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網上就張靈甫是否稱得上“抗日名將”的爭論很厲害，其起因據說是因為中國政府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而公布的一份名單中，張靈甫好像沒有上榜，這引起了“果粉”們的不爽。

　　筆者認為張靈甫從本質上說只是蔣氏的一個“死士”，不是什么抗日名將，而蔣也不是高明的政治家。

　　記得曾經讀過一篇文章，講述的是毛澤東審核胡耀邦在中國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工作報告的事情。那時胡耀邦擔任中國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該報告講了政治和軍事兩個大的問題，洋洋灑灑數萬言，但是毛澤東認為都沒有說到問題的關鍵。毛澤東說：“所謂政治，就是讓支持你的人越來越多，讓反對你的人越來越少;所謂軍事，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大致是設個意思，原文記不清了)。我覺得這兩點總結是毛澤東及其所領導的共產黨能夠戰勝蔣介石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黨反動派的根本原因;其中第一條，更是任何一個政治家或者政治派別取得成功所需要遵循的根本原則。也就是說，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在政治上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支持他們的人確實是越來越多，反對他們的人確實是越來越少。

　　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工作中有一個百分之九十五的原則。比如，不管開展何種運動，比如各次整風，土改，三反五反，反右，都以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也就是爭取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站在支持自己的一方為基本原則;同時，對于那些犯了錯誤的人，除非罪大惡極者，不對其進行肉體的消滅。我認為這個原則，在毛澤東對共產黨有實際的領導權的時候，都是執行得比較好的。這也是為什么每次脫離了毛澤東的領導，總是遭受挫折，而每次毛澤東重新回到領導崗位時，事情就變得很順的原因之一——因為這時共產黨總是贏得了最大多數人的支持。

　　反觀蔣介石，其失敗的也正是在政治和軍事兩個方面的所作所為與毛澤東所說的原則剛好相反。對于這種基本政治原則的違反，是導致蔣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也就是說，在政治上，是支持蔣介石國民黨的人越來越少，而支持其對手的越來越多。當然這肯定并非蔣委員長的初衷，但是就實際效果來看確實是這樣的。從最根本的原因來說，這是蔣介石所代表的階級的性質決定的，這方面已經有很多的文章進行過細致的分析。但是，拋開階級分析不談，僅就具體的工作方法來分析，蔣介石的很多做法也加劇了他的這種支持的人越來越少，離心離德的人則越來越多的不利局面。其中對殺人犯張靈甫的重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受人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是我們善良的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傳統。也就是說我們中國人其實都是很容易去感激別人的，而感激之后，就會給施恩者以報答，聽他的話，甚至為他賣命。而且，在這種恩惠施予和報答的交互過程中，榜樣的效應是很大的。也就是說，只需要將恩惠施予了某類人中的少數個體，在此類人群中的其他多數人，哪怕沒有實際得到恩惠，也會心生感激，從而站到支持施恩者的哪一方的。反之也是一樣，如果得罪了某類人中的少數個體，此類人群中的其他多數人，哪怕實際上沒有被得罪，也會對那個得罪人這心生厭惡，從而站到反對他的哪一方去的。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淺顯的道理。西方的政治制度其實至少從表面上就很尊重這個道理。所以他們的政治家，或者黨派在發表競選演說的時候，總是會承諾一些對于大多數選民有利的舉措的。

　　張靈甫比較能打仗，長得很帥，書法水平也相當不錯，這些也不可否認。但是居然忍心對親老婆開槍，并且在打死親老婆之后居然裝作毫不知情偷偷摸摸地溜回部隊，也說明了張一方面是個刻薄寡恩、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同時也是根本沒有把國家、組織的規矩放在眼里的桀驁不馴之徒。其所犯的罪行用不論哪個國家、哪個時代的法律來判斷都是不可饒恕的。正因為如此，蔣介石給予特赦，對于張而言這種恩惠是非常巨大的，從局部來看，也是十分劃算的，因為這必然會導致張對于蔣介石感恩戴德，在戰場上作戰異常勇敢。但是這種做法，從大局和長遠來說，卻只會導致了蔣介石和國民黨支持者越來越少。

　　首先，赦免張靈甫實質是“法外施恩”，此種做法于張個人有天大的恩，但是于法理公義則有天大的虧;這一點對比毛澤東對于愛將黃克功的處理就看的很清楚了。

　　其次，赦免張靈甫，說明蔣介石及其所代表的階層，更加重視的是張靈甫這樣的“精英”，而輕視普通老百姓，或者看起來沒有那么重要的人(比如張靈甫的結發妻子這樣的人)的生命。蔣氏寬容殺害自己妻子的張靈甫，實際上也就是給自己的部下傳遞了這樣的信息，那就是他只要為了達到一時的目的，于對濫殺無辜這樣的行為是非常贊許的。其實，蔣氏無論是在對紅色根據地的圍剿中對根據地百姓的屠殺，還是為了遲滯日軍的進攻而炸開花園口河堤而置本國無辜百姓于不顧的行為，也印證了這一點;而張靈甫在進攻解放區時對于無辜百姓的殘忍屠殺，也表明張氏忠誠地執行了蔣介石的策略。所以赦免張氏，頂多贏得了張氏個人，或者像張氏這樣“精英”群體的人心，而讓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和士兵寒了心。這也說明，蔣氏不論在針對共產黨或者其他軍閥的的國內戰爭，或者是針對日本侵略者的對外戰爭中也罷，從來就沒有想過要依靠普通民眾的力量來取得勝利，而是指望著像張靈甫這樣的“精英”，帶領著用從美國購買回來的裝備武裝起來的軍隊，來取得勝利。事實證明這種指望無異于緣木求魚，精英政治是會敗給以“萬歲”稱呼人民的政治力量的。

　　另外，這種法外施恩所帶來的“效忠”，只可能是針對蔣氏個人的，而不可能是針對國家和民族的。也就是說，我們看到張氏在后來的對日作戰中，在武漢會戰的萬家嶺戰役中表現十分勇敢，雖然就結果而言打擊了日本侵略者，并成為他人生唯一值得閃光點，他的家人并因此得到了官方的承認，但是究其實質而言，他的這種行為仍然是出于對于蔣介石個人的效忠，類似于三國時候典韋對于曹操的效忠(其實綜合來看，蔣介石與曹操相比差得很遠。曹操雖然也養了典韋、許褚這樣的“死士”，但因為屯田制解決了北方老百姓的生計問題，并因此真正地統一了東漢末年戰亂頻仍的中國北方領土，所以曹操仍是一個為大家稱道的、成功的政治家)。也就是說，這個時候，如果蔣介石要他去消滅不是侵略者的其他人，他也會組織敢死隊去拼命的;這也是為什么在解放戰爭中他指揮的整編七十四師進攻解放區也是最積極的原因。

　　最后，這種個人恩惠所帶來的忠心，必然伴隨著這樣一種情形，那就是，得到這種私恩少的，或者沒有得到私恩的，或者本來就被為雜牌的那些力量，就必然心懷異胎，離心離德。也就是說，這種法外施恩會造成一個惡果，就是讓整個組織內部的所有的人，都以是否得到了這種恩惠為是否對組織或者領導忠心的判斷條件，以得到這種私人恩惠程度，作為對于組織或者領導的忠心的程度;也就是說，這種忠心必將不是以組織集體的信仰為基礎的。這也是為什么在孟良崮戰役中只有得到蔣氏恩惠最重的張靈甫一軍沖鋒在前被解放軍包圍殲滅，而其它國民黨軍，包括蔣氏的中央軍都逡巡不前的原因。在解放戰爭中，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比如華東戰場的戴之奇、黃百韜，中原戰場的宋瑞珂、趙錫田等，都是因為受蔣氏私恩較重，所以奮勇向前，其它軍隊則冷眼旁觀，導致這些國民黨軍被包圍殲滅，其將領被俘虜或者打死。也就是說，這些被老蔣恩寵的將領，在戰爭中，反而因為作戰積極，更容易成為薄弱環節，成為解放軍聚殲的對象。也許，要是蔣氏對大家都刻薄一點，說不定國民黨軍隊戰斗力反而更強?

　　所以，蔣介石特赦張靈甫，其做法從本質上來說是培養“死士”的做法;張靈甫從本質上說只不過是蔣氏的一個“死士”而已。喜歡在部下中培養“死士”的，有封建軍閥，有占山為王的土匪，有黑社會老大;而一個政客，一個政治組織，只知培養死士，而置國計民生于不顧，視組織紀律和信仰于無物，不敗何待?一個“死士”，雖舍死為主公消滅了幾個外敵，又談得上什么“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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