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就要設立抗戰勝利紀念日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了，對于一慣于被動應對的中國而言，這是少有的主動出牌，那么，中國的這一舉措究竟有怎樣的蘊意呢?

　　見諸于官方的報道，照例將此舉做常規化的解讀，什么“國際慣例”、“牢記歷史”云云，用一句時髦的詞就是“不針對第三方”。這當然不能說有什么不對，但這樣的解讀顯然并沒有切中主題，任何人只需稍微轉動一下腦筋，就會知道，在中日沖突日趨激化的大背景下，中國高調設立勝利日、公祭日，其指向顯然不會這么簡單平淡，這一舉措，要么是沖著日本來的，要么就是國內形勢所需，二者必居其一，借用老話來形容，還是“攘外”與“安內”的問題。

　　這是為了“攘外”嗎?

　　應該說，這是對日本的一個牽制，至少對應其靖國神社，可形成一種精神鞭笞，加大討伐日本二戰罪行的輿論攻勢，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抽打日本的功效。

　　但是，這一舉措的“攘外”作用也就僅此而已，如果日本在乎，作用有可能顯著些;如果日本滿不在乎，很可能基本上白費功夫，如果再要放大，就未免言過其實了。

　　這一舉措是否也有“安內”的意思呢?

　　面對國內日趨激烈的反日情緒，不但普世派人士憂心忡忡、憤懣于心，對穩定而言，也是數一數二的隱患，如何引導化解中國老百姓的反日民族主義情緒，一直都是維穩工作的重要事項。一個更加不容忽視的動向是，面對日本越來越露骨的挑釁，老百姓的氣憤如果無處宣泄，很有可能發酵成為對政府的不滿，因此，從主動應對和因勢利導的角度出發，迫切需要采取一些能夠調動情緒、顯示強硬姿態的舉動。從這個角度上看，設立上述紀念日和公祭日，則是相當藝術的內政辦法。

　　所以，如果定要比較一下紀念日公祭日在“攘外”與“安內”兩個方面孰重孰輕、孰先孰后的話，答案顯然是“安內”重于 “攘外”、也先于“攘外”了。

　　這其實并沒有什么奇怪的。歷來經倫濟世，無不在“親民”、“新民”與“撫民”這樣幾個方面做文章，對日關系上的綜合考量也難以例外，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筆者無意于在“攘外”與“安內”關系上較勁，之所以揪出這樣的話題，原因在于，以筆者的理解，即或中國大張旗鼓地采取了上述舉措，但從中仍然折射不出中國的戰略決心，這才是真正令人遺憾的。

　　筆者認為，中日關系發展到如此地步，已經到了中國必須下定對日戰略決心的時候了，無論是為了“攘外”還是為了“安內”，中國都應該把自己反對當年的日本帝國主義和反對今天的日本新軍國主義的目標與路徑和盤托出，而不能總是如此這般地指著別人的影子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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