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臺灣和香港地區先后出現了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非法占領活動，造成了較大的影響和損失。發生在臺灣地區的非法占領活動被稱為“太陽花學運”或者“318學運”，指2014年3月18日后以臺灣在校大學生為主體的群體發起占領臺灣 “立法院”所引起的社會事件。“太陽花學運”核心組織者有：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簡稱“黑島青”)的成員，包括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研究生林飛帆，臺灣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研究生陳為廷、魏揚、臺灣世新大學社發所研究生陳廷豪等人;外圍的支持群眾則由“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公民1985行動聯盟”與各個社會運動團體進行組織。受此影響，充分展現大陸方面極大誠意的各項兩岸協商于2014年6月9日全面暫停。

　　發生于香港地區的非法占領活動被稱“占中”或者“占領中環”，是由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及基督教牧師朱耀明于2014年9月28日起在香港發動的一場名為“爭取真普選”的活動。當前，香港的這場非法活動還在進行中，如何收場成為當前討論和關注的焦點。

　　可以肯定的是，港臺地區的這兩次亂象絕對會“消停”。但是可能會留下“后患”。以“占中”為例：“占中”的主體是小年青，其中的組織者已經獲取聊巨大的社會資源和政治成本，日后他們將是絕對的“反對派”，到時他們可能就是“人物”了，說孫逸仙在他們其中也絕非危言聳聽。如何和他們交流應該認真研究，讓他們理解我們的價值觀接受我們的發展模式，顯得異常重要。

　　在港臺地區的這兩次亂象中，90后青年學生是主體參與者，而其核心組織人員多具有社會學背景，這就必須引發我們關注和思考，比如： “太陽花運動”的陳為廷生于1990年12月11日，目前是臺灣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班學生;“占中”的黃之鋒，生于1996年10月13日，現在就讀于香港公開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班(政治及公共行政)。對于他們這批人，通過組織和運作與政府對抗的活動確立了自己的社會影響力，而且這種影響力可能在今后一段較長的時間里面會長期存在。如此，我們該如何與他們打交道使之理解我們的價值觀，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第一問題。表面看來，這些活動所主張的觀點主要針對地方政府，而背后的更多的反中國政府、反中國共產黨，而指向性非常明確而清晰，根本原因是這些90后青年學生多是在西方民主思潮和八九民運記憶的熏陶中長大，對于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并無太多好感和認同感。那么，我們該如何向他們施加影響使之接受我們的發展模式，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第二問題。

　　對這兩問題思考和回答的關鍵是，這些組織、參與活動的青年學生們到底要什么?整體上講，對比他們父輩他們并不太在乎過去，而是關心自己的未來，是否可以享受與發達西方國家同樣的民主，即便此種訴求并不現實。這種情況的出現，有三個方面的原因：表面看是西方民主思潮泛化導致港臺地區青年學生世界觀收到干擾式的影響，進而催動資產階級民主與港臺地區之間不匹配的破壞式出現(這里“不匹配”最明顯的特征就一種關鍵的社會共識的缺失，即分歧出現后社會階層不會出現撕裂同時能夠采用協議或者妥協的辦法解決分歧);深層原因是我們的話語權長期處于弱勢地位，導致我們的觀點我們的意見不能及時的表達出來，我們在港臺的地區青年學生心中的形象是西方國家根據自己需要拼接出來，而非他們認真研究或者思考后得到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國家長期以來的戰略需要通過各種手段搞亂中國，在大陸內部得不到成功的情況下將必然注意轉移到港臺地區，但經濟形式出現惡化或者經濟增長速率下降的時候這種“操作”就顯得更加有必要了，埃及就是這樣例子。

　　今天這樣這種情況就好比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在我們身上施加的一個魔咒，慢慢等帶其變大，然后在有需要的時候挑破釋放出各種小鬼。對于這種情況，我們該如何破解這一魔咒呢?魔咒的存在以及作亂絕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寒”就是這一道理。而我們也能簡單粗暴的以為只要與他們交流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要知道的是，溝通交流是治療天下一些誤解的良藥，但是如何用才能把其藥效發揮到恰到好處，如同“春風化雨”，就顯得比較重要了。這里有三條用藥技巧，僅供參考：

　　認真研究港臺地區的法律法規，謹慎在港臺地區的媒體中發聲，說明我們的情況、宣傳我們的理念。

　　自“冷戰”以來，西方國家將傳統的偏激宗教思想轉化為強烈的意識形態，并以此為基礎看待世界，堅信西方民主是唯一的民主形式，將全球各國政權劃分為“民主政府”或者“獨裁政府”。這一觀點如同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深入西方政治人物骨髓里面。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例子，她就曾稱贊蒙古國是亞洲民主典范。這一論斷估計連菲律賓馬尼拉的貧民都不認可。張維為教授認為世界各種政權的劃分應該是以“良政”或者“劣政”為標準進行劃分，而“民主”或“非民主”只是實現世間良政的一種手段，以民主形式達到“劣政”的國家在今天俯首皆是，比如：海地、利比亞、阿富汗、伊拉克、埃及等。理論上講，張維為教授的這一觀點是直接受到鄧小平理論影響而提出的，具有中國特色，但同時對今天世界各國更好更全面更深刻的認識全球政治格局更具有積極意義。

　　此外，胡錫進的“復雜中國論”、胡鞍鋼的“集體總統制”等等，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成果，一方面是總結中國“良政”背后關鍵因素的結果，有利于我們更好的認識自己，讓更廣大的人民群眾做到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另一方面是向外界解釋我們發展模式不可辯駁的觀點，有利于我們更好的說明情況，讓更多的朋友們能夠公正客觀理性的看待中國的發展以及其中的現實問題。將這些優秀的經過實踐檢驗的理論成果傳播到港臺地區，就好比在黑幕中投射一絲光亮，可能是微弱的，但是絕對能夠做到“觸目驚心”，能夠讓港臺地區同胞深刻而全面的認識大陸地區取得成果的背后因素，這就好比為港臺地區同胞劃出思考方向或者提供辯論論據，保證逐步瓦解西方媒體包裝出來的那個負面的形象。

　　在港臺地區投資成立公司，聘用港臺地區的年輕畢業生，使他們成為我們建設事業的成員。

　　歸根結蒂，港臺地區亂象背后指向大陸的根本原因是交流的缺乏，在有效雙向交流缺乏之下導致雙方認識的誤差：我們充分了解港臺地區的需求并表現極大的誠意，而在外界的挑撥、歷史原因等因素作用下港臺地區“習慣性”地抗拒我們的誠意。說到“交流”，有一個現象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港臺地區有些人總是打著交流的旗號以獲取政治資本，謀求在大陸地區走一圈之后在回到家鄉坐地起價再仍然我行我素，比如：那位曾經在天安門前留影紀念的陳水扁。這類人的危害在于，他們一方面擠占了大陸與港臺地區交流所需的緊俏資源，讓真正有需要的港臺地區同胞得不到與大陸交流的機會;另一方面又提供了負面示范效應，讓世人以為我們與港臺地區的交流是沒有效果的。

　　有鑒于此，與此次參加港臺地區參加非法活動的青年人以及以他們為代表的這一代年輕人交流，應該切記“長期性”和“有效性”。不可否認，在暑假或者其他假期里面，將港臺地區的青年學生邀請到大陸參加活動，可以取到一定效果，但畢竟時間有效、主題受限、無關利益，因此總體上講可以取到的戰略效果有限。那該如何應對?可以預計的是，全球經濟形式還處于緩慢恢復階段，各經濟體總體上仍然處于艱難時期。自然地，港臺地區也不例外。2到3年之后，此次參加非法活動的港臺青年學生面臨就業的現實問題。

　　不管這些人是否承認，吃飯問題是擺在民主之前的!這就是化解他們對我們發展模式、價值觀誤解的戰略機遇期!我們應該用好此機遇期，鼓勵大陸地區企業到港臺地區投資成立分公司或者研發中心，或者鼓勵大陸企業到港臺地區高校招聘畢業生，將港臺地區人才納入到我們事業中，此舉的優勢在于：既充分利用了港臺地區的人才優勢，又將我們的誠意直接送達的普通民眾手中，而非假借他人之手;既在港臺地區展現了影響力，又建立了與港臺地區交流最直接的交流渠道。將這些年青人的利益與我們的事業緊密的連接起來，他們自然會讓主動了解和認識我們的工作方式、思維模式，而這些都是我們的價值觀和發展模式的具體表現;在工作過程中，這些受聘于大陸企業的港臺青年自然會有較多機會到大陸地區出差，他們的周邊的同事自然會有較多的來自大陸地區的才俊，這些都為他們切身體會我們的價值觀、發展模式提供無比有效的交流溝通機會。如此，縱有太多的誤解、偏見都會慢慢的化解。大家可以統計下富士康“臺干”中有多少人支持“臺獨”，即可知此條“用藥技巧”的價值所在。

　　聘用港臺地區高級人才成立研究機構/智庫，專門研究中國國情，通過他們向外界說明中國現實。

　　對比之下，“用藥技巧一”好比是把我們的觀點送到港臺地區，有點“思想啟蒙”的意思，其核心作用是在港臺地區對我們的偏見/誤解當中開一道口子，讓公平客觀的聲音能夠存留和傳播;“用藥技巧二”好比與港臺地區未來的絕大數群體提前建立聯系，有點“搶占先機”的意味，其核心作用是把更多的港臺地區同胞納入到我們的事業中形成統一利益共同體，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以及偉大的中國夢。那么，“用藥技巧三”的作用使什么呢?“用藥技巧三”的作用在于讓港臺地區的才俊用港臺地區的語言向當地人民群眾解釋我們的價值觀、發展模式，這樣的內容更容易為人所接受、更容易影響港臺同胞、更容易發揮實際效果。如果說“用藥技巧二”是對普通大眾直接施加影響，那么“用藥技巧三”就是對港臺地區的思想領域發揮作用，著手與長期以來將西方思想作為金科玉律的港臺思想理論界中的亂象斗爭和共處，將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轉化為中國人的自信，讓港臺同胞慢慢的認可我們的價值觀接受我們的發展模式。只有這樣，雙方的誤解會逐漸的降低到最低，而我們的誠意傳播過去的時候才不會被誤解、曲解，進而才能實現大陸與港臺地區共同發展、通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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