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地區(qū)選戰(zhàn)中國民黨慘敗，馬英九長期倚重的“文化部長”龍應臺宣布辭職，在辭職聲明里大大自我表揚了一番。立刻讓人產(chǎn)生一個疑問：如果龍應臺“文化部長”的工作做得好，讓臺灣民眾有了更多的文化共識，并成為國民黨的優(yōu)秀政績之一，國民黨還會有這次慘敗嗎?

　　龍應臺是臺灣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父母是大陸人，隨蔣介石前往臺灣，龍應臺在臺灣出生。正在思想形成階段，遇到中國大陸取代國民黨在聯(lián)合國席位這個歷史劇變，她這一代臺灣人由此普遍產(chǎn)生了一個鮮明的特征，即身份焦慮：自己到底是中國人還是臺灣人?羅大佑經(jīng)典之作《亞細亞的孤兒》表達的就是這種焦慮和彷徨。比龍應臺更老一輩的人，這種焦慮要淡得多，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對自己是“中國人”還是比較認可的。而龍應臺在這個問題上明顯游移不定。她比一般臺灣人還有更多一層焦慮：由于前夫與孩子是德國籍的原因，龍應臺還時常有把自己當成“外國人”的恍惚。這樣一種深層的焦慮，對于龍應臺這樣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掌握權(quán)力的文化官員會產(chǎn)生什么影響?

　　文化既是思想的權(quán)力，也是一種凝聚力。當龍應臺帶著深深的身份焦慮出任臺北文化局長、臺灣“文化部長”后，她所執(zhí)行的文化政策必然也帶上她強烈的個人色彩。龍應臺曾對“中國夢”表達了她的看法，清晰地體現(xiàn)出她在中國人、臺灣人、世界人之間如浮萍般飄蕩。中國的整體價值、臺灣的地區(qū)價值與普世價值以及個人價值、文學價值等多種價值判斷，在龍應臺那里始終沒有擺正關系，顯得頗為凌亂。這在她的文章中經(jīng)常能被讀者輕易察覺，她也時常因某種需要而隨意變動價值判斷的底線。例如，出于家庭原因，她對二戰(zhàn)期間德國與蘇聯(lián)關系的判斷模糊了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正義性;出于臺灣身份，她認為國民黨、共產(chǎn)黨的成敗都沒有意義，無視當年的民心所向、大勢所趨;她還欣賞漢奸胡蘭成，也許僅僅是因為胡蘭成的文學才華，龍應臺便把國家利益、民族大義這樣更重要的價值判斷輕輕放下。她在辭職聲明中顯示出的自鳴得意，更使人相信在任文化官員期間她將這種文化分裂帶給了整個臺灣社會。

　　由于多重身份焦慮，龍應臺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影響力進一步加劇全臺灣民眾的身份困惑。龍應臺自身的文化認同分裂，往大里說，加劇了臺灣社會的文化對立;往小里說，妨礙了國民黨內(nèi)部的凝聚與團結(jié)。馬英九對龍應臺的認可與重用，在我看來是導致臺灣和國民黨文化分裂、凝聚力渙散的重要原因。

　　從積極的角度看，國民黨這次慘敗以及馬英九辭職，說明文化認同游移不定必然失敗;從消極的角度看，我們不知道未來臺灣能否清晰地意識到這個深刻的文化命題，也不知道臺灣要花多少時間才能修補這種文化身份認同的分裂與焦慮。龍應臺辭職是個好消息。但如果不能認清龍應臺對文化認同分裂推波助瀾的作用，這個消息也沒多大價值。▲(作者是北京知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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