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破“親日派”的嘴臉

　　老 驥

　　先看兩則新聞：

　　胡耀邦長子胡德平開始訪日

　　日本傳媒報道，已故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長子胡德平日前訪問日本期間，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私下會面，但見面談話內容并不公開。有傳媒指出，安倍會見中國民間人士，相當罕見。有學者指出，不排除這是中日兩國官方相互試探的舉措。

　　菅義偉指胡德平要求安靜交流

　　共同社引述中日關系消息人士昨日透露，胡耀邦長子胡德平日前訪日期間曾與安倍晉三首相會面，雙方可能就如何改善日中關系交換看法。該消息透露，胡德平本月8日前往首相官邸，在與官房長官菅義偉會談的前后見到了安倍晉三。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昨日在記者會上證實胡德平與安倍的會晤：“對方提出了希望在安靜的環境下交換意見。會面的具體經過不便透露。”

　　報道指出，菅義偉在與胡德平會談時表示，日中關系“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即使存在個別問題，也應該回到戰略互惠關系的原點”。據菅義偉稱，胡德平表示會把日方的想法轉達給中國的相關人士。

　　三子胡德華說日對華改革貢獻最大

　　另方面，昨日在江西九江共青城出席胡耀邦追悼儀式的胡耀邦三子胡德華，接受日本傳媒提問時表示，對中國改革開放貢獻最大的，支持最大的國家，不是美國，不是蘇聯，也不是歐洲，而是日本。他又說，1945年時胡耀邦得了非常嚴重的肝病，幾乎喪命，但最后被一名日本醫生治好。

　　對此，我特將前年的一篇文章轉載如下，以對胡氏兄弟提出警告。

　　在人民強大的輿論壓力下，《日中新聞社》社長韓曉清女士為自己的錯誤言論公開道歉了，承認把保釣勇士的愛國行為指責為“不是愛國行為，而是害國行為”，傷害了人們的愛國熱誠，是過激言論。無獨有偶，前外交部長、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唐家璇先生，也將“攔車拔旗事件”無限上綱，批判為“不是理性愛國，是害國”，這與韓曉清女士的言論如出一轍。與此同時，著名經濟學家、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也在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辯論中大放厥詞，說釣魚島不產GDP，中國為此打仗不劃算。他們的發聲在全國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同仇敵愾的時候，顯得格外的不和諧，可以用雜音來形容。

　　但是，在中國這些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一個群體即“親日派”，這些親日派有的身居高位，有的手握重權，有的控制輿論，在中日斗爭中起著很壞的作用。所謂的親日派就是在中日關系上傾向日本的中國群體，這些人為什么要親日呢?一言以蔽之，屁股決定腦袋，立場出了問題。他們有的是在日本留過學，就過業;有的在日本家有移民，戶有存款;有的是工作需要和日本長期打交道;有的則是有把柄捏在人家的手里，如最近被日本媒體曝光的中共高級官員和國企老總，赴日吃女體盛嫖AV女優事件。于是，他們在處理中日關系時往往容易喪失信念，喪失立場，厚日本而薄中國，一旦遇到中日爭端便自覺不自覺地站在日本一邊。

　　當然，他們畢竟還是中國人，害怕被國人指責，更怕罵為漢奸，所以平時不動聲色，一到形勢需要或自動或被迫地跳將出來，利用權力和影響力為日本服務。不過他們決不會赤膊上陣，直接替日本說話，而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用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包裝自己，施加影響。所以就出現了保釣和拔旗不是愛國是害國的奇談怪論。

　　親日派不一定是漢奸，但漢奸一定是親日派，像茅于軾這樣的人就是典型的漢奸，它不但親日而且哈美，不但反對保釣而且反對造航母。親日派和漢奸只有一步之遙，在歷史上對中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傷害，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汪精衛集團就是從親日派淪為漢奸的。為了不讓這個歷史的悲劇重演，我們必須要防范親日派的破壞作用，要防范他們就要識破他們的嘴臉，然而如何才能識破呢?找出他們的共同特點，給他們畫個像就是一個好辦法，我認為他們有三個特點：

　　一、是非顛倒，感激日本“援助”

　　親日派一說到中日關系，總會念念不忘日本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援助，如韓曉清女士就說：“30年來的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都和日本的經濟援助、日本的政府間長期低息貸款(ODA)有極大的關系。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如北京機場、浦東機場、鐵路干線、港口建設、整備、大型火力發電廠、重要鋼鐵項目等都是在日本的長期低息貸款ODA項目援助下建成的。胡錦濤國家主席在訪問日本時，對日本朋友講到：‘沒有日本的ODA援助項目，就沒有現在中國的現代化’”。

　　韓曉清女士這種說法對不對呢?如果中日之間沒有發生過抗日戰爭，沒有發生過甲午戰爭，她的說法無疑是對的，但正是由于日本有百年侵華禍華的歷史，她的說法就成了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日本為什么要援助中國?正是基于以上的史實日本才這樣做，可以說日本這樣做并不是援助而是贖罪。即便如此，和日本對中國造成的損失相比仍然是九牛一毛、杯水車薪。光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死亡的軍民便達3500萬人，直接經濟損失64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按當時物價計算，即使把日本賣十遍也償還不了這筆血債。中國新舊政府以德報怨，恩比天高，德比海深，日本再怎么獸性也有人性未泯之時，它難道不應該有悔罪的表示嗎?何況貸款還是要還的，僅僅是低息而已，這個恐怕連日本自己都不好意思標榜，親日派卻拿出來大加炫耀，簡直是無恥之尤。

　　中日建交之時，雙方是有默契和備忘的，雖然中國放棄了戰爭賠款，但并不意味日本可以免責，亦有義務對中國實施經濟援助。事實上日本對東南亞一些放棄戰爭賠款的國家，就是以“經濟合作”兌現戰爭賠款的。我們強烈要求國家公布這些檔案，以正視聽。我們也相信胡錦濤主席的即興發言，不過是外交辭令而已。

　　親日派動不動就拿日本援助說事，把日本的贖罪行為說成是無私援助，并且感激涕零，大加宣揚，完全是自我犯賤，混淆視聽，誤導人民，必須予以揭露。

　　二、執迷不悟，崇拜日本技術

　　親日派對日本的技術不切實際的盲目崇拜。如韓曉清女士說：“今后，日本的對華投資、技術轉讓、技術引進和日本的市場，對中國來講仍然非常重要”。日本某些方面的技術的確比較先進，這是事實。但是，30年來我們并沒有真正獲得這些技術，日本的小汽車技術我們沒有得到，日本的芯片技術我們沒有得到，日本的汽車車床技術我們沒有得到，日本的建筑器械技術我們還是沒有得到．．．．．．。不僅學不到，偷也沒偷到，我們什么先進技術也沒得到卻把市場給丟了，讓日本企業牢牢地控制了我們的市場，今天滿大街跑的都是日本的轎車，連軍隊的越野車也是日本企業制造。所以，日本的世界經濟學者長谷川慶太郎就發表文章聲稱“中國的未來取決于日本”，他尖銳地指出：“中國要謀求經濟長期增長，必須下大力氣進行科研和開發。但目前的中國既沒有這個基礎，也缺乏這方面的遠見，只能購買日本專利，引進日本技術。隨著經濟不斷增長，中國對日本的依賴只會越來越加強而不會越來越削弱，這意味著日本將越來越有能力在經濟上控制中國”。

　　為什么會發生這種現象?其實道理非常簡單，吃飯的家伙誰肯輕易讓人，如果能夠引進先進技術，購買先進技術，還會有外企的今天么?它們又憑什么吃香的喝辣的?同樣，中華老字號、祖傳秘方又怎能流傳至今?我們的一些精英好像不長腦子，整天在那里一廂情愿。當然，對人家落后而對我們尚屬先進的技術，有可能賣給我們，但吃人家的剩飯不管飽，跟在后邊爬行總落后，永遠不可能走在世界科技的前列。

　　由于我們盲目崇拜，不切實際地追求外國的先進技術，從而放棄了自力更生的建國方針，嚴重影響了我國科技創新的步伐，導致中國的技術與外國的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拉大了，獨立自主的國家地位不是增強了，而是削弱了，以至于我們處處受制于人，被動挨打。這種狀況再也不能持續下去了，必須加以扭轉。

　　三、本末倒置，關系重于主權

　　親日派在中日關系上將“維護兩國關系的大局”放在首位，而把國家主權放在從屬地位。那么，什么是“兩國關系的大局”呢?他們認為是發展經濟，說白了就是做生意。如韓曉清女士說：“目前中國最急需的國家戰略目標是什么?是奪回釣魚島嗎?顯然不是。中國當前最急需，最重要的國家戰略目標是發展經濟，增強經濟實力，對應嚴峻的國際形勢和各種嚴峻的挑戰”。韓曉清女士的言論也暴露出，堂堂大報社長不懂世界一流強國的要素有哪些，也不知道僅僅靠中日友好，僅僅靠發展經濟是不足以成為世界一流強國的。

　　和張女士一樣，唐家璇先生也存在中日關系重于國家主權的問題，如他提出三要三不要即：“要承認爭議而不要否認爭議;要擱置爭議而不要激化矛盾;要多做有利于穩定的事，而不要單方面采取行動，使事態復雜化和擴大化”。但是，日本作為釣魚島的侵占國，尚且不承認釣魚島的主權爭議，公開叫囂“釣魚島(日稱：尖閣諸島)是日本“固有的領土”，“釣魚島原本就不存在要解決的主權問題”。而一直宣稱釣魚島是我們“固有領土”的中國卻提出“要承認爭議而不要否認爭議”。這不能不讓世人懷疑釣魚島真的是中國“固有領土”嗎?為何中國對自己“固有領土”卻如此沒有底氣呢?中國百姓也有權發問：在釣魚島問題上我們到底心虛什么?！ 在兩國關系與國家主權問題上，韓國、俄羅斯、日本的領導人都給我們樹立了榜樣，他們的行動表明主權大于一切，中國的表現很另類。

　　綜上所述，可以對親日派分子對號入座，凡是符合以上特點之一的就是親日派分子。親日派分子有立場問題也有認識問題，主要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只有發展到像茅于軾這樣的漢奸才是人民的敵人。所以，我們希望這些人在日趨明朗的中日斗爭中幡然醒悟，改弦易轍，迅速回歸到人民的立場上來，否則，一失足則成千古恨。

　　2012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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