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3.1暴力恐怖襲擊事件”給我們的教訓極為慘痛和深刻。它同時也暴露了“東突”恐怖活動的新動向。
對于這一新動向,我們面臨的嚴峻考驗剛剛開始。
時隔不到15天,長沙又發生具有某種特征的人砍殺市民事件了,造成三死一傷。具體原因有待調查,但暴力恐怖的疑云越加沉重。
想一想昆明暴力恐怖事件,5個拿著長刀這類冷兵器的人渣,其中還有一個女的,沖入人群之中,短短12分鐘就造成29人死、143人受傷,不得不承認我們在恐怖分子面前幾乎就是一群羊。如果不是特警及時趕到并果斷開槍,肯定還不止這樣的傷亡。
就這個重大后果,從“國民性”、“尚武精神的缺乏”等方面進行反思顯得離題萬里。而看起來,民眾平時在強權面前的懦弱與被恐怖分子屠殺的處境有很弱的聯系,但拿它來說事并無實際意義。我們安全線的脆弱,根本上是缺乏相應的防御能力,包括警力布置這樣的成本、心理的防御,以及平時的防恐訓練。
我注意到事件發生后,有個一線民警在網上感慨,中國在各類公共場所的警力布置上明顯不足,有的地方更是見不到一個警察,但具有諷刺性的是,在封路、強拆這類事情上,出動的警察不是一般的多。
這并不是說,要隨處看到有警察,我們才能有安全感,而是道出了這個現實:警力在社會空間中的分布,以及在一些事件中動用警力的必要性有待反思。毫無疑問,有限的警力(包括武警)肯定會被優先用來保障各類重點的場所和機構——火車站也是,但在人流多的場所,是否也可以讓人們感受到警察強有力的存在呢?
一般意義上的恐怖主義往往是弱者所為,至少他們自認為是弱者。“東突”恐怖勢力并不例外。也因此,在實施恐怖活動時,為了坐實這一弱者標簽,迎合某些喜歡玩雙重標準的西方政客或媒體的政治偏好,在策略上,他們會優先選擇對政府、警察等機構等進行襲擊,正如過去所做的那樣。恐怖主義在其攻擊的國家權力機構面前,其惡極容易被那些濫施廉價同情心的人解讀為是出于無奈。
但這一策略已被證明是失敗的。恐怖主義的反人類本質使其本身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同情,它不過是被利用來達成某種政治目的而已。中國的國家權力也沒有在恐怖襲擊中減弱它的威懾力。
而事實上,攻擊國家權力機構也不符合恐怖主義的直接目的:對一個它所敵視的社會產生心理上的震懾。畢竟,恐怖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心理戰,即讓人們在不確定性中產生不可忍受的恐懼。如果一個社會在不安全感中失去理性和耐心,在心理上崩潰,很自然地,就會轉變為恐怖分子在政治上的籌碼。
就此而言,恐怖分子在策略選擇上,除了對國家機構的襲擊之外,或者在襲擊國家機構見不到效果后,幾乎會不可避免地襲擊平民。越讓人們猝不及防,越造成巨大的傷亡,人們看上去似乎就越害怕它,其政治籌碼似乎也就越大。盡管這樣干,由于其反人類本質充分暴露,很難在國際政治上得到同情,或者即使有人基于政治偏見想要表達同情也會有所忌憚,但它顯然已管不了那么多,而是追求孤注一擲。
從昆明“3.1暴力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我們這個社會的反應上看,“東突”恐怖分子意圖要造成的心理沖擊,其基本目的已經達到。3月4日,廣州地鐵所發生的小規模驚慌,以及其它地方的一些謠言,正是恐懼心態的流露。我們在不安全中展開了合理的聯想:恐怖分子下一步,會不會襲擊更無防御能力的商場、地鐵、公交車、醫院、學校?
這種心態捕捉到了“東突”恐怖勢力的新動向:已向中國內地滲透,這種滲透可以到達任何一個地方;其選擇的襲擊目標,已然是大量平民出現的公共場所。它對中國的公共空間,人們的正常生活秩序構成了一種從心理上來說很難忍受的威脅:你永遠不知道它什么時候,會在哪兒發動襲擊,用什么發動襲擊。這是“游擊戰”的恐怖主義版本,這樣的瘋狂戰術,意在直搗一個社會的精神中樞。
一個社會無論看上去多么強大,它有一個軟肋,就是所有人,作為社會原子,面對無法確定的生命威脅,多少都會出現心理的紊亂。這個威脅越是不確定,越是具有強烈的沖擊力,越是如此。這個時候,為了消除恐懼,人們的一個本能反應就是去確定威脅的來源。比如,恐怖分子具有某種民族、宗教的屬性,但又無法把他們從一群同樣也具有這些屬性的人中準確地識別出來,在心理的紊亂中,大家就傾向于也把所有具有這些屬性的人一起防御。而這一點,正中恐怖分子的下懷。
恐怖分子玩的是心理戰,我們要做的,恰恰是在他們的威脅中,保持足夠的理性,以此瓦解恐怖主義的這個戰略。有個維族大叔對“3.1暴力恐怖襲擊事件”評論時憤怒地說:“只有不正常的人才會做出那么傷天害理的事情!”正是如此。恐怖分子越不是正常人,我們越得像正常人一樣。一個社會的正常,是防御、消滅恐怖主義的心理基礎。
對于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來說,恐怖主義的威脅是一個超出此前日常生活所能想象到的事情的挑戰。但必須面對。只是,不要慌,也無須營造恐慌。國家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有足夠的能力。我們也有足夠的能力去在心理上,安全上作出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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