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把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稱為“矛盾凸顯期”、“矛盾多發期”，但近來媒體的很多報道給我們描繪的卻是一個“怪事凸顯期”、“怪事多發期”(當然媒體也有媒體的苦衷)。漢語成語中，本有“坐井觀天”的故事。大約900前，金朝的皇帝發明了“井獄”，將俘獲的大宋欽、徽二帝關入，任其仰天長嘆。而900年后的今天，在堂堂首都北京，則出現了“井居”一族。按報道所說，竟有不少人，住得最長的已有20年。

　　昨天有記者采訪我，問我有什么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當時還真是覺得無可奉告。回家后想了想，今早發了一條微博。首先引用了“井居者”的說法：“去了救助站，一家就沒吃喝”——恐怕這是實情。接著發表評論：“‘井居者’的需求是長期性的，救助站解決不了他們與生計相聯系的長期居住需求，所有的現行政策應該也解決不了，擬議中的‘城鎮化’恐怕還是解決不了。因為我們的政策思路常常把‘安居’和‘樂業’割裂開來了”。今天，又有記者看了我的微博不甚理解，打電話求解讀。于是干脆就我的觀點展開一下，鋪陳為一篇短文。

　　我們知道，國際上有很多大城市都有“貧民區”，不雅點的稱呼就是“貧民窟”。這種現象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常見，但在發達國家和地區有時似乎也不能免。一般來說，我們會把這種現象歸為資本主義的罪惡。但是，在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過程中，大批勞動力涌入大城市，他們初來乍到，囊中羞澀甚至身無分文，所以在要“花大錢”才能解決的居住問題上是能湊合就湊合。在講究自由遷徙和居住的國家和地區，政府也不能橫加干涉，但又舍不得為窮人大筆投入。最后的辦法就是劃出一塊區域，讓貧困群體自己想辦法解決居住問題，最后就形成了“貧民窟”。

　　現代社會里，人們往大城市流動，目的是那里有更多的就業或曰謀生的機會，這種求生存、求發展的愿望，用強制性手段是難以控制的。當這些流動勞動力來到大城市，圖個溫飽也許比較容易，而最難解決的可能就是安居問題了。北京的房租，即使是廉租房，又豈是他們住得起的。“井居者”以及以前歷次被“關懷”過的“城中村村民”、“群居者”、“露宿者”，等等，其實都是在收入不高甚至極低的背景下，無奈中采取的“不合常規”的居住辦法。也許有個情況我們更應該注意，這就是一旦他們被媒體關注了，領導關懷了，最后的結局很可能就杯具了，即沒地方住了。

　　“井居者”是否救助管理制度的服務對象?至少被報道得比較多的王先生不是。救助管理制度的服務對象是“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但王先生有家，就在3小時路程之外的懷柔，所以不是“無家可歸”;他“井居”10年，但日子過得似乎還很有規律，甚至津津有味，所以算不上“生活無著”;更重要的是，他從來都是靠勞動養家糊口，根本就沒有“流浪乞討”。何況現在救助管理講究的是自愿，他不自愿，就沒人可以強制他“被救助”。

　　進一步分析，救助管理提供的只是臨時性的食宿服務。一般來說，讓被救助者住一個星期后，就會給買張車票并“護送”回家。可王先生要滿足的是與生計相聯系的長期居住需求。也就是說，不但要能長期居住在城里，還要能夠就業或有可持續的生計。現在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是他自己安排的，若是沒有外界干預，他的選擇至少目前是可持續的。因為實際上已經持續了10年，而且他的“洗車”市場一時還沒有疲軟的跡象。現在如果政府要幫他作安排，現行政策中只有回家吃低保才對得上，但他家又被貼上了“超生”的標簽。退一步說，即使得到低保，可能也不夠一家花銷。現在他一個月可以掙3000元，低保給不了這么多。即使給了低保，恐怕他還是會外出討生活。那么正在擬議中的未來的“城鎮化”，是否對“井居者”一類的社會群體是個利好消息呢?至少現在還不能過于樂觀。如上所述，外來人口是本著就業和生計的目的涌入大城市的，因為大城市機會多;但擬議中的“城鎮化”卻把他們的家規劃在小城鎮，大城市仍然對他們關著大門。不知按這樣的“人—家”分離的政策思路設計的宏偉藍圖，其后果會是怎樣?

　　昨天在出租車上聽了一段評書，正說到岳元帥因欽、徽二帝蒙難，在北國坐井觀天，于是，每餐粗茶淡飯，進食前必面北祝禱，不敢僭越。突然想到，要是我們的各級政府，也會為斗升小民，亦即政府服務的“上帝”的苦難操心得茶飯不思，那天下還有什么難題不能解決。

　　現在政府部門的執行力確實大大加強，不出所料，剛剛寫完這篇文章，媒體已經報道：《北京住人下水道井口被執法者用水泥封死》。其實這個后果用腳趾頭都可以估計到，因為現在的社會管理者的行為邏輯和管理水平就是這樣的。那么在寒冷的冬夜，這些匆忙出走的“井居者”又會在哪里過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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