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顧：
山東一位女企業家向高利貸借錢，兩次一共借135萬元，約定月息是10%。支付了本息184萬，一套價值70萬的房產之后，女企業家還有17萬欠款沒還。放貸者拉來一伙地痞流氓，領頭者還有案底在身。這些人對欠債者毆打、踩踏，手段令人發指。比如說，讓小弟往馬桶拉泡屎，再把欠債者的頭按進去。其中最為惡劣的情節是，領頭流氓脫下褲子，當著女企業家兒子的面，掏出生殖器，往她的臉上蹭。
即使如此，討債者依然強橫，而欠債者以及兒子于歡，仍然逆來順受，任那十多個討債者為所欲為，盡情作踐。
后來，這個還暫時表現為民事糾紛的一件事情卻突然發展為傷人案情，讓無數人們大跌眼鏡的竟是由于當地公安的出警，而這本該讓陷于困境的于歡母子頓感有脫困希望的110警察的到來，卻因面對該事態無作為而僅僅擱下一句不痛不癢的話就迅疾撤離，從而使得警察出警竟然化為該起傷害案的導火線。
假使沒有警察出警，于歡母子面臨人身受到限制之時沒有公權力象征的警察出現而又無作為而退，他們就不會再有從忍受屈辱，伴隨警察的出現又泛起脫困希望到后來的徹底絕望的這一過程，那么，還會有面對奇恥大辱卻求告無門，再是走投無路以至于激憤用刀再至于后來的那些繼成事實嗎?
那么，于歡從一個被動的受辱者轉而突然持刀傷人，促使他成為殺人行兇者的幕后推手都有那些因素?
而什么樣的社會才造就出于歡這樣的殺人事件出現?
據說，這是一個各級政府拼全力打造的所謂河蟹社會?
難道還不感到頗為諷刺嗎?
不知人們是否健忘到徹底忘懷2014年12月13日的山西太原龍瑞苑建筑工地，幾個付出了辛苦勞動卻被工地老板欠薪欲回家不得的河南農民工，他們前往工地討要工錢，就因不曾著裝工作服而被工地保安報警，隨后，出警的警察王文軍等人要將討薪農民工帶往派出所處理，后發生雙方撕扯，王文軍遂果斷地扭斷了周秀云脖子致其死亡。
同樣是討債，同樣是有欠債者先行報警，而后警察出警，又同樣是為此引發出了人命案件，但不同在于，太原建筑工地的討薪，農民工還不曾進入工地大門，更遑論有怎樣的對欠薪者惡劣行徑，就招致警察們果斷出手，且出手頗為不凡，從而一招致命。但山東這個事件就另當別論了，既有前面的毆打與侮辱在先，且該行為還有后續連貫可能，但警察們卻全然沒有了王立軍們的維護河蟹之勇之功之能，不知人們從這兩件事中可曾發現了什么?
太原農民工討薪案，雖是農民工被欠薪，但工地老板明顯強勢;山東這起討債事件，欠債者卻明顯弱勢了，所以，兩起同屬于討錢的事情，代表了公權力形象的警察，明顯的兩種做派，兩種傾向性站隊，又不知人們可曾從中明白什么?
我們不妨將這兩起事件都置于所謂的依法治國概念下度量一番，太原討薪案，河南農民工被欠薪，這時候所謂的“法”是什么?又能起到怎樣的作用?當他們被欠薪時所謂的“法”是那樣的蒼白無力，但當他們前往討薪的路上時，“法”出現了!那一刻，王立軍們就代表了所謂的“法”，而這個“法”無意幫他們討要欠薪，卻將他們其中一人致死，其余帶至派出所分別“修理”。山東討債事件，本來欠債還錢，天經地義，但欠債人現在無力還債，討債者又是那樣的強橫與凌辱，這個時候所謂的“法”在哪里?當欠債人被肆意凌辱許久，終于警察到了，然而所謂的“法”能使于歡母子暫避凌辱加身嗎?不能!于是，楊佳那句話表述的語境出現了：任何事情，你要給我一個說法，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
太原周秀云被致死案，屬于公權力胡亂作為;而今次的山東辱母殺人案，公權力卻偏偏選擇了不作為。為什么反差如此之大?是否從這兩起案件中可以發現地方公權力選擇性的傾向性態度問題?
如果所謂的“法律”業已變異，它已不自覺的開始嫌貧愛富，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那么，又該怎樣評價促使如此法律誕生肆虐的那個社會?
即如網文《你猜，辱母殺人案的輿論風向是怎么被吹起來的?》所說的：
“……網民憤怒，憤怒于黑社會橫行霸道，憤怒于政府機關與黑社會勾結，憤怒于基層治理潰敗，憤怒于殺人者面對黑社會時受盡凌辱，憤怒于法院判決不公，憤怒于經濟下行各種企業資金鏈斷裂，憤怒于農民孩子身首異處不敢喊冤。”
“辱母殺人案的殺人者于歡，將這個社會最急迫、最恐怖、最普遍的矛盾和焦慮，一刀捅破。他非常不幸，時代糾纏的各種矛盾把這個人捆綁起來，逼著他唯有用鮮血和暴力去回應。”……
亦還有從經濟方面看出特色的《……高利貸行業的“違法執行力”與“黑白道均衡”》之問題。當然，以上觀點，仁智互見，都有道理。只是，從近年來發生的該類事件中，我們分明感到一個特定社會巨大的撕裂。而面對如此人為的裂變，那些地方政府，以及代表了社會公權力象征的基層警察，他們在處置既成事實時，往往會不由自主地以心中好惡感左右自己的行為。但正是這種具有明顯傾向性的針對執法，以及各級政府、相關辦事機構的嫌貧愛富做派，卻在自覺與不自覺間推助著這個社會的裂變。
周秀云被致死案中，所傷害的是農民工群體，眾所周知，人數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只能是一個特定社會的最底層，他們顯屬弱勢;但該次山東辱母殺人案中，于歡母親雖是現在破產了，但她曾經還屬一個企業家，只不過是一個因了一些不可逆社會因素而導致破產的失敗企業家。顯而易見，無論是農民工群體，還是如于歡母親蘇銀霞這這樣的小微企業業主，他們都無一例外被一個宣稱不斷改革的政府無情拋棄了。銀行嫌貧愛富之信貸，警察選擇性執法，都不同程度的對一個特定社會的裂變起著推波助瀾之作用。
那么，一個政檔或是政府，長此以往，它周圍還能凝聚怎樣的一些人?又靠什么來擁有最大化的社會擁護力?
即如該次事件中被于歡捅死的黑社會分子，被傷害后他們沒有選擇就近去醫院就醫，還自駕車輛去往更遠距離的醫院尋求搶救，途中，還再與別人發生口角，又無形中浪費掉至關重要的急救時間。于是，死神向他敞開了懷抱。正應了那句話，不作死就不會死。
是啊，不作死就不會死!個人是如此，即便是團伙，無論是小團伙還是大團伙，如果要自己找死，自己作死，也必將最終難逃死神的擁抱!
天夢三年，周秀云一幫河南農民工，遭遇警察執法被致死與分別修理;天夢六年，于歡母子因欠高利貸無力償還被限制自由，又遭遇非人凌辱，警察執法不作為，于是，憤怒與絕望的于歡選擇自己給出說法。這是一個無奈何的轉變，但卻是一種必然的抉擇。
對于于歡，他無法選擇一個社會，但卻可以選擇怎樣做。
有必要拷問的是，怎么樣的社會才有如此奇葩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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