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季羨林的確不同尋常和只有季羨林才能寫出《牛棚雜憶》？　　

季羨林確實是一位非比尋常的人物。說其非比尋常，不只是因為其在梵文研究上的造詣而成為中國的國學大師；也不是因為他心靈中蘊有異于常人的憤懣卻活至高齡九十有八；他的舉世的不同尋常根本還在于他的驚世大作《牛棚雜憶》。　　

據其在該書的《自序》中所說，《牛棚雜憶》寫于文革結束已16年之久的1992年，而寫下《自序》即出書之時又是1998年，更是又過了6個年頭。那時他已經87歲了。以87歲的高齡不但沒有被世事折磨得“帕金森”，還能念念不忘自身的憋悶還能杜撰出一個“牛棚”，并據之洋洋灑灑出一本“雜憶”來，也難道不是他確實非比尋常的有力證明？！　　

【我期待著有人會把自己親身受的災難寫出來。一些元帥、許多老將軍，出生入死，戎馬半生，可以說是為人民立了功。一些國家領導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絕大部分的高級知識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員，大都是勤奮工作，赤誠護黨。所有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潑了一身污水，羅織罪名，無限上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不知是何居心。中國古來有“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說法。但干這種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們卻是堂堂正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作所為之殘暴無情，連封建帝王也會為之自慚形穢的。而且涉及面之廣，前無古人。受害者心里難道會沒有憤懣嗎？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頭來卻是失望，沒有人肯動筆寫一寫，或者口述讓別人寫。我心里十分不解，萬分擔憂。】　　

上面黑括號里所引的是季羨林《牛棚雜憶》（自序）中的一段話，講述了他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苦苦盼了十幾年，期待著元帥、老將軍們，一些國家領導人，絕大部分的高級知識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員，期待著能讓他們寫出來，而居然沒有人肯動筆寫一寫，或者口述讓別人寫的“十分不解”而又“萬分擔憂”的失望。眾人都醉而惟其獨醒，是不是更加證明了季羨林的非比尋常？！　　

歷史已經證明，泱泱中國，七八億人共歷其時，唯有季羨林才能寫出《牛棚雜憶》來。邏輯也能推導出，數以百萬級的精英人士共歷其事，唯有季羨林才能寫出《牛棚雜憶》來。何也？因為據季羨林解釋：【“在北大，牛棚這個詞兒并不流行。我們這里的“官方”叫做“勞改大院”，有時通俗化稱之為“黑幫大院”】這里的何為官方，是黨政正式文件里說的，還是專門懸掛有金屬制作的或粉底黑字的牌扁，不得而知，也不必追究了。（無限上綱，夸大其詞，以莫須有當事實，本是文革中行事極左的某些少數人的常用伎倆，季氏雖對之恨之入骨，卻也悟之甚深）可是，季氏怎么會將學習班和當時并不流行的“牛棚”聯系起來，而且心不跳臉不紅地莫須有起來呢？須知能將當時全國各地普遍在辦的學習班或五七干校與莫須有的“牛棚”聯系起來，終究是能以《牛棚雜憶》為名寫出一書的必要條件，是需要異于世人的高智商和非比尋常的想象力的。　　

顯然，季羨林即使在晚年也是把自己看作是一頭“牛”的，當然也認為那些在文革中受到過批判斗爭（批斗）的領導干部、知識界文藝界的精英人士應該也都是“牛”的。否則，“牛棚”是不可能從“莫須”而變為“有”的。　　

同樣顯然的是，近現代的中國人，特別是“精英”級別的人士中，自喻為“牛”的為數就不少。最著名的就是魯迅先生，他的“橫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吃的是草，擠的是牛奶”，道出了他對自己這條“牛”的定位。毛澤東同志希望過“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無數的共產黨員、革命家、文藝工作者，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都曾以“做人民大眾的老黃牛”自勵自律，不辭艱辛，不怕困苦，不避鞭策。所以，元帥、老將軍們，一些國家領導人，絕大部分的高級知識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員，雖然這些人中的相當一部分，或許真有數以百萬計，也都以“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過，也或多或少，或長或短，或輕或重受到過紅衛兵和本界群眾批斗過，學習班進過，五七干校去過，卻就是沒有那種被關牛棚、被迫害的感受，或許就像季羨林1976年1月24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容誣蔑》中講的那樣，“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舊對比的深切感受，特別是對黨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說不完的事實來駁斥他們的肆意誣蔑”，他們鄙夷肆意污蔑的做法，
當然也就無法如季羨林的心愿抒上一抒，當然，季羨林想借助于他人之口泄己之憤的目的也就無法實現，而不得不親自上臺，演繹一番了。　　

季羨林也是十分十分做“牛”的，但又是十分十分憎恨“牛棚”的。因為他研究的是梵文，是深諳印度的國情的，那就是印度的牛是十分十分“牛”的。它無需為人勞作，無需鞠躬盡瘁，也無需住那簡陋的“牛棚”。它是天之驕子，它是無法無天，大路上他可以橫沖直撞，路人必須為之讓路；它可以隨時隨地去它想去的地方，哪怕是皇家宮殿；做它想做的事情，哪怕是傷人毀物；它可以唯我獨尊，視他人為草芥。你竟敢給這種牛設限制，讓它進“牛棚”，在它眼里，豈不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試想一想，偌大之中國，能知曉印度神牛者又有幾人？能想到做印度神牛那樣的人的人豈不是非季羨林這樣的梵文泰斗莫屬？！　　

但“牛”畢竟是牛，即使是像印度神牛。它的思維終究不如人類的思維，不知人類有良知，不知人類崇尚誠實，不知為人須知羞恥，所以，“------，所作所為之殘暴無情，連封建帝王也會為之自慚形穢的。而且涉及面之廣，前無古人。受害者心里難道會沒有憤懣嗎？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頭來卻是失望，沒有人肯動筆寫一寫，或者口述讓別人寫。我心里十分不解，萬分擔憂。”雖是印度神牛，卻也只能“十分不解”，為自己這樣的神牛將來會不會再遭那樣的罪，再受那樣的苦“萬分擔憂”。　　

附季羨林1976年1月24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容污蔑》：　　

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容誣蔑

          季羨林 (人民日報 1976.01.24)

       （北京大學教授　季羨林）

　　去年七、八、九三個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陣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傾翻案風。這是在新形勢下的一場尖銳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我們決不能等閑視之。

　　他們散布了許多奇談怪論，其中也包括了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攻擊。說什么，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了。運動一來，就批知識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十分氣憤！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舊對比的深切感受，特別是對黨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說不完的事實來駁斥他們的肆意誣蔑。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義路線統治學校。我是搞印度古代語文的，這種語文不能說一點用處也沒有，但當時有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這很適合我當時的心情。我尾巴翹得天高，連一點起碼的“自知之明”都沒有了。至于世界觀的改造，對于我來說，“只如秋風過耳邊”了，回想起來，照這樣滑下去，真不知要滑到什么地步。

　　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實是非常及時的，完全必要的。在這場斗爭中，我們知識分子也獲得進一步的改造和提高。

　　工人階級登上上層建筑斗、批、改的舞臺，工人宣傳隊開進了北京大學。學校開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進行教育革命實踐，在這時候，我的頭腦開始有些清醒，多少有一點“自知之明”了。在這時候，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才真正得到貫徹執行。對于象我這樣的老知識分子，宣傳隊的同志們用毛主席的教導，熱情地幫助我們提高政治覺悟，可花費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觀的道路上，有時候前進兩步，后退一步。然而他們總是耐心等待，允許別人犯錯誤，也允許改正錯誤，允許有思想反復。只要一有點進步，就立即予以表揚。就這樣，我終于有了一些進步。可是現在竟有人說運動一來，就批知識分子。這倘非無知，即是別有用心。我們要堅決予以回擊！

　　奇談怪論的制造者擺出一副為知識分子“請命”的架勢，實則居心不良。毛主席教導說：“知識分子也要改造，不僅那些基本立場還沒有轉過來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應該學習，都應該改造。”我們有什么理由認為自己已經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們決不允許任何人再把我們拖回到精神貴族的老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觀的道路上，也要有這種精神。我們堅決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闊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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