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迫害”喬石的“五七”干校

喬石逝世后，我對訃告“‘文化大革命’中，喬石同志受到殘酷迫害，被隔離審查和拘禁，先后兩次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一段話深感疑惑，因為“五七”干校是文革期間各地根據毛澤東《五七指示》興辦的，對領導干部、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進行勞動改造、思想教育的學校，類似于黨校，怎么可能“迫害”喬石呢？如果參加點勞動就算“迫害”，那數以億計的工人農民豈不是天天都在遭受“迫害”？

根據百度結果，“五七”干校的背景是這樣的：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了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后，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在這封后來被稱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澤東要求全國各行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

從中看出，毛澤東提議辦“五七”干校，目的是讓領導干部、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參加勞動，一是去掉他們身上的官氣、文氣，改掉他們高高在上、輕視工農的毛病；二是讓他們多接觸以工農為主體的草根民眾，熟悉國情、了解社會，更好的為人民服務；三是讓他們自食其力，減輕國家和人民的負擔。聯系當前黨校內吃喝成風、機關內官員冗余、社會上官民對立的現實，會發現毛澤東的指示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毛澤東還率先垂范，動員李敏、李納到“五七”干校接受鍛煉。在毛澤東的帶動下，除林彪以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及10多位其他中央領導人身邊的工作人員（如秘書、警衛、司機、廚師、公務員等），蔡和森、向警予、惲代英等革命家的后代，全都到干校輪流鍛煉。

當然，全國“五七”干校數以萬計，條件千差萬別，有好的，有一般的，有差的，條件差的在季羨林那里被說成“牛棚”。而且由于當時的政治氛圍，有些人確實在干校內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像百度那樣，說“連老弱病殘除外的政策也被置于不顧，統統攆進干校”、“ 有很多人因不堪重負，被勞累折磨誘發的疾病致死”，把“五七”干校渲染的毫無人性，顯然是夸大事實、蓄意抹黑，涉嫌造謠。

有個事實不容置疑，即無論環境好壞，“五七”干校的條件在當地基本上都屬于最好或較好的，至少不是最差，在干校里接受鍛煉的領導干部、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除參加勞動和半軍事化管理外，工資待遇不變，平時能吃到肉包子，業余時間打打牌、打打球，周末還能看場電影，也可以請假回家，只是不能過夜。

在當時條件下，這種待遇對普通的工人農民極度奢侈，但對某些養尊處優的領導干部、高級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顯得極度寒酸，類似“迫害”，因為在他們看來，他們不該住沒有豪華衛生設備的集體宿舍，不該過有家不能回的日子，不該只吃肉包子，更不該勞動。

因此，文革后人們對“五七”干校的評價很復雜，如作家王蒙在回憶錄中談及“五七”干校生活時，不僅沒有一點被“迫害”的意思，反而對他在干校內補發的2000元（一筆巨款啊！）工資記憶猶新；著名詩人臧克家曾寫《憶向陽》組詩，贊美農村勞動，歌頌“五七”干校生活，卻被文人姚雪垠說成為林彪、“四人幫”粉飾太平。《南方周末》則將“五七”干校說成“青春流放地”，凱迪網的評價更極端，說：“‘五七干校’是以左傾錯誤方針為指導辦起來的，大大損傷了廣大干部和知識分子的自尊心和身體健康，助長了‘知識無用’的風氣”。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從媒體和新華社播發的喬石訃告關于“五七”干校的評價，即可知當下的政治態勢。（2015-6-16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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