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占中”事件已持續兩個月了，雖然我們不知道它還能延續幾天，但可以斷定它的大勢已去。可它給整個香港社會所造成的損害是不可低估的。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它的根源，以便亡羊補牢，還是很有必要的。

　　我們說，香港“占中”雖然打的是要民主的幌子，但除了少數天真爛漫的青年學子，誰都清楚，這個幌子也僅僅是幌子而已，醉翁之意不在酒也。無論從早在一年多以前海外勢力就開始訓練“占中”分子看，還是從“占中”現場源源不斷的物資供應看，從西方媒體對“占中”事件的報道反映看，無論全國人大是否做出關于香港2017年普選的安排，這場“占中”都是必定要發生的。如果再聯想一下美國所謂亞太再平衡戰略，事件的真相就一清二楚了：奧巴馬宣稱，美國在煽動香港的抗議活動這些事情上沒有任何參與，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美國的戰略意圖很明確，就是要遏制中國、搞亂中國，最終搞垮中國、分裂中國。這一次它是意圖先從香港開始，通過香港的雨傘革命，帶動起整個中國的茉莉花革命。只不過美國的這一如意算盤打空了，中央政府沉著應對，中國人民不為所動，香港警察忍辱負重(同美國警察草菅人命恰成鮮明對照)，香港民眾奮起抗爭，讓這一切統統落空。奈何!

　　但是，外因只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才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必須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如果我們的工作完美無暇，外來的推手無論如何無法掀起那么大的風浪。可全面系統地闡述整個事件的是非曲直，本人還沒有那么大的本事。這里，我只想根據自己的體會，談一談中央政府現行的香港政策及其執行中是否存在著瑕疵。

　　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概括起來就是這么幾句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我認為，從總體上看，這些政策都是正確的，但在執行中還是存在明顯瑕疵的。

　　關于“一國兩制”，當初我們制定香港政策時就應該想到：作為從未有過的新生事物，該政策中的“一國”與“兩制”必然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必須弄清并妥善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系才行。即“一國”與“兩制”不能是等價齊觀、平分秋色的關系，“一國”必須主導“兩制”，“兩制”必須服從“一國”。香港不僅是香港人的香港，同時也是全體中國人民的香港。否則，香港回歸祖國就毫無意義。所以，凡是應該懸掛香港特區區旗的地方或時候，同時必須更高或更靠前地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而應該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地方或時候。則不一定同時懸掛香港特區區旗。這個關系如果當初就明確起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一國”最高權力機關做出的決定，在所有香港民眾心目中就會理所當然地擁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占中” 事件再發生，就失去了其最基本的法理依據。

　　關于“港人治港”，就有一個依靠什么樣的“港人”來治港的問題。香港既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資本家、資產階級不參與“治港”是說不過去的。但我們的屁股不能總坐在資產階級一邊，不能一頭扎進資本家的懷抱就不出來了，幾百萬香港人民才應該都是香港社會的主人，絕不允許資本家階級在香港為所欲為。這不僅在香港特首及特區政府的選舉中及其日常活動中應該有所體現，首先香港的立法會作為香港的民意機關，也必須有大量香港工人階級和普通老百姓的參與——當然，這需要大陸首先作出榜樣，如全國人民代表(所謂“人大代表”必須正名為“人民代表”)中純粹工、農、兵(即普通士兵，可以包括有少量整天同基層士兵摸爬滾打在一起的連排指揮員，而不包括解放軍高中級指揮員)以及堅定地站在工農兵立場上的代表總數必須占絕對的壓倒優勢;黨政軍負責人的代表人數比例必須大幅度地縮減——這樣，香港立法會才可能真正反映香港的主流民意。同時，特區政府與立法會做出任何決策，制定任何法律，都應該盡可能地廣泛征求和聽取民眾的意見與建議。做到了這些，特區政府的作為才會更貼近香港的民心民意，香港的貧富分化就不能像今天這樣嚴重，從而香港老百姓的不滿情緒就不能發展到今天這樣嚴重的地步，外來勢力想挑起那么多人鬧事就難上加難了。

　　關于“高度自治”，這個“高度”也必須有所限制。“一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領導又是通過中國共產黨實現的，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就必須保持相當大的勢力。我們黨在香港是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歷史上著名的香港海員罷工與省港大罷工都是在我們黨領導下進行的，其中省港大罷工還是迄今為止中外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16個月)、影響深遠的一次大罷工。后來，歷次革命斗爭中，香港也都曾發揮出其應有的重要作用，甚至香港能夠在1997年順利回歸，也同我們黨在香港卓有成效的工作不無關系。就是說，香港回歸前，香港人民尚有強大的祖國內地做自己的堅強后盾，并時刻會感覺到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就在自己的身邊，心里是踏實的(正所謂“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里哪里亮”)，港英當局也會有所顧忌，不敢為所欲為;香港回歸后，黨的組織卻似乎更難以找見了，普通香港百姓反而會感覺像失去了娘的孩子一樣而怨氣難平，——這是外來勢力能夠掀起那么大風浪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我們的黨組織在香港回歸后不僅應該仍然存在和發展壯大起來，而且應該干脆理直氣壯地由地下狀態轉到半公開狀態(如果還不宜一下子轉到完全公開狀態的話)。在全國人大開會時有香港的代表參加，而我們黨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完全不見香港代表的影子，這是說不過去的。當然，香港的黨組織必須深深地扎根于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中去，不能直接參政，不能整天同各公司的老總及特區政府的官員們泡在一起，要隨時認真傾聽香港老百姓的呼聲，代表香港老百姓的根本利益，監督特區政府的工作，隨時掌握香港局勢發展的動態，并為特區政府提供一些必要的咨詢服務。

　　關于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也是十分必要的。如今外面的世界基本上還是資本主義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雖然日益顯露出腐朽與垂死的跡象，但應該看到它還有著一定的生命力。“補課論”是一條邪路，我們不能走;大陸要執行對外開放政策，也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如今這種主體地位有喪失的危險，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扭轉)，不能讓資本主義私有制成了主體;經濟特區也只能是經濟特區，不能搞成政治特區。在香港、澳門(以及臺灣)保留一塊資本主義的東西，對于我們更好地掌握資本主義制度發展規律與最終趨勢是必須的，畢竟社會主義不能在空地上而只能在資本主義因高度發展而逐漸衰亡的廢墟基礎上建立和發展完善起來)。但我們共產黨人是以嶄新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作為自己最終奮斗目標，堅信“資產階級的滅亡與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就不能承諾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永遠不變，所謂“五十年以后也沒有必要變化了”的論調實在讓人費解(雖然五十年以后也可能有繼續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需要，但也僅僅是“可能”而已)。香港的前途仍然是社會主義，正像整個世界都必然要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樣。目標明確了，方向也就定準了，企圖用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動搖大陸社會主義的根基，只能是螳臂擋車，一枕黃粱。明確了這些，那些“高貴”的香港仔瞧不起大陸人，大陸游客中的小孩子在巴士上吃一點東西、在空地上灑了一泡尿也會被不依不饒、罵個不休的現象才會一去不復返，誰還敢挑戰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崇高權威?!

　　說到全國人大關于2017年香港普選的安排，顯然是香港政治發展史上的一個巨大進步，在香港九十九年(或一百五十多年)殖民史上，香港人何時享有過這樣高度的民主權利?西方國家的兩黨制或多黨制普選被吹胡得神乎其神，其實完全是有錢人的游戲，無論你討厭不討厭他們提出的候選人，你都沒有選出你真正中意人選的可能。全國人大提出的香港普選安排，是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且愛國愛港的提名委員會提出兩個或兩個以上同樣愛國愛港的香港人作香港特首候選人，通過真正的普選選出新特首，就能有效地克服“有錢人游戲”的弊端，“有錢”而不愛國愛港的人士理所當然地會被擋到大門以外。這是何其好啊!(說幾句題外話，這個選舉辦法，我稱之為倍額候選，我很希望它在我們黨的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共中央總書記乃至全國人民代表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的選舉中都能廣泛采用——我在幾篇文章中曾多次提及)。至于有人質疑“愛國愛港”標準，其實這個標準是對香港特首的最低要求，一個不愛國、不愛港的人，會把祖國的香港領到哪里去?一切有良心的中國人都不會放心的——對抗這樣好的選舉普選安排，并搞出一個非法“占中”來，是何其混蛋透頂!

　　另外，許多網友提出，香港當初回歸時，中央政府做出了一個不向香港收稅的決定，則是極其錯誤的。地方政府必須向中央政府納稅，這是古今中外概不能外的事情。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個錯誤的政策(當然還有其他原因)，許多香港人才把香港視為法外之地(無須履行依照法律向中央政府納稅等應盡義務)，從而驕橫跋扈起來，自以為高人一等，瞧不起社會主義，瞧不起大陸，瞧不起大陸人。免稅，說是為了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與發展，這是站不住腳的。收稅是一個國家對一個地區擁有主權的重要象征，英國政府殖民香港，香港每年都要向香港繳稅，我們收回香港主權后，繼續這項政策，完全有理有據，且有利于培育香港人必須的祖國意識，有利于培育港人的自力更生精神，自然才是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發展的一個真正必要條件。自動放棄這項政策，后患無窮。這一次大規模的非法“占中”能夠發動并持續了這么長時間，已經給予我們極其深刻的教訓，中央政府應該警醒了!還有，香港人出境外國，許多國家是免簽證的，但到大陸卻不能免簽，這項規定，是不是也該變一變了?

　　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執行中為什么會出現上述瑕疵?毛主席生前說過，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改開后，這種局面不僅沒有根本好轉，反而嚴重到馬克思主義作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根本指導思想被逐漸邊緣化、甚至妖魔化的地步，黨內多數人包括中央政府具有最高決策權的一些人，不說其政治立場是否出現了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觀念是否極其淡漠，但說唯物辯證法這一我們黨最根本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也早就被丟到一邊去了，以致不能用、也不會想到要用聯系的、全面的、一分為二的觀點看問題，“形而上學猖獗”。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從純潔黨的隊伍、端正黨員的政治立場開始，聯系實際，深入開展一個大規模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重樹其作為我們黨指導思想的理論權威，并在在深入學習領會和自覺運用上下足功夫。

　　原標題：由非法“占中”看中央政府香港政策執行中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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