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香港的上水、屯門、沙田、元朗等地爆發“反水貨客”行動，其中更出現了內地母女被香港示威團體當街辱罵、示威人員腳踹水貨客行李推車這種極端行為，一時間引發兩地乃至全球的熱議，“陸港矛盾”再次成為輿論焦點。然而，在鋪天蓋地的“支那蝗蟲滾回大陸”和“傲慢港燦不懂感恩”的對罵中，水客(水貨客的簡稱，下同)群體——這一盾的直接當事人——卻似乎被有意無意地消音了。什么是水客?水客有怎樣的生命故事和內心獨白?“猖獗”的水客帶貨走私現象說明了什么?

　　什么是水客？

　　所謂“水客”，是指頻繁來往于香港與深圳之間，靠每次攜帶少量商品賺價差的人。目前，深港兩地均有專門的水客組織，不少水客集團已經是規模運作、大宗帶貨，確實不乏觸犯法例者，諸如水客全身上下攜帶上百部iPhone的奇聞也早已屢見不鮮。但除了組織化的專業水客，深港兩地還有大量散帶散賣的業余水客，這種則類似小宗代購。

　　在深圳的口岸附近，常常聚集了大量的收貨人，他們負責收購水客從香港帶到深圳的貨品。一般來說，水客會從自己的收貨人處得知需貨信息，然后過關前往香港，購入需要的貨品，再回來交貨結算。收貨人收購貨品以后，再轉賣給有需要的上游買家，比如國內港貨店的供應商或商品經銷商。如果沒有專門的組織和可靠的需貨信息，普通的業余水客不會帶風險太大的貨品(雖然這也意味著更大的利潤空間)，所以大多只帶普通日用品，如奶粉、零食、紙尿片、牙膏、洗衣液等。筆者了解到，這樣一個帶日用品的普通業余水客，跑一趟起碼要帶約二十斤重的日用品，利潤率卻不到10%。所以我們常常在新聞報道上看到水客帶著夸張體積和重量的貨品兩地奔波，實屬無奈之舉。

　　水客自己怎么說？

　　同時，常常有中港兩地媒體援引不同的數據，爭執到底水客是香港人居多還是內地人居多。2013年10月，香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示，水客當中有內地人及港人，港人比例更高達六成。我們這次不妨換個角度，走進水客的個體生命——看看下面幾則選自不同港媒的陸港水客故事報道：

　　“來自深圳的老陳今年40多歲，太太在深圳一家夜場做清潔工，家里有2個孩子。2010年由于沒找到合適工作，在朋友介紹下做了水客。這份從事了3年多的職業，老陳用3個短語總結，分別為：冒險，把自己當畜生使，以及學會‘聽不見’。‘第一次是帶2臺iPhone，在火車站一家電話公司營業廳門口等貨主，留個通行證和身份證復印件給貨主做押底，到上水后聯系接貨人，給看通行證就能拿到貨。’老陳的‘水客體驗日’剛好是周末，人特別多，他和幾個一起拿貨的人在隊伍里像螞蟻般慢慢挪動著，期間不時被其他拉箱的水客插隊。‘印象特別深，有旅客說：難怪香港人看不起內地人，都是你們這些低素質的水客造成的。我當時心里咯一下，臉就紅了，特別想挖個洞鉆進去。’……回到深圳以后，老陳根據貨主的指示，將2臺iPhone送到了香格里拉酒店后面的公園，收貨人給了他160港元。‘減去來回40港元車費，賺了120(港元)。’交貨后，貨主問他下次還去么?望著手中那160塊錢，老陳堅定地回答：‘去!’ ……他稱自己不敢冒險……轉戰日用品后，老陳認為風險小些了，但輕松的日子也結束了。日用品一般是‘混搭’攜帶，貨主會事先將各種用品分裝成箱，水客只需拿著手推車到距離上水港鐵站2公里的派貨點接貨即可。一般是4箱貨物150港元，5箱貨物180港元。……按照水客們的經驗，到了羅湖關的驗證廳后，最好不要推車，直接提著四箱物品會更加安全。但‘幾十斤重的東西，提著走十幾米就很吃力了，而且不能停，要一直走出深圳入境大廳才能放下東西。’老陳張開自己的手，上面布滿老繭，這是職業水客的職業特點之一。‘從拿貨處到收貨處要走7公里，拿到手的那150港元看著就有血有汗。都說做水客容易、自由。這錢絕對不好賺啊!’他感慨。……‘經常遭受歧視、白眼，但我們要在這個城市生存、要養家，就必須忍受一切。’老陳稱，其實貨主更喜歡港人水客，港人水客每天最少都能跑4趟，運貨也比內地水客更安全，‘他們帶貨風險小，但工錢又比我們高。’

　　“在香港這個相對富裕的社會，走上帶水貨之途始終不是光彩之事。在記者訪問的幾個水貨客中，他們有的是為自己追求物質享受，但更多的都是為勢所逼，反映香港基層生活艱辛和貧富懸殊確是不爭的事實：

　　年長的水貨客黃伯(化名)：我知不少人很憎恨我們，但是，如果我們病倒在家里，我們餓死了，同情有什么用，誰來照顧我們呢?

　　年輕的水貨客Amy(化名)：當水客，賺的錢多過去打份工。至少能在年尾的時候，給自己買上不錯的相機，也能給阿爸阿媽送上不錯的手信。

　　年輕的水貨客明仔(化名)：我好窮，但我沒申請綜援，就算申請了，也解決不到什么問題。我靠自己手腳掙錢，心安理得。當然，有時覺得對不住那些有了baby的人。”

　　“在前往羅湖的列車里，記者與一位長者水貨客老陳(化名)聊天，他也是香港人，居住于香港新界西地區的一間房之中。他告訴記者，自己非常希望能夠安享晚年，但是如今百物騰貴，生活成本上升，不得已，做了這一行。老陳告訴記者，如今三餐飯，最少都要有七十港元。但是，每個月的長者津貼根本就不夠用。因為又患有輕微的心血管疾病，以及隨著年老體衰的加劇，若再加上看醫生、去藥房買藥的錢，只是適用于昂貴私家醫院的長者醫療券顯得杯水車薪。去公立醫院的話，每一次頭痛腦熱，都要花上一百元，還要等候很久。……就香港現況來說，老陳認為政府提供的養老院宿位是有限的，雖然已經申請，但是都要等上很長時間。實際上，隨著自己步入老齡，花的錢只會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保養、健康維護，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成為水貨客，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總不能在家餓死、有病不看醫生啊’。……隨著港府對內地水貨客打擊力度的加大，具有香港居民身份的水貨客，價值愈來愈大。每天往返次數越多，越能掙錢。因此，長者們很多時候，是在和香港的這些后生同行們進行競爭……”

　　“事實上除了長者，也有年輕人成為水貨軍。……記者與一個青年水貨客阿健(化名)在羅湖海關外的車站進行了交談。……他告訴記者，成為水貨客，不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作為一個‘雙失青年’(按：即無正式工作，也非全日制學生的年輕人)，既不住公屋，也不領綜援，而是靠自己的雙手去掙錢，沒什么不對。他稱，目前大專生畢業都很難找到工作，沒有學歷，找一份體面的全職工作，顯得更加難。如果只是去做一些簡單的體力工種，則最多也只能夠自己一個人去生活。成為水貨客的動力，來自于拍拖，來自于要購買當代青年人都有的一些必備電子產品，來自于外出旅行的愿望。……不管是專制抑或業余年輕水客，他們都覺得，現在年輕人很難上位，香港的資源飽和，未來的生活充滿艱辛。能有一份當水貨客的工作，已經很不錯了。”

　　為什么？怎么辦？

　　為什么會有如此“猖獗”的水客現象?表面上看來，確實是內地的東西物劣價昂，香港的東西物美價廉;而隨著內地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對港貨的需求越來越大，其中還存在匯率和關稅的差價，有利可圖，所以才有大量水客存在。所以最近香港有立法會議員提出要取消深圳的一簽多行政策，以打擊水客現象。

　　但是如果把水客現象放置在陸港兩地的社會經濟結構下思考，問題可能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香港號稱是全球最自由、服務業主導程度最高的經濟體。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公布的2013年香港年報，占香港本地生產總值主體的是第三產業，比例高達93%。

　　(圖片來自香港年報2013)

　　我們可以看到，在香港第三產業生產總值中占最大比例的，不是人們想象中的金融、保險、地產等行業，而是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比例達29%。

　　即使從2013年香港勞動人口就業情況來看，絕大部分就業也集中在第三產業，其中又以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聘用人數最多。試問，如果不靠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香港經濟何以保持繁榮?在深港兩地辛苦跑水的水客，難道不也是貢獻其中的一份子嗎?

　　(圖片來自香港年報2013)

　　同時，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教科書樣本，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公共服務、社會福利、教育商品化都愈演愈烈，因此只會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就內地而言，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內地老百姓不敢吃、不敢用，確確實實是“國之大恥”，而且當富豪精英可以全身而退，舉家外遷，離開內地的時候，真正“貧賤不能移”的卻是最基層的普通百姓。就香港而言，基層老百姓跑水既是無奈，也是痛楚。這是香港水客的無奈和痛楚，更是香港社會的無奈的痛楚。如果一日不把蛋糕分配中的毒瘤割掉，底層的老百姓就不得不陷入跑水的命運。如果我們對社會分化和結構性背景視而不見，而將一切社會爭議全部轉嫁于族群沖突，是極不負責任的做法，也無助于任何問題的解決——而且問題只會更壞，不可能更好。

　　水客并不是見錢眼開的低素質內地人，而是跨越兩地苦于生計的底層百姓，是兩岸的差別貿易政策，以及不平等的社會財富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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