斯坦人，理由僅僅是這些民眾違反了宵禁，在夜間仍持續工作而未回家。類似的大屠殺成了以色列軍事集團驅離居住在特定區域中的巴勒斯坦人的嘗試。
1967年，以色列政府將約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視為圣經應許的“以色列之地”的天然部分，公然占領了這些地區，并通過猶太人屯墾區與軍事基地進行殖民。屯墾區成為了猶太極端主義不受控的溫床，屯墾者被允許組成幫派，騷擾巴勒斯坦人民、摧毀他們的財產。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這些幫派對巴勒斯坦人實施了大量恐怖主義行為，打擊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清真寺，摧毀他們的農田，甚至隨機朝他們的房屋和車輛射擊。
這樣的恐怖主義行為持續至今，背后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默許、縱容甚至是支持，由此才激起了巴勒斯坦人的反抗。
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成立于1987年，從時間先后和邏輯關系上看，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義反抗顯然是以色列人的恐怖主義侵略逼迫出來的。
哪怕是以民主政府自居的以色列政府，直到現在也仍然在對普通的巴勒斯坦人實施著恐怖主義行為：
2018年3月底開始，數十萬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城市拉姆安拉所在地區和以色列的圍欄邊界附近舉行和平游行抗議，以紀念第70個巴勒斯坦“災難日”，要求讓所有巴勒斯坦難民返回家園，結束對加沙的圍困，并抗議美國駐耶路撒冷大使館的開放，以色列軍方就用坦克和駐扎在邊境的狙擊手，屠殺了至少60名手無寸鐵的抗議者，近3000人受傷。
國際特赦組織2015年的報告寫道：“在西岸，包含東耶路撒冷，以色列軍力非法殺害包含兒童在內的巴勒斯坦平民，并拘留了數千名巴勒斯坦人，這些人抗議或以其他方式反對以色列維持軍事占領，還有數百人被處以行政拘留。酷刑仍然盛行，但動刑者卻免于受罰。”
據國際特赦組織統計：自1967年以來，大約有一萬五千名巴勒斯坦人遭到以色列非法殺害，其中更有兩千名是兒童。這項統計顯然還不包括更大數量的因為以色列慘無人道的隔離行徑而死于貧困、饑餓與疾病的巴勒斯坦人。
這樣的以色列政府有何“文明”可言？哈馬斯固然是“恐怖主義”、“宗教極端勢力”，是“野蠻”，但也不過是以“野蠻”反抗“野蠻”而已。
而僅憑一份兩千多年前的舊約廢紙，就對巴勒斯坦人提出領土訴求、并對巴勒斯坦原住民實施種族滅絕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有何現代性和科學性可言？又有何“文明”可言？難道不也同樣是“宗教極端”？！
哈馬斯對以色列傾瀉的5000枚火箭彈引發了此次新巴以沖突，以色列已經展開了更加殘酷的報復，雙方的平民再次成了沖突的受害者。
但導致哈馬斯采取“極端行動”的直接導火索，卻是當地時間5日黎明前，以色列警方突然闖入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穆斯林稱“尊貴禁地”）上的阿克薩清真寺大院，動用橡皮子彈和眩暈彈公然攻擊在穆斯林齋月做禮拜的巴勒斯他人；最往前追溯則是今年以來，以色列軍隊在約旦河西岸多地實施多次搜捕行動，以及不斷挑起的與巴勒斯坦人的沖突。
國內的親美公共知識分子跟隨著美國白宮的腔調，第一時間對哈馬斯展開道義譴責，擔心國內譴責以色列侵略行為、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輿論會“驚詫友邦”。而在10月5日，以色列警察闖入清真寺的時候，它們怎么不去譴責？在巴勒斯坦人2018年“受難日”游行遭受大屠殺的時候它們怎么不去遣責？這不是拉偏架又是什么？
以色列政府數十年以來針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和法西斯主義行為，離不開美帝國主義操縱國際輿論對以色列的偏袒，更離不開美帝國主義對以色列在軍事和經濟上源源不斷的支持。以色列事實上成為了二戰以后美帝國主義插入阿拉伯世界的一把利刃，成了美帝國主義維系石油霸權和美元霸權的重要關節，成了美帝國主義維持其所主導的戰后全球秩序的重要工具。
而今，隨著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不斷深化以及美帝國主義自身的不斷衰落，舊的世界秩序正面臨土崩瓦解的局面。
哈馬斯在此次行動中不僅傾瀉了5000枚火箭彈，還動用了無人機，“野蠻”反抗的手段及規模正在追趕舊秩序的統治者們。如果美帝國主義和以色列當局無法徹底蕩平此次“野蠻”反抗，那么，在整個中東乃至美帝的后院拉美，會不會由此激發起更多的“野蠻”反抗呢？
毛主席逝世之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民族解放運動迅速衰落到谷底，沒有人來主持真正的國際正義，也沒有革命思想的引領和革命先鋒隊的組織，受壓迫的民族及其人民只能訴求于極端民族主義、宗教極端勢力和恐怖主義手段，以“野蠻”反抗舊秩序統治者強加于他們的“野蠻”——911事件也僅僅是一個稍大的開頭。
在未來，包括美帝國主義治下的普通美國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將首當其沖成為“野蠻對野蠻”的受害者，美國在全世界的公民也將處于民族仇恨的巨大危險中。
恐怕在未來的某個時刻，美國人民終將會懷念中國人民的革命領袖毛主席的。
不僅僅是因為毛主席之后，再沒有人能夠發出“將當權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和不當權的美國人民加以區別”、“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 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敗類”這樣的立場鮮明且具有足夠號召力的指引，將無辜平民和壟斷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區分開來，從而讓“無差別針對”的民族仇恨與仇殺成為主流；
更是因為毛主席曾經締造起來的軍隊，是一支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人民武裝，她善待俘虜、把帝國主義治下的無辜群眾也真正當作可以成為同志的“人民”看待，而這一切我們不可能在美帝國主義和以色列的軍隊中見到，也不可能在哈馬斯身上見到；
毛主席遺留下來的外交傳統，使得中國這樣的大國還愿意盡量克制地坐下來與美帝“辯經”、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否則，迎接美帝國主義及其傀儡政權的，只能是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當然，沒有社會主義綱領的反資本主義運動是沒有前途的，“以野蠻對野蠻”也絕不是世界人民真正的出路，而只能帶來一個比起舊秩序更加赤裸裸的弱肉強食的新秩序。但這樣的局面，正是拜反動腐朽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所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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